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耦合
张 墨1,2,陈 恒1
(1.哈尔滨工程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东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要：在回顾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两者间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与检验。通过构建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测评指标体系，采用提高稳定性的组合评价法确定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系统指标权重，通过构建多系统耦合函数对两系统的耦合度进行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算例中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处于中度耦合和中度协调耦合状态。
关键词：开放式创新；独占性机制；系统耦合度；耦合评价
Chesbrough[1]在2003年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概念，认为开放式创新是指企业基于知识管理，通过组织边界上的知识流入与流出带来创新绩效的提升。开放式创新描绘了一种企业从外部通过合作获取知识的状态，这种状态与创新活动和企业绩效关系密切。近5年的许多研究结果使得开放式创新成为热点[2-4]，人们注意到企业开放式创新行为背后存在另一种行为——创新的独占，这种独占往往基于知识产权占用(如最典型的专利拥有)[5-7]。Joel West[8]也在《开放式创新：未来20年》中提出：“企业似乎开放与独占两者兼具，这对相反的词语常常同时出现在创新活动研究中”，同时指出“开放式创新未来研究的关键课题之一便是如何通过更好的测量方法来分析开放式创新中独占所扮演的角色”。
以往对于独占性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产权交易理论经济学领域，Kalevi Kyläheiko[9]系统回顾了学界对独占性的认识，提出早在1962年Arrow就认为当今环境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知识大量涌现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下独占性问题是关系企业能否从创新活动中获得利润的关键问题。独占性对于企业竞争战略、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很多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但近期研究与以往的差异便是试图弄清独占性对于创新活动有何裨益，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不同看法和结论[10,11]。
例如，Joel West[8]分析认为开放式创新与基于用户创新之间有裂痕，因为创新者往往想把创新回报变成一种独占性资源，并不想与用户共享，而共享是业界认同开放式创新理念的重要原因；Markus Simeth[12]也认为独占性破坏了开放式创新所带来的知识溢出，因而增加了开放式创新成本。此外，还衍生出了学界对于何时以及什么情景下合作者会为了利益而放弃独占性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与分析[13]。另一方面，很多实证研究得到了相反结论，即独占性对创新有正向影响[14,15]。例如Kalevi Kyläheiko[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较强的独占性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正向影响，并且以创新活动为中介对基于创新的企业绩效增长有正向影响[9]。
上面的争议说明独占性在开放式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仍不清晰。不可否认，独占性对人们认识开放式创新的实质有重要影响，而且事实显示两个系统早已交织在一起。Chesbrough[16]更新了开放式创新的定义，将其描述为一种基于知识管理的分布式创新过程，这种过程往往与组织商业模式和机制相联系，而Sergey Anokhin[17]指出独占性机制是商业化模式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独占性强弱会影响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由于目前国内对开放式创新的研究多集中在开放度与创新绩效等相关领域，而对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关系则研究较少。例如，以“开放式创新”和“独占性”及相关词语为关键词在CNKI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发现具有高相关性的学术文献较少[14,18]。在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国内文献中，郭尉[14]实证分析了开放式创新中独占性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但没有涉及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两者关系的检验。而其它文献多是对开放式创新中知识产权独占问题的理论分析，如陈劲[18]分析了利益独占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见，从目前国内学术研究成果来看，虽然开放式创新的多数文章都涉及对知识产权占有这一重要问题的论述，但没有对两者关系作进一步探究。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关系，揭示独占性在开放式创新中扮演的角色。
由于开放式创新是一个系统的活动过程，而独占性也涉及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和机制，所以，两个概念的复杂性决定了使用线性方法描述其关系存在局限，使得无法从整体层面认知两者的关系。因此，使用系统间耦合度分析方法揭示两系统之间的量化关系，从企业视角评价开放式创新系统(内部与外部活动)和独占性机制(正式知识产权与非正式知识产权)内指标的重要性，采用综合评价法得到两个系统的指标权重，分析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系统耦合度。
企业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表现为企业创新行为子系统之间具有耦合性。耦合的基本前提是耦合各方必须存在某种关联，耦合的结果是耦合各方的属性会发生变化，即原有的属性会被缩小和放大。可以认为企业开放式创新系统和独占性机制作为企业创新系统的两个能力子系统，彼此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带动，产生协同放大效应。通过梳理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作为两个互相作用的子系统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
创新与独占常常联系在一起，为了规避创新风险，企业常需要考虑如何占有创新成果。对于创新与独占的关系，Dhanaraj[19]认为知识流动性使得知识潜在所有权经常变动，为了确保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中知识交换不被官僚机制过度约束，就需要一种有效的知识交换和利用机制，这便产生了创新独占性(innovation appropriability)问题。
Kalevi Kylaheiko[9]认为,独占性机制正是企业应对创新愈加复杂情况的一种新战略选择，独占是为了解决如何从创新中获利的难题，因为企业通过对知识产权或者缄默知识的占有而从创新中获益，产权独占性决定了企业从自身创新活动中获利的能力。Pia Hurmelinna-Laukkanen[20]分析了吸收能力、研发网络稳定性与创新独占性的关系，认为创新独占性机制是一种重要的企业研发网络协调机制，与企业知识交换、吸收能力密切相关。Chesbrough[21]认为，开放式创新属于一种分布式创新，开放式创新需要与组织商业模式相匹配的资金或非资金机制进行补充。Marcela Miozzoa[22]从专利视角指出，企业通过强化知识管理(如构建专利库)，可以引发合作性创新及出于自我保护的独占性行为。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可见，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两个概念围绕企业创新活动，在知识产权处置手段上发生交叉，形成概念内涵上的相互联系和紧密配合。由于开放式创新风险的存在，企业想要从创新中受益就需要赋予一定的约束条件，资金与非资金机制便是开放式创新获得创新绩效不可缺少的约束条件，而独占性机制在内涵上正是基于知识产权运行机制的某种组合设计。
Frishammar[23]回顾独占性机制相关研究发现，早期学者们往往把独占性机制视为一种环境因素，而后期学者们则认为其是企业的一种内生机制，即企业可以对独占程度作出选择。无论独占性机制是内生机制还是环境因素，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都会遇到独占性问题。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系统耦合表现为以下几点：
(1)独占性机制影响开放式创新。许多独占性相关研究都涉及开放式创新的核心内容(如开放度和外部研发使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独占性影响其开放度及创新活动。例如，Kalevi Kyläheiko[9]实证研究表明，较强的独占性对企业创新和开放性国际化活动有正向影响，两者都以创新活动为中介变量，最后促使企业创新绩效增长；Kai Xu[24]通过对中国226家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内部技术活动与外部技术活动都受到独占性机制的影响，具体而言，企业战略独占性与内部技术开发活动共同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Claudio Cruz-Ca'zares[25]把独占性作为影响企业研发活动的一个外部环境因素加以分析，围绕开放式创新中企业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外购的问题，认为企业面对的环境独占性情形会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独占性水平对企业保留内部研发活动具有正向影响；Keld Laursen[26]的实证结果也显示，独占性战略对企业外部知识搜寻和合作创新宽度都有正向影响。
(2)开放式创新带来了围绕知识产权的独占性问题。许多开放式创新研究都关注了独占性问题，例如Markus Simeth[12]建立了基于出版行业的科学开放战略系统的函数，把独占性机制作为子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正式独占(专利、设计、商标、版权)对科学开放系统产生正向影响，战略型独占(机密、复杂性、技术领先)则影响不显著，而向对手寻求创新对科学开放系统产生负作用，分析认为开放式范式应该使得知识溢出增加，而独占性机制会提高开放式创新成本；Frishammar[23]分析了知识溢出与独占性的关系，对独占性机制的优点和缺点进行了总结，认为随着企业与合作对象围绕技术方面的努力与日俱增，会造成潜在的独占性问题和知识泄露，以往研究过低地评价了外部合作给企业带来的绩效溢出而过度放大了开放风险，企业面对学习能力强的竞争对手对自身是有利的。
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影响耦合表现为两者共同作用于创新型企业绩效，研究结论可归纳为以下几种：①创新独占性对创新绩效产生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例如，Kalevi Kyläheiko[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强的独占性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正向影响，并且促进创新型企业增长；Joseph Feller[15]对独占性机制带给企业的良性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郭尉[14]通过对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创新独占性对开放式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②独占性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例如，Kai Xu[24]研究发现，外部技术来源与法律独占性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影响，而外部技术来源与战略独占性结合则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影响；③独占性机制对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Jorg Thoma[27]对小型企业独占性机制展开实证研究，发现独占性战略对企业合作创新影响不显著，调查中19%的小型企业使用领先时间作为独占性机制的手段，11%的小型企业使用专利等保护手段，但也有64%的小型企业没有使用任何创新保护机制。Marcela Miozzo[22]分析了开放式创新、创新合作与独占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开放式创新活动中合作式创新与正式独占和合同式独占机制有显著正相关性，但与战略独占关系不显著，还揭示了随着与外部合作者合作程度的增加，不同独占性机制(正式/合同式/战略式)的使用趋势呈现出不同状态(线性/倒U型/U型)。FJ Sáez-Martínez[28]研究发现，内部研发、外部研发与独占性共同影响生态式创新绩效，也影响企业利用外部知识的态度，如是否需要从外部购买研发服务和知识产权等。
以上研究表明，若企业内部或外部与知识、技术关联的创新活动与不同的独占性内容相结合，则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或负向作用，而两者常常同时存在。Pia Hurmelinna-Laukkanen[20]认为创新独占性是企业的一种知识保护手段，与不同的管理机制和企业风格一起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创新独占性可以使得企业知识网络内知识分享安全化，但是，如果过度强调保护，则会降低这种机制的效果，独占性机制对于创新的正效果和反作用同时存在，而该课题仍需要进一步验证。
开放式创新系统与独占性机制已经发展为两个独立但又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系统，具备一定的耦合性特征，表现为相关性与非线性共同作用于企业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和独占性机制系统内部与外部逐渐产生交叉，并逐步跨越边界机制使得边界变得模糊。因此，本研究提出开放式创新系统与独占性机制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如图1所示)，两者共同存在于企业创新系统中，其协调关系将影响整个企业创新系统运行状态。
由于企业开放式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其分类也呈现多种多样的形态。近期研究成果多基于实证分析进行分类，例如，CCJ Cheng[29]将所有开放式创新活动分为边界内部(Inbound)活动和边界外部(Outbound)活动两类；Andrea Mina[30]将其分为正式(合同约束)与非正式(无合同约束)两类。Linus Dahlandera[13]在回顾开放式创新研究历程的综述中对244名学者的150篇论文进行了分析，延伸出4种类别(获取、出售、采购、披露)。关于开放式创新活动分类，他指出目前研究中仍然缺少足够理论来指导企业如何组合多种开放式创新活动，并认为未来研究中应高度关注面对多种不同类型开放式创新活动时，企业如何对其进行互补和替换，并在理论研究的同时兼顾企业实践指导。因此，本研究选取9种开放式创新活动，力图体现开放式创新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这些内容分别涉及经济与非经济形式，囊括顾客、外部合作者等所有创新主体，包括所有常见的企业开放式创新行为类型，并由企业对不同活动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
图1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耦合
近期许多国外学者围绕独占性机制构建及分解展开了多角度研究。例如，Jörg Thomä[27]在研究专利独占性和企业专利战略时对独占性进行了聚类及因子分析；Yuan-Chieh Chang[31]基于因子分析合成了独占性变量。在分类上，常将其分为正式知识产权/非正式知识产权或正式独占/非正式独占。在指标构成上，Kalevi Kyläheiko[9]基于企业调查构建了企业独占性机制指标，其中包括专利、版权、商标保护、效用模型和设计保护、商业秘密等；Marcela Miozzo[22]认为独占机制包括专利、机密合同、贸易秘诀、商标、版权、员工合同等。目前学界对独占性的构成与分类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其内部指标在系统中所起作用有不同认识，对于独占性机制与企业创新活动的关系也存在观点上的差异。本研究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虑指标体系构建的完整性、可操作性，最终选取8个指标，体现企业正式独占与非正式独占活动。
本研究测评指标体系与以往研究相比有如下差异：①开放式创新评价角度存在差异。由于目前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两者相结合的研究文献较少，已有文献多针对开放式创新的开放度、创新绩效及企业能力进行评价，而本研究选取的视角更偏向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行为进行评价；②在测评指标体系中增加了部分指标。例如，在开放式创新评价指标中考虑了市场因素(顾客参与创新)及开放式创新商业模式(出售许可、提供特许协议及创建子公司)。与以往研究相比，将独占性机制中非正式知识产权扩充为5种[32]；③评价指标体系更加完整。研究选取了9种开放式创新活动，力图体现开放式创新的异质性和多样性，选取了8种独占性机制的代表活动来体现企业正式独占与非正式独占，力争使指标测评体系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
综合以上对于开放式创新及独占性机制的文献回顾，为准确评价开放式创新系统与独占性机制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根据耦合协调作用机理，按照可操作、综合性、系统性和可比性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开放式创新[33]与独占性机制[9,29]的系统指标，如表1所示。表1中评价指标建立在以往成熟量表的基础上，以往实证研究显示其信度和效度均符合要求。
表1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序参量指标
指标综合测评中连接原始信息与信息集结的重要环节即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在指标测评方法上，为了避免单一评价方法的局限性，以往相关研究在权重获取上多采用综合评价法[34]。综合评价法又包括体现客观性的“硬组合”方法及体现主观性的“软组合”方法。其中，硬组合(客观)方法是指组合过程完全避免人为介入并通过选定的模型自动完成，每套评价结论数据在组合模型面前是公平的，因而得到的组合评价结论具有很强的客观性。
研究显示，硬组合方法中的拉开档次法(scatter degree method)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且能较好地凸显指标间差异性[35]，本研究选用拉开档次法确定指标权重系数。其具体原理是选取由i确定的投影方向，使得y投影至z中的n个组合评价值的样本方差最大，体现少数服从多数的思想，代表了系统(或评价对象)发展演化的主要方向。拉开档次法基本原理如下[36]：
取线性函数表示第i个被评价对象的评价值，得到：
yi=ω1xi1+ω2xi2+…+ωmxim
(1)
若记
则式(1)可以写成y=Aω。
确定权重系数向量ω的准则是求指标向量X的线性函数ωTX，使次函数对n个被评价对象取值的分散程度或方差尽可能大，而变量yi按n个评价对象取值构成样本的方差为：
(2)
将y=Aω带入式(2)，并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可知
于是有：
(n-1)s2=ωTATAω=ωTHω
(3)
式中，H=ATA为实对称矩阵。当对ω不加限制时，式(3)可以取最大值，这里限定ωTω=1，求式(3)的最大值，即：
maxωTHω
s.t.ωTω=1
(4)
ω>0
若取ω为H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标准特征向量时式(4)取得最大值[35]，则其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标准特征向量即为所求权重向量。
根据协同原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机理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耦合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指标。本研究借鉴以往相关研究中使用的系统耦合度分析模型，对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之间的系统耦合度进行计算[34]。
设变量ui(i=1,2,...,m)为企业创新系统中的序参量，uij为第i序参量的第j个指标，其值为Xij(j=1,2,...,n) ，Mij和Nij为企业创新系统稳定状态时序参量的上、下限值。企业开放式创新系统和独占性机制对企业创新系统的功效系数uij可以表示为：
当uij具有正功效时，uij=(Xij-Nij)/(Mij-Nij)
(5)
当uij具有负功效时，uij=(Mij-Xij)/(Mij-Nij)
(6)
其中，uij为变量Xij对企业创新系统的功效贡献。由于开放式创新系统与独占性机制是企业创新系统中两个不同但又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对于子系统内各个参序量有序程度的总贡献可以借助集成方法论实现，这里采用线性加权平均法，其表达式为：
(7)
其中，ui为子系统对于总系统有序度的贡献，λij为各个指标的权重，本文使用拉开档次法予以确定。
耦合度可以反映企业开放式创新系统与独占性机制耦合力度，用来判别企业开放式创新系统与独占性机制的耦合作用强度。借鉴物理学中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得到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
Cn={((u1·u2·...un))/[∏(ui+uj)]}1/n
(8)
根据公式(8)得到企业开放式创新系统与独占性机制的耦合度函数：
C={(u1·u2)/[(u1+u2)·(u1+u2)]}1/2
(9)
随着耦合度C在0～1之间变化，系统之间从无关状态向有序状态发展并达到良性共振耦合。
为了避免单纯依靠耦合度指标判别带来的信息不完全问题，同时使用协调度模型判别开放式创新系统与独占性机制交互耦合中的协调程度，其算法如下：
(10)
其中，C为系统耦合度，D为系统耦合协调度，T为系统综合调和指数(反映开放式创新系统与独占性机制的整体协同效应),对系统耦合度C和耦合协调度D作出如下划分：
系统耦合度C：0<C≤0.3时，为低水平耦合阶段；0.3<C≤0.7时，为中水平耦合阶段；0.7<C≤1时，为高水平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度D：0<D≤0.4时，为低度协调耦合；0.4<D≤0.6时，为中度协调耦合；0.6<D≤0.8时，为高度协调耦合；0.8<D<1时，为极度协调耦合。
本研究选取生产航空与机电产品的高科技集团旗下隶属的制造型企业进行调研。企业为其母集团下属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受公司集团化发展与战略定位升级的影响，子公司的产品经营范围得到扩展，市场化水平有所提高。目前其主营范围包括航空与机电产品及技术开发，且已涵盖咨询、服务与技术转让领域。目前国内对于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仍较少，而国外相关实证研究显示，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对企业行业属性和技术水平比较敏感[30]。由于企业为高科技领域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其制造与研发能力均较强且形成了完备的知识管理体系，被认定为2017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使得样本可以满足行业与技术代表性的要求。
结合调查初期与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的半结构性访谈，以及对开放式创新和独占性活动的理论界定[29-31]，研究样本企业存在表征开放式创新的多种典型活动，如依靠外部合作者、购买专利和重视知识产权应用等。在独占性方面，企业拥有对正式知识产权的独占，如持有专利、商标与设计版权；由于企业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制造过程中需要对行业领先时间、复杂性设计与标准化等加以考虑，从而体现非正式知识产权独占的特点。因此，这些企业能够达到研究样本有效性要求。
在选定样本企业后，采用专家评分法收集数据。专家评分法的优点是能够在缺乏足够统计数据和原始资料的情况下作出定量估计，专家评价的准确程度取决于专家的阅历经验以及相关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但要求参加评价的专家对所评价内容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本研究参考以往文献，将专家范围限定在对企业经营与管理熟悉的知识/技术型工作者或研发人员[3,20]。最终研究选定专家成员15名，其中包括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6人、高级工程师6人、研发中心主管3人。参与评价的15名人员均对调研企业的知识/技术与研发活动比较了解，对于企业开放式创新活动(如与外部企业开展合作、企业研发与知识产权应用、公司创新项目等)及独占性活动(如专利持有与购买、工艺设计与复杂性、领先时间等)均比较有发言权。因此，可以满足专家评分法的信度要求。
在具体调研中，邀请15名专家成员对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指标体系测评表进行打分。在评定等级上，根据两个序参量的评价指标以及主要评价内容，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请被调查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针对每项指标打分。在查阅相关文献实证部分的设计后[33]，对指标测评体系中所有问题采用定性判断方法；在指标体系测评表中，各个指标均设计为正向属性，得分越高说明企业在该项指标方面表现越突出。序参量的上下限对应取值为李克特量表中的最低值(1分)和最高值(7分)。
其中，指标权重的计算步骤为：①对经过问卷调查的评价表中观测值采用无量纲选取原则，使用适合于拉开档次法的最佳处理方法——最小值线性比例法进行处理[37]，得到规范化矩阵y；②求对称矩阵H；③求H的最大特征值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④得到最终的组合权向量；⑤将ω代入求得各评价对象的组合评价值及序值。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各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开放式创新序参量与评价指标权重计算结果
最后,将所得权重值带入功效函数、耦合度函数及耦合协调度函数中，求得开放式创新参序量对系统有序程度的贡献值u1=0.765 9；独占性机制参序量对系统有序程度的贡献值u2=0.750 1；系统耦合度C=0.501 0。根据系统耦合度的区间划分，耦合度指标值意味着两系统处于中等耦合状态(或称为颉颃阶段，表明两者不相上下、互相抗衡)，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既冲突又协同的复杂系统状态。根据企业调查者主观赋权取均值后，两个子系统所占权重分配为α=0.508，β=0.492，计算得到整体协同效应T=0.758 1；耦合协调度D= 0.616 3，根据指标区间含义可以发现两者的系统耦合协调度D超出了中度协调的上限，进入了高度协调的最低阶段。
表3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耦合度计算结果
由表3可知， H企业的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两者耦合度仍处于中度水平，说明在该样本企业的创新系统中开放性与独占性共存，并且两个系统互相作用于对方。但两者之间的耦合度仍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系统耦合度的提高，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内部逐渐向更加有序的结构演进，共同对企业创新系统产生良性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评价要素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算例对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于两个系统的重视程度(子系统权重α与β)与子系统内指标评价(子指标权重ω)会影响企业两种活动的整体协同效应(T)与耦合协调度(D)，这意味着企业更看重“开放”还是“独占”将对耦合效果产生不同影响。由于独占性机制对于创新活动影响的复杂性，企业创新独占机制应该控制在适当的程度，如果过度强调独占性保护，则会降低独占机制对于创新活动所起的正向效果[11]。这种正效应与负效应也说明企业创新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开放式创新范式需要独占性机制作为补充[20]。
另外，本文对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内部指标评价和以往相关研究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在开放式创新活动中，样本企业高度评价合作关系(权重位列第一)，这与以往实证研究结果相符，说明大规模、高科技行业创新活动中很大比例仍发生在企业间合作、供应链合作及客户相关活动等合作领域[38]。在独占性机制指标评价方面，样本企业对正式知识产权(商标、专利、版权)的贡献度评价较高，这与以往研究的调查结果相同[9]。但对于购买知识产权、研发服务及非正式知识产权(如行业机密、工艺设计和复杂性设计等)的评价排序，则与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一定差异[10,27]，这种指标排序差异性也说明了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是企业在不同约束条件下差异度较大的权变行为集合。
本研究在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存在耦合关系的基本假设，通过构建两系统测评指标体系并结合耦合度模型进行验证。研究通过实证分析选取代表性企业作为样本，通过专家评价法赋予指标权重并进行计算。需指出的是，本研究中由于样本选取的局限性，使得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受到限制，算例中企业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耦合度不能代表整个行业各个企业都存在该种耦合关系。在后续研究中，需要扩大样本范围，对测评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及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两者的耦合度作进一步检验。另外，在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相关测评指标体系中，如何将定量指标(如专利、商标等)与定性指标进行界定并区分评价，也是需要在后续研究中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些都是本研究的局限所在。未来需要对开放式创新与独占性机制的内部关系作更深入分析，探索不同情境下企业在开放和独占方面如何进行权变与组合，以及在战略层面企业如何平衡开放和独占两套系统。
参考文献:
[1] H CHESBROUGH.Open innovation：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M].Boston：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3.
[2] B CHOI，JN LEE，J HAM.Assessing the impact of open and closed knowledge sourcing approach on innov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J].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2016，91：314-323.
[3] CCJ CHENG，C YANG，C SHEU.Effects of open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based dynamic capabilities on radical innovation：an empirical study[J].Journal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6，41：79-91.
[4] 张敏，吴淑娟.开放式创新理论研究的知识体系与未来发展[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6)：3-12.
[5] G BALLOT，F FAKHFAKH，F GALIA，et al.The fateful triangle：complementarities in performance between product，process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in France and the UK[J].Research Policy，2015，44(1)：217-232.
[6] M PENEDER.Technological regimes and the variety of innovation behavior：creating integrated taxonomies of firms and sectors[J].Research Policy，2010，39(3)：323-334.
[7] D MILESI，N PETELSKI，V VERRE.Innovation and appropriation mechanisms：evidence from argentine microdata[J].Technovation，2013，33(2-3)：78-87.
[8] J WEST，A SALTER，W VANHAVERBEKE，et al.Open innovation：the next decade[J].Research Policy，2014，43(5)：805-811.
[9] K KYLKHEIKO，A JANTUNEN，K PUUMALAINEN，et al.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s growth strategies：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appropriability[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1，20(5)：508-520.
[10] H DELERUE，A LEJEUNE.Job mobility restriction mechanisms and appropriability in organizations：the mediating role of secrecy and lead time[J].Technovation，2010，30(5-6)：359-366.
[11] JH LIN，MY WANG.Complementary assets，appropriability，and patent commercialization：market sensing capability as a moderator[J].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2015, 20(3)：141-147.
[12] M SIMETH，JD RAFFO.What makes companies pursue an open science strategy[J].Research Policy，2013，42(9)：1531-1543.
[13] L DAHLANDER，DM GANN.How open is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2010，39(6)：699-709.
[14] 郭尉.创新开放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科研管理，2016，37(10)：43-50.
[15] J FELLER，P FINNEGAN，J HAYES，et al."Orchestrating"sustainable crowdsourcing：a characterisation of solver brokerages[J].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2，21(3)：216-232.
[16] H CHESBROUGH，M BOGERS.Explicating open innovation：clarifying an emerging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innovation[M]//H CHESBROUGH，W VANHAVERBEKE，J WEST.New frontiers in open innov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17] S ANOKHIN，J WINCENT，J FRISHAMMAR.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isfit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1，78(6)：1060-1071.
[18] 陈劲，蒋子军，陈钰芬.开放式创新视角下企业知识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5)：71-82.
[19] C DHANASAI，A PARKHE.Orchestrating innovation network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3)：659-669.
[20] P HURMELINNA-LAUKKANEN，H OLANDERA，V PANFILII.Orchestrating R&D networks：absorptive capacity，network stability，and innovation appropriability[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2012，30(6)：552-563.
[21] H CHESBROUGH，AD MININ.Open social innova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2] M MIOZZO，P DESYLLAS，HF LEE，et al.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and appropriability by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firms[J].Research Policy，2016，45(7)：1337-1351.
[23] J FRISHAMMAR，K ERICSSON，PC PATEL.The dark side of knowledge transfer：exploring knowledge leakage in joint R&D projects[J].Technovation，2015，s41-42：75-88.
[24] K XU，KF HUANG，S GAO.Technology sourcing, appropriability regimes，and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Journal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2，29(2)：265-280.
[25] C PÉREZ-CANO.Firm size and appropriability of the results of innovation[J].Journal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3，30(3)：209-226.
[26] K LAURSEN，AJ SALTER.The paradox of openness：appropriability，external search and collaboration[J].Research Policy，2014，43(5)：867-878.
[27] J THOM
，K BIZER.To protect or not to protect？modes of appropriability in the small enterprise sector[J].Research Policy，2013，42(1)：35-49.
[28] FJ S
EZ-MART
NEZ，C DAZ-GARCA，A GONZALEZ-MORENO.Firm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 as a driver of eco-innovation in you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6，138：28-37.
[29] EŽEMAITIS.Procedia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open innovation paradigm context：high tech sector perspective[J].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4(110)：164-173.
[30] A MINA，E BASCAVUSOGLU-MOREAU，A HUGHES.Open service innovation and the firm's search for external knowledge[J].Research Policy，2014，43(5)：853-866.
[31] YC CHANG，MN CHEN.Service regime and innovation clusters：an empirical study from service firms in Taiwan[J].Research Policy，2016，45(9)：1845-1857.
[32] 潘铁，柳卸林.市场规模、地域分工与跨国公司的研发独占性[J].科学学研究，2009，27(12)：1885-1891.
[33] CCJ CHENG，EKRE HUIZINGH.When is open innovation beneficial？the role of strategic orientation[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4，31(6)：1235-1253.
[34] 陈恒，徐睿姝，付振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知识管理能力耦合评价研究[J].经济经纬，2014，31(1)：101-106.
[35] 李伟伟，易平涛，郭亚军.差异驱动型评价方法的稳定性及差异凸显能力比较[J].运筹与管理，2015(1)：216-221.
[36] 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37] 李玲玉，郭亚军，易平涛.无量纲化方法的选取原则[J].系统管理学报，2016(6)：1040-1045.
[38] A MARZUCCHI，S MONTRESOR.Forms of knowledge and eco-innovation modes：evidence from spanish manufacturing firms[J].Ecological Economics，2015，131：208-221.
Zhang Mo1，2，Chen Heng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Harbin 150001，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arbin 15003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open innovation and appropriability mechanism,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is analyzed.By constructing the internal index systems and using scatter degree method, the study gets the index weight of the internal indicators.And the coupling degree is evaluated via the coupling function.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n innovation and the appropriability mechanism of the sample firm are of middl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The results provide a basis for explaining why firms are both openness and appropriability and further clarifying the role of the appropriability mechanism in open innov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Open Innovation;Appropriability Mechanism;Coupling Degree;Coupling Evaluation
DOI：10.6049/kjjbydc.2017080611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1-0131-08
收稿日期：2017-10-26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3GXS5B19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项目(HEUCFZ1609)；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7JYE397)
作者简介：张墨(1983-)，女，黑龙江绥化人，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创新管理;陈恒(1972-)，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创新管理。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