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宝贵,葛 瑞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9)
摘 要:在分析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历史演进特征的基础上,选取国内外37个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分别从机构独立性、战略定位、机构职能、研究概况、出版物、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经费来源8个维度对其发展情况进行整体描述,并从与隶属部门关系、自身研究特色及机构影响力3个方面概括其基本特征。
关键词: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演进;图景;特征
随着科技政策研究受重视程度的日益提升,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作为科技政策研究的专门机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在科技政策制定与实施、科技政策学发展进步及科技政策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提高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专业化与规范化水平、提升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促进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向社会输送专业人才,是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国内外对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较少。从国内看,以“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为题的4篇文献均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论域为某一个或某一国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发展情况;从国外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方面,未见专门以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作为单一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具体分析如下:
从国内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英国、日本及印度等国家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整体描述上。杨安仙[1]在调研期间,访问了英国几家较为活跃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对其发展情况、特点及研究热点进行了简要介绍。夏延年[2]从日本科技政策特点及发展趋势出发,分别介绍了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研究部门和调查部门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主要任务;刘彦[3]重点介绍了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六大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所发展历史、组织机构、人员构成等内容;崔冠杰[4]介绍了印度国家科学技术和开发研究所的发展历史、人员构成、经费来源、组织结构、研究方向、机构职责和代表人物,指出研究所为印度科技政策及相关发展规划的制定、科研开发活动改进、科研人才培养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国外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方面,而非单纯地对科技政策机构进行研究。智库(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智囊团、政策研究所等,是对社会政策、政治战略、经济、军事、技术和文化等议题进行研究和咨询活动的组织,大多数智库都具有非营利性质[5]。智库最早出现于二战期间,主要为军方服务,目的是进行军事战略计划研究。二战后,智库逐渐从军事部门独立出来,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美国兰德公司、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等都是成立时间较长、在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智库。
有关智库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智库进行总体性定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早期阶段;二是对智库进行总体性定量研究,主要始于21世纪初。1971年,保罗·迪克森[6]发表的著作被认为是最早研究智库的专著。书中提出,智库是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既对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又为政府、企业及公众提供政策问题咨询服务;此外,安德鲁·里奇[7]认为,智库是独立、无利益诉求的非营利组织,其产品是专业知识和思想,也主要依靠这些获得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邓海姆和加梅特[8]在《英国智库及舆论环境》一书中介绍了英国智库发展的三波浪潮。第一波浪潮发生在两战期间,第二波浪潮发生在石油危机期间,第三波浪潮从20世纪80末开始,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认为,在三波智库发展浪潮中,英国智库与政党、媒体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詹姆斯·史密斯[9]在《思想经纪人——智库与新政策精英的崛起》一书中介绍了美国智库兴起与发展历史,以及这些智库发展细节、专业领域、研究目的、成功和失败案例等;詹姆斯·麦甘教授主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自2006年起,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全球智库年度报告》。该报告采用整体印象评价法,每年经过全球咨询委员会和专家小组成员两轮提名,以四大类指标(资源指标、效用指标、输出指标、影响力指标)、25个要点作为评判依据,对全球智库在45个类别上进行排名,该排名反映了智库在过去一年的发展情况[10]。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全世界共有6 846个智库,美国、中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智库数量最多的3个国家。在科技智库方面,共有69个智库上榜[11]。
目前,学界尚未明确界定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内涵。贾品荣和伊彤[12]认为,科技政策智库是将科技政策领域相关重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也开展需求识别、调研分析、研究判断、搭建合作平台等活动,为外界提供科技政策相关咨询服务。本文将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定义为“有组织地从事科技政策研究活动的机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具有如下3个基本特征:一是有特定研究对象。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将科技政策相关领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更多情况下需要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二是有明确目标。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目标包括促进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提升机构在科技及科技政策领域的影响力等。这一目标必须明确且富有针对性,其是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开展一切活动的基础;三具备有多样化职能。从事科学研究是所有科技政策研究机构都必须具有的主要职能。除此之外,根据使命和任务不同,科技政策研究机构还可以兼有教学培训或政策咨询等多种职能。
按照不同分类标准,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有多种分类方法。本文认为,可按空间、经费来源、研究内容和性质4个标准进行分类。从空间看,可分为隶属于一国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和跨国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从经费来源看,可分为官方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半官方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及民间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从研究内容看,可分为宏观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中观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和微观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从性质看,可分为营利性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性科技政策研究机构。
根据科技政策研究历史脉络,本文将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历史演进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60年代科技政策概念提出时期。在此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科技资源的利用使得科技发展问题逐渐进入各国视野,但科技政策概念未被正式提出,对科技政策的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世纪60年代科技政策概念被正式提出后,一些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科技政策研究所。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组(Science Policy Research Unit,SPRU)成立于1966年,时至今日,50年的研究经验使其成为科技政策研究领域具有领导地位的机构之一。印度加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科学政策学中心(The Centre for Studies in Science Policy,CSSP)成立于1970年,也是较早研究科技决策及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机构之一。
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国立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开始出现。例如,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8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科技体制改革的产物。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NISTEP)成立于1988年,是按照国家政府组织法建立的国家研究机构,受文部科学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MEXT)直接管辖。
第三阶段始于21世纪。在此阶段,经济与社会环境显著改善,科技发展迅速,科技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愈加紧密,人们对科技政策的预期不断增强,对决策者能力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不同种类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建立起来,其中既包括国立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也包括自发成立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还有一些从事其它研究的机构也将科技政策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之一。这些机构共同肩负起关注科技政策研究前沿、为国家科技决策提供参考、为企业发展提供咨询服务、为决策者和科学家提供沟通纽带、推进国际间交流协作的重要任务。
本文选取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样本遵循以下3个原则:一是数据可得性原则,即根据公开信息能查询到的相关机构;二是地域与国别综合考虑原则,即从世界各区域、国家(地区)范围内选取相关机构;三是知名度原则,即选择那些历史较长且在科技政策研究方面有较多建树的相关机构。综合上述3个因素,本文选取国内外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官网上给出的数据资料作为研究依据,分别从机构独立性、战略定位、机构职能、研究概况、出版物、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经费来源8个维度对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发展情况进行总体描述。这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名称见表1。
表1全球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概览
资料来源:本论文整理,下同
本文选取的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中,2个研究机构未给出隶属部门,1个机构属于私人组织,1个机构属于独立自营机构(与其所在大学的部分专业有联系),其它33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均有明确的隶属部门。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独立性统计情况见表2。
表2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独立性统计情况
目前,科技政策研究机构隶属部门有5类,第一类是国家部委。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STIC)是中国科技部直属研究机构;第二类是国家直属科研机构、委员会、理事会等。如印度国家科技与发展研究所(NISTADS)是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隶属于印度联邦政府科学技术部)建立的国家级研究所;第三类是大学。以大学为隶属部门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数量较多,本研究中半数以上都是此类机构;第四类是独立研究机构。如兰德行为与政策科学中心(BPS)是兰德公司按学科组织的4个研究部之一;第五类是国际组织。如OECD科技政策委员会(CSTP)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常设委员会。
本文选取的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中,有1个研究机构未给出机构定位信息,本文将其它36个机构定位方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机构性质作为定位信息,如科技政策研究与资讯中心(STPI)定位为“科技政策智库及知识中心”;史迪威科技政策高级研究中心(SCASSTP)定位为“私人、无党派的研究和咨询机构”;第二种是将机构愿景、使命、目标、理念等作为定位依据。这种定位方式侧重于描述机构行为及发展方向。如科罗拉多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CSTPR)的目标是“促进科学服务于社会”,愿景是“建立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研究”;南非科技政策研究所(STEPRI)的愿景是“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研究所,按照加纳和非洲具体要求和优先事项,促进科学、技术、创新(STI)开发、转化、利用和管理”。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定位统计见表3。
表3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定位统计
通过对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职能进行分析,本文认为科技政策研究机构职能分为基本职能和派生职能两类。
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基本职能包括研究职能、咨询职能和教学培训职能。其中,研究职能是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存在的基础,也是机构开展其它活动的依据。咨询职能是指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作为“智库”,为国内外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提供咨询服务,为其决策提供科学、客观参考依据。教学培训职能是指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中设立的专业课程,既可以培养学生,也可接受其它部门、机构的委托,对科技政策相关从业者开展高层次专项培训。
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派生职能包括科技政策相关信息整合职能、交流平台建设职能及宣传普及职能。其中,信息整合职能是指科技政策研究机构通过对科技资讯、科技政策决策情报、科技政策学研究成果等进行收集整理,建立机构资料库,为决策者及科研人员提供丰富资源。交流平台建设职能是指科技政策研究机构通过举办研讨会、报告会,进行演讲和展示等形式,为政策研究人员、科技研究人员、政策从业者、决策者建立一个促进多方沟通与合作的交流平台。宣传普及职能是指科技政策研究机构通过举办活动、演讲、媒体宣传等方式,引导公众对科技问题进行讨论,加深公众对科技政策的理解。
本文选取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两个角度,对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情况进行描述。
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研究领域分为基础研究及面向应用的研究两个方面。基础研究是科技政策研究机构较为重视的研究领域。科技政策研究机构通过收集并整理原始数据和政策信息等资料、开发政策研究工具、建设科技政策理论与模型等途径促进基础研究进步。在面向应用研究方面,通过对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得出“创新”、“能源、环境与可持续”、“科技政策与科技管理”是当前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研究的热门领域。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研究领域词频统计见图1。
图1 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研究领域词频统计
在研究方法选取上,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多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政策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科技哲学、科技史学、企业管理学等学科进行了巧妙融合,注重研究过程的客观性及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常用研究方法包括理论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实地研究法、实证研究法、过程分析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
本文选取的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中,共有33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在官网上给出了出版物信息。这33个机构出版物形式包括学术论文、论文集、会议论文(报告、记录)、出版或合著出版的学术专著、译著、机构年报、研究报告、项目报告(项目概况)、技术报告、评估方案、政策简报、时事评论、演讲演示、工作文件等。其中,有9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拥有自己的期刊,见表4。此外,部分机构还设立了专职档案部门,档案专员将研发统计、国内外组织年报、主要资料简报、不同科技政策领域信息进行处理、分类和记录,汇集成出版物。除此之外,一些机构还将学生的硕博士论文也纳入出版物系列。
表4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发行期刊统计
续表4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发行期刊统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十分重视与媒体、公众之间的联系。除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外,它们还在媒体(报纸、杂志等)上发表文章,部分机构甚至拥有自己的专栏。科技政策研究机构还可以通过网络传播研究成果。一些机构在网站上以电子书或电子期刊等形式展示研究成果。共有21个机构专门开通了博客、Twitter、Facebook、LinkedIn、YouTube等,利用新媒体拉近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对新媒体的使用情况见表5。
本文选取的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中,只有7个机构给出了组织结构图,另有8个机构官网上给出了组织结构的文字描述。结合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官网上给出的组织结构情况发现,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组织结构多采用科研-支撑划分方法。该类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主要由两类部门构成:第一种是科研部门,由不同级别的研究员、咨询顾问、教师等构成,按其研究方向不同归于不同部门,负责机构内与科研相关的各类研究、咨询、教学培训活动;第二种是管理支撑部门,由管理、行政、财务人员构成,负责机构内部一系列管理活动和支撑活动。有些机构将对外合作中心也划分到管理支撑部门中,按科研-支撑划分的组织结构见图2。
表5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新媒体使用统计
图2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组织结构科研-支撑划分法
例如,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就采用了科研-支撑的划分方法。NISTEP的组织结构见图3,其由6个调查研究部门(2个理论导向研究组、2个政策导向研究组、科技前瞻中心、科技分析和指标研究部)和2个研究支持部门(总务课、企划课)构成。
图3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http://www.nistep.go.jp/about/stafflist
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人员构成关系网如图4所示。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人员构成大致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是领导人员,包括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主席和理事会成员。第二层是内部雇员,包括机构内研究员、教师、顾问、工作人员、实习生等。第三层是外部人员,这些人隶属于其它政府部门、研究机构或企业,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主要在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中开展教学、研究、咨询、学习等活动。这部分人员包括机构外部顾问、客座教师、借调人员和访问学者。第四层是学生及校友,包括目前正在机构内部进行学习和培训的学生,以及已经毕业、目前在各行业工作的校友。此外,部分机构采用会员制组织形式。除内部工作人员外,机构有众多会员,共同分享研究成果,并资助机构活动。
图4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人员构成关系网
本文还对30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规模进行了分析,结果见图5。经统计,人数不超过10人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共有3个,人数最少的机构的只有7人。人数超过100人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共有5个。此外,有2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采用了会员制,会员数均超过百人。较多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属于中小规模(10~49人)。
图5科技政策研究机构规模统计
本文选取的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中,有25个机构公开了经费来源渠道,或是项目资金来源渠道。如图6所示,通过对25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经费来源渠道和项目资金来源渠道进行词频统计,总结出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最主要的经费来源是政府和基金会。其中,政府资金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美国联邦及州政府)、各部委、政府设立的委员会或理事会、国家设立的科研单位、国家基金会、国家津贴等;基金会包括国内外国家基金会和私人基金会。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其它经费来源渠道包括国内外大学、国际组织、企业、各类捐赠(私人慈善捐赠、校内捐赠、校友会捐赠)、信托基金、会费(机构会员、国际组织成员国)等。机构还通过基金操作、基金利息、开展活动、提供服务等方式获得收入,并将其作为机构研究和日常运营的经费。
图6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经费来源词频统计
通过对37个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发展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本文将其特征概括为3个方面:与隶属部门关系紧密;自身研究特色鲜明;重视机构影响力提升。
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成立往往依托于某个组织,如国家部委、科研机构、大学、国际组织等。在其成立之后,极少独立出去,而是继续从属或是挂靠于某个组织。从组织关系、研究方向、经费来源等多个角度可以看出,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与其隶属部门的关系十分紧密。
从组织关系看,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不同程度地受到隶属部门的管理,其组织管理活动受隶属部门监督。从研究内容看,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很大程度上受其隶属部门的影响。当其隶属部门是科研组织时,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倾向于融合隶属部门的学科优势。当其隶属部门是非科研组织时,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则根据组织实践需求确立,包括组织战略选择、组织外部环境分析、问题解决对策等。例如,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科技实践与政策研究中心(InSTePP)是明尼苏达大学应用经济系的一部分,其科技政策研究以经济学视角为重点。
从经费来源看,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往往直接从其隶属部门获得资助,且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经费来源途径往往与其领导机构经费来源途径趋同。例如,IDA科技政策研究所(STPI)是美国国会特许的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中心(FFRDC),其经费来源是美国国家基金会(NSF)。
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在成立之时,往往会根据机构成立背景及机构对自身发展的期许,形成机构定位。在机构发展过程中,机构行为和活动日趋丰富,机构优势也随之逐渐显现,机构特色也在逐渐形成。
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特色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成立背景;二是机构发展过程。剑桥大学科学与政策中心(CSaP)的定位与特色是由其成立背景决定的,CSaP建立在剑桥大学政府政策计划(CUGPOP)的基础上。CUGPOP计划是在1998-2006年,通过组织由高级政策专家和杰出科学家参加的研讨会,促进双方沟通与协作。因此,为了创造基于更多信息、以证据为基础的公共政策,CSaP着力于形成一个政策领域的中立平台,促进研究人员与政策专业人员之间更好地交流。苏塞克斯大学科技政策研究中心(SPRU)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确立了机构特色。SPRU已成立50周年,其是科技政策和管理领域最早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中心之一,也是将创新作为一门学科加以发展的先驱机构。SPRU凭借其丰富的研究经验,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创新政策研究的领导机构。
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对机构影响力的提升,一方面注重扩大机构影响范围,另一方面注重深化研究结果影响力度。
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提升有4个途径:①通过提供研究和咨询服务提升影响力。许多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定位是“智库型研究所”,旨在通过研究和咨询活动,为不同行业和部门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②通过与其它机构合作提升影响力。通过与其它科研机构合作,可以促进各机构了解彼此的研究进展,讨论机构间共同面临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思路。通过与非科研机构合作,可以了解决策者的决策思路,分析政府或产业部门当前需求,从而推动研究成果传播与应用;③通过人才培养提升影响力。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培养的学生形成了一张巨大的校友关系网,覆盖了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私营部门,或是其它与科技政策相关的组织部门,极大程度上发挥了机构在科技政策研究及咨询方面的影响力;④利用媒体提升影响力。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可利用媒体推广自身研究成果,引导公众对科技政策的理解。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可以作为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展示成果、与公众互动的平台和媒介。
在科技发展浪潮影响下,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专业化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发展,既可以促进科技政策研究进步,也可以为国家科技政策制定提供支持和帮助,还可以培养科技政策相关专业人才。在科技日益蓬勃发展、科技政策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重视的今天,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发展迅速,现已具有一定规模,且取得了丰硕成果。
目前,中国科技政策研究机构或处于起步阶段,或是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瓶颈,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深入改革,不断调整。特别是在促进科技政策研究机构走向独立与专业化、优化科技政策研究机构经费来源渠道、重视科技政策研究机构人才引进和培养、着力提升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等方面,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断提升研究质量,不断产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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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Baogui, Ge rui
(School of Humanities &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s on the selected 37 domestic and foreign authoritative and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thesis give a general description, such as the institutional independenc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rganization function, research situation, publication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personnel structure, the eight dimensions of the sources of funding etc., and summarizes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of department in charg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and Institutional influence.
Key Words: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ions; Evolution; Independence; Orientation
收稿日期:2017-05-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BZZ058);辽宁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15-18)
作者简介:杜宝贵(1975-),男,辽宁辽中人,博士,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葛瑞(1992-),女,辽宁沈阳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
DOI:10.6049/kjjbydc.2017020149
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8)01-0122-09
(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