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多层理论模型
刘 利1，苏 欣2，成 栋1
(1.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872；2.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6)
摘要：群体环境下沟通技术平台正向着低成本、高有效性和多对多的轻OA工具的方向发展，有效促进了团队成员创新。引入高校科研团队“领导支持”这一团队层构念，以46个全国高校科研团队、261名成员为样本，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及创新行为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与多层线性模型(HLM)，验证高校科研团队领导支持在团队采纳沟通技术平台采纳意愿和成员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结果发现，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与使用意愿显著正相关；使用意愿与成员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团队领导支持与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而且在使用意愿与成员创新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最后，提出相应的实践指导建议。
关键词：高校科研团队；团队领导支持；沟通技术平台；创新行为
沟通是任何一个团队存在的基础和核心，多种沟通渠道也是高校科研团队创新能力和团队建设的重要体现[1,2]。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团队成员沟通方式和行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具有通信和社交功能的沟通技术平台日益完善，不仅提供多媒体信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文件等)的快速传递，还具有轻松建群、实时语音或视频聊天、浏览推送内容等功能，目前，已构建了互动、迅捷、即时高效的沟通技术新平台，如微信、QQ和飞信等即时通信平台，还有支付宝、陌陌、阿里旺旺、YY语音等特定沟通场景的移动客户端软件以及具有沟通功能的虚拟社区平台。2016年4月18日，腾讯正式发布“企业微信”办公沟通平台，提供最基础和最实用的办公轻OA工具，合理化区分工作与生活，全力提升工作效率。低成本、高有效性和多对多的沟通技术平台，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3]。
高校科研团队肩负着基础研究和创新应用成果的重任，在国家政策鼓励下进行科研攻关和创新研究时，需要大力开展与科研机构或企业的深度合作。此时，通常采用团队形式作为重要的组织保障。高校科研团队用户数量增长、团队成员需求多样化和差异化都给沟通技术平台的采纳、使用带来了挑战及创新体验。高校科研团队沟通渠道朝着信息化、移动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沟通效率与质量对团队创新行为及发展影响越来越重要。只有有效交流和沟通才能促进团队成员创新(方勇等，2008)。团队领导在工作中为团队成员创新行为提供渠道、方法、人际氛围、沟通协调等方面的支持，对于团队沟通效率提高和创新行为产生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我国研究学者从创新行为和沟通视角对高校科研团队进行了相关研究。部分学者对高校创新团队持续创新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一步指出团队成员自身因素、团队环境以及团队外部因素对高校创新团队持续创新能力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张忻等，2016)。部分学者在高校科研团队组织与建设中，提到沟通的重要性[2,4]、必要性[5]以及知识传播能力(杨振华，2007)。沟通与创新问题的交叉研究中，学者们验证了团队内沟通对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6]，并论述了信息沟通在团队合作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团队合作创新中有效沟通管理模式(程金林，2006)。从领导视角研究团队员工创新作用的文献较少，仅验证了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梁阜，2016)，并分析了高校科研团队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显著促进或抑制作用(赵新宇等，2015)。
由此可见，目前没有从领导支持角度探讨沟通技术平台对团队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本研究以简化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为基础，从团队领导支持角度，提出沟通技术平台采纳意愿对高校科研团队创新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使用HLM(Hierarchical Linear and Nonlinear Modeling)对多层模型进行分析，探讨领导支持在团队采纳沟通技术平台与成员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为本领域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信息传播不及时是高校科研团队开展科学创新研究、产学研合作的最大阻碍[7]。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功能日趋完善的今天，通过移动沟通技术平台在科研团队成员间传递相关信息，促进有效沟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互动与协作关系。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即时通信在中国网民互联网应用和手机互联网应用中居于首位，网民使用率分别高达92.1%、92.3%[8]。沟通技术平台移动化、社会化及多元化发展，不仅改变了个人社交行为，也改变了团队沟通渠道和沟通模式。因此，本研究在技术接受模型、团队领导支持和创新行为等理论基础上，探索并构建多层理论模型，提出相应假设并加以验证。
沟通移动化、多元化的浪潮已势不可挡，服务商们相继推出了具有新功能的移动沟通技术平台，不只是信息交互平台，而且具有信息快速传递、实时语音或视频交流等多种形式的轻办公功能。它既提高了在线沟通功能，又提升了工作效率，既复制与延伸了传统PC互联网沟通平台的主要功能，又具有移动性、主动性、信息整合性和优化时间管理等新功能。
(1)移动互联网广泛覆盖，用户可随时随地连接移动互联网，体现出沟通技术平台的移动性特征。对高校科研团队成员而言，因科研任务需要，存在变换工作地点的可能性。移动网络技术的完善，手机网络的高覆盖率，智能移动设备的便携性、移动性和普及性，使人们摆脱了PC互联网的束缚，不受时空约束和限制。很多人已经形成在商务旅行途中使用移动设备处理工作的习惯。
(2)移动环境中凸显主动性优势，拉近团队成员之间的距离。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可以轻松接收所需要的工作信息并制订工作计划，进行工作讨论和交流，体现出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沟通技术平台的社交化属性，满足科研团队成员个性化和社交需要。
(3)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沟通技术平台信息传播与更新速度快，具有高度整合性，满足了高校科研团队成员搜索动态信息和访问电子数据库的需求。相较于PC互联网，移动设备由于屏幕较小，显示内容信息相对简洁、集中，具有高度整合性、互动性和吸引力，有利于高校科研团队成员抓住关键信息。如果能够基于类似“企业微信”的沟通技术平台，利用内部资源协同沟通平台各个功能，随时随地满足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动态性需求，就能够增强沟通的有效性。
(4)移动沟通技术平台灵活快捷、经济高效，可以优化用户碎片化时间管理。由于手机等移动设备能被随身携带，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提出沟通与交流需求，不必要求所有成员同时在线，节约了时间和精力，以最少的时间完成最多的任务，从而提高沟通效率。
在态度影响行为意愿，行为意愿影响使用行为的逻辑关系下，不同领域的信息技术采纳与使用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Davis[9]与Gefen[10]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提出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解释了工作环境中信息系统的使用行为、意愿、态度以及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的关系，并提出简化TAM模型，后者在很多组织环境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检验。Davis认为，用户使用意愿取决于其对信息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技术接受理论中最常用的认知信念。其中，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PU)是指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在使用沟通技术平台时对工作绩效提高的感知，即他们相信这类平台是有用的、便利的，甚至能够提高团队科研创新工作效率。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PEOU)是指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对沟通技术平台使用容易程度的感知。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这类平台的功能越来越丰富，操作也越来越简化[11]，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在使用中遇到的困难也更少。使用意愿(Intention to Use，IU)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是指高校科研团队成员愿意使用移动沟通技术平台的程度。
基于移动设备的便携、触屏、高清、简单和易用等特征，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沟通技术平台能够满足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全方位沟通与交流需要，既不用花费太多努力和成本，又能提高科研工作绩效，从而增强团队成员对沟通技术平台的使用意愿。可以说，团队成员在使用沟通技术平台时感知的有用性和易用性程度均比较高，对使用意愿会产生积极、显著影响。因此，本研究提出：
H1：高校科研团队的沟通技术平台感知易用性(PEOU)对感知有用性(PU)有正向影响。
H2：高校科研团队的沟通技术平台感知有用性(PU)对使用意愿(IU)有正向影响。
H3：高校科研团队的沟通技术平台感知易用性(PEOU)对使用意愿(IU)有正向影响。
当前，激励员工创新已成为团队管理与创新研究热点，众多学者从过程论、心理学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索。Scott与Bruce[12]认为，工作环境下的员工创新行为是指员工提出新的、有价值的构想或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寻求支持并付诸实践的行为。因此，可以从个体因素(员工创新意识和认知)、情境因素(组织创新氛围等)及工作要求因素(工作强度等)等维度进行研究。处于工作环境中的员工提升工作质量、充分沟通与交流创新构想、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等，均是创新行为表现。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沟通技术平台能够满足高校科研团队成员信息双向传递、工作任务沟通、协作及团队目标实现[13]的需要。便利、快捷的信息沟通平台和渠道有利于高校科研团队成员间以及与团队领导之间的交流、传递信息，提高团队沟通质量，有利于团队成员相互信任、支持(徐燕，2011)，有利于知识共享与相互学习，有利于获得益于团队工作和创新的建议和意见反馈以及迎接新挑战[14]，从而有利于团队成员创新行为(Members Innovative Behavior，MIB)的产生及实施。因此，本研究提出：
H4：高校科研团队的沟通技术平台使用意愿(IU)对成员创新行为(MIB)有正向影响。
团队领导是团队目标的执行者，负责团队管理、协调和联络工作，拥有一定的决策权(谢晔等，2011)。一般来说，团队领导支持是指全面支持下属工作，关心下属工作和情感需要[15]，在决策和工作过程中考虑员工需要以及偏好[16]。一方面，提供工作任务与创新方面的支持和包容，如鼓励员工自主决策及创新，为其工作、创新提供指导、信息反馈及相应的帮助，提高员工工作能力、积极性及创新能力等，这对团队成员工作绩效有显著影响(方春阳，2013)。另一方面，提供交往关系上的支持，如倾听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想法，与员工坦诚沟通，关心员工情感与需求，尊重员工，重视员工利益等[17]，从而增强团队凝聚力及对成员的吸引力。
高校科研团队是由知识和技能互补的、两个以上高校教师或研究人员组成的多部门、多学科群体，有共同的科研目标与科学问题，为实现既定目标相互协作，开展科研合作和知识创新，并且愿意相互承担责任(李晨光，2003)。高校科研团队要求分工细化与合作，除需要其成员独自完成研究任务外，更需要他们以团队方式在角色、技能与知识、责任等方面进行协作，共同形成相对完整的团队组织，其中，良好的互动和沟通尤为重要。信息技术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团队从“面对面”向“虚拟化”团队转化。顺畅的沟通能够使高校科研团队更容易实现有效的讨论，开发或评价新的研究问题、技术问题、研究方法、科研建议等[18]，高效传递信息。在这样一个密集、复杂、具有共同创新目标的沟通过程中，高效率、低成本、灵活、方便、简单的沟通技术平台更有利于提高沟通质量和营造创新氛围。
现有文献指出，基于团队绩效的领导支持是团队沟通有效性和多元化、团队创新[4]非常重要的因素。团队成员的沟通困难需要团队领导通过权威、职责进行协调和控制[19]。在某种程度上，高校科研团队的领导支持可表现为信任和授权，能够有效地提升团队成员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关怀其情感需求，提供对团队工作与创新有益的信息反馈，从而提升团队成员创新能力，并促进其创新行为发生。同时，高校科研团队具有多区域、分布式特点，团队领导支持程度高时，领导会更加鼓励团队成员建立良好的团队沟通渠道，使用沟通技术平台充分、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主动准确地交流与沟通，从而更便捷地分享知识并开展协作创新。因此，团队领导的有效支持会使团队成员更愿意使用沟通技术平台与他人沟通，增强其自我效能感，并提升工作自主性及创新性。这既有利于成员分享与交流，又营造了信任和支持的团队创新气氛，正确引导团队成员进行内部学术科研交流，及时解决工作及创新过程中的难题，从而有效促进团队成员使用沟通技术平台的意愿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领导支持程度高的团队容易营造出支持、信任的组织氛围，促进员工通过更高效、快捷的沟通技术平台进行工作交流沟通[20]与创新。团队领导支持强化了团队成员沟通技术平台使用意愿与成员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当领导支持度高时，使用意愿和创新行为的关系更加稳定。因此，本研究提出：
H5：团队领导支持(TLS)对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创新行为(MIB)有正向影响。
H6：团队领导支持(TLS)在高校科研团队沟通技术平台使用意愿(IU)和成员创新行为(MIB)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当团队领导支持程度高时，使用意愿和成员创新行为关系会增强。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多层理论模型，以解释团队领导支持在高校科研团队采纳沟通技术平台和成员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如图1所示。
图1 多层理论模型
本研究采用纸质问卷和电子邮件两种方式，调查对象为全国内地部分高校的46个科研团队成员。判定团队的依据有：不同成员属于同一工作团队、不同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团队领导、团队领导与成员共同工作[21]。本次调查共发放2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61份，问卷有效率达93.2%，样本基础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人口统计信息分布均匀，符合调研对象特征，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除人口统计特征外，所有观测变量量表均来自国外经典文献，并基于本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作了适当修正。感知有用性的4个题项、感知易用性的4个题项来自于Davis[9]的研究成果，使用意愿采用Bhattacherjee与Premkumar[22]、Moon和Kim[23]的3个题项进行测量，成员创新行为采用Scott与Bruce[12]的6个题项进行测量，团队领导支持采用House[24]的5个题项进行测量。以上研究构念量表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表1样本基本统计情况(N=261，TeamN=46)
本文使用SPSS 19.0对调查数据进行信度分析。如表2所示，感知有用性(PU)、感知易用性(PEOU)、使用意愿(IU)、成员创新行为(MIB)、团队领导支持(TLS)及问卷整体的Cronbach′s а系数介于0.726～0.840之间，表明量表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在P值为0.01的水平下显著。各变量的KMO值均高于0.69，Bartlett球形检验均显著，各变量总体解释度都在70%以上，因子结构清晰，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因此，保留全部测量问项。
进一步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测量问项的收敛效度与判别效度。各变量组合信度(CR)值均超过0.6，表明观测变量具有收敛效度。再检验测量变量的判别效度，证实各变量AVE值的均方根均高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3)，表明观测变量具有足够的判别效度。
表2因子分析结果
表3判别效度检验结果
注：**p<0.1；**p<0.05；***p<0.01
运用AMOS 20.0统计软件中的极大似然估计对本研究模型进行检验，探讨与验证理论模型影响路径、概念模型标准化估计值及模型拟合指标，如表4、表5所示。模型、数据拟合程度指标卡方与自由度比(χ2/df)、GFI、IFI、CFI及RMSEA值表明，测量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均显著，H1-H4得到验证。
表4模型适配度检验摘要
表5潜变量因果关系路径系数
团队领导支持是组水平变量，根据Bliese[25]的研究，需要使用一致性模型进行聚合，在团队中每个成员完成调查评分后，取平均值并聚合成为团队层的变量值。计算得出的ICC(1)值为0.445(>0.05)，ICC(2)值为0.789(>0.7)，各组rwg(j)的平均值为0.866(>0.7)，表明团队平均数的信度足够大，组内具有一致性。本研究使用HLM软件进行跨层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1中，γ10(=0.419)显著，证明组间有差异，可以进行多层研究。模型2中，团队领导支持对因变量成员创新行为的主效应值为0.676(显著)，表明团队领导支持对成员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H5成立。γ10(=0.439)显著，表明该变量关系存在调节作用。模型3中，团队领导支持与使用意愿交互效应系数为0.384(显著)，调节作用得到验证，即当团队领导支持程度高时，使用意愿与成员创新行为间的关系会增强，H6成立。
表6使用意愿与成员创新行为间的HLM分析结果
从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本研究全部假设成立。
(1)高校科研团队在使用沟通技术平台时的易用性和有用性感知对使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上述变量关系已经在不同信息系统应用环境中被学术界广为认可，并得到多次实证验证[26]。其中，感知易用性与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效应相差不大，说明高校团队成员在选择沟通技术平台时会注重其有用性和便利性。由于智能手机普及和App人机交互程度颇高，他们对平台有用性和易用性的评价都较高。
(2)高校科研团队成员使用沟通技术平台的意愿对成员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看出，高校科研团队成员越愿意通过便利、高效的沟通技术平台提升团队沟通与交流的质量和效果，就越容易营造相互信任及知识共享氛围，从而有利于工作创新。
(3)从团队层面看，团队领导支持对高校科研团队成员创新行为有正向影响，而且在使用意愿与成员创新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可以看出，高校科研团队中领导对员工在工作任务、创新、绩效以及交往关系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能够明显促进员工创新行为产生以及工作绩效提升[25]。同时，团队领导支持的调节作用显著，意味着当领导支持程度高时，团队成员采纳沟通技术平台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更大。
高校科研团队沟通机制与创新行为日益重要，其中，信息交流和沟通最重要，能够把分散的个体连成一个整体，营造有利于科研团队有效交流的工作沟通氛围，从而促进成员创新行为产生。
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以经典的技术接受模型(TAM)为基础，引入团队层构念“团队领导支持”，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多层TAM扩展模型，验证并解释团队领导支持在团队成员采纳沟通技术平台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丰富和深化了对团队沟通技术平台作用的认识，拓展了团队成员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对于解决团队有效沟通和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深入探讨团队领导支持在团队成员采纳沟通技术平台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对于团队建立高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实现团队创新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首先，沟通技术平台的有用性和易用性对于增强团队成员采纳意愿非常重要。研究结果显示，高校科研团队是一个基于强关系的科研创新组织，只要团队成员感知到沟通技术平台作为沟通与交流渠道[27]是容易使用和有用的，是能够提高团队工作绩效的，就会愿意使用，从而促进创新行为产生。因此，高校科研团队在选择沟通技术平台时，应考虑到人机界面友好亲和、响应速度快以及信息交流成本低等要求，以促进团队成员及时、有效地传递与反馈信息，使主题讨论、知识分享及创新等各种科研活动得以顺利开展。
其次，团队领导支持在沟通技术平台采纳与团队成员创新行为之间具有显著影响。团队领导支持对于团队成员具有激励作用，共同遵循有效与即时沟通的规则，使其在研究工作和创新行为中的人际沟通达到较高的满意度。因此，团队领导要鼓励团队成员使用具有通信、社交及平台功能相结合的沟通技术平台，营造灵活多样的信息交互与自由创新环境，充分调动团队成员的热情和积极性，最终提升团队资源共享和沟通管理效果，实现科研创新目标。
华南农业大学的“重要人畜共患病病原的功能基因组学”团队，在朱兴全教授的领导下，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沟通和创新氛围。他善于发掘每个成员的能力和优势，鼓励团队成员选择有效便利的沟通渠道，在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友好合作氛围中讨论交流研究心得，在各自研究方向上相互激发创新思维。因此，该团队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课题80多项，创新科研成果颇多[5]。
沟通技术平台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其作为商务和团队沟通方面的基础功能、实时性及安全隐私性，突出其社会属性，向多元化、差异化和专业化3个方向发展[8]，提升沟通技术平台价值，增强用户粘性，提高高校科研团队成员沟通与协作效率，从而满足组织工作创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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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Li1, Su Xin2, Cheng Dong1
(1.Business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China)
Abstract：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 is developing toward low-cost, high-efficiency and many-to-many light OA mode, which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team member effectively. On the basis of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and the innovative behavior theory with the new construct of leader support, statistical analysis drawing on SEM and HLM from 46 research tea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mines that leader suppo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betwee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 use intention and members innovative behavior. The results of study show that：PU and PEOU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use inten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use intention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member innovative behavior；team leader support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member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use intention and member innovative behavior. Finally,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KeyWords:Research Tea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eam Leader Support；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Members Innovative Behavior
收稿日期：2017-06-12
作者简介：刘利(1976-)，女，江苏如皋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信息化；苏欣(1990-)，女，博士，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创新；成栋(1968-)，男，陕西西安人，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电子商务。本文通讯作者：成栋。
DOI：10.6049/kjjbydc.2017120126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10-0138-07
(责任编辑：张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