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创业者类型及其异质性胜任特征
生存推动型机会拉动型创新驱动型创业行为特征创业被动性财富追求性风险规避性机会警觉性资本积累性社会效益性知识探索性创新变革性资源撬动性异质性胜任特征 认知胜任力与职能胜任力较强 社会胜任力与心理胜任力相对偏弱 认知胜任力与社会胜任力较强 心理胜任力与职能胜任力待提升 认知胜任力与心理胜任力较强 需强化职能胜任力与社会胜任力
黄永春1,2，黄晓芸1
(1.河海大学 商学院；2.“世界水谷”与水生态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 211100)
摘要：以供需匹配为指导思想，基于胜任力理论，解析创业者类型及其异质性胜任特征，挖掘创业者异质性创业政策需求；借鉴创业MOS模型，构建异质性创业政策供给框架。结果表明：①创业者可分为生存推动型、机会拉动型和创新驱动型3种类型。其中，生存推动型创业者创业行为呈现创业被动性、风险规避性等特征，其认知胜任力和职能胜任力较强，机会拉动型创业者创业行为呈现机会警觉性、资本积累性等特征，其认知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较强，创新驱动型创业者创业行为呈现创新变革性、资源撬动性等特征，其认知胜任力和心理胜任力较强；②创业政策供给通过动机激发、机会增加和技能培育提升创业者创业胜任力，有助于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资源整合以及创业者创业绩效提升；③鉴于创业者创业胜任特征和创业政策需求差异，政府应实施异质性创业政策供给，侧重生存推动型创业者动机激发和机会增加，关注机会拉动型创业者动机强化和技能培育，注重创新驱动型创业者技能提升和机会增加。
关键词：创业者；创业胜任力；异质性胜任特征；创业政策供给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常态阶段，为开辟经济增长源泉，我国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部署，旨在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保持经济的质量增长。在此背景下，为扶持我国创业者的创业行为，2016年国务院出台了相关创业政策，鼓励建设更多创业苗圃、创业加速器等创业载体，以营造良好的双创生态环境，引导创业要素向创业者集聚。近几年，中国创业活动在全球经济体处于活跃状态。例如，最新全球创业观察(GEM，2015)[1]报告指出，中国创业活动指数为12.84，高于美国(11.88)、英国(6.93)、日本(3.83)等创新驱动型国家。随着创新创业的深入践行，我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形成创业群体多元、创业形式丰富、创业领域扩大的新格局，诸如农民工创业、城镇失业人员创业、大学生创业、科研人员创业、归国人员创业等。例如，农民出身的邱光为改善贫苦的生活条件，凭借其战略眼光和营销能力，回乡创立了“森马”企业，并迅速占领了市场制高点。再如，“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抓住移动互联网时代创业机会，在大学期间创建了网上订餐平台，并通过创业竞赛赢得风投青睐和注资，最终实现了创业梦。伴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变革，近几年我国涌现出诸多技术推动型创业模式。例如，“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依靠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革新，为社会公众带来了便捷新颖的城市交通出行方式，大幅提升了社会闲散资源利用率，助推了中国“共享经济”发展。
尽管我国日益重视创业实践，并且国民创业激情持续高涨，然而我国创业成功率仍然较低。例如，GEM报告(2015)指出，我国创业成功率不足5%，且新创企业成立超过5年的存活率不足7%。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目前缺乏胜任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资源整合和创业风险管理等创业行为的创业者。尤其近两年，我国创业者失败恐惧感、风险规避心理也较为普遍。GEM报告指出， 2013-2015年我国创业者失败恐惧感逐年提升，比值分别为34.30%、39.50%、39.96%，且皆高于GEM成员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创业政策存在“落地难”困境，且缺乏针对性和专业性[2]。尽管我国政府近几年力促创业创新活动、加强创业政策扶持力度，但我国尚未充分结合创业者胜任特征，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创业政策供给体系，且缺乏差异化、分层次创业服务，导致诸多创业政策存在供需不匹配、扶持效果不佳等问题。鉴于此，本文以供需匹配为指导思想，基于胜任力理论，分析创业者异质性胜任特征，挖掘其异质性创业政策需求，借鉴创业MOS模型，探究创业政策对创业者创业胜任力的影响机制，并构建异质性创业政策供给框架，旨在为我国制定供需匹配的创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并进一步推进我国创业型经济建设与发展。
创业者(Entrepreneur)是创业活动的核心主体，其通过创业机会识别、评价和开发，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3]。当前，国外有关创业者胜任特征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创业胜任力和创业模式等方面。例如，有学者从特质和技能视角出发，指出创业胜任力是指创业者识别、利用机会的能力，其包含个人特质、知识技能、心智属性等维度[4]；也有学者基于环境和过程视角，认为创业胜任力是指创业者与复杂创业环境和创业过程良好匹配的适应能力，并提出社交关系能力、资源筹集能力等创业胜任力维度[5]。鉴于创业者素质和能力影响创业模式选择[6]，国外学者对创业模式进行了探讨。例如，GEM(2015)结合创业者创业意愿、失败恐惧感等个人特质差异，探究了创业者择业动机，提出生存型(Necessity-Driven)、机会型(Opportunity-Driven)和改善型(Improvement-Driven)3种创业模式。再如，有学者指出不同创业者通过创业资源拓展整合，能实现新创企业独有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将创业模式划分为机会获取型、创新驱动型等类型[7]。基于国外研究，当前国内有关创业者胜任特征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胜任力结构[8]、创业模式[9]和创业过程等方面。鉴于创业模式选择和创业过程实施依赖于创业者创业胜任力[10]，因此国内研究日益关注创业胜任力内涵与结构维度。例如，陈建安[11]基于国外研究，从能力胜任力、社会胜任力和心理胜任力3个方面剖析了创业胜任力结构维度，并提出培育和开发胜任力的具体措施。鉴于“能力胜任力”涵盖知识、技能、认知、经验等多方面，因此黄永春等[12]基于胜任力理论，构建了新兴产业企业家创业胜任力金字塔层级概念模型，其包括社会胜任力、职能胜任力、认知胜任力和心理胜任力等结构维度。由上述分析可知，目前国内外有关创业者胜任特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业胜任力内涵和结构维度等方面，结合创业者类型深入探讨其异质性胜任特征的研究较少。
创业政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主要从政策供给角度出发，围绕创业政策内容与框架进行理论诠释和实证研究。鉴于政策实施旨在支持市场主体活动[13]，因而国外研究者从创业者创业活动及创业环境条件出发，探究了创业政策内涵与框架。例如，Stevenson和Lundstrom[14]提出经典创业MOS模型，认为政府应通过动机激发、机会增加和技能提升3种途径，从创业促进、创业教育、创业融资等6个方面设计创业扶持政策。再如，近几年GEM报告基于创业环境条件框架，从政府支持项目、有形基础问题、研究开发转移等9个维度研究了创业政策供给问题。由此可见，国外关于创业政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内涵界定、框架构建等方面，尚未形成一致性创业政策供给框架。鉴于创业MOS模型既关注创业者个人能力和创业意愿，又强调创业环境中客观存在的机会，因此国内学者大多借鉴创业MOS模型，研究我国创业政策供给框架。例如，多数学者基于创业MOS模型，围绕动机、机会和能力3个关键维度，探讨了创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并提出税收优惠、创业培训具体等政策措施[15]。再如，夏清华等[16]基于创业MOS模型，结合新企业初创和成长过程，提出两阶段动态创业政策供给框架。近年来，学者对不同创业群体创业政策供给进行了广泛研究，以提高创业政策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如有学者关注海归人才和大学生等创业群体，也有学者关注农民工等“草根”创业群体[17]。尽管前人研究探讨了创业政策对创业主体的促进作用，初步提出了创业政策供给建议，但尚未结合创业者异质性特征，深挖创业者异质性政策需求，导致我国创业政策供给出现功能结构性失衡、颁布实施碎片化等问题[18]。因此，本文结合创业者异质性胜任特征，构建供需匹配的创业政策供给框架。
全球创业观察报告(GEM)从创业动机视角出发，提出生存型和机会型两类创业模式，但并未深入剖析两类创业模式的内涵和特征。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变革与推广，国内外日益关注创新创业，越发重视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建设，因此涌现出诸多注重科技创新或商业模式变革的创业者。例如，中国正处于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阶段，涌现出“李彦宏式”的海归技术创业者、“哈维尔教授式”的学术型企业家。基于此，本文将创业者分为生存推动型、机会拉动型和创新驱动型3种类型。
鉴于不同类型创业者胜任力结构存在异质性特征，本文基于胜任力理论，从认知胜任力、职能胜任力、社会胜任力和心理胜任力4个方面深入解析创业者异质性胜任特征，并挖掘其创业政策需求。其中，认知胜任力是指搜寻处理创业信息的能力，职能胜任力是指整合配置创业资源的能力，社会胜任力是指与创业环境互动的能力，心理胜任力是指影响创业者创业倾向、风险偏好的心理因素。
“生存型创业”的概念最早来源于Storey[19]等学者提出的推动型创业，其是指个体由于没有其它就业选择或对就业选择不满意而从事创业的行为[19]。因此，本文将生存推动型创业者界定为对就业现状不满而被迫创业的创业者，其创业行为特征表现如下：①创业被动性。生存推动型创业者由于没有满意的工作岗位而被迫创业，其创业动机具有被动性；②财富追求性。生存推动型创业者一般以消除贫困、减少冲突和提高生活质量为首要目标[20]，因而偏向于追求物质财富；③风险规避性。生存推动型创业者倾向于投资回报期较短的创业项目，其失败恐惧感较高，因而偏好于风险较低的创业行为。
由上文分析可知，生存推动型创业者注重物质财富带来的安全感，倾向于实施风险较低的创业活动，通常根据自身已具备的知识技能感知创业机会，并开展创业活动。例如，任正非在不惑之年失去国有企业“铁饭碗”后被迫下海创业，但迅速意识到改革开放后深圳是孕育高新技术的摇篮，于是通过自己在大学期间习得的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专业技术开展创业活动，因而创办了华为企业。可见，生存推动型创业者可以凭借自身知识技能和创业环境感知能力开展相关创业活动，具有一定的认知胜任力和职能胜任力基础。然而，在创立初期，生存推动型创业者社会胜任力相对较弱，难以从银行和金融机构获取资金支持。例如，GEM报告(2015)指出，有84%的生存推动型创业者以家庭积蓄作为创业启动资金。另外，由于初始创业资源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诸多生存推动型创业者在创业初始阶段心理胜任力较弱，即创业自信心不足，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失败恐惧心理，因而倾向于风险较低的创业项目。基于此，生存推动型创业者亟需政府帮助其提升社会胜任力和心理胜任力，继而提高创业行为成功率。
“机会型创业”源于Raphael等[21]提出的拉动型创业，是指个体因追求商业机会而从事创业活动。本文认为机会拉动型创业者是指善于开发市场潜在商机，并主动开展创业活动，进一步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创业者。其创业行为特征如下：①机会警觉性。机会拉动型创业者前瞻意识较强，能根据个体偏好和环境条件敏锐识别商机，进而实施创业行为，具有较强的机会警觉意识；②资本积累性。机会拉动型创业者擅于挖掘创业机会，大多经历过两次以上创业实践才获得成功[22]，并且能在试错过程中逐渐积累创业资本。例如，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擅于开发各种创业机会，创业成功前曾涉足过电器、仪器产品、服装、饮料、印刷等行业，最终通过前期财富积累，在房地产行业取得显著成就；③社会效益性。机会拉动型创业者在提高资源效率、增加产品供给、改善就业状况、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社会经济效益[23]。例如，目前中国有64.29%的创业者为机会拉动型创业者，正带动中国创业资本产生价值增值，促进经济蓬勃发展。
由上文分析可知，机会拉动型创业者善于预见和识别创业机会，具有较高的市场环境洞察力，并且能够在创业过程中不断积累创业资本和工作经验。例如，巨人网络创始人史玉柱善于因时制宜，预见潜在创业商机，曾涉足保健品、房地产等行业，并且在屡次失败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和人脉，最终凭借18位故友的支持，成功创办了网络科技公司。由此可见，机会拉动型创业者具有敏锐的机会捕捉意识和良好的社交公关能力，其认知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都较强。然而，由创业失败归因论可知，大部分机会拉动型创业者在创业试错过程中容易感受到挫败感和无助感，进而产生沮丧、愤怒等负面情绪[24]，不利于后续创业机会开发和创业活动开展，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心理胜任力。此外，由创业机会“发现观”可知，创业机会是客观属性产物[25]，有待创业者发现利用。机会拉动型创业者不能被动等待机会，而应主动开发市场潜在商机，因此该类创业者应不断开发和提升职能胜任力，以胜任新创企业成长。鉴于此，机会拉动型创业者需要政府帮助其提升心理胜任力和职能胜任力，以提高创业机会识别和开发效率。
创新驱动型创业者是指通过创造性活动，在相关领域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或推动商业模式变革，进而促进产业新质态形成和经济转型升级，其创业行为特征表现如下：①知识探索性。为实现技术变革并解决企业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创新驱动型创业者会侧重知识学习和探究[26]，故而表现出较强的知识探索能力；②创新变革性。鉴于创新驱动型创业者通常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较强的知识探索能力，因此其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自主创新动力和积极性，能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③资源撬动性。凭借新兴技术成果或商业模式创新，创新驱动型创业者能够吸纳银行贷款、风险投资和政府资助等创业资本。例如，“滴滴”网约车公司创始人程维凭借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创新“打的”模式，成功获取了天使投资。
由上文分析可知，创新驱动型创业者具有较强的探索能力和学习能力，对创业前景有较好的预期，并对科技成果商业化具有较强的把控能力。例如，李彦宏在硅谷工作数年后，怀揣巨大的创业激情和信心返回国内，通过环境考察、信息筛选、资源整合等前期准备，将当时最先进的“超链分析”技术引入中国，最终创立了百度。可见，创新驱动型创业者不仅具有较高的创业自我效能感，而且具备良好的认知能力和专业知识技能，其认知胜任力和心理胜任力都较强。然而，由于存在“技术情结”，创新驱动型创业者通常致力于研究开发活动，相对缺乏管理技能，因而亟需培育和提升其职能胜任力。例如，周鸿祎、马化腾、王志东等创业者在创业前均担任过高新技术企业研发骨干，而非企业行政管理人员，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其管理能力和领导才能。并且，正因为创新驱动创业者通常致力于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该类创业者往往会忽视社交能力培育和社会网络构建，因此其社会胜任力相对较弱。鉴于此，创新驱动型创业者亟需政府帮助其提升职能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以进一步跨越技术创新的“死亡之谷”。
综上所述，3类创业者胜任力存在异质性特征，如表1所示。其中，生存推动型创业者创业行为呈现创业被动性、财富追求性和风险规避性等特征，其认知胜任力和职能胜任力较强，但社会胜任力和心理胜任力相对较弱；机会拉动型创业者创业行为呈现机会警觉性、资本积累性、社会效益性等特征，其认知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较强，但心理胜任力和职能胜任力相对较弱；创新驱动型创业者创业行为呈现知识探索性、创新变革性和资源撬动性等特征，其认知胜任力和心理胜任力较强，但职能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相对较弱。
表1创业者类型及其异质性胜任特征
由上文分析可知，创业者创业胜任力呈现异质性特征，因此需要结合创业者异质性胜任特征，实施差异性创业政策供给。本文借鉴创业MOS模型，首先分析创业政策供给对创业者创业胜任力的影响机制，进而构建异质性创业政策供给框架，进一步探寻供需匹配的创业政策措施。
为提高创业政策供给的有效性，本文借助创业MOS模型，首先探析创业政策供给对创业者创业胜任力的影响机制，进而构建异质性创业政策供给框架。
3.1.1 创业政策供给影响机制
由创业MOS模型可知，政府通过动机激发(M)、机会增加(O)和技能培育(S)三维度政策工具，既能激发创业者创业热情和创业意愿，又能提供更多创业机会，还可提升创业者创业能力，故而能促进新创企业成长。基于此，本文以“创业政策供给—创业胜任力—创业行为—创业绩效”为研究脉络，解析创业政策供给对创业者创业胜任力的影响机制，即政府通过动机激发、机会增加、技能培育等政策措施，能提升创业者认知胜任力、职能胜任力等创业胜任力，进而有助于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资源整合，从而能够有效提升创业者创业绩效，如图1所示。
图1创业政策供给影响机制概念模型
由图1可知，政府通过激发创业动机、增加创业机会、培育创业技能等政策措施，提升创业者创业胜任力，调动其创业积极性，提高其机会识别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提升创业者创业绩效。其中，激发创业动机是指政府通过创业文化培育、有形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环境改善等政策措施[27]优化创业环境、提高创业者心理预期，由此提升创业者创业胜任力，进而激发创业者创业意愿，推动创业者创业绩效生成。增加创业机会是指政府通过创业咨询服务、初创金融支持和研发成果转化等政策措施[28]，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和资金支持，降低创业者因资源匮乏引发的心理压力，减轻创业者风险恐惧心理，进而提高其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和利用能力，促进其创业绩效提升。培育创业技能是指政府通过实施初创孵化平台、创业教育政策、技能培训项目等政策措施，提升创业者思辨表达、研究开发、管理协作等能力，进而提高创业者资源整合配置能力，提升新创企业存活率和创业绩效。
3.1.2 异质性创业政策供给框架
本文以供需匹配为指导思想，基于创业政策供给对创业胜任力的影响机制，结合创业者异质性胜任特征和创业政策需求，构建“供需向相匹配”的异质性创业政策供给框架，见图2。
图2异质性创业政策供给框架
由图2可知，创业者创业胜任力存在异质性特征，因此政府应以培育和提升创业者创业胜任力为着力点，并结合创业者异质性创业政策需求，构建供需匹配的创业政策供给框架，从而促进创业者创业绩效提升，并推动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其中，政府应侧重于加强生存推动型创业者的心理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构建“以动机激发和机会增加为主、以技能培育为辅”的创业政策供给框架，点燃该类创业者的创业激情，提升生存推动型创业者的创业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影响力，并且为该类创业者提供更多创业资源，进而推动该类创业者创业绩效生成。以提升机会拉动型创业者心理胜任力和职能胜任力为着力点，构建“以动机强化和技能培育为主、以机会增加为辅”的政策供给框架，即提高该类创业者创业期望，提升其创业毅力和信心，培育这类创业者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机会开发能力，从而提升其创业成功率。重点培育创新驱动型创业者的职能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构建“以技能提升和机会增加为主、以动机强化为辅”的政策供给框架，提升创新驱动型创业者管理才能和社交能力，巩固该类创业者的职能基础，进而提升该类创业者创业绩效。
一方面，政府需要提升生存推动型创业者的心理胜任力，激发其创业激情和创业动机，引导该类创业者将创业视为良好的职业选择。具体而言，政府可通过公开表彰杰出创业者、奖励优秀创业项目等创业促进政策，培育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进一步激发生存推动型创业者的创业意愿，提高该类创业者的心理预期。并且，政府应培育良好的创业氛围，鼓励生存推动型创业者坚定创业目标，并强化创业道德规范宣传，引导该类创业者重视长远利益，避免套利型创业行为。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创业载体建设，降低生存推动型创业者创业成本，提高其创业积极性和创业期望。
另一方面，政府还需提升生存推动型创业者的社会胜任力，推动 “野蛮创业”向“协同创业”转变，帮助该类创业者拓展社会关系网络，提高其网络构建能力和社交公关能力。具体而言，政府亟需落实创业金融支持相关政策，扩充生存型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鼓励大型企业通过“以大带小”等形式与中小型新创企业进行商业项目合作，从而改善其融资困境。并且，政府应制定更精细化的创业资金供给政策，降低该类创业者的创业成本。例如，政府应提高农民工创业政策供给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制定精准化的创业资金资助、小额担保贷款和农民工授信评级等政策条例，拓展农民工融资渠道。此外，政府还应简化生存型创业者创业审批程序，降低该类创业者创业门槛，以提高该类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
一方面，政府应提升机会拉动型创业者的心理胜任力，降低其由于创业风险或创业失败可能引发的挫败感，提升该类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和创业热情。具体而言，政府可通过降低行业准入壁垒、改革市场监管体系等措施，推进市场公平竞争，以增强机会拉动型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并且，政府应落实创业促进政策，给予成功创业榜样荣誉称号和宣传鼓励，从而提升机会拉动型创业者的创业自信。此外，政府还应完善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体系，为创业失败机会拉动型创业者分析原因、总结经验，从而强化该类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提升其创业毅力。
另一方面，政府应培育机会拉动型创业者职能胜任力，增强其理论储备和实践技能，提升该类创业者机会开发、资源整合和团队构建等能力。具体而言，政府可通过推进创业实训基地建设，提升机会拉动型创业者的实践技能。例如，政府应在青年创业创新实践项目中发挥连接校园与社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培养青年创业者的创新创业思维，并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创新成果提供“企业化管理，项目化运作”的创业实践服务。并且，政府还应推进创业孵化平台建设，邀请成功创业者定期交流经验，为机会拉动型创业者提供经验交流平台，从而惠及我国现阶段基数较大的机会拉动型创业者。例如，“黑马成长营”项目定期邀请王石、李开复、史玉柱等著名的创业导师开班授课，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了学习、交流、融资、推广、合作、咨询创业服务平台。
一方面，政府应提升创新驱动型创业者的职能胜任力，侧重培育该类创业者管理能力。具体而言，政府应强化创新创业教育，培育创新驱动型创业者的战略决策能力和领导管理才能。例如，鼓励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开设交叉学科课程，着重提升该类创业者的经营管理能力，以培养其创新创业必备的复合思维方式和问题解决能力。并且，政府还可通过加强创业技能培育、开发创业实践平台等政策措施，促使该类创业者在创业实践过程中积累战略管理经验，增强职能胜任力。
另一方面，政府应提升创新驱动型创业者社会胜任力，为其提供创业补贴和创业融资服务，以帮助该类创业者克服创业资源不足、社会网络有限、品牌影响力薄弱等劣势。具体而言，政府可通过鼓励大中型国有企业、行业龙头企业与新创企业合作，拓展创新驱动型创业者社会网络资源，促进其实现“压枝裂变式”创业，即创业者依靠优势企业支撑实现创业。并且，各地政府应加强创业孵化平台建设，推动本地形成“精英网络”，即鼓励创新驱动型创业者共享资源、协同创新，创建创新创业园区。例如，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留学来京创业人员、京籍应届毕业生的创业优惠政策，旨在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缩短新创企业成长周期，降低创业成本，提升新生创业者的创业积极性。
本文通过分析创业者异质性胜任特征，强调创业胜任力结构差异在异质性创业政策供给研究中的重要性，丰富了创业政策与创业胜任力研究成果。首先，基于胜任力理论，剖析创业者类型与异质性胜任特征，即生存推动型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呈现创业被动性、风险规避性等特征，其认知胜任力和职能胜任力较强；机会拉动型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呈现出机会警觉性、资本积累性等特征，其认知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较强；创新驱动型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呈现出创新变革性和资源撬动性等特征，其认知胜任力和心理胜任力较强。其次，借鉴创业MOS模型，解析了创业政策供给对创业者创业胜任力的影响机制，即政府通过动机激发、机会增加、技能培育三维度政策实施，能有效提升创业者创业胜任力，进而有助于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资源整合，从而能提升创业者创业绩效。再次，结合创业者异质性胜任特征和创业政策需求，以供需匹配为指导思想，构建了异质性创业政策供给框架，即政府应以“动机激发和机会增加为主、技能培育为辅”为指导思想，侧重于提升生存推动型创业者的心理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以“动机强化和技能培育为主、机会增加为辅”为指导思想，着重提升机会拉动型创业者的心理胜任力和职能胜任力；以“技能提升和机会增加为主、动机强化为辅”为指导思想，重点提升创新驱动型创业者的职能胜任力和社会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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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Yongchun1,2,Huang Xiaoyun1
(1.Business School,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China;2.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between "World Water Valley" and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By drawing on the MOS model,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supply o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y, and constructs a heterogeneous framework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supply. Research shows that:① Entrepreneu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Necessity-driven, Opportunity-driven and Innovation-driven, among which necessity-driven entrepreneur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passivity, risk avoidance and wealth-chasing. And they have the advantage of cognitive competency and functional competency. Opportunity-driven entrepreneur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opportunity-searching,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tc., and they have stronger cognitive competency and social competency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 are characterized with innovation reform ,resource-prizing and etc., and they are equipped with better cognitive competency and psychological competency;②By stimulating motivations,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and improving skills,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supply can enhance the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y,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recognition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ies and integr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Thus it will help entrepreneurs to improv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③In view of the discrepancies among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y and entrepreneurial policy needs of various entrepreneurs,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heterogeneous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supply. For necessity-driven entrepreneur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 emphasize on the entrepreneurial policy of motivation-stimulating and opportunity-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government should stress the entrepreneurial policy of motivation-promoting and skills-developing for opportunity-driven entrepreneurs. Furthermor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ntrepreneurial policy of skills-improving and opportunity-raising for innovation-driven entrepreneurs.
KeyWords: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y; Heterogeneous Competency; Entrepreneurial Policy Supply
DOI：10.6049/kjjbydc.2017070626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1-01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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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9-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GL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2016B30114)
作者简介：黄永春(1982-)，男，江苏盱眙人，博士，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创业管理；黄晓芸(1993-)，女，广东广州人，河海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