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emphasis_bold">多层次视角的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元分析研究</span>

摘　要：商业模式创新逐渐成为管理领域研究重点，但不同文献中商业模式创新与影响因素存在异质性。基于多层次视角，采用元分析技术，整合商业模式创新相关的43篇文献。研究发现：个人层面上，企业家精神对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层面上，组织学习、动态能力、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不存在显著关系；外部环境层面上，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竞争强度与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数据获取方式、行业类型、区位因素调节商业模式创新与影响因素间关系。

0　引言

近年来，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与实体经济升级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我国提出“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商业模式创新蓬勃发展。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统计，2016年全球76%的商业模式创新发生在中国。与产品、服务创新等单点创新相比，商业模式创新更能提升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1]，并创造4倍以上的营业收入[2]。因此，如何驱动商业模式创新，是众多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学者们实证研究了不同情境下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素，获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研究结果存在碎片性与矛盾性：①文献仅实证检验某个或某几个先决因素，缺乏完整的要素框架；②现有研究样本范围小，数据结论缺乏外推性；③由于研究情境、视角、产业等差异，研究结论存在分歧。Waldner等[3]指出竞争强度对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负向影响，但郭海[4]认为竞争强度会促进商业模式创新。Pattel等[5]实证检验德国99家生物制药企业，发现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不存在任何关系，但肖挺等[6]以我国沪深服务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发现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客户价值正相关。此外，Foss[7]、Spieth[8]等指出未来研究应整合创新要素，深入检验与分析实证结果，并构建系统性的理论模型。

鉴于此，本文拟采用定量元分析技术，从多层次视角梳理并阐明商业模式创新与其驱动因素之间的效应关系，并解释不同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为企业探索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理论基础。

1　研究假设

商业模式创新是组织对内部要素、活动和架构进行系统性创新的过程[9]。Damapour、Hueske等[10-12]认为，组织创新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个人、组织与外部环境层次的影响。根据主体层次不同，创新会受个人、组织与环境任一层次要素的影响。由此看出，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需要从个人、组织和外部环境3个层次展开研究。元分析原则指出两个变量关系至少出现3个效应值时，该变量才能纳入研究框架[13]。本研究将提出商业模式创新与个人、组织和外部环境每一层次因素的理论关系。

1.1　个人层面因素

先前的研究都认为企业家在商业模式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炳成[14]、李巍等[15]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因素。Spiegel[16]指出，企业家对早期阶段的商业模式发展至关重要。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精神也会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程度。Morris[17]证实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新业务活动和新价值主张存在显著正向影响。Velu[18]检验了美国111家新电子商务企业，证实企业家创业精神积极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程度。

企业家作为组织最高层领导者，识别市场机会，发现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的新方式，并转化为新的企业战略。同时，企业家从整体视角思考商业活动，采用多种方式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以便进行更系统的商业模式变革。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1.2　组织层面因素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组织成员共同开发、创造与共享新资源、知识和技术的过程。该过程有利于打破组织惯性，改进管理流程，刺激战略柔性，进而提高管理者与员工接受新模式的积极性。Haung[19]认为，组织团队通过内部学习、跨团队学习等提高技术能力，增强商业模式创新的适应性。Bao[20]、易加斌[21]等指出，组织运用不同学习方式持续改变和调整商业模式创新。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实证研究显示，动态能力作为企业的高阶能力，是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前提。Roaldsen[22]研究发现，动态能力有效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变革。不同形式的动态能力也会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类型，相匹配的动态能力才能够保证变革过程的顺利实施。Inigo[23]认为，企业风险感知能力、抓住机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是持续性与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王炳成以48家制造企业为样本，检验了员工吸收能力中，辨识与共享、理解与整合、个人投入3个构面对商业模式创意和应用方面的影响。

动态能力帮助企业敏锐地感知风险，整合和配置资源与技术，调整组织结构与业务逻辑，使得新的业务活动与外部环境相匹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高阶梯队理论提出，组织战略选择和执行过程是由决策者整体背景决定的。商业模式创新受到组织理性行为的影响。因此，高管团队认知水平决定了企业选择新颖型或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类型。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任期异质性、年龄异质性等方面。

关于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目前形成了矛盾的观点。Pattel等[5]实证检验德国99家生物制药企业，发现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在发展治疗学和平台技术的生物企业中不存在任何差异，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不存在任何关系。但肖挺等[6]认为，教育水平多样化的团队能够解读更复杂的信息并识别出创新模式，从而更快地进行战略决策。

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是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Pattel[5]、Guo[24]指出，任期长的成员通常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惯性思维与认知习惯阻碍了商业模式变革。而任期短的成员不易受到先前工作经验限制，并且对环境的潜在变化反应更迅速。拥有两种类型的管理团队彼此分享认知、经验、价值观等，形成互补，增强了以效率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创新。

高阶理论认为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不利于商业模式创新。肖挺等[6]指出，高管团队年龄差异容易导致沟通与交流过程中心出现分歧和偏见，使得团队凝聚力下降，进而降低商业模式创新绩效。

H4a: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1.3　外部环境层面因素

网络嵌入性是商业模式变革的核心环境[25-26]。归纳文献发现，国内外对网络嵌入性的研究主要包括关系嵌入性与结构嵌入性两类。

关系嵌入性关注网络中行为主体之间理解、信任与承诺的程度。Irene等[27]指出，信任促进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价值驱动。孟迪云[26]的实证研究显示，关系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关系。

结构嵌入性关注网络结构中企业中心性与所在行业的网络密度。Velu[28]指出，在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企业倾向于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远离中心位置的企业倾向于持续性商业模式创新。Bouncken[25]、孟迪云[26]等认为结构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关系。

综上所述，无论新创企业，还是成熟企业都利用合作网络，接触更广泛的稀缺性资源，改变业务活动与界限，获取新价值。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市场环境是影响商业模式创新最主要的外部因素[29]，其影响维度主要体现为竞争强度、环境不确定性与环境包容性。由于环境不确定性与包容性的效应值小于3，本文仅探讨竞争强度对创新的影响。

在市场环境研究中，竞争强度最受关注。关于竞争强度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Aspara[30]等强调行业竞争压力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因素，特别对成熟企业而言。其认为在高度竞争的行业中，企业为了生存必须动态改变战略，特别是对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的创新策略。同时，激烈竞争也迫使企业不断开辟新的客户市场，重新定义价值主张与价值创造，提升竞争地位。但Waldner[3]认为，行业竞争压力对商业模式创新程度产生负向影响。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组织不情愿尝试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商业模式，因为一旦变革失败，企业就会被快速驱逐出市场。

随着竞争强度逐渐加大，决策者对破坏性商业模式创新的意愿越发强烈。只有进而彻底变革，新创企业或成熟企业才有可能获得潜在收益。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2　研究设计

2.1　文献检索及筛选

为了建立元分析数据库，本文以1990年1月-2017年3月为区间，按照以下3种方法搜索研究文献：①以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转型、商业模式设计、商业创新等为关键词或主题，检索中国知网、万方和中国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②以"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business model transformation""business model design"、"business innovation"等为关键词或主题，检索Web of Science和Elsevier数据库；③检查综述性文献和检索出文献的参考文献，手工找出计算机遗漏的文献。通过文献检索，共得到1 034个样本。

结合研究主题与元分析方法要素，按照以下标准筛选符合要求的文献：①文献必须是实证研究；②商业模式创新必须作为因变量，并且题目和摘要符合本研究主题；③数据资料完整，必须报告样本量与相关系数或样本量及其它可转换指标(F值、t值)；④认真核对同一样本的多阶段或重复发表情况，并将其视为同一项独立研究。经过筛选，共获得43个相互独立的文献。其中，英文文献9篇，中文文献34篇。

2.2　数据编码

根据元分析程序[31]，本文制定了编码手册与编码表。其中，编码手册规定了研究目的、编码方法以及编码数据。编码数据包括研究特征与效应值两个方面。研究特征是指与文献发表和研究设计等相关的内容，包括作者、题目等外部特征以及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内容特征。效应值是指以双变量相关系数为中心的统计数据，包括样本容量、相关系数、t值、F值等。

编码工作由两名创新管理方向的博士研究生独立完成。按照以下步骤实现元分析过程：①按照编码手册，培训编码者，确保其明确提取方法；②编码者独立对各样本进行编码，首次编码结束后，双方交叉筛选与复核；③双方对不一致的信息进行探讨，直到达到一致为止；④学者随机抽取样本，再次比对编码结果，对于存在疑问的内容，回溯原文，讨论获得一致的意见。最终的编码Kappa值为0.93，表明编码具有较高可靠性。

2.3　元分析过程

本文采用Hunter和Schmidt[32]提出的元分析方法，提取每项研究的统计量，并使用专门的元分析软件(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2.0)进行数据处理，具体过程如下：

(1)提取效应值指标。纳入分析的文献在样本、指标和研究性质上存在差异，故而提取每篇文献的统计量并将其转化为单一效应值(Effect Size)。首先，提取每篇文献的相关系数r值、t值或F值，并对其进行相应的信度修正；然后，转换为Fisher′s Z值；最后，重新换算回修正相关系数进行分析。

(2)检验异质性，选择统计模型。异质性检验是指判断多个研究是否具有同质性，然后根据其结果选择合适的统计模型。目前，广泛应用的异质性检验是Q检验。如果Q检验结果显著，则表明多个独立研究具有异质性，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如果结果不显著，则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但若Q检验的统计量在临界值附近，则可同时采用两种模型，并比较参数估计是否有差异，以使元分析结果更可靠。

(3)进行效应合并值的假设检验。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得到的合并统计量，都需要采用假设检验方法验证多个独立研究的合并统计量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本文采用最常用的Z值作为纳入假设检验的统计量，验证其是否达到显著性水平。纳入研究的文献部分编码信息如表1所示。

2.4　调节变量效应

商业模式创新与影响因素(如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动态能力等)关系结果存在一定异质性，这种关系可能受到某些潜在因素的调节。元分析方法明确了在理论发展过程中，研究特征(测量因素与情境因素)能够分析或帮助解释各实证研究存在差异的原因[32]。本研究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识别出数据获取方式、行业类型和区位因素3个潜在调节变量。

(1)数据获取方式。在商业模式创新实证研究中，多采用直接获取方式评价商业模式创新能力。在直接获取方式中，丁浩等[33]通过Likert问卷向管理者询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现状。此外，以实验打分法为代表的间接获取方式也较常使用。间接获取方式主要是研究者根据案例企业网站信息、年报等材料，打分评价商业模式创新各维度[34]。比较而言，两种数据来源在信度与效度上存在误差，后者可能存在主观性与认知偏差，容易造成研究误差。因此，把数据获取方式作为调节变量，探讨直接获取方式与间接获取方式对商业模式创新及其要素关系的调节作用，有利于更为严谨地检验因果关系。

(2)行业类型。制造业与服务业在产品生命周期、创新方式、市场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不同要素对两者商业模式创新的程度可能产生不同影响。例如，Pattel[5]与肖挺[6]分别以生物制药业和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高管团队教育异质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所获结论存在差异。比较而言，曾萍[35]指出制造业更需要创新商业模式，以其为样本所得结论具有更重要的价值。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企业所在行业类型将调节商业模式创新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3)区位因素。从市场发展情况来看，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市场环境、政府支持度、信息交流等方面不同，从而对商业模式创新程度产生不同影响。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达地区市场具有资源相对丰富、环境宽松、信息交流畅通等特点，所在地区政府、高校与科研机构能够为创新行为提供有利的条件和资源支持。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则较为复杂：一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源相对匮乏，环境不稳定，这会制约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市场发展潜力，企业倾向于开发新空间。因此，本研究认为区位因素能够调节商业模式创新与前因变量的关系。

表1　商业模式创新元分析部分编码信息

序号作者名(年)文献来源样本量效应值统计量1Patzelt(2008)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99r值与样本量2郭毅夫(2009)博士论文279r值与样本量3钱文霞(2013)硕士论文174r值与样本量4夏勤伟(2013)硕士论文108r值与样本量5许萍(2013)硕士论文179r值与样本量6胡保亮(2013)科技管理研究338r值与样本量7丁浩(2013)科技进步与对策130r值与样本量8肖挺(2013)中国软科学232r值与样本量9宋铁波(2014)管理学报344r值与样本量10郭海(2014)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84r值与样本量11郭京京(2014)管理工程学报202r值与样本量12张璐璐(2014)硕士论文200r值与样本量13云乐鑫(2014)博士论文228r值与样本量14李黎(2015)南开管理评论151r值与样本量15易加斌(2015)科研管理1020t值与样本量16郑培娟(2015)财经论丛161r值与样本量17庞长伟(2015)管理科学319r值与样本量18成明慧(2015)硕士论文143r值与样本量19赵超华(2015)硕士论文266r值与样本量20蔡俊亚(2016)运筹与管理212r值与样本量21李明璇(2016)研究与发展管理173r值与样本量22刘亚军(2016)科技管理研究412r值与样本量23孟迪云(2016)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334r值与样本量24王炳成(2016)研究与发展管理479r值与样本量25王丽平(2016)科研管理320r值与样本量26夏清华(2016)学习与实践260r值与样本量27阎婧(2016)管理学报194r值与样本量28周飞(2016)管理学报119r值与样本量29谌依然(2016)硕士论文338r值与样本量30李铭(2016)硕士论文208r值与样本量31吴丽琼(2016)硕士论文200r值与样本量32曾萍(2017)财经论丛384r值与样本量33郭韬(2017)科技进步与对策125r值与样本量34李巍(2017)商业研究192r值与样本量35刘盼盼(2017)技术与创新管理191F值与样本量36Hao(2012)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378r值与样本量37Guo (2013)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146r值与样本量38Huang (2014)Journal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114r值与样本量39Velu(2014)R&D Management111r值与样本量40Bao (2016)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Me-chanics237r值与样本量41Lui(2016)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221t值与样本量42Waldner(2016)Business Models and Modelling1242r值与样本量43Guo B(2017)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906r值与样本量

注：①作者名处只列出了第一作者；②限于篇幅，表内参考文献未逐一列出，如有需要，可根据表内信息与笔者联系

本文采用亚组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测量因素(数据获取方式)与情境因素(行业类型、区位因素)对商业模式创新及其驱动因素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按以下原则进行编码：①数据获取方式方面，将采用Likert问卷调查法的样本归为直接获取方式，将采用实验打分法的样本归为间接获取方式；②行业类型方面，将制造型企业占绝大多数的样本归为制造业，将服务型企业占绝大多数的样本归为服务业；③区位因素方面，只分析来自中国的样本，将台湾、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占绝大多数的样本归为发达地区，将来自其它地区的绝大多数样本归为欠发达地区。

3　研究结果

3.1　出版偏倚分析

发表偏倚是元分析最普遍的系统误差，表明发表文献所作的综合分析有可能歪曲真实效应。为了确保不存在出版偏倚问题，本文采用失安全系数估计元分析结果的稳定性。Rosthsten等[36]认为，如果失安全系数小于5K+10(K表示研究数)，则偏倚问题需要引起警惕。

本文分别检验了每个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失安全系数，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失安全系数均大于临界值，表明不存在出版偏倚问题。

表2　异质性检验结果

注：I2表示观察到的变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造成的；τ2表示研究间变异的多少可用于计算权重

3.2　异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是元分析验证假设的前提，反映各效应值的异质性程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除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的Q统计量不显著外，其余效应值的异质性均显著(P<0.05)。

当效应值为异质性时，研究普遍有两种处理方式：①删除效应值，直至同质再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②采用考虑了研究内与研究间变异的随机效应模型。但是，当τ2=0时，固定效应模型是随机效应模型的特殊形式。因此，本文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探讨商业模式创新及其驱动要素之间的关系强度。

3.3　元分析结果

各假设在随机效应模型中的元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个人层面上，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正向显著关系。组织层面上，组织学习、动态能力、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正向显著关系；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存在负向显著关系；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不存在显著关系。外部环境层面上，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竞争强度与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正向显著关系，但结构嵌入性(r=0.450，p<0.005)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显著关系较弱。因此，假设H1、H2、H3、H4b、H4c、H5a、H5b、H6得到验证。

3.4　调节效应分析

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调节因素。因此，本文检验了数据获取方式、行业类型、区位要素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故本文未检验3个调节变量对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的影响。

文献研究中，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等研究仅采用直接测量方式，因此，无法进行调节效应分析。表4显示了数据获取方式对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年龄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数据获取方式对任期异质性(Q=7.770，p<0.01)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存在调节作用，且直接获取方式的效应值(r=0.506)大于间接获取的效应值(r=0.327)。这表示在数据直接获取方式下，任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更为显著。数据获取方式对年龄异质性(Q=0.004，p>0.01)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不存在调节作用。

表3　商业模式创新随机效应模型

由表5可知，行业类型对组织学习(Q=8.445，p<0.01)、关系嵌入性(Q=21.730，p<0.01)、结构嵌入性(Q=16.575，p<0.01)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制造业中组织学习、关系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比服务业更显著。相比于制造业，结构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在服务业更为显著。企业家精神、动态能力、高管团队任期和年龄异质性、竞争强度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不受行业类型的影响。

由表6可知，动态能力(Q=8.653，p<0.01)、关系嵌入性(Q=44.406，p<0.01)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受到区位因素的调节，且该关系在发达地区更为显著。而区位因素调节组织学习(Q=11.475，p<0.01)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两者关系在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企业家精神、高管团队任期和年龄异质性、结构嵌入性、竞争强度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不受区位因素的影响。

表5　行业类型的调节效应

表6　区位因素的调节效应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的43篇文献，并采用定量元分析方法，探讨商业模式创新与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外部环境层面因素的整体效应关系，分析了数据获取方式、行业类型和区位因素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揭示了已有研究存在分歧的部分原因，所获结论如图1所示。

(1)个人层次因素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个人层次上，元分析结果支持先前的研究结论，强调企业家精神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在实践中，企业应将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从整体视角优化组织业务活动，协调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从而推广与构建新价值主张。在实践中，企业家作为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应充分提升个人管理技能、创业技能以及网络关系能力，并鼓励员工自发产生创新行为，围绕市场发展推进新价值主张设计，构建匹配企业发展的商业逻辑与架构。

(2)组织层次因素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动态能力、组织学习、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正向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根据现有文献，动态能力是解决新旧商业模式之间冲突和悖论的关键，帮助企业新商业模式适应外部环境。有效的内部与外部学习帮助企业获取和部署知识流动，加快技术创新转换能力，增强商业模式创新机制。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形成了管理团队认知、决策、价值观多样性，避免了组织惯性与刚性，充分考虑各创新行为对企业能力的要求，进而选择合适的商业模式。此外，元分析结果还表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阻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不存在显著关系。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结果与Patzelt[5]的研究相一致，但与肖挺[6]的观点存在矛盾，这可能是因为高管团队所处组织与环境存在情境多样性。未来研究应多关注环境变量对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3)外部环境层次因素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网络嵌入性中，关系嵌入性与结构嵌入性正向促进商业模式创新，且关系嵌入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这是因为网络行为主体之间彼此信任、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减少了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竞争环境风险，有效解决了创新试错与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失调状态，并充分获取与利用其它企业的互补性资源和能力，提升商业模式创新绩效。在样本量有限的情况下，仅研究竞争强度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关系支持了已有的研究观点。企业在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活动之前，要充分认识到企业当前状况以及所需资源类型，参与适合自身的网络，并充分与网络中合作伙伴建立信任机制，降低创新失败概率。此外，密切关注市场竞争强度与可能存在的威胁，并快速作出应急反应，及时调整商业模式创新策略，促进企业业绩提升。

(4)数据获取方式的调节作用。直接获取方式下，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更显著。这表明，以问卷调查法为主的直接获取方式是管理层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现状的真实感知与评价。这种方法对探讨商业模式创新实际更具现实意义，研究者应注重采用直接获取方式获取商业模式创新与影响因素间真实关系。事实上，商业模式是动态演化的，各因素对其的影响是在一定时期后表现出来的。本研究认为，虽然问卷调查法被广泛使用，但应结合纵向数据进行检验，得到更为严谨的因果关系。

(5)行业类型的调节作用。行业类型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组织学习、关系嵌入性、结构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上。制造业背景下，组织学习、关系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更显著。目前，制造企业亟需绿色转型，需要采取内部、外部与跨行业学习等多种方式，充分与网络中利益相关者构建信任和共享机制，并积极提升资源整合和吸收能力以及应急反应能力，将商业模式创新与市场、企业创新相匹配。对于服务业来说，网络中核心成员更有可能选择优秀合作伙伴，接近、获取和控制关键稀缺性资源，促进企业价值创造活动。

(6)区位因素的调节作用。组织学习、动态能力、关系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受区位因素影响。在发达地区，动态能力、关系嵌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更显著。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高校、研发机构营造了开放的环境，为创新行为提供了良好条件与资源支持。因此，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应充分吸收、整合地区内资源与条件，并将其转化为创新产出能力。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组织学习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更显著。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源相对匮乏、信息交流闭塞，但从机会视角出发，动态环境可能为企业带来更多创新机会。因此，欠发达地区企业应该充分利用组织学习能力，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因地制宜，提高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成功率。

5　结语

商业模式创新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也受到实践者的关注。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元分析方法，从个人、组织与外部环境3个层次上探讨了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并分析了数据获取方式、行业类型和区位因素对商业模式创新与影响因素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使用元分析技术整合现有实证研究文献，提出了具有普适性的研究结果。此外，研究构建了整体性模型，并进一步从数据收集方式、研究对象等角度对原始研究之间差异进行了分析，深化并扩展了先前的定性研究成果。

本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仍存在局限性：①仅涵盖了中文与英文文献，剔除了其它语言的研究，这可能造成样本不全，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将其它语言的文献纳入样本库；②仅探讨了3个调节变量，未来研究应考虑更多情境因素，如企业性质、文化因素等，进一步解释原始文献存在异质性的原因。此外，针对本文研究结论，未来实证研究应探讨数据获取方式、行业类型与区位因素等对高管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与商业模式创新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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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from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bstract：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management research,but the different literatur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exist heterogeneity.From multilevel perspective,this study uses Meta-analysis to integrate results of 43 samples about th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MI).The results have shown as followed.First,at the individual level,entrepreneurships contribute to BMI.Second,at the organization level,organization learning,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op management team tenure heterogneity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BMI.But age heterogneity negatively influences BMI.Meanwhile,education heterogeneity h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BMI.Third,a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level,relational embeddedness,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competitive intensity greatly influenced BMI.Fourth,measures,industrial and regional factors imp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MI and factors.

Key Words: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Multilevel Theory; Influencing Factors; Meta-Analysis

作者简介：鲁迪(1991-)，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缪小明(1965-)，男，甘肃庆阳人，博士，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创新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XGL002)；西安市软科学基金项目(2016044SF/RK07(5))

多层次视角的商业模式创新影响因素元分析研究

0 引言

1 研究假设

1.1 个人层面因素

1.2 组织层面因素

1.3 外部环境层面因素

2 研究设计

2.1 文献检索及筛选

2.2 数据编码

2.3 元分析过程

2.4 调节变量效应

3 研究结果

3.1 出版偏倚分析

3.2 异质性检验

3.3 元分析结果

3.4 调节效应分析

4 结论与讨论

5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