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克里斯坦森对管理理论开发过程阶段的划分
白 胜
(西南政法大学 管理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与广为人知的颠覆性创新理论相比，克里斯坦森开发该理论的方法论未获得足够关注。对比《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中30位管理学大师4个研究阶段发现，克里斯坦森颠覆性的基本做法与之相符，但是有特别之处：辨析例外与反常，在不同理论开发阶段采用不同反常解决方案；针对不同理论发展状态，采用归纳式、演绎式和理论边界质疑式3种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形式；研究中特别重视研究方法论，并以方法论指导和强化自身研究成果；在展示研究成果的同时也阐释产生成果的方法论或假设以增强成果可信度，使研究成果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些发现有助于学者从研究方法论视角重新审视颠覆性创新理论，并使其在创新活动中关注某些技巧。
关键词：颠覆性技术；颠覆性创新；商业模式；研究方法论
颠覆性创新也称破坏性创新，其理论创始人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被《纽约时报》戏称为真正的 “创新沙皇”，认为当他预测某行业将是下一个颠覆对象时，全世界都会认真对待。其理论从最初的颠覆性技术发展到现在的颠覆性商业模式，完成了思维的多次自我超越，对国内学界和实践者影响深远，为发展中国家及后发企业指出了现实可行的赶超路径，并从多角度形成了理解创新的探索平台，成为中国管理学界影响最大的5位哈佛管理大师之一。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领悟、验证、遵从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同时，若能洞悉其开发理论的方法和技巧，并能为已所用，必将受益无穷。克里斯坦森多次说明他只有一套理论，就是教大家怎样想而不是怎么做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一方法论研究暂付阙如。为此，本文依托《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经典理论的开发历程》(以下简称《思想》)总结出的30位当代管理大师开发管理理论的过程框架，通过梳理克里斯坦森在这些方面的做法，以彰显其突出之处。这些研究既能补充和深化《思想》中的内容，又能让研究者从颠覆性创新理论开发历程中获得研究方法论上的启迪。
《思想》指出：“学习如何开发理论的最好方法，是向那些开发了重要管理学理论的大师学习，看看他们是如何开发其理论的”。它将理论开发过程归纳为4个迭代阶段：关注反常现象-探索消解反常方案-完善最佳方案-发表研究成果[1]。本文通过对比克里斯坦森开发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历程，在重点关注其与4个阶段重合的同时，聚焦于不同做法，最后形成研究结论和启示。
管理研究的一种流行做法，就是找到一批业绩显著的组织，归纳或构造出它们的某些相同之处，进而提炼出成功经验再推而广之，并由此催生出半衰期极短的管理时尚理论。这些理论此消彼长，勾勒出一幅管理理论“丛林”图景。但是，真正的管理大师不走寻常路，他们的研究起点并非关注成功者行为，而是研究现有理论或假设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即已有理论或假设推论出应当如此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冲突[2]。《思想》中总结出两类冲突：一是已有理论或解释与研究者个人认识间的冲突；二是研究者个人认识或理论与由此推断出的结果或管理组织现状相冲突[1]。
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研究也始于关注这两类反常。Henderson & Clark(1990)创新理论遭遇的解释困难是他关注的第一类反常。该理论将技术创新分为组件创新和结构创新两种，前者是指累积现有知识体系形成的持续性创新技术，后者是指完全不同于已有知识体系的突破性创新技术(可能为另一行业中的知识)，在位优秀企业通常累积了前者却缺乏后者，所以它们在技术变革中会“意外”失败[3]。克里斯坦森发现了该理论的反常，即在磁盘驱动等行业中，让在位成熟企业屡屡败北的恰恰是一些简单的组件创新技术，而并非结构创新技术。针对此反常，他提出将技术划分为延续性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两种，这一理论就是其博士论文的核心，也是《创新者的窘境》一书的核心。
第二类冲突源于《创新者的窘境》，尽管克里斯坦森在该书中特别说明，其颠覆性技术中的“技术”是一个将劳动、资本、原料、精力、信息等转化为价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属于一个包含市场营销、投资和管理流程在内的广泛领域[4]，但人们依旧习惯性地从工程和制造角度理解其“技术”。于是，他在《困境与出路》一书中将“技术”改为“创新”[5]。但是他发现，“颠覆性创新”理论在应用中又面临两种反常：一是在延续性创新中出现了在位企业失败而新进入者获胜的情况，如EMC公司在高端数据存储业务中战胜了IBM；二是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出现了在位企业未设立独立组织却战胜新进入者的反常，如惠普公司在喷墨打印机业务上的成功[6]。
颠覆性创新理论在解决第二类反常过程中得到了持续改进[6]：①细分颠覆性创新为新市场颠覆性创新和低端市场颠覆性创新，细分延续性创新为替代性延续创新、渐进式延续创新和激进式延续创新；②提出了创新的相对性概念，认为颠覆性创新是相对于另一个公司商业模式而言的，其对某企业为颠覆性创新对另一企业则可能是维持性创新；③将管理者面对新技术或新产品/新市场机会的情境分为两类：组织收益结构、成本结构及利益模式对企业在财务上有吸引力的情境与没有吸引力的情境；④可使用商业模式理论解释，为何不同企业面对不同类型创新时行为各异。由于商业模式是企业资源、流程和盈利模式与顾客价值主张的结合，因此，应从市场营销及财务角度而非技术或产品角度诠释创新。正是如此，颠覆性创新理论宜称为颠覆性商业模式创新理论[7]。
与《思想》中的大师相比，克里斯坦森在关注反常方面有3个突出之处：①区分例外和真正的反常。《思想》中大师们论及的“反常”含义宽泛，他们将所有反直觉、令人惊异的现象都视为反常，认为其都可作为产生研究问题的起点，但克里斯坦森却指出了它们的差别。他认为，当发现与理论预测结果不一致的事实时，不应立即断定它就是反常，如果仍然可以用现有理论解释不一致的原因，那么它就属于差别复制的例外现象。例如，不能用飞机能飞作为万有引力理论的反常，因为可以用伯努利理论解释这一现象。只有的确无法使用现有理论解释的事实才是真正的反常。才有可能是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的始发点；②区分了研究反常在管理理论开发描述阶段和规范阶段的不同作用。在描述阶段，其作用有利于按照特征现象进行分类，让新分类既能解释原有现象，又能解释反常。在规范阶段，其作用是有利于按情境对规范理论进行分类，以增强理论外部效度；③提出了寻找反常的3种具体方法，即从不同于原有学科的新视角寻找方法，从多个分析层次或分析单位检查一个现象的做法，以及观察和比较更广泛现象的做法[8]。
《思想》总结到，冲突和不协调引导大师们寻找可能的答案，以减少或消除所面对的冲突，而新理论就来源于感受冲突和寻求答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3个因素影响对不同答案的获取：职业生涯、教育背景及与同事间的交流[1]。这3个因素同样影响了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开发。他在哈佛大学获得MBA学历后，进入陶瓷工艺系统公司。公司成员极其聪明能干，但经营却以失败告终，他本人也遭解雇，并由此再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由自己失败的从业经历产生的冲突，再加上哈佛大学的训练促使其探索：为何聪明人做出来的聪明决定注定会失败？他的探索也受益于同事的建议：遗传学研究者通常不研究人类，因为人类要30年左右才繁衍下一代，而任何变化的因果关系都要很长时间。相反，他们会研究果蝇，因为果蝇在一天时间内就可完成从受孕、出生到成熟和死亡的全过程，而硬盘驱动器企业就是商界的果蝇，所以它们是研究商业现象的理想研究对象[4]。另外，他多次使用人类从观察鸟的飞行到成功发明和改进飞机的案例，也源于他人的启发[9]。
与大师们不同，克里斯坦森还利用教学过程探索3类不同情况下的理论开发方式[10]。第一种是归纳式教学法，他以哈佛商学院Bowen教授为例予以说明。Bowen调查发现，哈佛商学院毕业生有40%就业于印刷、服务、零售等低技术、慢增长的传统型小企业，他开设了“创业和运营小企业”新课程。然而，他在备课时发现，如何管理这类企业却没有相关理论可供借鉴，他只好先写一些案例，阐释这类企业管理者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在授课中，他让学生在讨论一些案例后就停下来，对案例涉及的公司、管理者、问题进行分类，再讨论这些分类与公司业绩间的关系。接下来，在更广泛环境中让学生检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从而倒回去精炼其前一次分类与公司业绩间的关系；反复这一过程，就能获得新理论。
第二种是演绎式教学法，克里斯坦森以自身教学过程为例加以说明。他在讲授“创立延续性创新企业”课程时，让学生先查阅介绍某种理论的论文及与之相关的案例；再让学生使用该理论，推断案例公司在历史上出现过哪些行为；然后设定公司处于某一环境中，若采取哪些行为将出现哪些结果，以及采用哪些行为不会出现哪些结果。藉此讨论，学生就能发现理论面临的反常进而对其进行修正。例如，某一学生指出，《困境与出路》中将大钢铁企业败北于小企业归咎于它们为满足最好客户需要的学说并不充分，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不断追求稳定利润。该学生的建议正是触发克里斯坦森将其理论发展为颠覆性商业模式创新的动因之一。又如，克里斯坦森不明白，为何大钢铁企业总是试图将具有颠覆性创新的小型工厂强行塞入公司原有组织体系中，而不是另设立一个享有自主权的组织，通过与学生的多次课堂讨论后他获得了答案，于是形成了2008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财务工具何以成为创新杀手？”。
第三种是理论边界质疑式。对于已经广泛接受的成熟理论，克里斯坦森让学生质疑其适用的充分条件，分析在何种情况下这一理论不能有效使用，以及失效的原因。例如，他让学生辨析：在哪些情境下流程再造或精益生产是一种糟糕做法？在哪些情境下外包非核心竞争能力业务会引发危机？何时对供应商采用竞标签约方式比采用稳定的供应链管理方式更加有效？基于时间的竞争和大规模定制在哪些时候作用不明显？何种情境下将并购对象纳入母公司比设立独立组织更好？钱德勒的“看得见的手”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应在何处分界？零售业中“一站式”满足方式与专门化方式的无差异点在哪里？用行业编码作为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性”定义标准在什么条件下才是恰当的？等等[11]。他深信，这种教学方式操作简单却能产生新认识，而且往往是教师感到自己的收获比学生还多，这可以让教师更为精准地识别成熟理论的不逮或缺口，并定位出潜在研究价值空间。
最近，克里斯坦森[12]还在研究中采用众包方式，邀请参加过其课程学习的150名学员和毕业生参与其研究，并最终形成了2014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资本主义的窘境”一文。
《思想》指出，学者们研究和拓展其观点，是理论开发完善阶段的主要特征，而观察、归纳、释义和优化等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做法[1]。例如，阿吉里斯在研究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理论时，大量观察了人们在组织和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表现；明茨伯格[13]认为最令其痴迷的是归纳研究，即构造对于事物的合理解释，并建议分两步走，先完成观察及资料收集等“探索性工作”，再以此为基础实现“创造性一跳”，最后发出超越数据和事实的理论；卢梭建议，使用图表、连续体和N×N分类矩阵形式，可以更清晰地表达理论含义；奥尔德姆和哈克曼认为，理论开发是一个无尽的重复过程，其在选择变量和确定其相互联系中来来回回，希望最终所得、微小、勉强的进步能够超过被迫放弃的代价。
这些做法在克里斯坦森[14]的研究中均得以证实。他在“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一文中自陈，“颠覆性创新理论最初始于一则相关性描述”，“导致这一相关性的因素没有立刻明朗，而是逐一浮出水面”。因此，颠覆性创新理论发展是一个缓慢过程。首先，克里斯坦森在观察硬盘驱动业后，又先后考察了缆索挖掘机、钢铁、零售、印刷、电机控制、打印机、掌上电脑、照相机、摩托车、汽车、半导体、计算机、会计软件、医药、金融服务、管理咨询等行业，这些研究形成了《创新者的窘境》和《困境与出路》两书中的77个案例。其次，他又进一步归纳出延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概念及其特征，总结出颠覆性创新理论的5个原理。再次，他使用坐标图、性能改进轨迹线、顾客需求轨迹线等图表直观阐释了其理论。最后，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解释了为何延续性创新让在位企业领先，而颠覆性创新却让新企业取胜，在《困境与出路》一书中为在位企业如何应对颠覆性创新提供了处方，在《远见》一书中预测了诸多行业面临的颠覆性创新信号及可能的竞争格局。其理论应用已从企业竞争逐步拓展到教育(管理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医疗保健、国家竞争、人生思考等领域。在这些深化和拓展中，颠覆性创新理论不断演变、优化。
除此之外，克里斯坦森还利用3次回应批评的机会阐释了其理论。第一次回应时间在2003年。Charitou和Markids[15]通过调查98个在位企业情况认为，它们在面临颠覆性创新时的表现并非如同克里斯坦森所言那样失常，相反，它们能够从容地使用5种应对措施且表现尚可。克里斯坦森在《困境与出路》第二章“如何才能击败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的注释中如此反驳：颠覆性创新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结果，此过程可能持续几十年之久，两位学者犯了静态看待颠覆性创新理论的错误。
第二次回应发生于2006年《产品创新管理学报》刊发的颠覆性创新理论讨论专辑。此专辑中共有8位学者的6篇文章评价了颠覆性创新理论，评价内容包括4个方面的批评，而克里斯坦森[16]也在该期著文“构建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持续过程”，并针对批评作出了相应回应：①批评一：颠覆性创新理论有错。学者认为它采用了事后归类的做法，将在位企业失败归为颠覆性创新，将成功归为延续性创新，没有采用大样本数据提高理论外部效度，预测能力不够。克里斯坦森反驳：他的理论是从解释反常开始的，绝不是事后归类的结果，他在其著作中早有交待，而批评者显然并未认真阅读其著作。根据研究方法论，提高外部效度最有效的方法是改进分类方法，而不是增大样本数量。他列举出4个类型实例证明其理论成功实现了预测，而且《远见》一书就是使用该理论完成的行业预测，这种做法是当今其它创新理论没有做的，且是不敢做的；②批评二：颠覆性创新理论遗漏了全新产品市场这类创新情景。克里斯坦森反驳：创新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批评者认为的全新案例如个人电脑是相对于微型计算机而言的，无绳电话是相对于对讲机而言的，只有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产品才是真正的“全新型”创新产品，如世界上第一个轮子、第一张照片、第一艘船，但这样的案例实在太少；③批评三：批评者认为还有更好的创新分类，如分析者—防御者—探索者—开拓者分类、有使命(愿景)者与无使命(愿景)者分类、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分类。克里斯坦森反驳：前两种分类仍然是基于现象特征的分类，属于描述性研究，而现行创新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规范研究阶段，因此他们的做法是理论研究上的倒退。后一种分类虽然属于规范研究阶段下基于情境分类的做法，但却存在一些明显的反常。总之，他们的分类均不如自己的分类好；④批评四：批评者认为颠覆性创新理论将在位者失败归咎于锁定现有顾客需求的观点不对，应是被自己长期累积的组织能力惯性锁定的结果。克里斯坦森回应：这一批评是对的，他正准备使用“资源—流程—价值观”理论改进其原有说法。他最后总结，他之所以不接受某些批评，是因为它们无法让人理解这些批评与解决反常的关系，无法为建立更好的理论提供任何帮助。
第三次回应源于2015年King[17]发表于《MIT斯隆管理评论》的文章“颠覆性创新理论有多实用？”。King的批评主要基于其两项研究成果：①先将符合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条件总结为4个，再让各行业专家对比条件评估《创新者的窘境》和《困境与出路》中的77个案例，结果发现只有9%的案例同时符合这4个条件；②先总结出颠覆性创新理论的4个前提假设，再逐一找出不符合每一个假设的反例。前一种做法意在表明颠覆性创新理论构建基础不牢固，后一种做法意在表明理论解释力不足。克里斯坦森[14]于2015年在《哈佛商业评论》撰文“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予以了反驳。他先以“优步”为例，说明它并非颠覆性创新，因为其做法不满足颠覆性创新的两个标志，即起步于低端市场或新市场，在提供产品性能或服务质量达到主流客户标准前不以主流客户为目标。随后，他详细阐释了大家对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四大误解和误用，最后陈述了该理论的思想发展历程，说明它绝非简单的相关性推论，其逻辑架构十分严谨。有意思的是，该文对King的文章只字未提，看似不针对此文，但若将两篇文章对比看，则其义自见。
《思想》总结出，理论开发最后阶段是向公众展示研究成果，最普遍的做法要么是发表一系列研究论文，要么是推出专著[1]。克里斯坦森同时采用两种方式展示出9本专著和60多篇系列论文，且均围绕颠覆性创新理论构建、完善与应用这一主题，其中《创新者的窘境》、《困境与出路》、《远见》3部专著展示了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核心思想，其余专著如《创新者的处方》、《创新型大学》、《创新与总经理》等为理论应用研究，而系列论文也遵循这一做法。
一般管理理论在展示时通常会遇到大量争议和批判，但是颠覆性创新理论却存在例外，它并未遭遇强有力的批判，这源于克里斯坦森在研究方法论上的深厚造诣，并能在展示其理论和观点的同时，主动说明理论产生的依据或假设，让它们获得了研究方法论上的保证。例如，克里斯坦森在以下专著中都提及了大量与其理论相关的研究方法论：2003年《困境与出路》一书中第一、二、六章的注释，以及导言及其注释；2006年《远见》一书中的导言注释；2008年《正在颠覆的课堂》一书中第七章“改善教育研究”；2012年《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一书中的序言，等等。
此外，他还以颠覆性创新理论为例撰写了相关研究方法论文章。例如2003年在“经理人，你为什么要重视管理理论”一文中，一级标题分别是理论从何而来、确定因果关系、(理论)向可预测方向迈进、(理论)失败的重要性、(经理人)成为有鉴别能力的理论消费者、(研究者)要求买主(即经理人)自行小心是不够的，其内容完全是研究方法论[18]。又如，2005年发表于论文集《从资源到战略》中的论文“找寻反常的研究：资源分配理论30年发展历程”，阐述了反常现象的含义、重要性，以及其在资源分配管理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与未来前景[8]。当然，最集中体现其研究方法论成就的是2006年发表于《产品创新管理学报》的回应批评文章“构建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持续过程”[16]。在该文中，他将理论开发程序划分为描述和规范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又各自包括3个步骤：观察、分类和确定关系(如图1所示)，并以自己开发颠覆性创新理论为例，说明了该理论在两个阶段的形成过程。此文可谓是管理研究论的宝典，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十分巨大。
图1克里斯坦森对管理理论开发过程阶段的划分
《思想》成书于2005年，作者的成名作都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著作平均引用次数高达4 900次。大师们的研究过程总括为4个迭代阶段：关注反常现象-探索消解反常方案-完善最佳方案-发表研究成果。为探究克里斯坦森这位管理大师做法与他们的异同，本文对比研究了其发展颠覆性创新理论的历程。
研究发现，颠覆性创新理论基本开发过程与《思想》中的四步骤相符，但同时又有值得借鉴的新意。如果说《思想》中总结的四阶段是对波普尔[19]“P1(发现问题)-TS(试探性解决)-EE(消除错误)-P2(发现新问题)”的注解，那么克里斯坦森的做法可谓对波普尔上述知识增长模型的发展。具体表现为：①在关注反常时，除要主动找寻反常外，还要注意区别例外与反常，要排沙简金，从不一致的冲突中找到真正值得研究的反常。此外，对于理论开发描述阶段和规范阶段的反常，要采用不同解决方案，这样才能推动理论真正进步；②在探索解决反常方案时，可借助教学过程，针对不同理论发展状态，采用相应归纳式、演绎式和理论边界质疑式，让研究和教学相得益彰；③在完善研究成果时，应努力遵循公认的研究方法论，让读者确信研究过程的合理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④以自身研究实践检验、修正和优化研究方法论，并将其结合到发表的研究成果中，从而让研究成果惠及不同领域，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这些结论具有如下3点启示：①研究选题导向。大师们的选题并非我们习惯的方法导向，而是问题导向，即由问题选择研究方法，而不是用研究方法去寻找问题。研究问题中的问题不是泛泛的“问题就是矛盾”类问题，也不是“现有研究空白”类问题，而是已有研究相关方冲突、反常、不协调等，如理论与实践间的冲突，两种及两种以上理论对同一实践解释的冲突等。研究对象选取宜定位于快速变动的“果蝇”类行业，而具有这一特征的产业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多，所以出现了丰富的研究成果；②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我们长期提倡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强调二者之间的强化作用，但现实中更普遍的情况是，教学内容极少与研究内容相关，而研究成果也极少直接转化为教学内容，原因之一是没有找到恰当的结合方式。克里斯坦森的做法提示我们，可根据不同理论发展程度，分别采用归纳式、演绎式或理论边界质疑式等方式，让学生参与理论开发、检验和优化活动，让教学活动等同于研究活动，让学习者也成为研究者，从而使教学者和学习者都能在教学即研究中真正实现教学相长；③研究视角转换。在克里斯坦森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努力从技术视角解释大企业应对某些创新失败的原因，并识别出一些可能影响技术演化S型曲线的类型，但是解释力始终不高。克里斯坦森从技术和市场营销结合视角入手，提出了解释力较强的颠覆性创新理论，再结合资源程序价值观框架，提出了更具解释力的颠覆性商业模式理论，进而将其理论应用于营利组织之外的不同行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思维变换视角并综合多角度以解决研究难题的做法值得借鉴；④研究方法论。大师们的研究经验启示我们，不能成为被动的研究方法论接受者，而要主动使用它们并为己所用，以便在批评他人观点时能够切中肯綮，避免逻辑错误，还要主动总结自身有效的研究方法，并以自身研究活动检验它们。另外，在展示研究成果时，应主动阐明形成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的假设、前提和逻辑推理程序，这样既能鞭策自己将研究活动做得更加严谨，又能让受众感知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从而让研究成果获得更多可扩散的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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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 Sh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In contrast to the well-known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ory, Christensen's methodology within developing his theory has not been paid any attention. Contrast the four phases of 30 management masters developing their theories in the Great Minds, this paper found that during the general research steps keeping with the four stages, Christensen has special contributions of his own: After distinguishing the exceptions form the anomalies, adopted the different solutions for the anomalies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tages; Basing on the induction, deduction and theoretical boundary questioning, three different forms of integrating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ware used in the different theory development stat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used them to guide and strengthen his research actions; While showing the study, explained the reasons of the methodology or assumptions used in his works to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results and obtain more abroad effect. These findings can help us to re-examine the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also enlighten the researchers to focus on some helpful skills in our innov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Disruptive Technologies; Disruptive Innovation; Business Model; Research Methodology
收稿日期：2017-09-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3YJA630001)
作者简介：白胜(1966-)，男，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管理研究方法论、企业战略管理。
DOI：10.6049/kjjbydc.2017080311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0-0025-06
(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