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集群生态化运作形成的企业成长矢量空间
摘 要：产业集群生态化运作为企业提供了不同于传统集群的生长资源和环境，在生态化运作过程中，集群目标设置、空间结构、种群规模、管理要素与运作机制相辅相成，构成其生态化运作维度。以生态化清洁生产外延、网络协同共生、集群核心企业生产链条延伸3种模式进行生态化运作时，集群运作维度呈现出不同特征，构建了企业成长的不同环境、结构和关系力量，形成集群企业成长的约束条件。基于此，在集群的每一种生态化运作模式下，主导产业和关联产业的企业表现出不同成长状态。
关键词：产业集群；集群生态化；生态化维度；运作模式；企业成长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需要运用产业生态技能和知识加以解决(NING,2007)。产业生态化强调本地和区域层面资源的系统循环与协同使用[1]，突出产业系统内资源的匹配与充分利用、技术进步中企业成长与环境保护的相互融合，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必然选择[2]。
产业生态化是在创新驱动的协同进化中平衡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改善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的一种新范式(McManus,2008)。我国学者吴荻[3]认为产业生态化发展存在3类主要载体形式，包括生态产业园、区域副产品循环网络、生态型产业集群。其中,由于独特的结构和功能特征，生态型产业集群成为产业生态化的最有效载体。集群是同一或相关产业内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的集聚，构成集群企业成长环境，决定着集群企业的成长走向[4]。因此，生态型产业集群以价值链关系通过契约或“信任和承诺”方式，约束集群内企业、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对资源的利用及动态合作过程[5]，导致产业生态化背景下企业成长存在差异性。
1.1 产业集群生态化运作
陈宇菲等[6]认为产业集群作为由多种要素组成的有机复杂体，实际上构成了产业生态系统。但是，由于产业集群对企业能够产生丰富的外部性，可能促进或者抑制集群内企业成长[7]。吴荻和武春友[8]认为只有在已有的行为规范中引入生态化原则，产业集群才能演变为生态型系统，通过形成生产型企业间耦合、层级间嵌套、生态化合法性机制实现复杂的组织和网络结构。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具有产业衔接关系的企业联结实现资源在区域范围内的循环流动，集群内企业在特定环境下相互关联，共同组成集群价值链结构[9]。
吴荻和武春友[8]认为产业集群生态化运作模式是指产业集群生态化的运行与管理方式，存在关联产业从事废物处理的外销模式、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合作治理废物的网络共生模式、主导产业涉及清洁生产的内销模式。其中，外销模式强调以关联产业的废物处理为生态化核心，体现了陈晓峰[10]、史巧玉[11]的观点，即可以通过技术生态化清洁生产、产品物质减量化实现产业集群生态化运作。网络共生模式突出价值创造与资源循环的协同演进，齐绍琼[12]认为通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互相联合可以完成产业生态化运作，黄新焕和王文平[13]认为产业集群以资源流动网络和价值活动网络融合形成超网络状态实现运作。内销模式主张以主导产业企业生产生态化延伸生产链条，与陈晓峰[10]、史巧玉[11]、齐绍琼[12]的观点一致。本文对产业集群生态化运作模式的界定以吴荻和武春友[8]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认为生态型产业集群主要以生态化清洁生产外延、网络协同共生、集群核心企业生产链条延伸3种模式实现运作。
1.2 企业成长
Chandler等(2009)运用交易成本理论研究发现，依赖于环境参数变化的企业可能选择不同的成长路径。集群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采取不同集群学习模式，使得企业成长呈现出多种路径[13]。肖为群和王迎军[4]认为集群企业从企业家的个体社会资本网络中获取关键客户、人力资本等资源推动自身成长，但个体社会资本需要首先在集群内形成信任、合作规范和紧密网络等有效的群体社会资本。吴俊杰和戴勇[14]认为企业家个人社会网络在影响企业成长时对集群社会网络具有依赖性，集群网络规模能够改变企业获取外部显性知识的能力[15]。
Penrose(1959)阐述了有机成长和并购成长之间的区别，两者带给企业不同的成长机会。McKelvie和Wiklund(2010)运用契约理论提出了混合成长模式，指出有机模式、并购模式、混合模式在企业成长实践中同时存在，并相互交织在一起。企业成长具有生存和发展两个层次，规模扩张是判断企业成长的生存标准，技术创新水平是判断企业成长的发展标准[16]。其中，规模扩张是企业成长最直观的特征，包括生产规模扩大、市场规模扩大、管理规模扩大；技术创新是企业成长的本质特征，企业所需创新资源嵌入网络关系惯例和合作过程中，表现为企业形态和盈利模式的演进[17]。企业在集群内的中心度、联结强度不同，将影响企业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资源的获取，进而影响企业成长绩效[15]。张军和许庆瑞(2014)研究认为，企业虽然能够通过获取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资源提高知识积累水平，但是，必须通过提高企业内部知识共享与交流水平，或者转换为创新能力，才能有效促进企业成长。
由此可见，集群对企业成长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主要源于集群状态维度的作用不同，导致企业成长的各向量呈现出不同张力，表现为不同的企业成长过程。因此，本研究将分析产业集群生态化不同运作模式的维度特征，探索和发现各维度变量如何作用于企业，揭示企业成长机理，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集群生态化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促进企业充分利用产业生态化驱动资源，快速进入国际产业价值链高端。
产业生态化是指在产业环境中通过系统模仿自然系统，实现产品、工艺、产业方面物质和能量的优化使用[18]，本质上包括副产品物质交换和能源交换[19]，达到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目的[2]。从目标来看，要保持产业集群生态化运作，必须在获取传统商业经济利益的同时，将产业价值链流出的废弃物线性流动转换为循环流动。对欧美产业生态化发展的调查显示，产业生态化在协同共生的基础上整合了生产竞争和环境改善。
吴荻和武春友[8]研究指出，生态化原则与产业集群行为规范的融合，是产业集群生态化运作的形成条件。产业集群的进一步生态化，需要在企业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信任和承诺”或正式契约等方式，建立基于资源、能量和废物高效利用的合作关系。从管理要素来看，产业生态化的实践业务例如场所维护、共享教育设施等需要规范和信任等要素的存在，企业间关系网络也在生态型产业集群的环境规制、行政管理等职能实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生态型产业集群成员通过复杂的关系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每一个成员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都有其特定的位置，在一定环境和时间条件下，企业成为生物链上的节点[20]。从空间结构上看，集群生物链的知识活动取决于集群空间整体知识领域结构，以及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不同联系形式反映组织间互动方式和密切程度。企业为了能够更好地整合知识资源和提升竞争力，可以通过R&D联盟补充集群空间结构的不足(Narula,2009)。
有限性资源和固定性环境所能容纳的组织种群密度有限，承载能力剩余空间越大，组织种群的成长速度就越快，但是，对于不同的组织形态，其进入环境承载能力剩余空间的速率不同[21]。从种群规模上看，在种群边界清晰的前提下，种群能够容纳的生物数量及其规模受到限制[22]。对于密度大的种群，系统中组织稠密、集中，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组织成长空间趋小；对于密度小的种群，系统中组织数量相对稀疏，组织发展潜力较大。
Boons[23]认为在政府管理产业生态化进化的过程中，自组织机制与外部控制相互作用，通过协调活动增强两者的联系。通常，在政府的选择压力下，外部控制对产业生态系统的作用会被延迟或抑制。从组织机制上看，具有特定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的生态化产业集群，以自组织机制构成演化的内在驱动力，通过复制、变异实现集群成员之间的协同共生；以来自政府管理的压力与控制形成演化的外在驱动力，通过重组实现集群整体规模扩大、发展能力增强以及演化路径跃迁[6]。
由上述分析可知，当集群寻求经济效益与环境协调的生态化运作出现目标矛盾时，内在的自组织机制和外部控制交互作用形成驱动力，在复制、变异或重组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力量。在来自集群自身管理的、空间的、种群的结构性约束下，驱动力量引发集群企业成员以及集群内外部条件发生改变。由此，企业在集群生态化运作形成的矢量空间下成长，如图1所示。
图1 集群生态化运作形成的企业成长矢量空间
在集群生态化运作形成的矢量空间中，运作目标建构了集群内企业间结构地位与关系地位，也约束了单个企业经济行为与环境改善的资源投入。在集群生态化运作目标下，运作机制作为核心驱动力架构起牵引或推动集群发展及企业成长的调控平台，管理要素、空间结构、种群规模作为调节驱动力影响和改变运作机制的调控力度。管理要素能够通过改变企业成员间关系密度和融合度，引导企业成员和内外部条件的行为取向与竞合关系；空间结构决定集群企业成员的中心度，影响资源、知识、技术、物质和能量等的流动方向、速度、渠道；种群规模约束集群成员与条件要素集约资源的路径，能够调节企业成员间争夺资源的力度。因此，本研究认为目标设置、空间结构、种群规模、管理要素、运作机制构成了描述集群生态化运作的维度，它们相互辅助、协同延伸，反映生态化集群局部与整体的演化进程。
产业集群以不同模式进行生态化运作，其中，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的关系结构不同。以生态化清洁生产外延的模式进行运作时，主导产业以提高集群经济效益为核心目标，在外部控制压力下组织内相应的关联产业实现一定的环境效益。主导产业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关联产业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能力，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之间具有引导与被引导、依赖与被依赖的主次合作关系。主导产业在自组织机制的驱动下，以外部控制为辅助驱动，与关联产业建立起由空间结构、种群规模、管理要素协调形成的物质和能量流动系统。该系统对分别位于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的企业来说，在获取集群资源、成长机会、能力培育等方面提供了非均等条件。
以网络协同共生的模式运作时，集群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构成集群的并行主体，二者共同承担集群发展的综合效益。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合作形成生态集群完整的产业链，位于产业链上的企业协同选择资源和技术，遵循生物群落自我组织的生存和竞争机制，并建立互相约束的行为规范。集群企业的中心度与产业位置无关，由企业在集群的物质和能量流动网络节点的位置决定，也衍生了企业成长的资源掌控权。同时，在信任的基础上，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之间形成互动耦合结点[8]，在集群发展过程中保持同步性。
以集群核心企业生产链条延伸的模式运作时，集群实际上以企业集团的状态存在，集群的利益平衡取决于主导产业核心企业的成长目标。核心企业主要运用企业管理职能以及协调机制架构集群产业链，围绕集群核心企业业务进行拓展，在产业链节点上以迁入、新建或者整合方式产生一些企业种群，它们与核心企业之间以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形成联系。集群主导产业构成核心企业的成熟业务，关联产业是依附于核心企业演化的集群新生业务，服务于主导产业，二者互相补充，形成不断升级的生态化集群产业。
3.1 不同生态化运作模式下集群维度特征
生态化集群主导产业决定集群的发展方向、速度和结构，关联产业为主导产业提供服务性或支持性功能。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集群生态化维度在3种运作模式约束下表现出不同特征。由于作为集群维度的目标设置、空间结构、种群规模、管理要素、运作机制不能直接测量，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提取各维度测项。基于Geng和Cote[1]、毛荐其和杨海山(2006)、Gibbs等[24]主要文献，本文选择商业交易、废弃物处理、技术协同作为目标设置的测项；基于Powell(1999)、Narula(2009)等主要文献，选择位置结构、关系结构作为空间结构的测项；基于Gibbs等[24]、Zucker(1986)、朱华友和吕飞(2010)等主要文献，选择制度、信任、文化、网络作为管理要素的测项；基于储利民和徐艳梅[22]、王宇露(2008)等主要文献，选择种群数量、种群种类作为种群规模的测项；基于Gibbs等[24]、陈宇菲等[6]、胡晓鹏(2008)等主要文献，选择自组织、协调、外部控制作为运作机制的测项。3种生态化运作模式下各维度的状态如表1所示。
3.2 集群生态化维度特征差异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由表1可知，在集群3类生态化运作模式下，各维度表现出的特征也反映了集群自身拥有的要素、资源和条件差异，这些都是影响集群企业成长路径的因素。
表1 3种生态化运作模式下集群的维度特征
集群维度生态化清洁生产外延模式网络协同共生模式集群核心企业生产链条延伸模式目标设置商业交易集群主体目标集群目标之一集群核心企业主要目标废弃物处理关联产业承担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合作处理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共同承担技术协同协同性低协同性高协同性低空间结构位置结构主导产业处于核心地位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地位平等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关系结构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关系疏松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关系紧密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关系疏松管理要素制度以政府、组织条例为主以契约规定为主以企业规章制度为主信任信任约束力低信任约束力高信任约束力低文化多元性文化开放性文化核心企业文化网络网络依存度低网络依存度高网络依存度低种群规模种群数量数量增长较慢数量增长较快数量增长较快种群种类种类有限种类丰富种类不确定运作机制自组织主要运作机制主要运作机制———协调主要运作机制辅助运作机制主要运作机制外部控制辅助运作机制———辅助运作机制
对于生态化清洁生产外延模式，集群主导产业在来源于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外部控制和压力下引入环境改善功能，并引入从事废弃物处理的关联产业。主导产业企业实施以经济获利为目的的行为，关联产业企业依赖于主导产业发展产生的副产品、废弃物或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形成市场空间。主导产业企业处于集群内物质、能量循环流动的上游，集群中心度较强，与关联产业企业的联结度较弱，具有优先积聚集群资源的地位和结构权力。这使得主导产业企业能够获取和拥有生态化集群的优质生产要素，向市场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产品，并利用集群声誉赢得利益相关者的忠诚，推动生产、市场和管理规模快速扩大，通过整体规模扩张实现企业数量增长。但是，关联产业企业由于权力弱化、集群中心度边缘化，可获得性资源受到集群主导产业发展的限制，只能被动选择从事集群环境改善的适应性经营行为。同时，由于副产品、废弃物或废旧产品处理的价值利润低，降低了企业规模扩张的资本积累速度，表现为企业成长缓慢。集群产业链上下游间较弱的联结度、信任关系以及技术不同步，制约了上下游知识的流动、碰撞，从而降低了集群社会资本驱动知识创造的速度，限制了集群内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力。基于集群生态化运作环境，主导产业企业与关联产业企业遵循集群的主要运作机制，实现自主成长，同时，可能会在集群生态化发展的一定阶段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调整。在集群生态化清洁生产外延运作模式下，集群企业的成长特征如表2所示。
对于网络协同共生模式，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作为并行主体，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上协同参与集群产业链交易和物质能量交换。因此，主导产业企业与关联产业企业享有高度的文化融合性、资源使用同步性、结构互补性、关系紧密性，使得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都有可能互相补充知识和技术，根据自身优势选择成长路径。但是，集群生态化的状态成为主导产业企业与关联产业企业成长的限制性条件。在集群生态化运作初期，集群企业之间契合度较低而表现出竞争性，主导产业企业和关联产业企业之间缺少协同的技术引进与创新，造成集群产业价值链不能通过技术升级或技术创新进入全球竞争市场，使得部分集群企业只能在不断协调过程中扩大规模来提高竞争力。随着集群生态化运作不断成熟，集群企业之间契合度逐渐增强而表现出竞合性，集群遵循自组织机制，为企业提供复制、变异或整合的环境和条件，企业存在多种选择，从而形成扩大规模和集聚知识创造的平衡体，这个平衡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取决于集群种群间交互频率、企业集群中心度。当集群生态化运作规模足够大时，集群多样性种群的存在为企业提供了融合多学科技术发展的门户和平台，集群企业的业务呈现出频繁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技术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加速了集群群落多样化程度的扩大[25]，企业种群增加使得生物链延长，产业集群的生态化运作被优化。在集群网络协同共生模式下，集群企业的成长特征如表2所示。
对于集群核心企业生产链条延伸模式，集群依托某个核心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所在产业形成主导产业，从事技术成熟、设备先进的产品制造和废弃物处理。随着主导产业业务的多元化拓展，核心企业为了集聚资源提升核心竞争力，分离出一些包括制造和清洁生产的业务，形成集群关联产业。集群的经济和环境目标由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共同承担，整体价值取向取决于集群核心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核心企业主动延伸的生产链条的环境保护功能。集群内主导产业企业和关联产业企业都与核心企业形成竞合关系，通过物质与能量的输送，围绕核心企业而发展，在核心企业主导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约束下，与核心企业共同提高价值链的市场位置，弥补核心企业缺失的市场缝隙，共同实现集群的生态化运作，完善集群的废弃物处理体系。在集群范围内，主导产业和关联产业的企业成长规模、速度，一方面受限于核心企业共享和分离资源的能力，影响集群资源协同使用程度以及企业种群成长速度；另一方面，受限于核心企业规模和技术创新能力，这决定着集群外部资源注入及其与集群企业交互的可能性，影响集群企业获取更多学习和知识创造机会。因此，核心企业的成长战略会对集群生态化产生直接影响，为集群企业成长奠定基础。在集群核心企业生产链条延伸模式下，集群企业的成长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3种生态化运作模式下集群企业成长特征
运作模式主导产业的企业成长关联产业的企业成长生态化清洁生产外延模式①以规模扩大、创新能力增强的有机成长为主，服务于政府或社会组织的要求；②种群数量增加速度较快，主要通过外部压力重组实现种类增减；③集群内的知识交互较弱，技术创新驱动力主要来自于集群外部；④文化成熟，但包容度小；⑤企业学习速度较慢①以规模扩大的有机成长为主；②种群数量和种类增长依赖于主导产业的物质和能量输入；③技术创新能力较弱；④企业文化体系逐渐形成；⑤企业学习速度较快网络协同共生模式①以规模扩大、创新能力增强的混合成长为主；②种群数量增加以复制为主，种群种类增加以变异为主，速度较快；③集群内的知识交互频繁，技术创新驱动力主要来自于集群内部；④企业文化开放，包容度大；⑤学习连续性强，企业学习能力强集群核心企业生产链条延伸模式①以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有机成长为主；②种群数量和种群种类变化不大；③企业技术创新驱动力主要来自于核心企业和集群外部；④企业文化具有单一性；⑤学习积极性较弱①以规模扩大的有机成长为主；②种群数量和种群种类变化较慢；③技术创新能力较弱；④企业文化向集群核心企业文化演化；⑤学习速度较快
由表2可知，以不同模式运作时，生态化集群的五维特征通过主导产业和关联产业耦合形成的专业层、主体企业与服务关系建立的辅助层、支持专业层和辅助层生态信息流通的附属层(王珺,2012)，架构了企业成长的集群环境、结构和关系力量，形成集群企业成长的不同状态。
与发达国家相比，亚洲国家的快速工业化面临来自环境、经济和社会的限制[1]。因此，目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各种方法实施产业生态化。产业集群的生态化发展只有采取合适的方式整合企业成长所需资源、立足的关系、嵌入的结构，才能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效益。由上述分析可知，集群生态化运作模式与集群企业成长相关，不同的运作模式架构了集群企业成长的不同环境，促进或抑制企业成长，从而影响集群整体进化。因此，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作为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途径之一，既要采取合适的方式引导传统集群运作的转型，又要通过集群生态化运作为企业搭建国际化发展的产业环境。
传统产业集群生态化改造或生态型产业集群建立初期都属于集群生态化运作初期阶段，需要在集群中引入或者建立有利于环境改善的生态化准则，这一点依靠集群的自我发展机制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借助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外部控制和压力。为了避免已有集群企业对于承担环境责任产生消极情绪，集群应以生态化清洁生产外延模式进行运作，这样不仅有利于集群较快地形成或建立具有物质和能量循环功能的产业价值链，而且有利于培育已有集群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积极性。但是，集群以生态化清洁生产外延模式运作时，主导产业和关联产业的互动性较弱，不利于集群企业充分利用集群内部优势进行快速学习、多元知识交互，形成开放文化氛围，从而抑制了集群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基于此，在集群生态化运作初期阶段，主动建立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间的共享平台与合作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当集群规模不断扩大、生态化运作趋于成熟时，集群企业协同表现为产业价值链的行为主体，集群采取网络协同共生的生态化运作模式更能满足产业升级和企业成长的双重要求。这种模式为企业提供信息、技术、知识、物质、能源等畅通流动的渠道，一方面使得集群在达到经济目标的同时实现环境责任承诺；另一方面，使得企业既可以利用集群内部优势快速实现有机成长，又可以凭借不断提升的集群声誉产生的强外部性，加强集群种群对外部优质资源的吸引和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吸收，从而利用技术创新跨越产业链环节，通过并购实现混合式成长。需要注意的是，在网络协同共生模式下，生态化集群的自组织机制不能受到政府或社会组织外部力量的干扰，以免集群种群的互利共生状态被破坏。
鉴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历程，在现有产业发展阶段，集群核心企业生产链条延伸的生态化运作模式广泛存在。这种模式以已有的区域性企业集团的生态化改造为基础，通过建立新的关联产业深化集群清洁生产、废弃物处理的角色，有利于积聚核心企业优势资源来提高竞争力，逐步实现传统企业经营行为向生态化经营转变。但是，由于核心企业对集群生态化运作的主导性，核心企业必须准确把握资源剥离的时机和速度，确定基于制度约束的生态化行为准则，否则，将不利于集群内其它企业获取成长所需资源。因为具有类似竞争属性的种群会对有限资源展开掠夺式竞争[21]，当其中一部分企业占据资源的能力不断被强化时，会导致另一些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受到制约。
面对我国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的迫切需要，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市场空间面临双重挤压的困境，企业需要依托恰当的集群生态化运作方式所提供的优质资源和环境，快速实现规模和能力的提升。因此，理解集群生态化运作模式所提供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与企业成长的关系，对引导我国产业升级和制造企业的快速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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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贤贤)
The Influence of Clusters' Ecological Operation Mode on the Enterprise's Growth
Abstract：The ecological operation of the cluster provides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luste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ecological operation, cluster's settled object, space structure, population size, management factors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constitute together the dimension of the ecological operation. While a cluster operates in one mode among the extension mode of ecological cleaner production, the collaborative symbiosis mode in network and the production chain extension mode of core enterprises in clusters, the dimension of the ecological operation performs different features as constraints which construct different environment, framework and relation power for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se, enterprises from the prime and related industries grow in different status under different operation modes.
Key Words：Industry Cluster; Cluster Ecological; Ecological Dimension; Operation Mode; Enterprises Growth
收稿日期：2016-11-0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6303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ZH003);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059)
DOI：10.6049/kjjbydc.2016080705
中图分类号：F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08-006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