图1研究模型
周立新，杨良明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摘要：基于中国8个省份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并探讨行业环境宽松性、制度环境和经营困境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家族代数、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宽松性和制度环境强化了家族代数、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经营困境强化了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前因问题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家族涉入；创业导向；环境宽松性；制度环境；经营困境；家族企业
近年来，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前因问题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个体、组织和环境3个层面展开[1]。家族企业作为家族与企业的结合体，家族涉入特征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活动有着重要影响。总体上看，目前学界有关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影响的研究数量明显不足。少数相关研究仅聚焦于家族所有权[2-3]、家族董事[4]、家族代数[5-7]等家族涉入因素的影响，忽视了家族涉入的复杂性及多维表现[8]。同时，有关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影响的情境因素，相关讨论聚焦于行业环境如行业环境动态性、竞争性和异质性等方面[9-10]，忽视了行业环境宽松性、制度环境和企业经营状态(经营困境与顺境)的重要作用。但既有研究发现，企业实施创业导向活动通常需要消耗大量资源[11]。在中国经济转型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我国家族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资源约束等矛盾也更加突出。不同的制度环境、行业环境(环境宽松性)意味着企业资源获取途径及资源获取成本等存在差异，并且企业经营状态、资源与能力积累等不同，也会影响家族企业对创业导向活动的追求。
(1)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家族管理权是一把“双刃剑”，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效应是双重的。比如，家族经理通常是从有限的人力资本池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对提升人力资本和积累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并不高。与职业经理人相比，家族经理通常具有较少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及信息获取渠道，这可能会导致家族企业缺少开展创业导向活动所需的资源。此外，当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尤其是家族成员担任企业关键管理职位但不能胜任时，会引起家族企业中家族经理与非家族经理间的关系冲突，增加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的交易成本。比较而言，非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的家族企业通常具有更加规范化的管理特征[9]，而规范化的管理特征有利于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因此，家族管理权可能不利于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但本文认为，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如下：①我国家族企业管理权大多掌握在第一代创始人手中，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身份高度重叠，这能有效缓解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时身份分离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问题；②在当前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发育不完善的背景下，职业经理人行为通常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其参与管理会使家族企业中企业所有者与职业经理间的代理问题更突出，增加家族企业实施创业导向活动的交易成本；③家族成员参与管理决定了家族企业注重长期生存与发展、追求创业导向活动的发展方向；④与非家族经理相比，家族成员任管理职务更加安全，能促使家族企业追求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创业导向活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a：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家族代数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家族后代涉入是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多数学者的研究指出，家族后代参与管理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5，7]：①第一代管理的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创始人驱动[12]。随着年龄增长，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创业激情可能会逐渐衰竭，显现出对创业失败和家族财富损失的担忧，进而倾向于采取保守的战略行为[13]，避免选择具有高风险性的创业导向战略；②第一代管理的家族企业通常具有中心化组织结构和决策制定模式[14]，这会限制创业思想的交流与交换；③家族企业由第一代管理向后代管理传承，治理机制和管理风格会随之发生变化[15]。与第一代管理的家族企业相比，后代管理的家族企业倾向于向正规化和职业化管理发展[16]，更多采用战略规划和战略管理等技术，这有助于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④与第一代创始人相比，家族后代通常具有更正规的教育和更丰富的外部经验[14]，而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广阔的视角的家族后代参与企业管理，有助于加深家族企业整体对创业活动的认识，培育创业思想；⑤家族后代管理者通常面临不同的挑战[15]，他们更愿意进行创新和变革[5]，通过寻求新的方法促进家族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17]。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b：家族代数(家族后代管理)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3)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家族文化嵌入在家族历史和企业之中[15]，作为家族文化的重要形式，家族承诺有助于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资源观视角下的家族企业理论认为，高家族承诺使家族成员更愿意与企业建立持久性关系，也更愿意为家族企业提供资金、人力等资源支持[18]。因此，家族承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化资源[19]，能为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助力。社会网络传染理论认为，家族承诺能够在企业非家族员工之间产生积极效应，增强非家族员工对企业的承诺及责任意识[20]，降低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的交易成本。代理理论认为，高家族承诺意味着家族成员更愿意为企业作出贡献，这会降低家族代理人对风险的敏感程度，使其更有意愿追求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创业导向活动。管家理论强调，高家族承诺使家族成员更趋向于采取管家行为[20]，追求以确保家族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创业导向活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c：家族文化(家族承诺)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环境宽松性影响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环境宽松性是指，环境中可供企业利用的资源稀缺或充裕程度[21]。高宽松环境表明环境中资源供给充足，并且从环境中获取资源的途径较多，资源获取成本较低。在高宽松环境中，家族企业更容易获取创业导向活动所需的稀缺性资源，其面临的生存压力较小，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创业导向活动中，此时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作用可能更强；相反，在低宽松性环境中，家族企业难以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充足资源，面临生存压力和社会情感财富损失风险[22]，不会投入过多精力到创业导向活动中，此时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作用可能较弱。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环境宽松性会强化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部门掌握了土地、资本和信息等大部分垄断性、稀缺性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23]。因此，制度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首先，健全的制度环境意味着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更加完善的金融信贷和咨询服务等，可为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提供更公平、更广泛的资源获取渠道和资源供给；其次，完善的制度环境还意味着界定清晰的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可为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提供更加有效的产权和专利保护，有助于直接降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活动交易成本。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家族的影响往往与制度环境共生，而完善的制度环境与家族涉入交互作用会进一步强化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作用。比如，完善的制度环境与家族后代管理、家族管理权的交互作用，会引导家族企业开展具有长期特征的创业导向活动。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制度环境会强化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
企业战略选择受到企业自身经营状态制约。有限理性的决策者通常会使用本企业历史绩效或行业平均绩效作为绩效参照点。当企业当前绩效低于该参照点时，决策者倾向于认为企业陷入经营困境，而经营困境会影响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在家族企业中，控股家族拥有复杂的经济目标和非经济目标。其中，家族非经济目标包括家族控制、家族情感依恋、家族组织认同、家族社会资本积累、家族代际传承意愿等[22]，其是家族企业战略决策的首要参考点[22]。当家族企业经营状态良好时，控股家族面临的外部限制较少，此时他们有更大的自主权选择追求家族非经济目标；相反，当家族企业面临经营困境尤其是面临生存压力或破产威胁时，控股家族为了降低其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转换决策参照点，即从家族非经济目标转向企业经济目标[22，24]，具体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追求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创业导向活动。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也实证了上述逻辑，如Chrisman和Patel[24]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家族企业的实际绩效低于期望水平时，家族企业倾向于开展具有高风险特征的研发投资活动。对此，提出如下假设：
H4：经营困境会强化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
综上所述，构建本文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研究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6年8-10月对浙江、上海、福建、广东、重庆、青海、陕西和云南8个省市私营企业的一项问卷调研。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342份，其中企业主及家族持股比例高于50%的问卷(家族企业问卷)有274份。从地区分布看，有效问卷中浙江占38.7%、上海占5.5%、福建占2.2%、广东占1.5%、重庆占36.5%、青海占8.0%、陕西占4.7%、云南占2.9%。
相关变量测量主要借鉴了国内外成熟量表，对于创业导向、家族承诺、环境宽松性和制度环境变量测量，采用Likert 5级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1)因变量：创业导向(EO)，借鉴Covin和Slevin[25]等的量表，包括9个题项。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删除1个因子载荷低于0.5的题项，剩余8题项的KMO值为0.878，信度系数Cronbachs'α为0.884。
(2)自变量：借鉴Klein等[8]的量表。家族管理权(FM)，将总经理由企业主或家人担任的企业记为1，否则为0;家族代数(FG)，将家族后代管理的企业记为1，否则为0；家族文化(FC)，包括6个题项。探索性因子显示，量表的KMO值为0.908，信度系数Cronbachs'α为0.919。
(3)调节变量：环境宽松性(EM)借鉴Debicki[26]的量表，包括3个题项，量表的KMO值为0.673，接近0.70，基本符合因子分析要求，信度系数Cronbachs'α为0.794；②制度环境(IE)，借鉴Chelariu等[27]的量表，包括3个题项，量表的KMO值为0.644。从测量题项看，该量表主要用于反映制度环境中的法制环境情况，尽管KMO值较低，但超过0.6，基本符合因子分析要求，信度系数Cronbachs'α为0.742；经营困境(OD)，将2015年企业实际绩效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记为1，否则为0。
(4)控制变量：根据Garcés-Galdeano等[3]、Bauweraerts和Colot[4]、Casillas和Moreno[6]等的研究，控制可能影响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活动的5个重要因素，具体包括：①企业规模(SIZE)。规模大的企业拥有更多外部资源获取途径，更有可能开展创业导向活动[4]，本文用2015年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对其进行测量；②企业年限(FAGE)。老企业更倾向于实施保守战略，较少作出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创业导向战略决策。本文用企业创建年限的自然对数对其进行测量；③产业(INDU)。不同产业的家族企业对创业导向活动的追求不同[3]，本文将制造业记为1，否则为0；④企业家年龄(AGE)，年长的企业家更倾向于选择保守战略，而年轻的企业家更愿意追求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创业导向战略，因此将企业家年龄为35岁以下的记为1，36～46岁记为2，46～55岁记为3，55岁以上记为4；⑤企业家文化程度(EDU)，小学及以下记为1、初中记为2、高中(中专)记为3、专科记为4、本科记为5、研究生记为6。
表1主要变量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构建了5个回归模型检验研究假设，检验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1包括所有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家族涉入变量(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家族文化)，以检验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家族涉入(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家族文化)与环境宽松性的交互项，以检验环境宽松性的调节作用；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家族涉入(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家族文化)与制度环境的交互项，以检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模型5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家族涉入(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家族文化)与经营困境的交互项，以检验经营困境的调节作用。
(1)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由表2模型2可知，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虽有正向影响，但该正向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β=0.060,p>0.10)。H1a未得到支持，其原因可能是：家族成员参与管理限制了家族企业对高素质非家族经理的吸纳，使家族企业缺乏实施创业导向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本等稀缺性资源，并引起家族经理与非家族经理之间的关系冲突、产生代理成本，减弱了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甚至产生负向影响；家族代数(后代管理)、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93,p<0.01; β=0.142,p<0.01)。在考虑环境宽松性、制度环境和经营困境的调节作用的后续模型3、模型4和模型5中，这种正向影响关系仍然非常显著，H1b和H1c得到支持。
(2)环境宽松性的调节作用。由表2模型3可知，环境宽松性与家族代数的交互项(FG×EM)、环境宽松性与家族文化的交互项(FC×EM)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86,p<0.05;β=0.131,p<0.01)。同时，基于环境宽松性中位数进行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在高宽松环境中，家族代数、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07,p<0.01; β=0.189,p<0.01)，并且上述正向影响的临界值大于低宽松环境样本企业中相应影响的临界值(β=0.198,p>0.10; β=0.096,p>0.10)。以上结果表明：环境宽松性强化了家族代数、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作用，即在行业环境较宽松的地区，家族代数、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更强。需要指出的是，环境宽松性与家族管理权的交互项(FM×EM)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虽有正向影响但不显著(β=0.107,p>0.10)。其原因可能是：高宽松环境提供了更多资金、技术、人力与物质资源支持，削弱了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H2得到部分验证。
(3)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由表2模型4可知，制度环境与家族代数的交互项(FG×IE)、制度环境与家族文化的交互项(FC×IE)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15,p<0.05; β=0.131,p<0.05)。同时，基于制度环境中位数进行的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家族代数、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97,p<0.01; β=0.280,p<0.001)，并且上述正向影响的临界值大于差制度环境样本企业中相应影响的临界值(β=0.182,p>0.10; β=0.064,p>0.10)。以上分析表明：制度环境强化了家族代数、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作用，即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家族代数、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较大。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环境与家族管理权的交互项(FM×IE)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无显著影响(β=-0.137,p>0.10)。其原因可能是：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家族所有者对非家族经理的监督管理成本较低，进而促进了家族企业吸纳非家族经理，弱化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作用。H3得到部分验证。
(4)经营困境的调节作用。由表2模型5可知，经营困境与家族文化的交互项(FC×OD)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67,p<0.05)。同时，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在企业面临经营困境的情况下，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35,p<0.10)，并且该正向影响的临界值大于非经营困境样本企业中相应影响的临界值(β=0.113,p<0.05)。以上分析表明：经营困境强化了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作用，即在企业面临经营困境的情况下，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更强。需要指出的是，经营困境与家族管理权的交互项(FM×OD)、经营困境与家族代数的交互项(FG×OD)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无显著影响(β=-0.197,p>0.10; β=-0.281,p>0.10)。其原因可能是：强化家族管理权或家族后代管理，会加剧家族成员之间、家族经理与非家族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增加面临经营困境的家族企业追求创业导向活动的交易成本，弱化家族管理权和家族后代管理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甚至产生负向影响。H4得到部分验证。
此外，表2还揭示，经营困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429,p<0.001; β=-0.428,p<0.001; β=-0.417,p<0.001; β=-0.430,p<0.001;β=-0.276,p<0.05)。这表明面临经营困境的家族企业可能并不会转换决策参照点，追求创业导向这种具有高风险特征的活动。原因可能是：经营困境中的家族企业通常缺少资金、人力、物质等资源以支持创业导向活动。
表2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影响的回归结果
注：+p<0.10，*p<0.05，**p<0.01，***p<0.001，下同
基于中国8个省份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并考察了环境宽松性、制度环境和企业经营困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不同家族涉入因素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不同。具体而言，家族代数(即家族后代管理)和家族文化(家族承诺)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族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以往有关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影响的研究均聚焦于家族所有权、家族董事、家族代数等单一维度家族涉入因素的影响，而本文综合考察了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和家族文化等多维度家族涉入因素的作用，丰富了家族特征影响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研究。
表3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影响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2)环境因素对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间的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具体而言，行业环境宽松性强化了家族代数和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即随着家族企业所处行业环境宽松性提高，家族代数和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增强；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制度环境强化了家族代数和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即随着家族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改善，家族代数和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得到增强。产生该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宽松的行业环境和完善的制度环境为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降低了交易成本，强化了家族特征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作用。以往有关环境因素影响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的研究关注行业环境动态性、竞争性和异质性的调节作用[9-10]，而本文探讨了行业环境宽松性、制度环境对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影响的差异性和情境特征，丰富了环境因素影响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关系权变作用的相关研究。
(3)企业经营困境强化了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即在家族企业面临经营困境的情况下，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正向影响增强，但并没有强化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本研究还揭示出，经营困境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面临经营困境的家族企业通常会较少地追求创业导向活动，其原因可能在于：面临经营困境的家族企业通常缺乏创业导向活动所需的资源与能力，而利益相关者也不愿意为其提供生产要素等资源支持，这在客观上限制了家族企业开展创业导向活动。因此，面临经营困境的家族企业可能并不会转换决策参照点，即从家族非经济目标转向企业经济目标，较少关注具有高风险特征的创业导向活动。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前期有关决策参照点的研究结论具有不一致性[25]，拓展与丰富了行为代理理论和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体系。
本文对家族企业创业与成长实践具有以下重要启示：①积极推进中国家族企业换代传承，让家族后代执掌家族企业，以促进家族企业实施创业导向战略；②家族企业家应着力培育“强承诺”的家族文化和家族企业文化，以促进家族企业实施创业导向战略；③家族企业应深入分析所处行业环境的宽松性或敌对性特征，以实现行业环境、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相匹配；④完善中国民营家族制企业创业的制度环境，以实现制度环境、家族涉入与家族企业创业导向战略相匹配；⑤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小家族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而陷入经营困境的家族企业更应采取具有创新性、风险承担性和先动性的创业导向战略，使企业发展走上正轨。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综合考察了家族管理权、家族代数和家族文化等不同家族涉入因素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从行业环境宽松性、制度环境和企业经营状态视角研究了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深入揭示了不同行业环境、制度环境中，以及不同企业经营状态下，家族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影响效应的差异性和情境机制。本研究拓展和丰富了家族企业创业导向前因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对指导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中小家族企业创业与成长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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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Lixin,Yang Liangming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Upper Yangtze Economy,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family involvement o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 of family firms,and to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 munificence,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nd operating difficulty in this relationship using the data of family firms in eight provinces in China.First,we find that family generations,and family culture positively impact EO of family firms.Second,we also find that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tensify the effect of family generations,and family culture on EO of family firms,and operating difficulty intensify the effect of family culture on EO of family firms.This paper extends current understanding about antecedents of EO in family firms.
KeyWords:Family Involvement;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EO); Environmental Munificenc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perating Difficulty; Family Firm
作者简介：周立新(1966-)，女，重庆涪陵人，博士，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杨良明(1964-)，男，四川大竹人，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GL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招标项目(1556006)；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5SKG107)；重庆高校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CXTDX201601027)；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智库)团队项目(CJSYTD201706)
收稿日期：2017-12-01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4-0088-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6.5
DOI：10.6049/kjjbydc.2017100326
(责任编辑：林思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