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企业家寻租中介效应
葛立宇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Baumol认为企业家行为模式受到所在制度环境的影响，良好的制度环境会促进企业家从事增加社会福利的生产性活动，比如创新；而制度环境不佳会导致企业家从事攫取社会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比如寻租。Baumol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在中国具体情境中，是否有其适用性？以我国2009-2014年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利用各省份人均土地出让面积作为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工具变量，在有效控制内生性可能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后，实证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活动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转轨时期我国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深，企业家寻租活动就越多。进一步通过系数检验以及Bootstrap方法考察企业家寻租活动在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和企业创新强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证实了“要素市场扭曲→企业家寻租活动增多→企业创新强度减弱”传导机制的存在，可为深化中国要素市场机制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关键词：要素市场扭曲；企业家寻租；创新强度
约瑟夫·熊彼特[1]首次将企业家和创新联系起来，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企业家不断开发新产品、引入新生产方式、开辟新市场、获取新原料和建立新组织结构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受熊彼特的启发，Baumol[2]认为企业家既有可能从事增加社会福利的生产活动，也有可能从事攫取社会利益的非生产性活动，比如寻租，甚至从事犯罪性的破坏活动。活动选择取决于社会的报酬结构，如果从事寻租活动的回报(货币或非货币)更高，那么社会精英就会选择从事寻租活动。Murphy、Shleifer和Vishny[3-4]进一步认为企业家之所以从事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主要是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寻租活动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主要原因有：①寻租活动往往有较高的启动成本，不过一旦启动其边际成本极低；②寻租活动会自我创造新的寻租活动；③寻租活动会在数量上自我加强，因为寻租活动越盛行，寻租的私人成本会越低[5]。Baumol、Murphy的理论假说后来得到了众多文献的实证支撑[6-9]。
近年来，中国学者将中国情景下制度环境对企业家行为模式的影响纳入研究视野。庄子银[7]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经济活动的报酬结构决定了企业家活动的配置，而企业家活动的配置决定了经济体的R&D投入水平、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李晓敏、 卢现祥[8]发现以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就业规模衡量人才配置寻租活动时，从事寻租活动的人才规模与劳均GDP呈现负相关关系，而以个体就业表征时，两者则呈现正相关关系。李雪灵等[9]对制度环境(正式制度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环境)与寻租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正式制度中国家法律和金融环境越不完善，寻租活动越活跃；非正式制度中，国家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程度越高，风险规避程度越低，寻租活动越活跃。陈艳莹、王二龙和程乘[10]发现自然资源禀赋丰富地区，企业家更多倾向于从事寻租行为，而寻租行为抑制了当地经济增长。姚瑶和刘文革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在短期内可能会“倒逼”企业家将“要素租”转化为“集聚租”，实现专业化分工，然而长期内，要素市场扭曲会制约企业家将“要素租”转化为“创新租”，从而影响企业家持续自主创新。胡永刚和石崇[11]将对非国有企业的管制引入企业家选择和才能配置模型，研究发现管制和法治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
以上文献从制度环境的不同层面探寻了其对创新的影响，但在中国具体情境中，市场制度环境无疑对企业家的行为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家从事的是生产经营活动，与其它法治、文化等制度环境相比，市场制度环境可能起到了更为基础性的作用。
在当前转轨阶段，我国市场制度的主要特征在于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商品市场改革，产生了要素市场扭曲现象。所谓要素市场扭曲是指生产要素资源在国民经济中非最优配置，主要动因在于中国各级政府出于控制要素资源的考虑对各种关键要素资源实行排他性的所有权、管制权和定价权。目前，从要素市场扭曲角度考察其对企业家行为影响的文献还较少，特别是缺乏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行为以及创新行为影响的关联分析。学者们在理论上关注企业家寻租行为可能抑制创新，但并未从实证方面证明两者存在内在因果联系。
鉴于此，本文利用2009-2014年各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企业家寻租活动是否构成要素市场扭曲和地区创新活动之间的中介效应。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
(1)借助企业家寻租活动中介效应实证模型，在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和企业创新强度之间建立关联，拓展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研究领域，为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阻碍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以往研究企业创新的文献中，企业家行为配置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制度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以企业、公司理论为基础的企业创新管理学之间存在着理论脱节现象。本文尝试从制度环境对企业家寻租和创新活动的影响方面作理论探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
(2)企业家寻租变量选取上有一定创新。现有文献中，衡量企业家寻租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用企业家人才配置的数量效应代替企业家真实的寻租行为[11]，实际上企业家人才配置效应和活动效应应予以区别；二是以企业的超额管理费用代替企业家寻租费用[12]，然而，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企业将超额管理费用家全部用于寻租。本文尝试使用各省份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立案发生率作为企业家寻租的代理变量，原因在于企业家对政府官员进行寻租是政府官员职务犯罪的主要诱导因素，相比现有文献使用的两种代理变量(企业家人才相对数量或企业超额管理费用)，各地区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立案发生率实际上更真实地反映了企业家寻租的客观状况。当然，本文使用此种代理变量隐含了一个前提假设，即中国各省份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大致相同。本文认为，各省份司法运行制度、司法资源配置以及司法侦查技术都受中央统一领导，因此各省份职务犯罪侦破率可以看作是相似的，该代理变量具有一定合理性。
(3)运用多种方法检验中介作用。近年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检验中介作用的论文多数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但是国内经济学期刊鲜有论文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在检验程序和方法上，注重将传统的因果逐步检验系数方法和国际前沿的Bootstrap方法结合起来考察中介效应，在方法上有所创新。
布坎南[13]认为，寻租是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行为，只要现有制度规则人为规定了要素流动与配置的机会成本，并且阻碍要素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就会有人通过疏通、游说等降低要素使用机会成本的寻租活动促使资源流动与配置。
从要素所有权角度来看，现代市场经济建立在产权多元化基础上，有效的产权制度是激励个人努力和鼓励创新活动的基础动力机制。North[14]指出，为对社会主体从事经济活动产生显著激励，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使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然而，我国目前要素所有权主要由政府掌控，用权力配置资源，其结果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额外收益点，即权力导致租金，诱导越来越多的寻租活动。
从要素管制权角度来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要素向生产率高的企业流动是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特征，而政府在要素流动中设置的行政障碍，往往导致企业通过增加寻租成本的方式获得要素流动的“通行证”。我国各级政府设置的各种要素管制的行政审批权客观上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一定条件和便利。政府批准、同意、配额、许可证或特许等行政行为对资源配置都有影响，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短缺的市场，谁拥有这一市场份额就相当于拥有某种特权。
从要素定价权角度来看，由于政府对要素资源的垄断配置不能适应市场供求变化，从而导致要素价格缺乏弹性，在中国具体经济环境下，往往表现为要素价格被普遍低估。企业家往往为了非生产性目的，通过寻租手段获得稀缺要素资源使用权，从而坐享其增值收益。
基于以上分析和设想，提出本文以下假设。
H1：要素市场扭曲会对企业家寻租行为造成显著促进作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深，企业家寻租行为越多。
在以上要素市场对企业家寻租行为影响分析的基础上，企业家寻租行为可能进一步通过中介作用导致该地区企业创新活动减少(见图1)。
图1 企业家寻租中介效应
企业家天生是财富不满足者，对于多数企业家而言，找到一条可以带来最丰厚利润的途径是他们的使命。然而，对于企业而言，用于创造利润的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将有限资源投入到寻租活动中去，必然对创新活动投入产生挤出效应。
从资本要素来看，我国银行体系金融资源配置存在严重的融资歧视问题，主要表现为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关系歧视[15]。商业银行会将有限的信贷资金提供给资源丰富的国企部门，而生产率可能更高的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有限的信贷资金，往往会被迫采取寻租手段，这就导致了企业家将原本可能用于研发的利润积累，转移到掌握权力的政府或银行部门手中，从而对制创新活动造成抑制效应。
从土地要素来看，按照目前法律体系，我国地方政府事实上是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供应者，地方往往通过竞相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实现招商引资。对于企业家来说通过寻租获得廉价的土地供应，就能坐享土地增值收益，虽然避开了通过技术研发获取垄断收益的艰难过程，但会造成企业无法在市场长久生存。
从劳动力要素市场来看，由于存在政策层面限制(如户籍制度和各种城乡就业、公共服务歧视政策)，城乡劳动力市场依然处于分离与分割状态，劳动力要素价格普遍被低估。职工低工资其实并不利于企业创新，职工相对较低水平的工资很可能导致企业家不再致力于研发“劳动节约型技术”[16]。实际上，历史上很多生产技术的改进，都是为了替代或节约劳动力而产生的，例如“福特生产线”的诞生就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标志性的技术进步。
正如Baumol[17]所说：“企业家才能其实也是一种投入要素，如果它在各种可能用途上取得预期利润，那么这种要素就会重新配置，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企业家才能会在经济体中各个部门之间流动，并投入到最容易获得利润的活动中去。”
基于以上分析和设想，提出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设。
H2：要素市场扭曲会导致企业家更多地进行寻租活动，而寻租活动会对企业创新活动造成显著的抑制作用。要素市场扭曲越深，企业家才能配置于寻租的活动就越多，企业创新活动强度越低。
针对研究假设H1，本文经验模型设定思路主要着眼于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行为的影响。基本计量模型由以下方程组成：
Rent-seekingit=β0+β1 Indexit+β2 Z+εit
(1)
其中，下标i对应各省份截面单位，下标t代表年份，εit为随机干扰项，Rent-seeking为i地区在t年份的企业家寻租程度，对应于因变量Y；Index为i地区在t年份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对应于核心解释变量；Z对应于方程控制变量。
在计量模型方程中，本文采取寻租案件发生率度量因变量企业家寻租强度，标识为Rent_seeking，即中国i地区t年份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立案数与常住人口(万人)的比值。企业微观数据显然比宏观数据能更为直接和准确地考察企业活动，但企业一般在财务报表中都对此类数据作隐性化处理，有些企业甚至不将其列入财务报表，故微观数据无法精确衡量企业寻租费用在超额管理费用中的真实比例，也无法判断企业是否存在未列入财务报表的寻租费用。因此，省级层面企业寻租微观数据实际不可得，使得本文尝试使用的宏观数据相对而言可能更为合理和真实。各省份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立案数来自历年《中国检查院年鉴》和检察院公报，由于个别地区个别年份未公报此项数据，本文作为缺失处理。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Index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由林伯强和杜克锐[18]设计的基于标杆法的相对差距指数法不仅可以体现出各省份间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相对差异，而且反映了地区要素市场扭曲自身随时间的变化程度[19-20]，本文尝试运用此方法作为衡量要素市场扭曲的指标(Index)。具体计算方法为：Indexit=[max(scoreit)-scoreit]/max(scoreit)，其中scoreit是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max(scoreit)为样本中最高值，scoreit取值范围在0～1之间。需指出的是，各省份内部地区之间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也并非一致，但不妨碍考察省级层面市场扭曲程度，省级层面数据可从平均意义上衡量各省份要素扭曲水平。各省份地区要素市场与总体市场化进程指数皆来自樊纲、王小鲁主编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报告(2016)》。
为尽可能解决计量方程式中由于遗漏变量造成的可能偏误问题，控制变量集Z中所设置的变量包括：
(1)Real_p_gdp：人均真实GDP。以1978年为基期，使用中国各省份GDP平减指数计算得到各省份真实GDP,再除以各省市常住人口得到人均真实GDP。该指标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省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因素和企业家寻租息息相关[21]。
(2)Average_edu：人力资本。用各地人口平均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现有文献发现，人均教育水平和腐败负相关，根据每年发表的国际腐败指数看，腐败程度低的地区往往是教育较发达的地区[22]。
(3)Nationalization：国有化水平。用各省份国有企业部门销售收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表示。转型期的中国，国有部门作为政府权力部门的特定保护对象，行政垄断是转型期腐败形式之一[23]。
(4)Relative_wage：公务员相对工资水平。用各省份地区公共服务人员平均工资水平占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比例衡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地区的实践表明，高薪一定程度上可以养廉，有证据表明我国也存在类似情况[24]，因此这类数据有必要加以控制。
(5)Open：经济开放度。用各省份地区进出口贸易总值与GDP的比值表示。美元计价的贸易值用年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经济开放度相对较高意味着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贸易障碍，而这会减少腐败机会[25]。
以上控制变量集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本文没有纳入统计。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图2显示，中国各省份要素市场扭曲和企业家寻租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深，企业家寻租行为越多的基本假设。
表2第一列为中国各省份要素市场扭曲指标Index对企业家寻租行为作用效应的检验结果。第一列采用固定效应2SLS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一系列相关影响因素的条件下，Index对Rent_seeking作用效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图2和表2第一列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为本文假设H1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从作用逻辑来看，方程(1)所示的中国各省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与企业家寻租行为的关系可能存在特定的内生关系。
其一，要素市场环境可能影响企业家寻租活动，而企业家寻租活动本身也可能重塑或改造要素市场制度环境，制度结构实际上内生于企业家活动中。寻租行为越活跃的地区，企业家越是要求政府官员在要素供给中给予差别化待遇，以平衡寻租成本，从而加重市场机制扭曲。
图2 中国各省份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和企业家寻租的关系
表2 要素市场扭曲导致企业家寻租的实证结果
注：***、**、*分别表示1%、5%、10%(双尾)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经过异方差调整过的t值或z值
其二，方程(1)可能存在重要遗漏变量，从而导致方程内生性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新的高度，各级纪委对惩治腐败保持高压态势，这样的政策背景既可能对企业家的微观寻租行为产生影响，政府行为模式的改变也会对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产生作用。在方程控制变量集中，这种反腐高压政策很难精确量化和衡量，尽管已经在计量方程(1)中控制了与企业家寻租活动有关的省级层面的特征变量，比如考虑到政府官员的利益需求是官员寻租的主要经济引发因素；在计量方程中控制了政府官员相对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工资水平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地区间寻租水平的差异性特征。但是，在理论上仍然可能存在无法加以有效控制的遗漏变量。
针对此两类原因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尝试通过寻找要素市场扭曲工具变量的方法降低计量方程中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
按照构建工具变量的基本思路和逻辑，需要找到一个仅与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有内在联系，而与各地区企业家寻租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外生变量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本文认为，各省份人均土地出让面积(P_area)可以看作要素市场扭曲的合适工具变量。原因如下：
(1)各省份土地转让面积指标具有外生性。中央政府在2003年后实行严格的建设用地管理指标制度，各省份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很大程度上由中央政府而非省级地方政府决定，这就保证了土地转让面积具有中央政府政策驱动的外生特征。
(2)我国现行土地转让主要由地方政府实施垄断供给制度，人均土地转让面积越大的地区，土地市场扭曲程度也越高。另外，土地是基础性生产要素，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之间的配置决定了地区劳动力配置。企业只有先取得土地使用权，才能作为抵押获得银行融资。可见，劳动力和资本配置扭曲深层次上仍然是由土地市场扭曲引发的。
(3)中央政府批准的各地建设用地指标一定程度上是从平衡地区发展水平角度考虑的，而和企业家寻租之间没有直接关联。
基于以上对中国土地市场制度的逻辑分析，本文认为各省份人均土地出让面积能够相对衡量地区要素市场扭曲水平，使用各地区人均土地出让面积作为中国情景下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各省份地区人均土地出让面积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国土统计年鉴》。
从本文设定的工具变量有效性来看，Durbin-Wu-Hausman(简称DWH)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因而，可以确认在计量方程(1)中，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其次，在2SLS两阶段的工具变量估计过程中，第一阶段估计的F值大于临界值水平，由此验证所设定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最后，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对核心解释变量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表2第二列显示了运用上文设定的工具变量以及2SLS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Index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而且该变量系数绝对值相比于原方程明显变大，符合采取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得到经验结果的惯例。这些检验结果为本文假设H1提供了支持证据，为考察中国情景下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的促进作用提供了数据验证。
为验证假设H2，将基本的中介检验计量模型在方程(1)的基础上扩展为以下3个方程：
R&D_investmentit=β0+β1 Indexit+β2 Z+εit
(2)
Rent_seekingit=β0+β1 Indexit+β2 Z+εit
(3)
R&D_investmentit=β0+β1 Indexit+
β2 Rent-seekingit+β3 Z+εit
(4)
其中，R&D_investment即中国各省份i地区t年份的研发强度，又称研究与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是各省份R&D内部支出(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与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为了更好地突出企业家寻租行为的影响，本指标去除各省份高校、研究与开发机构R&D内部支出，实际上衡量的是企业R&D内部支出与该地区当年GDP的比值。Furman、Porter和Stern[26]等发现R&D经费投入强度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OECD国家间创新能力差异，因此R&D经费投入强度可以比较客观地衡量地区创新水平。
方程(2)中β1 衡量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地区创新活动的总效应；方程 (3)中的β1衡量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活动的影响，对应于上文中的方程(1)；方程(4)中β1 度量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地区创新活动的直接影响。Rent_seeking为i地区t年份企业家寻租活动，对应于中介变量Media。表2中已经列出了方程(3)在Index指标下对Rent_seeking的作用效果，不再重复列出。
表3第一列固定效应2SLS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显示，要素市场扭曲指标Index对R&D_investment的作用效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3 企业家寻租活动中介效应的实证结果(Fixed-effects regression)
注：***、**、*分别表示1%、5%、10%(双尾)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经过异方差调整过的t值或z值
第二列为以Rent_seeking作为中介变量Media，采用固定效应2SLS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显示，Rent_seeking对R&D_investment的作用效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Index对R&D_investment作用效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Index对R&D_investment作用效应系数的绝对值和表3第一列方程(2)相比明显变小，依据系数判定法，可以判断在Rent_seeking作为中介变量指标下，企业家寻租活动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表3第3、4列为运用上文设定的工具变量(P_area)以及2SLS估计方法检验中介作用的结果。
第三列采用工具变量(P_area)以及2SLS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显示，要素市场扭曲指标Index对R&D_investment的作用效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
第四列采用工具变量(P_area)以及2SLS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显示，Rent_seeking对R&D_investment的作用效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Index对R&D_investment的作用效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Index对R&D_investment的作用效应系数的绝对值和表3第三列方程(2)相比明显变小。依据系数判定法，可以判断在Rent_seeking作为中介变量指标下，企业家寻租活动在采用工具变量条件下也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据此，综合以上检验效应，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对该地区企业创新活动强度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企业家寻租活动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以上检验结果为本文假设H2提供了经验证据。
为了更好地衡量地区创新活动强度，在研究与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的基础上，新增衡量地区创新活动强度的代理变量Invention_patent，为i地区t年份发明专利申请强度，是各省份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与当年常住人口的比值，和前文研究与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指标类似，本指标也去除了各省份高校以及研究与开发机构申请的专利数量，实际上是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与该地区当年常住人口的比例。
在新增变量度量方式的基础上，采用Bootstrap方法[27]替换系数逐步检验法对方程(1)～(3)进行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程序运行结果如表3所示，具体分析如下：
从第2～4行可看出，Index对R&D_intensity的总效应显著(-0.358 0，-0.434 5)；直接效应显著(-0.365 2，-0.452 1)。Rent_seeking(Media)的中介效应也显著(-0.001 1，-0.002 1)。
从第5～7可看出，Index对Invention_patent的总效应显著(-0.323 6，-0.416 3)；直接效应显著(-0.362 5，-0.365 4)。Rent_seeking(Media)的中介效应显著(-0.002 6，-0.003 1)。
表4 企业家寻租活动中介效应的实证结果(Bootstrap方法)
以上稳健性检验为本文H1和H2再次提供了证据支持。由此表明，一方面中国要素市场改革滞后造成的市场扭曲会对该地区企业创新活动造成显著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中国情境下的要素市场扭曲，企业家更多的是寻租，而不是创新，企业家寻租活动会通过中介作用对该地区企业创新活动造成明显的抑制效应。
Baumol认为制度环境即“游戏规则”深刻影响着企业家的行为方式，在中国特定所有制约束、政府对要素资源垄断供应、要素市场改革相对滞后的背景下，自然会让人产生疑问，中国特殊的要素市场扭曲会不会引起企业家更多地去寻租而不是创新，并且企业家寻租会不会导致创新活动减少？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利用省级层面面板数据，使用多种中介效应估计方法，得到了有意义的发现：①中国情境下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家寻租活动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家寻租活动越多；②中国情境下的要素市场扭曲，主要通过企业家寻租活动的中介作用对该地区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显著抑制作用。这主要表现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家的寻租活动越多，而企业家寻租活动增加，显著抑制了该地区企业的创新强度。
本文中介效应模型证实了“要素市场扭曲 → 企业家寻租增多 → 企业家创新活动减少”传导机制的存在，为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中国创新强度假设提供了新的证据，也深刻揭示了企业家才能配置的中介作用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理，从而证实了Baumol的企业家才能配置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这些经验发现为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以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参考。
最后以布坎南[28]的一段经典论述结束本文：“如果有一个企业家不是去发现一种新产品或劳务或生产方法，而是去寻找一种方法去说服政府‘他应当得到’一种垄断权，同时政府同意不准任何潜在竞争者取得这种权利，在这一过程中就不产生任何价值。实际上，垄断导致价值的破坏。租金所得不过是价值从消费者转移到受照顾的寻租者，在整个过程中是纯价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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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Liyu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200433)
Abstract：Baumol believes that the behavior of entrepreneurs is affect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ill encourage entrepreneurs to engage in productive activities that increase social welfare,such as innovation; in a country or region with inadequat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enterprises are engaged in non-productive activities that seize social interests,such as rent-seeking;does Baumol's theory have its applicability in specific situations in China?Based on provincial level panel data from 2009 to 2014 in China ,the use of per capita land transfer area in provinces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after effective control of endogenous may result in model estimation errors,the effect of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on the rent-seeking activities of entrepreneurs is investigated;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more the market distortion in China's regional factor marke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the stronger the entrepreneur's rent-seeking activities.In this paper,the application of coefficient method and the Bootstrap method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entrepreneur rent-seeking activities.The intermediation effect proves the existence of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entrepreneurial rent-seeking increase→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activity decrease".It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hina's factor market mechanism.
Key Words:Factor Market Distortion；Entrepreneur Rent-Seeking；Innovation Intensity
作者简介：葛立宇(1979-)，男，江苏兴化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经济学。
基金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CXJJ2015397)
收稿日期：2018-01-29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3-0123-08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3.1
DOI：10.6049/kjjbydc.2018010779
(责任编辑：陈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