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不同类型联系对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杨蔚宁1,2，张正河1，游 艳1
(1.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合肥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61)
摘要：商业联系是企业获取创新资源、市场信息，实现技术知识更新的有效路径。针对现有研究在商业联系细分、作用机理复杂性及不同创新作用潜在差异性方面存在的不足，构建了多维度商业联系、探索式创新和应用式创新的概念模型，运用274份企业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供应链联系与应用式创新呈正U型关系，但与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同业联系与探索式创新呈正U型关系，但与应用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
关键词：探索式创新；应用式创新；供应链联系；同业联系；竞合关系
新常态下的经济下行压力对企业生存和成长提出了严峻挑战[1]。相较于传统的竞争和创新范式，目前企业迫切需要挖掘现有知识、技术、流程和市场细分潜力以实现成本经济性，同时，扩展知识存储、培养创新产品的多样性和技术跃迁性以实现对创新租金的占有[2]。相应的，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和应用式创新成为目前业界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需要指出的是，探索式创新和应用式创新位于同一创新界定范式的两端，在施行时其依赖的创新知识种类、研发目标倾向、基础资源供给和外部市场定位存在显著差异[2,3]。因此，对二者的同时深耕往往会带来个体企业内部流程的混乱和研发资源的浪费，而选择符合自身禀赋的某一类创新成为很多企业现实可行的策略选择[1,3-5]。我国是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在市场基础设施尚待完善的前提下，企业不仅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渠道购买、交流外部知识与资源以培育创新能力，而且需要通过非正式关系实现创新资源更新和积累[6-9]。有研究分析了企业管理者通过私人联系(例如商业联系、政治联系)促进知识、资源和信息获取、提升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8-12]。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政府直接管理和调控的职能已逐渐被剥离，更多地承担市场运行监督与辅助职能。因此，管理者政治联系的效用逐渐降低，而商业联系则由于其改善了交易效率、扩大了交易范围、拓展了交易深度等潜在效用而成为我国企业在商业运营中着力培育和发展的社会资本[9,12]。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管理者联系研究对于商业联系的概念界定和实证检验仍存在细分之处。传统的供应链研究明确指出企业与上下游伙伴间的合作关系和企业与其同业竞争者、关联方的合作关系存在差异，例如内嵌的竞合倾向[13]、合作深度和广度[14-16]、合作效率[17]，而基于知识观和学习理论的整合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两种合作关系下所持有的知识、信息和资源也具有差异性[18-20]。因此，对现有单维度的商业联系作进一步细分能更直观和准确地勾勒出不同商业联系对于企业资源、信息和知识获取以及后续创新行为的差异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单维度测量方式，仅有少数研究关注不同类型商业联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1]。
更为重要的是，商业联系具有非正式约束本质[9]，其实际效果也是商业联系所蕴含的潜在约束与潜在利益相互制约及整合形成的合力[14]。例如对于探索式创新而言，商业联系的潜在利益(例如多样化的知识与资源支持、市场信息)可以有效促进探索式创新的开展，但是随着商业联系的增强，负面的约束作用(例如过度嵌入、战略刚性)会逐渐限制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开展，使其最终效果呈现非线性递减趋势。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商业联系对创新的线性正向效果，忽视了相对复杂的作用机理和潜在的非线性作用效果。同时，供应链联系和同业联系由于连接者不同，联系中所蕴含的行为约束、过度嵌入所带来的行为和战略刚性也有所不同，对应于探索式创新和应用式创新具有差异化的创新资源、信息和知识需求，其作用效果也呈现出差异性，而目前尚未对此作进一步探索。
因此，本文将在制度理论、学习理论和知识基础观的基础上，探讨与界定不同种类商业联系，并进一步探究其对探索式创新和应用式创新的差异化非线性作用机制。
现有的管理者联系研究主要以Peng和Luo[9]的研究为基点，将管理者商业联系(即与顾客、供应商和竞争对手的联系)作为单维构念，检验其对企业绩效[14]、创新绩效[11]、资源获取[7]等结果变量的影响。然而，既有的竞合领域研究、基于资源的研究和管理者联系的理论探讨逐渐发现，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关联方(顾客、供应商、服务机构等)、同行业关联方(竞争对手、服务机构等)之间的联系存在差异性，两种联系为企业带来的资源、信息、知识和其内在嵌入的相互信任、竞合状态也会不同[15-21]。
具体而言，供应链联系的关联方位于价值链上下游，与之建立的联系代表了企业与其价值链合作者之间的协同和整合[15-17]。由于企业无法脱离这些关联方的支持而独立发展，从竞合角度来说，企业与供应商、顾客具有达成一致目标的可能性，即以低成本、高效率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15]。因此，企业与其垂直联系伙伴不存在除了价格谈判之外更复杂的冲突因素，故维系成本较低，联系更为稳定持久，双方的相互信任更加牢固，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更大，合作范围更广，合作也会更深入[15,18]。
与之相反，同业者联系促进了企业与同业关联方的交流，但是这种联系连接的双方存在与生俱来的竞争关系[19]。一方面，同业者联系有利于企业深入掌握竞争对手的竞争战略、经营方式等信息，能为企业降低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把握未来发展方向[18,19]。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信息和资源交流是双向的，基于关系网络的互惠性原则，企业同样需要向联系方提供相应的知识、信息和资源，有些知识和信息甚至是企业的研发、营销和经营诀窍[14]。虽然这种水平联系能够约束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巩固双方合作关系，但是企业与同业者进行知识信息交流和资源交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牵制、击败竞争对手。因此，水平联系双方是无法建立完全相互信任和扶持关系的，更多的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信任程度的有限也限制了联系双方进行知识、信息和资源共享的深度和广度[14-17,19]。
在创新资源方面，供应链联系为企业带来了根植于不同市场的专业知识、经营理念和市场信息，与企业现有资源具有显著区别，因而可以提升企业的知识广度和创新性。相反，同业者联系提供的创新资源、技术知识、产品信息、市场开发策略和经营方法都源于同业者对于相同市场的理解和深耕，因此与企业现有创新资源具有一定同质性。此时，同业者联系有助于企业深耕现有市场和技术领域，拓展企业知识深度[18-20]。
探索式创新和应用式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一种对称解构概念，其区分核心是创新中遵循的路径、依赖的资源和嵌入的产品导向[2,4-5,22-24]。具体来说，探索式创新是对既有技术和市场路径的突破性改进，依赖于企业对现有资源、信息和知识的颠覆式应用，其创新成果的应用范围也是脱离现有产品和市场领域的全新市场[4]。与之相反，应用式创新是对现有技术和市场路径的延伸，主要源于企业对现有资源、信息和知识的潜力挖掘与细微改进[5,23]。因此，应用式创新代表了企业的深耕思想，主要通过压缩成本、创造差异化优势来提高现有市场的盈利能力[24]。由于两种创新方式具有上述区别，因此它们对外部创新资源、信息和知识的需求存在差异[25]，对企业创新的目标导向和施行战略也具有不同依赖性[26]。相应的，供应链关系和同业关系在潜在可供资源、信息和知识，以及内嵌的竞合驱动方面存在的差异会影响其后续利用过程。例如，所提供资源、信息和知识的差异会体现在企业对这些外来创新资源的吸收利用效率以及吸收利用后所产生的技术偏好上；而不同商业联系的培育和利用过程会使企业产生不同市场领域和竞合类型的关系网络嵌入性，这些差异会体现于对创新成果作用的定位上。最终，不同类型商业网络的开发和利用会对企业不同类型的创新产出产生异质性影响。
对于应用式创新而言，当同业联系的强度逐渐提升时，企业获取到的具有同质性的创新知识、信息和技能会逐渐增多，有利于加深企业对现有产品的理解，并提升其对主导技术的应用能力[27]。同时，同业联系的增强会改善企业间的信息沟通、知识学习和资源交流效率，通过降低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完善企业创新资源供给[27,28]。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与同业者的交流可以加深其了解现有市场，在精准定位创新产品的同时拓展现有产品线、开发现有市场[28]。然而，过度紧密的同业联系也会阻碍企业应用式创新的开展。首先，同业联系的交流是双向的，企业在获取创新资源、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合作伙伴提供相应回报[21]。这种紧密联系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深层次、广范围的交流机会，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企业知识和商业诀窍泄露的风险，使企业创新产品的新颖性与市场开发前景受到影响[12,14]。其次，企业应用式创新的盈利源泉在于对现有产品线的潜力挖掘和现有市场的深耕。然而，过度紧密的同业联系由于私人关系具有强制互利性特征，使得企业对现有市场的深耕必然受到影响[7,14]。因此，随着同业联系的增强，企业应用式创新所受到的负面影响也会逐渐显著。
与之相反，当供应链联系的强度逐渐提升时，源于不同市场的信息和技术知识会增加企业知识的多样性[29,30]。这种多样性虽然具有扩展企业视野、增强企业创新性的潜在价值，但是企业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消化和吸收这些外部知识与信息，并将其整合到企业的创新行为中[14,31]。此时，一方面，企业的应用式创新更依赖于对现有技术和市场的深耕[31]；另一方面，对新技术和知识的消化整合会挤占现有研发项目的创新与管理资源投入[32,33]。然而，当企业建立了牢固的供应链关系后，一方面，对源于上下游关联方信息和知识的吸收消化效率逐渐提升，资源挤占效应会逐渐削弱[34]；另一方面，知识宽度的提升对于技术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逐渐显现，使得企业应用式创新的研发效率显著提升[35]。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1：同业联系与应用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
H2：供应链联系与应用式创新呈U型关系。
对于探索式创新而言，当同业联系的强度逐渐提升时，一方面，企业无法将同业联系提供的现有技术、市场领域的知识与信息整合到探索式创新的研发行为中[1,9,36]。相反，这些源自相似市场和技术领域的知识、信息与探索式创新行为所强调的知识及信息具有差异性，甚至是相互矛盾的[1,26]；另一方面，探索式创新强调拓展新市场、开发新技术，而同业联系的建立不可避免地会增强企业对既有产品和市场领域的嵌入性，因而阻碍了探索式创新的开展[32]。当企业对同业联系的开发和利用达到一定程度时，一方面，基于对现有技术领域的深耕可以触发创新创意的产生[20]；另一方面，对于核心商业和技术机密泄露的考量会迫使企业开拓新的产品线与市场领域以规避潜在竞争风险，从而加大对探索式创新的投入[37]。
与之相反，当供应链联系的强度逐渐提升时，企业对外部不同市场的信息、技术知识和创新资源的获取可以有效支撑其探索式创新的实施[33]。虽然这些外部资源、信息和知识的吸收整合会消耗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投入，但是其产出可以有效弥补成本消耗[34]。同时，对不同市场的接触和认识可以有效提升企业新产品线设计能力、商业化能力和预赢利点定位能力，因而保障了探索式创新成果的利益回报[37]。然而，当供应链联系过于紧密时，企业与现有供应商、顾客的交流会更加频繁，在加深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同时，也提升了对这些利益关联方的隐性刚性和承诺，迫使企业不得不以满足他们的价格诉求、产品需求为创新重点，阻碍了探索式创新的开展[15-16,38]。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3：同业联系与探索式创新呈U型关系；
H4：供应链联系与探索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提出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图1不同类型联系对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研方式收集数据，依据研究主题“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在问卷设计过程中采用规范的量表设计方法，选取国内外文献中成熟量表，并采用翻译与回译的方式确保问卷的准确性、信度、效度[39]。然后，选取合肥地区12家企业进行预调研，根据预调研企业反馈结果对问卷进行修订和完善，形成最终量表。在样本选取过程中，根据地理分区和2014年的GDP总量排名，划分为东南沿海地区、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并在每个区域随机选取200家企业。正式调研时间为2015年8月至2016年5月，通过上门面访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放问卷900份，最终回收问卷320份，剔除其中信息缺失严重的问卷，最终获得274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30.4%。样本涵盖了国有、民营、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企业，涉及机械制造、化工、汽车、电子等行业。为检验无回应偏差，将收回与未收回问卷企业的行业类型、所有制等变量进行t检验(Armstrong和Overton，1977)，结果显示二者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因此无回应偏差，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显著影响[40]。
本研究中的5个变量均采用Likert7分量表，测量受访者对问题的认同程度。具体量表题项见表1。供应链联系代表了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利益关联方的关系连接，因此，基于Peng和Luo(2000)的商业联系测量方式，并参考杨卓尔等[9,21]对于竞争联系和合作联系的探讨，采用6个题项测量企业与供应商群体、商业关联方群体和顾客群体的关系连接。同业联系是指企业与同行业主要利益关联方之间的关系连接。因此，依据Peng和Luo(2000)和杨卓尔等(2013)的测量方式，采用3个题项测量包括企业与其主要竞争对手、同业企业、市场关联方的关系连接。同时，探索式创新与应用式创新的核心区别在于创新过程中资源利用、知识学习和研发实验行为所体现出的行为偏好类型(Lavie等，2010)，以及创新成果所蕴含的技术路线变化、技术改进程度(Atuahene-Gima,2010)。因此，现有研究多通过创新过程中资源利用、组织学习和研发实验行为类型以及创新成果对于现有技术的改进或偏离程度来测量两种不同创新。以此为基础，结合Lavie等(2010)和Kim 和Atuahene-Gima(2010)的研究，分别通过3个和4个题项测量探索式创新与应用式创新行为种类及创新成果来源[2,4]。为了控制其它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寿命、企业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1)信度和效度检验。运用SPSS19检验各变量的Cronbach′s a值、因子载荷和解释的方差百分比。由表1可知所有变量的a值均大于0.83，说明各变量测量具有良好信度[40]。效度检验包括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测量。收敛效度可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平均提取方差(AVE)检验。由表1可知，所有题项在相应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0[41,42]，且在p<0.001的水平上显著；另外，所有因子解释的方差百分比都超过50%，因而各变量具有良好收敛效度[42]；同时，各因子解释的方差百分比的平方根(详见表2对角线数值)均大于其所在行和列的数值[42]，因此所有变量具有较高区别效度。
(2)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表2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变量间相关系数和能解释方差值的平方根。
表1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表2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注：显著性水平+p<0.1;*p<0.05,**p<0.01,***p<0.001,(2-tailed)；粗体值为所解释方差值的平方根，对角线下面的数值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N=274
(3)模型验证分析。运用SPSS19软件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检验研究假设。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涉及交互项的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根据既有检验范式，采用如下步骤：首先，在模型1中把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将应用式创新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同业联系、同业联系的平方项以及供应链联系、供应链联系的平方项并回归，得到模型2，以检验假设H1和H2。结果显示，同业联系的一次项对应用式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128，p<0.001)，而二次项对应用式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0.099，p<0.01)，支持了假设H1所提出的倒U型关系；供应链联系的一次项对应用式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514，p<0.001)，而二次项对应用式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235，p<0.001)，支持了假设H2所提出的U型关系。在模型3中把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将探索式创新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同业联系、同业联系的平方项以及供应链联系、供应链联系的平方项并回归，得到模型4，以检验假设H3和H4。结果显示，同业联系的一次项对探索式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140，p<0.01)，而二次项对探索式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141，p<0.01)，支持了假设H3所提出的U型关系；供应链联系的一次项对探索式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0.456，p<0.001)，而二次项对探索式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0.090，p<0.1)，支持了假设H4所提出的倒U型关系。
本文在创新理论、知识基础观和管理者联系研究基础上，理论探讨并实证检验了多维度商业联系对探索式创新和应用式创新的差异化非线性影响，并验证了研究假设。不同于现有研究仅关注线性作用机理[11]以及单一新产品绩效的非线性作用[21]，本文研究结果佐证了商业联系维度划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且商业联系细分维度中的同业联系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呈U型，对应用式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与之相反，商业联系细分维度中的供应链联系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对应用式创新的影响呈U型，佐证了商业联系分维度的差异化非线性作用机制。
表3假设关系检验
注：+p<0.1;*p<0.05;**p<0.01;***p<0.001；所有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N=274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引入制度理论和知识基础观的相应观点，探讨了两种商业联系在提供的资源、信息和知识、内嵌的竞合强度、引致的企业路径选择方面存在差异性，因此丰富了现有管理者联系的构念解析，实现了管理者联系、制度理论和知识基础观在我国转型经济下的整合。
(2)研究结论回应了创新研究中针对探索式创新—应用式创新的均衡或对立观点的争论。依据Lavie等[1]的论述，探索式创新和应用式创新是否可以共存的关键在于二者所依赖的创新知识、资源及信息能否自由流动与实现低成本转换。本研究进一步从创新理论认知视角出发，探讨了二者依赖的路径选择存在差异性，因此产生创新行为的不同特征。通过检验不同管理者商业联系与二者的差异化关系，佐证了“对立”的观点。
实证结果同样为企业商业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①面临经济新常态的竞争压力，我国企业应当注重商业联系的培育，发挥其对创新活动的支撑作用；②商业联系并非既有研究中所普遍认同的单一构念，而是由嵌入了潜在可获资源及其应用需求、竞合导向等异质性分维度商业联系种类所构成。相应地，企业管理者在商业实践中也需要关注自身关系开拓的需求，以培育适宜的商业联系；③不同商业联系细分维度对企业创新成果呈现非线性作用机制。因此，为了促进企业创新，商业联系的培育需要根据创新目标采用不同配比策略。具体来说，着力培育供应链联系的同时维持适中的同业联系，可以有效促进应用式创新，而着力发展供应链联系并保持适中的同业联系对于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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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Weining1,2,Zhang Zhenghe1,You Yan1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fei Normal University, Hefei 230061,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oday's Chinese market, the pressures from the decreasing economy compel firms to select proper innov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ir inherent traits to sustain profits and growth. However, the ongoing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may not adequately underpin the market-based exchange of innovation resource, market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which necessitate business ties as the effective conduits for firms' resource renewing. Unfortunately, previous research rarely explores the sub-dimension of managerial business ties, and thus their potential non-linear functions upon the outcome variables, and their diversified effects on different types of innovation. In this consider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274 China firms, this research formulates a conceptual model of horizontal ties, vertical tie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Our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vertical ties have a U-shaped effect 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but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In contrast ,horizontal ties have an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but a U-shaped effect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KeyWords: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Vertical Ties; Horizontal Ties; Coopetition Relationship
收稿日期：2017-09-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09)；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14MOOC039，2016jyxm0852)
作者简介：杨蔚宁(1982-)，男，安徽淮北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合肥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创新、区域发展；张正河(1964-)，男，河南开封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涉农企业管理；游艳(1980-)，女，北京人，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供应链金融。
DOI：10.6049/kjjbydc.2017070011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0-0081-07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