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6000)
摘要：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从原本仅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变为一种具有高度独立性的经济要素，即技术资本。促进技术知识向技术资本转化，需要一定的创新生态环境支持，这种环境包括技术成果积累、专利制度保障、专利产权实施以及来自政府、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资本投入。只有在多种环境要素共同作用下，技术作为资本的价值属性才能够被激发出来并服务于国民经济。
关键词：技术资本；技术资本化；创新生态环境
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1]在《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中指出，美国经济从上世纪70年就处于停滞状态，这是由于美国迈入了“科技大停滞”的技术荒原：创新动力不足，大量科技成果只是局部细微创新，能够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突破性创新或者匮乏或者没有得到应用。泰勒的观点尤其让中国读者们感到诧异，但站在泰勒的角度看，提出“停滞”这一问题时，美国处于刚摆脱2008年金融危机的转型时期，强调“创新”对于美国具有现实价值。尽管“大停滞”论带有危言耸听的意味，但是泰勒观点中的核心层面是值得深思的，即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进入转折点时，推进创新，促进创新技术成果与国民经济相融合，挖掘科学技术潜在经济价值，始终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
科技进步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已是全社会共识。近年来，我国在科研资源尤其是R&D经费投入方面呈现出迅猛增长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4—2014年，全国R&D经费增长近6倍[2]，嫦娥飞船、高铁、量子通讯、超级计算机等重大成果举世瞩目。但是，在我国科技资源投入及科研成果产出日益渐增长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这些投入能否完全作用于国民经济发展是值得商榷的。以R&D投入为例，直到2013年，我国R&D强度首次突破2%，相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在2～3%的R&D强度，这种R&D投入规模并不算大[3]。长期以来，高校、科研院所一直扮演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角色。 2005年，由北大、复旦等高校共同完成的“大学专利技术转化的探索与实践”课题成果表明，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到10%，实现产业化的项目不到5%，这与美日等发达国家高达70%的成果转化率形成鲜明对比[4]。2015年，我国学者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这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体现。但在青蒿素产业化方面，我国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市场占有率低，国产青蒿素类药物在国外专利申请量少，这是我国青蒿素产业不容乐观的现状[5]。同样的情况存在于智能手机操作系统领域，近年来，我国智能手机产业发展迅猛，但是作为智能手机核心技术的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却严重依赖安卓、IOS等国外技术。虽然政府对国产操作系统研发予以高度扶持，但并没有改变国外操作系统占市场绝对优势的现状。相关领域人士指出，由于仅强调研发任务的国家计划性，缺乏一个由研发和用户体验共同构建的产业生态环境，致使研发成果与市场需要脱节[6]。
表面上看，导致我国当前科研技术成果转化率低的因素包括创新资源投入不高、高校科研体制与市场脱节、传统企业缺乏科研和创新能力、政府作用有待加强等。但是，上述因素并不是单一、孤立存在的，深层原因是由于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政府等创新主体之间没有建立充分的共生合作关系，从而导致整体创新环境不完善。高校局限于知识创造领域，大部分企业则仅聚焦于市场领域，导致高校对市场需求缺乏了解，科研成果与市场契合度不高或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企业无法从高校、科研院所获得符合其要求的技术成果，进而无法与后者展开合作。同时，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协调关系不完善，与相关制度建设不完备有不容忽视的关系。专利保护制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相关转化体系亟待建立健全，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由此可见，当前我国面临的创新成果转化问题，并不只是存在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或政府任意一方。创新成果转化不足，其实是创新技术成果的潜在经济价值无法完全发挥，阻碍潜在价值发挥的制约因素则存在于整个创新环境中。技术成果价值生成，必须依赖于一个有助于技术成果转化的社会环境。因此，如果不对技术成果价值生成机制及其依赖的创新环境因素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理解，就无法解决技术成果在国民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作用受限的难题。
技术资本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对创新、技术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深入理解上的。技术创新不单是科研人员研发的一种新技术成果，更是不同类型的新技术成果作为新要素投入到经济体系中，对当前产业业态、组织格局产生质的影响。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过程，包括技术研发、技术熟化、技术商品化及技术资本化等一系列环节。技术研发的主体是科研人员，这一阶段的产物是具有知识属性的技术成果，其与实际经济活动、产业发展需求并不完全吻合，技术应用前景尚不明确；技术熟化是技术由知识研发转化为符合市场需求、初步形成新兴产业的阶段，即产品化过程；技术资本化则是在技术转化为能够在市场上交易的技术商品过程中，满足市场中技术需求方对于技术的需求，并被赋予明确的产权，再次进入经济运行体系中，为技术所有人带来经济利润。
技术资本化过程的复杂性，是由技术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本质上说，技术是为了满足人类某种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手段，技术如何满足人的需要，决定了技术价值。人类使用技术，并不是使用某一种技术，而是使用多种技术共同组合构成的技术复合体。原始人类的石斧蕴含打磨石块和捆绑木柄的技术，现代先进的航天飞机蕴含空气动力、电子遥感、材料化学等多种复杂技术。美国技术学家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7]将技术组合性看作是技术固有属性，并认为一种具体的技术成果本身就是出于某种目的由众多次级技术组合而成，同时，这种组合赋予了技术各个部分模块化特征，模块化技术构成体由于具有一定的功能，允许人们对其进行局部聚焦与改进，由此产生具有新功能的新技术聚合体。技术通过组合实现功能化，最终诱发内在价值生成，这种机制和资本迂回生产理论在逻辑上不谋而合。资本迂回生产理论的提出者，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8]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效益的来源在于先进行生产资料生产，再用这些过渡产品进行生产，从而获得最终产品，各个迂回生产阶段的过渡产品，作为资本品融入到最终产品之中。技术组合性与资本品迂回生产在逻辑上的相似性表明，技术创新过程中各种技术要素组合与迂回生产过程中不同资本要素投入具有相似性，技术价值生成遵循资本价值生成规律，技术组合是技术潜在价值得以凸显的重要途径。
从理论上看，只要存在足够的子技术或技术模块，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技术组合，那么技术创新进程就可以永无止境。但是，在实际科研和经济活动中，技术组合却不是任意而为的。原因在于，技术资本化过程要求技术在形态、研发主体等方面实现跨越，包括：①从技术知识向技术财富形态跨越；②从知识生产向价值生产的生产方式跨越；③参与主体跨越，即由科学家、工程师为主的知识生产者向创新企业家跨越；④所有权跨越，即从具有一定公共品性质的技术知识向具有高度排他性的技术资产跨越。理论上看，单纯的技术组合忽视了技术资本化过程中的各种实际问题。首先，不同的技术成果掌握在不同的技术所有人手中，为实现技术组合，需要不同的技术所有人将技术予以公布并授权他人使用，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收益分配就成为一个棘手问题，如果技术所有人之间就技术使用收益不能达成共识，就会直接影响技术使用，最严重情况是技术剽窃盗用导致技术合法所有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其次，不同技术由于成熟度、完成度不同，在研发应用过程中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技术组合过程也是不同子技术或技术模块相互磨合的过程，即“二次创新”。由于 “二次创新”对接的是知识研发和市场应用两个阶段，既要满足市场需求，又要完善技术知识，所需投入的研发资金和人力资源巨大，不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企业，任何一方都难以独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可见，技术成果价值生成，即技术资本化，既有技术自身组合演化，又受非技术因素的外部环境影响，技术演化过程犹如生物界的有机体遵循某种规律演化发展，并且这种演化如果没有外部环境中各种积极因素介入，就会演化为创新失败。因此，技术资本化需要依托一种适合技术演化的创新生态环境。
生态系统概念源于生物学，原本是指在自然界一定范围的空间中生物与环境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在一定阶段内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Moore J F[9]将这种协同演化观点引入到商业发展的研究中，将创新看作是一定的商业生态环境下不同企业之间协同合作的结果，正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支持了新产品推出并进一步满足了市场、消费者需求。Iansiti与Levin[10]进一步指出，在一个创新生态环境中，不同的企业往往处在不同的“生态位”上，“生态位”上企业的变化必然导致其它企业有所反应，在这种协同机制下，企业根据环境和其它企业变化调整发展思路，并组织创新实施。正如前文对于技术资本化机制分析所示，技术创新如同自然界的有机体一般，存在自我演化、自我更新，新技术研发和创新企业成长如同有机生命一样，需要依托一定的生态环境，从环境中吸收营养发展壮大并最终成长为产业群。
将生态环境这一概念引入到创新问题的研究可见，技术成果产生实际上是由众多参与者协同合作、在一定的支持环境下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技术资本化角度看，技术资本生成、技术成果潜在价值凸显，不能脱离一定的创新环境，同时需要具有不同能力的参与者进行协调合作。如果将技术资本看作是创新之树的果实，那么这棵树的成长就需要种子、土壤、养料以及与之共生的其他生物群成员。雄厚的技术积累，是技术资本得以生成的种子，完善的产权制度、灵活的产权战略以及创新资投入，构成了孕育技术资本成长的环境和资源。因此，在技术知识向技术资本转化过程中，一个创新生态环境体系，应该具有以下功能：
(1)技术积累功能：技术资本化的物质基础。一个生态系统往往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内，这个空间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以保障系统内各组成部分的有效运行。因此，从生态系统角度看，促成技术资本化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即丰富的技术成果积累。傅家骥[11]指出，技术积累是指企业生产和创新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的递进。广义的技术积累囊括了技术成果、技术设备以及技术人才等一系列要素，但是从技术资本角度看，技术积累中的技术成果是指那些作为企业知识产权和专利的、能够资本化的专利技术成果。首先，专利技术作为研发成果的直接体现，是一种可转移、可量化的技术资产，其价值可以在随后的技术交易和研发创新过程中得到直接体现；其次，专利技术具有高度可视性、可量化性，不仅是技术成果的价值体现，更是研发人员“技能”、“才思”这类默会知识价值的最终体现；最后，由于专利技术信息公开，研发人员能够很快了解相关领域技术发展状况。因此，及时的信息披露能够避免重复研究，为相关领域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12]。当前，专利技术的申请量、拥有量成为衡量企业乃至国家科研力量、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对于企业来说，某一领域的关键技术成果积累能够使其在市场上占据竞争优势地位；对于国家来说，关键技术领域庞大的技术积累规模不仅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技术积累的背后是持续不断的研发活动，这意味着在进行技术成果积累的同时，也促进技术人才培养。总之，技术积累是技术创新由量变到质变的保障，催生了技术价值成长。
(2)制度保障功能：技术资本化的专利保障体系。科学技术成果作为一种知识具有公有性特征，同样，技术成果也具有公共品性质，这是由于技术从研发到成果产出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效应，即创新“知识溢出”。当一项新技术成果被推向市场后，除研发企业外，其它企业通过引进模仿降低了研发成本，但没有对创新企业进行模仿补偿，导致创新企业的回报率下降。此时，技术创新不能为创新者的经济利益带来增益[13]。技术资本化，其实质就是减弱技术成果的公共品性质，增加技术成果的排他性。作为资本的技术由具体资产所有人掌握，在没有得到资产所有人允许的情况下，其他社会成员不能拥有技术资本的占有权，也不能从该技术占有权中获得利益，从而保证了技术资产所有人对于技术的收益权。为达到这一目的，专利制度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制度。完善的专利制度除了在明确专利所有权、保护专利所有权不受侵犯外，更应该为专利所有人的获利途径提供规范和保障，使专利所有人在付出一定代价的基础上(通常是公开技术和缴纳一定的专利费用)，或通过保有专利技术并在进一步研发、完善后使之产业化，以技术产品的形式获得收益，或通过在技术市场上转让专利技术而获得利益[14]。总之，完善的专利制度不仅规范了某一创新生态体系内各成员的行为，而且为其获利机制提供了保护，是技术资本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外部制度性保障。
(3)技术整合功能：专利技术战略实施与推进。如果说专利保护是技术资本化的外部制度保障，那么技术战略则是企业实现技术成果资本化的内在主动性措施。日本学者斋藤优[15]认为，从企业层面看，专利技术战略是企业经营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将技术开发作为实现经营目的的一个手段”，在经营思想的指导下，确定具体目标，并为实现这种目标采取相应的技术研发措施，其中包括技术研发资源投入和分配、技术管理、技术应用等。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技术战略已不仅仅局限于单一企业对于自身原有技术的应用规划，而是扩展到不同企业之间并更多地存在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中。技术战略不仅仅是企业对于所拥有专利技术的简单应用，而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战略，结合相关产业发展状况作出的调整，这一过程实际上植根于企业所处的产业生态系统内部，具有鲜明的生态特征，具体表现在：①专利组合机制，由于创新的实质是不同要素的重新组合，单纯依靠某一项专利技术，企业是无法进一步获得收益的，某一项专利技术收益来自于其与相关配套技术的组合、融合，这就要求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乃至整个产业生态环境内形成一定的专利组合融合机制；②专利组合的实现要求专利成果能够在某一产业生态环境下的不同主体之间流动，甚至对于某些关键性技术来说，需要在某一产业领域内部达到一定程度的共享，这就需要专利战略具有共享机制。因此，创新生态体系下的专利战略，是由技术组合机制、专利技术开放共享机制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
(4)能源供应功能：创新资本多元化融注。作为整个创新环节的技术资本化过程，存在着由研发者向企业家跨越、由知识创造向价值创造跨越以及由公共性向私有性跨越，无形中延长了创新周期，也提升了创新难度,为了维持这一过程，创新资源不断注入必不可少。一般来说，对于那些研发难度大、研发周期长、以拓展知识为目的的基础性研究，以及涉及国家宏观经济、军事层面的重要技术项目，主要由政府主导、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参与。此外，一些实力雄厚且能够担负高额研发费用的大型企业也是创新资本的主要来源。但是，这种创新资源整合方式建立在如下假设的基础上，即创新资本配置权仅集中在政府、大型企业这类拥有较大整合力量的主体手中。这种配置方式在前互联网时代是适用的，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其局限性逐步显现出来。因为在前互联网时代，能够从宏观上掌握全社会创新资源调配的只有政府或具有较大规模的企业，是否创新、如何创新，取决于政府技术发展政策和企业基于市场需要而制定的发展战略。但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下，全社会资本配置和流动发生了变化，分散于全社会成员之间的零散小额资金有了集中和流动的新渠道。随着互联网金融兴起，网上众筹平台的建立使得调动除政府、企业外的其它社会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效。因此，一个具有生命力、能够不断孕育新技术的创新生态体系，其创新资本配置是灵活多样的，尤其是对于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边缘化的研发领域，灵活快捷的创新资本注入机制能够有效挖掘其潜在价值，实现快速资本化。
(1)案例一：近年来，空气污染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空气清洁设备也成为广大居民的生活必备。海尔在察觉到这一市场需求后，进行了相关产品研发。在研发过程中，海尔下属的开放式创新平台Hope(Haier Open Partnership Ecosystem)发挥了关键作用。空气净化装置构想最早发布于Hope平台，随后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平台加入的研发团队来自8个国家总计128人，同时近81万粉丝通过网络平台参与方案选择，并在京东发起众筹。2014年，智能模块化空气净化装置“空气魔方”发布，成为备受市场关注的产品[16]。
海尔Hope案例表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正在进一步加强并发生本质性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企业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供应商，而是通过在客户与研发者之间构建的合作关系，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创新生态体系。在这种生态体系中，企业体现出传统业态没有的新特征：①技术积累路径的开放性。Hope平台为客户与合作企业提供的技术咨询和信息，一方面来自于海尔自身研发成果，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全球专利、科学文献等信息即时收集整理而形成的庞大信息资讯平台，这种技术积累规模能够为不同的研发方和需求方提供较为全面的技术方案；②创新参与主体的多样性。Hope平台用户既有来自海尔内部员工，也有个人客户、合作企业乃至高校研究所等外部用户，从而在研发主体和投资主体方面实现了多元化，保证了整个创新生态体系拥有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力；③获利机制的灵活性。由于投资主体、研发主体多元化，Hope平台用户对创新收益能够自主安排，既分享权力，又分担风险[17]。通过构建技术需求方、研发方以及社会大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类似Hope的技术平台逐渐演化为具有技术研发、技术积累、创新资源配置等功能的创新研发体系。
(2)案例二：多年来，IBM公司一直奉行着技术开放共享经营战略。2005年，IBM基于Linux系统宣布开放相关标准和源代码，并联合众多企业建立了技术开放社区，同年向开放社区公布了500多项技术专利，并进一步吸引更多企业加入这一技术共享领域。2012年，IBM宣布与美国本田汽车公司和太平洋燃气电力公司展开合作，构建了一套智能化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系统。该系统通过将电动车电池植入智能传感器，并将其与公共充电设备、电力公司电网系统进行联动整合，在电动汽车、电力公司和互联网数据库之间形成智能服务体系[18]。
IBM的技术共享开放体现出其深刻的技术战略布局，其目的是建立以IBM自身为核心的技术体系。首先，技术开放只是手段，开放后的利益收敛才是最终目的。表面上看，IBM对于Linux代码的开放似乎非常大方，但同时IBM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Linux标准化，使其成为计算机操作系统领域的技术标准。通过将自身技术标准植入到整个产业中，IBM实现了对于整个通讯产业领域的全面掌控；其次，技术开放共享使原本零散的各技术模块通过重组产生新的功能，进而焕发新的价值生成能力。在与电动汽车、电力企业的技术合作中，通过在本田汽车电池、充电器以及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设施上安装传感器和遥测装置，收集运行中的汽车电池电量等信息，在IBM云计算平台上汇聚成为大数据库。IBM的云计算平台将这些数据传输到能源公司计算平台上，结合其设置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信息，为每一辆行驶的电动汽车提供最佳充电设施位置、充电时间以及相关个性化服务。如此一来，原本属于互不相关的3个产业领域(信息技术、能源、汽车)的3家企业，通过三方技术合作共享，不仅推出了新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产生了原本各子技术模块(大数据、电动汽车)所不具备的功能。对于技术成果来说，功能拓展意味着价值提升，因此在技术共享合作创新生态机制下，技术价值将得到进一步凸显。
技术资本化是整个创新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决定技术成果最终能否创造价值的关键。技术资本孕育需要植根于创新生态环境中，技术成果积累、产权制度保障、专利战略实施以及创新资本注入，共同构成了技术资本化生态环境。上述每个环节都是政府、企业共同参与的结果，政府和企业在上述环节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具体来看，政府角色侧重于制度完善和机制建设，企业角色则侧重于市场参与，两者行为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重叠。从长远角度结合我国当前具体环境看，政府需要在制度建设上发挥作用，完善创新资本配置制度，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处置制度；企业则需要在加大自身技术研发实力的基础上，实施更为灵活的产权战略，共同营造技术资本化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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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 Y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Hefei 236000，China)
Abstract：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y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making the technology from the original mean which improves labor productivity into a highly independent economic elements, that is, technical capital;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ical knowledge needs the support of technological capital.This environment includes 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tent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tent rights and innovative capital invest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whole society.Only 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a variety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the value attribute of capital technology can be induced and serve the national economy.
KeyWords:Technical Capital；Technology Capitalization；Innovation Ecology Environment
DOI：10.6049/kjjbydc.201708X228
中图分类号：G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2-0023-05
收稿日期：2017-11-03
作者简介：韩寅(1986-)，男，安徽阜阳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理论与政策。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