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概念模型
杨晓娜,彭 灿,杨 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开放式创新作为新的创新模式，是当今国际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通过相关分析、逐步回归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揭示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内向型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渐进性创新能力与突破性创新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②外部关系资本在开放式创新与渐进性创新能力及突破性创新能力之间均有正向调节作用；③外部结构资本在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能力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在开放式创新与渐进性创新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④外部认知资本在开放式创新与渐进性创新能力及突破性创新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关键词：开放式创新；双元创新能力；渐进性创新能力；突破性创新能力；外部社会资本
开放式创新是在科技进步、网络发展以及资源约束下提出的，它打破了传统封闭式创新的组织界限，是指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通过打破组织边界，与外部组织进行广泛合作，有目的地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一种创新模式[1-2]。开放式创新作为一种新创新模式[3]，能够实现组织间知识和资源的传递与共享，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规模、水平和绩效提供有效途径，因而成为当今国内外创新管理领域的研究新趋势和热点[4]。
开放式创新为企业有效开展双元创新提供了良好基础和必要条件。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将外部资源内在化，同时，将自身资源或技术外部商业化，以助推双元创新开展。双元创新包括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两类[5]。Andriopoulos和Lewis[6]认为，企业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同时开展双元创新，会面临多方面考验。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搭建社会资本桥梁充分利用和获取所需资源，进而使双元创新取得良好绩效[7]。持悖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基于社会资本平台分析双元创新间的联系与对立很有必要(李瑶，孙彪，刘益，2014)，这使双元创新不再是企业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企业作为创新绩效追求者，理所当然地希望实现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双赢。为此，Simsek[8]提出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缓解双元冲突并达成互惠方案，以实现双螺旋式上升。鉴于此，对双元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和机理“黑箱”进行探索性研究非常必要。现有文献对双元创新中某种创新的影响因素或其与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较多，而将双元创新(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纳入同一框架开展研究的较少[9]，把开放式创新和双元创新能力同时纳入研究框架的更是屈指可数。开放式创新使企业能够更加便捷、迅速地与其它创新主体开展创新合作，使企业更加有效、经济地利用外部创新资源，因此必然会对企业双元创新或创新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国内外尚缺乏针对该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对该问题进行初步研究，揭示开放式创新对企业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
我国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在开展技术创新时，一般比较注重关系的作用[10]。从社会资本理论角度，此处的关系即为外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资本是以桥梁式资本方式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实际和潜在资源，为企业竞争提供支持源泉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有价值资产和资源[7][11]。因此，外部社会资本一直备受研究人员的关注，但对其在开放式创新和双元创新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却鲜有研究。因此，本文以外部社会资本为调节变量，通过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就开放式创新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这对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企业有效开展双元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开放式创新与双元创新理论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开放式创新是Chesbrough[12]在开源软件运行模式的启发下提出的，West和Gallagher[13]在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延伸，指出开放式创新是企业系统地鼓励和寻找内外部资源，有意识、有目的地将获取的资源和能力进行整合，并多渠道开发市场机会的一种创新模式。还有学者从信息源[14]、资源[15]、利益相关者[16]等角度对开放式创新内涵进行外延和深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定义，均是围绕组织间知识、技术流向问题进行探讨。因此，Chesbrough和Crowther[17]根据知识与价值流动方向，将开放式创新分为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两类，前者是由外向内转移，后者是由内向外转移。
双元创新由Danneels[18]将March在组织学习领域提出的双元方式理论引入创新领域，并根据技术创新程度，将创新分为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5]，这也是一种常见并被广泛接受的分类方法[19]。渐进性创新是企业对现有技术、产品(服务)等进行改进，以维持原有技术渐进性和持续性的创新。高良谋等[10]在研究开放式创新中指出，开放式创新是渐进性创新的必要条件，即开放式创新对渐进性创新至关重要。突破性创新是打破企业原有技术、产品(服务)轨道，在一定时期内引起产业结构变化的根本性创新[20]。它往往是间断性、不连续的，需要一系列渐进性创新的积淀，但这并不意味着突破性创新是异常艰难、不可能的。
(1)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与双元创新能力。内向型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将外部资源、技术和知识引入内部进行开发研究利用，是由外而内的转移、吸收内在化过程[17]。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购买、许可、授权或(非)股权联盟方式获取所需技术[21]，降低内部研发成本和风险，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从短期效益来看，内向型开放式创新为企业提供了专有资产和互补性资源，是对企业创新资源的有益补充，企业再结合已有知识惯性，实现现有产品(服务)和技术的改善与升级[22]，进而促进渐进性创新能力提升。如P&D公司通过技术外求的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实现了渐进式的创新升级；International Flavors和Fragrances的产品采取同一方式也实现了渐进式创新[23]。企业通过获取和吸收外部嵌入式资源，再通过整合内部组织(外)冗余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加快了技术升级，缩短了产品生产周期，助推了渐进性创新。从长远角度看，随着外部新知识、新思想、新技术和新创意的不断涌入，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还有利于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突破性创新，从而带来长期竞争优势(陈钰芬，2009，袁健江，李慧华，2009；何郁冰，曾益，2013)。Gassmann[3]、Chesbrough 和Crowther[17]的研究已经证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能够促进根本性创新。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1：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渐进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12：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2)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与双元创新能力。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是企业把内部有价值的技术和知识输出到外部，实现商业化的过程[17]。它源自企业决策者心智模式的转变[24]，是指企业将已掌握且未被内部使用或许可的“沉睡”技术通过共享、许可、出售或捐赠等方式嵌出，从而拓展企业获利途径和机会(张永成，郝冬冬，王希，2015)。由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存在因知识溢出而使核心技术泄露从而失去竞争优势的风险，所以企业对其敬而远之，即使是实施企业也是如履薄冰、步步为营，因而鲜有学者对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展开研究(盛济川，2012)。虽然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存在风险，但也会给企业带来短期和长期效益。一方面，短期内，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能给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不断为企业注入经济资本来完善现有产品(服务)和技术，稳定或扩大现有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从长期看，企业知识溢出有益于增强企业间的深层次交流、挖掘隐性知识，甚至可以通过嵌出的技术形成行业标准[25]。Lichtenthaler和Ernst[26]通过对欧洲153家企业定量分析，证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还可以提升企业声誉，巩固或提高企业在结构洞中的网络占位能力，而网络占位能力正向影响双元创新(白景坤，丁军霞，2016)。此外，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为企业内部创新氛围提供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精神底蕴，为研发人员积极主动开展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土壤”[24]，有助于其打开 “天马行空”的思维大门，开发新市场、新产品，从而促进突破性创新能力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1：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渐进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22：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综合上述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双元创新能力的影响假设，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开放式创新对渐进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H2：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资本由法国学者Bourdieu[27]将其从制度经济学引入社会学领域，Coleman[28]在其基础上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嵌入具有紧密连接关系的外部关系网络之间的各种资源总和。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观点，Bourdieu和Coleman所指的社会资本在本质上即为外部社会资本[29]。张慧颖等[30]的研究表明，智力资本中的外部社会资本对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没有分析外部社会资本及其维度对开放式创新与双元创新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已有文献，社会资本可分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7]，这也是被广泛接受的[31]。本文也从以上3个维度展开分析，它们分别表示网络组织间的联系、信任、目标和价值观等。
(1)外部结构资本的调节作用。外部结构资本是指企业与外部组织的网络联接密度和强度。一方面，联结密度大有助于拓展企业开放式创新渠道、范围和途径，有助于扩散与共享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的知识，增强知识多元化。邬爱其[31]的研究表明，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有助于降低冲突概率，进而使企业技术创新正常进行。另一方面，联结强度高有助于组织间隐性知识和缄默化知识的挖掘与获取，提高知识溢出效率和学习效应[32]。根据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组织知识创造理论[33]，新知识需要通过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间的相互作用来提升其新颖性，且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该知识是突破性创新所必备的(袁健红，李慧华，2009)。据此，本文假设：
H31：外部结构资本在开放式创新和渐进性创新能力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H32：外部结构资本在开放式创新和突破性创新能力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2)外部关系资本的调节作用。外部关系资本是指在长期合作过程中企业间形成的信任关系。基于信任建立的合作关系是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动力[34]。信任程度提升有助于企业间开诚布公地交流，提升企业间的开放性和透明度，降低合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35]，达成双方合作默契，减少机会主义行为。Tsai和Ghoshal[36]对大型跨国企业的研究表明，交互合作中的信任对资源交换程度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产品创新。在高信任情境下，企业间更愿意进行知识交流与互换，促进知识溢出，有助于企业组件知识和构件知识的形成，有机会接收到更深层次的复杂知识和技术，并促进新思想涌现。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41：外部关系资本在开放式创新和渐进性创新能力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H42：外部关系资本在开放式创新和突破性创新能力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3)外部认知资本的调节作用。外部认知资本是指企业间价值观和愿景的一致性。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利于企业间文化准则的建立和沟通，降低合作“夭折”风险，使企业集中精力投入对已有知识与技术的完善；同时，共同的愿景和目标可以减少因互相监管而耗费的精力，促进企业间隐性知识和缄默化知识的挖掘与获取。企业间认知程度高有助于吸收和析出新创意，而吸收能力在开放式创新中正向影响创新绩效[37]。韦影[38]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认知维度有助于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据此，本文假设：
H51：外部认知资本在开放式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H52：外部认知资本在开放式创新和突破性创新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综合以上分析，得到图1的概念模型。
图1 概念模型
本研究选取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浙江、河南等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为调研对象，通过现场发放问卷和电子邮件方式收集样本数据，所使用的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内容完全一致。选取的高新技术企业类型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进行划分(2016年)。调查问卷由样本企业中工作年限至少达2年以上的中高层管理者或技术人员填写。在正式调查之前，为保证问卷质量，先对某高校EMBA学员进行预调查，之后与本领域专家学者及博士生进行反复讨论与完善，形成正式问卷。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11月中旬至2017年1月上旬，历时近两个月。调查中，现场发放问卷246套，回收197套，有效问卷158套。根据《中国企业名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问卷300套，回收87套，有效问卷56套。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46套，回收284套，其中，有效问卷214套，有效回收率为39.2%。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特征分布
本研究采用国内外公开的成熟量表，对英文测量变量采用双向翻译方法校正。开放式创新测量主要参考Chesbrough和Crowther[17]、张振刚等[39]的测量量表，从内向型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两个维度分别包含3个题项。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包括：①外部购买新技术(产品)；②寻求外部知识技术源；③与外部合作研发新技术(产品)。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包含：①出售或许可内部发明专利和技术；②对外免费公开内部研发知识或专利；③转让未完成或中途终止的研发项目给第三方。
外部社会资本从结构、关系和认知3个维度进行测量，主要参考彭灿等[40]、王雷[32]的测量量表，每个维度分别包含3个题项。外部结构资本包含：①与合作伙伴、大学、科研机构保持密切联系；②与供应商、批发零售商和顾客保持密切联系；③与政府、商会等社会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外部关系资本包含：①对方不会将互相交流的知识随意泄露；②企业间能够经常分享工作经验和知识；③企业遇到困难时合作伙伴能提供有效帮助。外部认知资本包括：①企业经常与政府、商会在愿景和行为上达成一致；②与合作伙伴交流时经常在企业文化、目标和行为上达成一致；③与供应商、批发零售商和顾客交流时经常在目标与文化上达成一致。
双元创新能力主要参考Jansen等[41]、白景坤等(2006)的测量量表，从渐进性创新能力和突破性创新能力两个维度分别包含5个测量题项。渐进性创新能力包括：①改善现有产品(服务)质量；②努力为现有产品提供更多更好服务；③努力细化现有产品(服务)类型；④努力降低现有产品(服务)成本；⑤努力提高现有产品质量。突破性创新能力包括：①尝试创造或引入新产品(服务)；②尝试引进新技术；③尝试开发或进入新市场；④尝试调整产品结构；⑤尝试重组业务流程。
上述每个题项均采取Likert 5级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3”表示“中间状态”。考虑到社会资本需要时间和资源的积累，故选择企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为控制变量。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样本数为214套，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值在0.732～0.900范围内，大于其临界值0.7的要求，说明具有较好内部一致性；其组合信度分别为0.863、0.910、0.862、0.873、0.807、0.842、0.839，均达到0.5以上，因此量表具有较好信度。效度方面，本量表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并经本领域专家认可，所以具有较好内容效度；各变量的KMO值均在0.000的显著水平下大于0.5，每个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解释方差占比大于临界值50%，说明具有良好聚合效度；表3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AVE的平方根(黑体字)均大于其所在行与列的相关系数，说明具有较好区分效度。
采用Pearson双侧检验。由表3可以看出，各测量变量相关系数大部分在0.7以下(除外部结构资本和外部认知资本是0.703外)，通过进一步分析计算发现，膨胀因子在1.152～2.869之间，远小于临界值10，容差在0.349～0.659之间且大多数在0.5以上，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假设检验，以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为控制变量，构建基础模型1a和模型2a；以渐进性创新能力和突破性创新能力分别为因变量，在基础模型上引入自变量开放式创新，建立模型1b和模型2b。此外，在模型1a和模型2a基础上以开放式创新两个维度(内/外向型开放式创新)为自变量，构建模型1c和模型2c；在模型1b和模型2b中分别引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构建模型1d和模型2d，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在模型1b和模型2b中，开放式创新对渐进性创新能力(β=0.428，p<0.001)与突破性创新能力(β=0.601，p<0.001)的正向影响均比较显著，假设H1和H2得到验证。在模型1c和模型2c中，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渐进性创新能力和突破性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03(p<0.001)与0.548(p<0.001)，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渐进性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为0.144(p<0.05)，对突破性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为0.080，但不显著，因此，假设H11、H12和H21得到证明，而假设H22未得到证明。在模型1d和模型2d中，外部结构资本对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能力(β=0.107，p<0.001)有正向调节作用，对开放式创新与渐进性创新能力(β=0.049，p>0.05)没有显著影响，假设H32得到证明，H31未得到证明；外部关系资本在开放式创新与渐进性创新能力(β=0.124，p<0.001)、突破性创新能力(β=0.101，p<0.001)间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H41和H42得到证明；外部认知资本在开放式创新与渐进性创新能力(β=0.012，p>0.05)、突破性创新能力(β=0.019，p>0.05)间的正向影响均不显著，假设H51和H52均未得到验证。此外，模型1d和模型2d中引入交互项后，R2值分别从0.188变为0.365、0.356变为0.551，变化比较显著，说明模型1d和模型2d比模型1b、模型2b更具有解释力。
表3 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
注：**表示在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其中，1代表“企业规模”,2代表“企业年龄”,3代表“内向型开放式创新”,4代表“外向型开放式创新”,5代表“外部结构资本”,6代表“外部关系资本”,7代表“外部认知资本”,8代表“渐进性创新能力”,9代表“突破性创新能力”
表4 回归分析
注：***表示在0.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通过对开放式创新、外部社会资本和双元创新能力的文献回顾，构建了在外部社会资本调节下开放式创新与双元创新能力的关系模型，并以214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开放式创新对双元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是提高渐进性创新能力和突破性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再次验证了开放式创新的重要性。
(2)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和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均对双元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前者比后者的影响更显著。内向型开放式创新对渐进性创新能力和突破性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这与假设一致。企业在打破自身资源约束的同时，通过内向型开放式创新能够实现资源互补。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渐进性创新能力有正向影响，但对突破性创新能力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外向型开放式创新本身着眼于长期潜在收益，而短期经济收益能为企业提供资金来源，所以对渐进性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
(3)外部关系资本对开放式创新与渐进性创新能力、突破性创新能力的关系均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关系资本反映为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越高，机会主义出现概率越低，越有助于组织间合作，且维护、监督成本较低，使企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双元创新能力提升，而不是为不信任“买单”。
(4)外部结构资本在开放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能力之间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在开放式创新与渐进性创新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构资本反映为企业间社会关系网络联结密度和强度。为了提高网络密度，企业势必需要增加搜寻成本，即便搜寻成功还需要投入维护成本，这必然耗费内部资本，但从长期角度而言，更多的结构资本可以为企业提供多元信息、拓宽企业信息渠道，随着隐性知识的挖掘和积累，更有利于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
(5)外部认知资本对开放式创新与渐进性创新能力、突破性创新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这与赵息等[42]的结论相似。认知资本是企业拥有的共同远景和目标，若企业间目标一致性较高，企业间的交流和沟通会减少，出现弱联结，而弱联结会阻碍复杂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传递[43]，使新创意难以及时落实，从而错失良机。
(1)企业要以开放的思维接受开放式创新，紧跟社会发展，可以先从内向型开放式创新着手，循序渐进，切勿急功近利。
(2)注重外部社会资本形成。外部社会资本是桥梁式资本，连接着整个社会关系网络，是嵌入和嵌出的桥梁，能为企业拓展多元化知识来源渠道。在外部社会资本中，结构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都必须予以重视，尤其是关系资本，它关系着企业立身与发展。因此，企业在选择开放式创新时，不仅要自己守信，而且要找到信用高的企业合作，避免投机行为出现。
本文采用高新技术企业样本，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对其它行业是否有同样效果需要作进一步实证验证。此外，本文只考虑将外部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未来研究可以把其它环境变量(如环境动态性、环境竞争性等)作为调节变量，研究这些调节变量在开放式创新与双元创新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1] CHESBROUGH H,VANHAVERBREKE W,WEST J.开放创新的新范式[M].陈劲，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 CHESBROUGH,BOGERS M.Explicating op-en innovation:clarifying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innov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3] GASSMANN O.Opening up the innovation process:towards an agenda[J].R&D Management,2006,36(3):223-228.
[4] HUIZINGH E.Open innovation: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J].Technovation,2011,31(1):2-9.
[5] HENDERSON R M,CLARK K B.Architectural innovation: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9-30.
[6] ANDRIOPOULOS C,LEWIS M W.Exploitationexploration tensions and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managing paradoxes of innov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2009,4(20):696-717.
[7] NAHAPIET J,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242-266.
[8] SIMSEK Z.A typology for aligning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s dimension,antecedents,and performance outcomee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9,46(5):864-894.
[9] 许晖,李文.高科技企业组织学习与双元创新关系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2013(4):35-45.
[10] 高良谋,马文甲.开放式创新:内涵、框架与中国情境[J].管理世界,2014(6):157-169.
[11] KRAUSE D R，HANDFIELD R B,TYLER B B.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pplier development，commitment,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J].Journal of OperationsManagement，2007,25(2):528-545．
[12] CHESBROUGH H.Open Innovation,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2003.
[13] WEST J， GALLAGHER S.Challenges of open innovation:the Paradox of firm investment in open-source software[J].R&D Management,2006,36(3):319-331.
[14] PILLER F T,SCHALLER C,WALCHER D.Customers as codesigners:a frameworkfor open innovation[C].Dallas:IFSAM Conference,2004.
[15] CHRISTENSEN JF,OLESEN MH,KJAER JS.The industrial dynamics of op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er electronics[J].Rese-arch Policy,2005,34(10):1533-1549.
[16] 陈钰芬,陈劲.开放式创新:机理与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17] CHESBROUGH H,CROWTHER AK.Beyondhigh tech:early adopters of open innovation in other industries[J].R&D Management,2006 (3):229-236.
[18] DANNEELS E.The dynamics of productions innovation and firm competen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12):1095-1121.
[19] 刘兰剑.渐进、突破与破坏性技术创新研究述评[J].软科学,2010(3):10-13.
[20] CHANDY RK,TELLIS GJ.Organizing for radical product innovation:the over-looked role of willingness to ca-nnibalize[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98,35(4):474-487.
[21] BIANCHI M,CAVALIERE A,CHIARONI D,et al.Organisational modes for open innovation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an exploratory analysis[J].Tec-hnovation,2011,31(1):22-33.
[22] GULATI R.Network location and learning: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resourcesand firm capabilities on alliance form-ation[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9,20(5):397-420．
[23] SARKAR S,COSTA A.Dynamics of openinnovation in the food industry[J].Trends i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8,19(11):574-580.
[24] 陈志明.企业外向型开放式创新对突破性创新绩效的影响——组织协作机制的调节效应[J].科技管理研究,2016,(13):16-22.
[25] LICHTENTHALER U.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and its effect on firm perform-ance：examining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J].R&D Management,2009,39(4):317-330.
[26] LICHTENTHALER U， ERNST H.External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in large firms:results of a quantitative benchmarking study[J].R&D Management,2007,37(5):383-397.
[27] BOURDIEU P,RICHARDSON J G.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C].New York:Greenwood,1986．
[28] COLEMAN J.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8,94:95-120.
[29] 程聪,谢洪明,陈盈,等.网络关系、内外部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3(11):1-8.
[30] 张慧颖,吕爽.智力资本、创新类型及产品创新绩效关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2):162-168.
[31] 邬爱其.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研究一对浙江三个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4.
[32] 王雷.外部社会资本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的影响[J].管理学报,2013(3):444-450.
[33] 野中郁次郎,等.创造知识的企业[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34] 武志伟.企业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功能研究[J].软科学,2003(5):19-21.
[35] 郑美群,蔡莉,王发银.社会资本对高技术企业绩效的作用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5(2):73-74+77.
[36] TSAI W,GHOSHAL S.Social capitaland value creation: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41(4):464-476.
[37] 张振刚,陈志明,李云健.开放式创新、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5(3):49-56.
[38] 韦影.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D].杭州：浙江大学,2005.
[39] 张振刚,李云健,陈志明.双向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J].管理学报,2014(8):1184-1190.
[40] 彭灿,李金蹊.团队外部社会资本对团队学习能力的影响——以企业研发团队为样本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1(9):1374-1381+1388.
[41] JANSEN J P,VAN DEN BOSCH,FRANS AJ,VOLBERDA HW.Exploratory innovation,exploitative innovation,and performance: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J].Management Science,2006,52(11):1661-1674.
[42] 赵息,李文亮.知识特征与突破性创新的关系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资本异质性的调节作用[J].科学学研究,2016(1):99-106.
[43] HANSEN M T.The search transfer problem:the role of weak ties in sharing knowledge across organization subunit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9,44(1):82-111.
Yang Xiaona, Peng Can,Yang H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Astronautics，Nanjing 210000,China)
Abstract：Being a new innovation mode, open innovation is one of the current hotspots and focuses i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the paper reveals the effects of open innovation on enterprise du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The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①both inbound and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increment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ra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②external relational capital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influence between open innovation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ra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③external structural capital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open innovation and ra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no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open innovation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④external cognitive capital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between open innovation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ra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Key Words:Open Innovation; Du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cremental Innovation Capability;Rad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作者简介：杨晓娜(1987-)，女，河南洛阳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彭灿(1962-)，男，湖南长沙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研发与技术创新管理、知识管理；杨红(1984-)，女，山东济宁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207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项目培育基金项目(NP2017304)
收稿日期：2017-11-03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3-0086-07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3.1
DOI：10.6049/kjjbydc.2017080619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