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范式转型及对大学学术职业的影响

武学超

(河南理工大学 教育与性别研究中心,河南 焦作 454000)

摘 要:在高级知识社会,传统线性创新范式逐渐演化为以“三重螺旋”、“四重螺旋”、“五重螺旋”为典型模式的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范式。创新范式不断演化为知识生产范式转型提供了适应性情景,模式1知识生产范式开始向模式2 和模式3知识生产范式转型。模式1到模式2和模式3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型,对大学学术职业产生了直接影响,“核心教职”和“终身教职”开始走向“跨界就业”或“多重就业”。

关键词:创新范式;知识生产范式;学术职业;跨界就业

0 引言

全球知识经济纵深发展进程中,创新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发展是当今高级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在内外双重逻辑驱动下,创新范式不断演化,由传统线性创新范式逐渐演化为以“三重螺旋”、“四重螺旋”、“五重螺旋”为典型模式的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范式,创新范式不断演化为知识生产范式转型提供了适应性情景。面对日趋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问题,传统以线性创新范式引领的以学科为中心的模式I知识生产显得无能为力,模式2 和模式3知识生产范式开始兴起。从模式1到模式2和模式3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型,对大学学术职业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

1 知识生产范式转型的适应性情境——从线性到非线性创新范式演化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范式不断演化,大学作为创新的重要场所,依循创新范式演化规律,其知识生产范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型。从创新范式及其内在权力关系的逻辑演化过程看,创新范式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线性创新模式向非线性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模式的根本转型。1945年,被誉为美国“科技政策之父”的万尼瓦尔·布什在其著名科技政策报告《科学——无止境前沿》中,从科学研究层面对创新范式进行了逻辑表述:大学主要开展由政府公共资助的基础研究,然后,通过溢出原理将大学基础研究扩散到社会和经济领域,最后,经济发展体和企业将大学组织生成的部分具有潜在转化价值的基础研究转移到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阶段,进而创造商业化产品和服务,获得经济收益[1]。这是一种典型的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试验开发和商业化的线性单向创新范式,在这一范式中,大学是创新的发源地,与外界部门存在一种线性输送的逻辑关系。

在创新范式演化中,随着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不断提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线性创新范式特别是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范式开始兴起,导致传统线性创新模式在理论上陷入“终结”的困境。在非线性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范式中,政府、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利益相关组织和部门成为创新主体,这些创新主体以协同方式共同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或试验开发。“相对于线性创新模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横向协同则要求充分考虑不同创新的活动过程,即‘横向过程’(parallel process)”[2]。 随着非线性开放式创新模式的盛行,虽然在大学组织和机构微观层面上仍存在线性创新模式,但对于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运行,大学组织和机构能够在不同阶段参与到由不同“线性创新链”构成的非线性开放式创新网络中。其逻辑结果是,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部门能够同时开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研发活动走向横向协同,即线性“先-后”(first-then)的序列关系开始转向“首先-首先”(first-first)的横向协同关系。在非线性、开放式创新模式中,关键问题是如何实现不同线性创新链或科研链之间的“互涉”和“互育”。对此,华盛顿大学教授卡拉雅尼斯(Carayannis EG)提出:线性和非线性创新链的叠合能够共同生成非线性创新系统网络。当大学参与应用研究、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时,就能够为大学、企业以及其它组织(如大学相关组织、“基于媒体和基于文化的公众”、“公民社会”等)之间的混合网络式协同创新提供可能性机会。卡拉雅尼斯还在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非线性创新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基于媒体和基于文化的公众)“四重螺旋”和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自然环境“五重螺旋”创新生态模式[3]。 创新的“多重螺旋”模式表达了这种在多边网络和混合组织情境中的互动及互涉机理,代表了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在此情境下,大学应该引入企业运行和管理模式,企业也应该向学术界开放,这就为创业型大学和“学术公司”(academic firm)创造了适宜生发空间。在瑞典学者坎贝尔(Campbell DFJ)教授看来,学术公司与商业公司共存共生,但又有其区别于“商业公司”的本质属性:“商业公司”强调利益最大化,而“学术公司”强调通过特定社会环境促进学术性知识和创造性知识生产,并与大学情境保持高度一致。“学术公司”可以是一个完整独立的组织,也可以是具有某些学术特质,如支持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或在大学等其它组织进行“跨界就业”(cross-employment)的商业公司的组成部分或分支。但是,创业型大学和学术公司并不等同[4]。这种由大学、创业型大学、商业公司和学术公司共同构成的多重互动混合创新集群能够促成“创造性知识环境”(CKEs),“创造性知识环境”是“对人们从事新知识生产的创造性工作产生积极影响的环境和情境,可以形成于单一组织,也可以形成于多组织协同体”[5]。因此,线性创新模式向多元非线性开放式创新生态系统范式的根本性转型,推动了创新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深刻变革,为知识生产范式向多方协同转型提供了适应性逻辑环境。

2 知识生产范式根本转型——模式1到模式2和模式3

2.1 模式1-模式2知识生产范式转型

随着社会深刻变革和创新范式的不断演化,知识生产范式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型,并大致经历了由模式1到模式2再到模式3的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转型即由模式1到模式2,这次转型以1994年西方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迈克尔·吉本斯等学者出版的《新知识生产》一书为代表,该书从科学社会学视角探讨了模式1走向模式2知识生产的重大转变。“模式1知识生产”是指那些不涉及知识应用的现代大学基础研究,这种知识生产模式以学科逻辑进行组织和构建。随着知识社会深入发展,模式2知识生产开始兴起,作为现代大学新兴“知识范式”的模式2知识生产超越“模式1知识生产”范畴,以“应用情景”、“跨学科性”、“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社会责任和反身性”、“质量控制”5条原则为典型特质,遵循“模式2产生于模式1并与模式1协同演进”的逻辑规律[6]。具体来讲,模式2知识生产强调跨学科性、问题中心、应用为本、团队驱动、多元场所、伙伴为本、社会运用、多样化、反思性和适应性以及非层级性等新特征。

根据吉本斯的思想,社会分布知识生产范式使大学成为众多参与知识生产事业的机构之一,这对大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大学需要与其它知识生产机构合作共享物质、智能和财政等资源,消除独霸思想;需要持续性探索与其他知识生产者的合作关系,营造广泛的问题情境,适应问题情境的变更和新需求;学者们要适应工作环境中的各种变化,走出自己单一的研究实验室,走到各种机构环境中,学术工作环境要紧随应用环境的改变;机构应该改革传统的晋升机制,在跨学科情境中对学者绩效进行认证,资助方式应该激励应用性环境中的创新活动;本科课程应该适应新的应用问题情境,消除单一学科局限,在真实情境中运用技能,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开发课程。大学的新使命应该是发现新知识、应用和检验新知识、传播和传授知识、与知识利益者对话。在模式2的范式下,知识生产越来越不再是一项自容性活动,其方式的转变是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一个中心化过程,它不再是运用大学的科学对产业技术的旧式分类加以阐释。知识生产在理论、模型、方式和技术上都从学术界漫出到并且越过这些机构边界,通过认知到的能力寻求社会合理性。模式2知识生产对高等教育局限于研究和培养合格人力的政策提出质疑。社会分布式知识生产要求大学和其他知识生产者融为一体,如果说主导层面的知识生产表征为模式2的话,那么大学需要变成更加疏松型组织,需要更多的旋转门以容许学人走出和非学人进入。

在认识论上,模式1知识生产与大学及其科研的传统认知图景相吻合,而模式2更强调大学知识生产与社会知识生产、经济知识生产之间的整合。模式2大学科学研究直接指向社会问题解决,因此,强调大学创造的知识类型必然要具有社会经济的实用价值。模式2知识生产意味着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整个知识谱系重组于应用情景,其逻辑结果是:科学发现日益叠聚,知识日益实用化,通过知识应用促进新知识再生。这就赋予人们对知识范式认知的新空间:从线性和非线性知识创新模式叠合意义上讲,知识应用是基础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知识应用结果反馈到基础研究,支持理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知识应用也是“持续创新”(continuous innovation)的关键环节。

2.2 模式3知识生产范式兴起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时代浪潮和由非线性动态创新范式驱动的协同创新集群的兴起,共同促生了“模式3”知识生产。卡拉雅尼斯和坎贝尔教授在吉本斯模式1、模式2知识生产观的基础上,以“系统”形式展现了其“模式3知识生产”思想。在拉雅尼斯和坎贝尔教授看来,“模式3知识生产”是一个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主体和多边互动的知识创新系统,融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包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要素,它强调大学、产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等组织实体之间以多边、多形态、多节点和多层次方式开展协同创新,并以竞合、协同专属和共同演进的逻辑机理驱动知识生产资源的生成、分配和应用过程,最终形成不同形态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实现知识生产资源动态优化整合[7]

“模式3”作为新型知识和知识生产范式,主要强调不同类型知识、知识范式的共生性和共同演进性。实际上,一个知识体系的竞争力和卓越性主要取决于其通过共同演进、共同专属和竞合的知识储存与流动的动态机理整合不同知识生产模式的适应性能力(如模式1、模式2、“三重螺旋”、线性和非线性创新等)。“模式3”这种多元结构设计意味着其与“民主共体”(democracy)之间存在潜在的叠合属性。也就是说,模式3知识和知识民主共体之间互为关联,即“模式3表达了高级知识和高级民主共体结构与过程的某种叠合”[9]。因此,“模式3”赋予了大学依据不同知识范式共时运行的逻辑特质。“模式3”大学将这种不同知识范式的多元统一性、共同生发性和共同演进性的运行机理看作是“知识时代”(age of knowledge)大学、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模式3”大学体系中,“模式1”和“模式2”知识生产可以依据网络化制度安排在“创造性”组织设计中共同存在和共同专属。“模式1”和“模式2”的“联婚”也可以在大学知识生产情境中创造新的协同机制,因此,这种“联婚”对知识社会和创造性知识经济发展也是必要的。可以说,在高级知识社会,整个大学系统都属于模式3,然而,一个高级模式3大学系统必然承认和积极看待知识范式的多元性、共存性、共进性特质,它能够促生不同知识和知识生产范式的高度整合。大学能够根据模式1、模式2或模式3构建和发展,这就意味着高级知识社会的大学包括模式1和模式2,不但能够实现二者共存、共进,而且能够构建“互涉”的富有创造性的模式3大学系统,以生成高质量知识生产的“附值体”。

模式1、模式2、模式3能够生发于大学组织层面,也能够存在于大学院系及其它下属机构层面。从组织发展视角看,各项发展战略或发展领域构成的综合谱系应该向大学及其所属机构开放。实际上,可以构想一个由模式1大学、模式2大学、模式3大学以及模式1、模式2、模式3二级机构共同存在和共同演进的大学新图景。模式1(线性创新)大学、模式2大学(创业型大学)、模式3(非线性开放式创新)大学以及大学内部机构的创造性混叠体系能够为“创造性知识环境”提供充分机会。“创造性”对大学知识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产的知识必须是创造性知识,如果创造性缺失,则创新过程的知识输入将受到严重制约。在众多情景中,“网络”代表一种由模式1、模式2和模式3知识生产整合的组织形式。“在整个国家创新系统聚合层面,模式1、模式2、模式3大学及其所属机构和商业公司、学术公司及其所属机构之间知识共同演进的聚合动力能够推动知识社会、知识经济和知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10]。在模式2和模式3知识生产体系中,一方面知识生产主体超脱了大学“象牙塔”,形成了包括大学、企业、科研院所、政府、社会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协同的网络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大学所生产的知识类型也开始由模式1所强调的“纯基础科学”走向多形态知识类型。因此,在当前大学发展过程中,模式1、模式2、模式3知识类型及其知识生产已成为支撑现代大学发展的“基本知识范式”。

3 知识生产范式转型对大学学术职业的影响——由“核心教职”走向“跨界就业”

线性和非线性创新范式下,3种知识生产范式构成的“知识范式”谱系衍生了大学新型学术职业结构。模式1大学学术专业人员的地位及其职业属性以“核心教职”(core faculty)为主体,以“终身教职”为最终追求。以基础研究为基本特征的模式1知识生产直接指向“学术卓越”,并根据一定学术学科背景和逻辑对其进行同行评价。也就是说,模式1知识范式中的学术卓越在很大程度上与同行评价结果相吻合。模式1知识生产与线性创新模式相吻合,二者都遵循“先-后”序列,因此,其学术职业模式是:学术研究者的工作始于大学内部,而后走向公司,最后可能又重归大学。模式2大学场域则较为复杂,模式2知识范式中,“质量”直接指向有效的问题解决,并由知识生产者和知识应用者共同体联合对其进行评价,因此,模式2的潜在同行谱系得到了无限扩张。模式1同行评价在模式2中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尽管模式2知识与模式1知识具有同等重要价值,但核心教职群体主要是模式1知识范式主导,模式2知识范式则指向非核心教职群体。在大学组织领域,尽管大学整合的模式1和模式2知识生产的整合谱系对创新起着关键作用,但模式1和模式2之间潜在的不匹配运行对模式2是不利的。而模式3知识范式则强调现代大学应该有意识地对模式1与模式2知识范式进行创造性整合,对其可能性条件予以深刻反思,也就是说,现代大学发展的逻辑基础并不在于模式1和模式2知识范式的“二元分离”,而是将大学从模式1和模式2的二元争论“僵局”中解放出来,实现二者共同发展,鼓励开辟质量提升新路径,即质量提升路径的多元化。模式3知识生产与非线性生态创新模式相吻合,在这一情景中,学术人员不必遵循由大学基础研究到企业应用研究的“先-后”逻辑,而是可以二者同时进行。对于第二种选择,卡拉雅尼斯等学者[11]提出了“跨界就业”(cross-employment)或“多重就业”(multi-employment)的理论路径。这就意味着,知识生产者和研发工作者可以同时受聘于多个组织和机构。跨界就业形式具有多样性,可以在网络化制度安排和不同大学机构之间实现,也可以在大学与非大学(如大学之外的公司、公民社会组织)组织部门之间实现。跨界就业旨在培育知识生产的创造性,学术职业共同体有效参与更广域的模式1和模式2知识生产的整合谱系。模式3情景下的大学组织中,同一学术专业群体能够根据相互联系的多元学术就业合同实现横向跨域就业,就业合同的叠合可以增强核心和非核心学术教职群体之间边界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公平性。跨域就业能够推动学术人员同时参与大学内外的横向跨域职业生涯。同一知识生产者能够追寻多所不同大学或大学与非大学组织的职业生涯轨迹。因此,跨域职业(cross-career)或跨界就业有利于不同组织之间混合网络的形成,从而为非线性开放式创新提供人才资本保障。在模式1、模式2、模式3交叉连结中,跨域就业和跨域职业也能够确定大学学术职业发展的潜在目标。跨域就业也代表了一种与终身教职学术职业模式同等重要的大学新型学术职业生涯模式。这是新知识范式下大学学术职业发展应遵循的基本规律(见图1)。

表1三类知识生产模式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模式1模式2模式3知识类型纯基础科学知识应用性科学知识多形态科学知识知识生产导向为科学而科学导向社会应用导向开放创新导向知识生产情境单一学术共同体大学-政府-产业“三重螺旋”情境大学-政府-产业-公民“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情境知识生产主体学术共同体内部人员大学、政府、产业各部门问题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大学-政府-产业-公民“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多主体)知识生产基础学科性跨学科性学科群、知识集群、创新网络知识生产组织形式同质性组织异质性组织线性与非线性整合、多层次(超国家、国家、地方等)、多节点、多形态等多维聚合组织、全球本土化分形创新生态系统知识生产结果学科知识社会弥散性知识高科技创新知识知识生产运行机制学术共同体内部开展基础研究,线性大学-政府-产业合作开展应用性研究,非线性大学-政府-产业-公民等部门网络化开放协同,竞合、协同专属和共同演进,非线性大学向度研究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学术企业导向开放式创新大学

从欧美主要国家发展趋势看,随着知识生产范式的转型,虽然在大学场域仍存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核心学术教职群体,但已经开始转向学术职员的结构性“少数群体”,非核心学术教职群体占据学术职业共同体的主流群体。比如,在奥地利,来自非学术部门的外聘教师已成为跨界就业的典型学术职业群体,外聘教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对大学教学质量提升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并主要分布在医学、技术、艺术等学科领域;在芬兰,跨界就业具有典型学科差异性,在应用性较强的工程技术领域表现较为明显[12]。跨界就业对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关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随着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深入推进,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激励和支持下,“双导师制”在工程技术领域不断完善,产学研用各部门之间人员流动不断增强。特别是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包括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获得合法收入和允许高校教师从事多点教学获得合法收入”[13]。也就是说,大学科研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和岗位职责的情况下,可以经单位允许到企业和其它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兼职并取得合法报酬。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大学人事管理体制相对保守,真正实现主流“跨界就业”学术职业模式仍需作出大量努力。如大学能够通过多元资助机制向个体学术人员提供非全日制终身职位,大学至少能够在其内部院系之间实现跨域就业,也能够使内部学术边界以及学术核心职员与非核心职员之间尽可能实现弹性化和开放性,允许那些边缘(非核心)职员在学术职业发展后期阶段成为核心职员。同时,真正实现大学学术职业跨界就业,适应新知识生产模式下多层次、多节点、多主体、多形态知识创新需求,需要赋予大学组织高度自治权限,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建立能够代表政产学研用各方根本利益的共同治理体系,打通不同部门或场域之间学术职位岗位聘任和考核体系。

4 结语

模式1、模式2、模式3知识生产代表了当代“知识范式”的可能性选择。模式1的质量观,主要以追求“学术卓越”为核心指标,由学科为本的知识生产共同体对其进行同行评价;模式2以追求“问题解决”为核心指标,即对现实世界的有效性问题解决,由知识生产者和应用者协同评价;模式3则实现并超越模式1和模式2整合型质量观,以“协同创新能力”为核心指标。从知识生产范式转型审视学术职业模式,模式1、模式2、模式3知识范式为学术职业生涯重构提供了基本认知逻辑基础,新公共管理和网络化治理(network governance)为学术职业生涯重构提供了新的治理情景。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趋势看,在模式3知识生产范式情境下,学术核心教职逐渐减少,非核心(边缘)教职岗位日益增加。核心教职岗位通常与终身全职就业身份相关,非核心教职群体的就业身份更多强调兼职、持续聘任、固定任期、非终身制或走出终身生涯轨迹体系等多种形式。在模式1知识生产范式运行逻辑下,大学学术教职倾向于成为核心学术教职终身成员,其就业身份以某一大学的“单一就业”(single-employment)为基本特质,而模式2、模式3、网络化治理情境下,以大学内外不同组织机构之间学术教职的共时“多重就业”或“跨界就业”为典型特征[14]。对于跨域受聘学术教职,在大学边界内外存在多元选择条件,以学术卓越为特质的模式1与以问题解决能力为特质的模式2相融合。模式1的终身生涯模式代表了学术核心教职的“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而跨域就业强调学术教职的“横向整合”。从模式1和模式2知识生产整合来看,现代大学或其所属机构可以走向“模式3大学”,这类大学倾向于整合不同资助机制和不同就业合同,以推动现代大学组织进一步发展。这可以在组织单元的结构层面和学术人员个体层面得以实现,但需要组织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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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ProductionParadigmTransformationandItsEffectonAcademicCareerinUniversity

Wu Xuechao

(Center of Education and Gender Research,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454000, China)

Abstract:In advanced knowledge-based society, traditional linear paradigm of Innovation has been evolving into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 paradigm such as triple Helix, quadruple helix and quintuple helix.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paradigm has provided adaptive situation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Mode 1 knowledge production paradigm has been transforming into mode 2 and mode 3 knowledge production paradigms, which affects directly academic career in university, from core faculty and tenure track to cross-employment or multi-employment.

Key Words:Innovation Paradigm; Knowledge Production Paradigm; Academic Career; Cross-Employment

DOI:10.6049/kjjbydc.2017050166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1-0149-05

收稿日期:2017-06-29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JY006)

作者简介:武学超(1975-),男,河南南阳人,博士,河南理工大学教育与性别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高等教育、大学知识创新。

(责任编辑:万贤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