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

(1.吉首大学商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2.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综合考虑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和金融环境，实证分析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政府行政管理质量对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金融环境质量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负相关关系；金融环境在政府行政管理质量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0 引言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步入缓慢下行通道。面对趋紧的经济增长态势，学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过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储蓄和投资，而不是有效地利用资源和技术进步。突破经济增长困境，必须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创新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创新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其源自企业家的 “创造性破坏”活动，即企业家精神。从个体层面来说，企业家精神是指企业家对市场机会不断开发和利用的一种精神特质。

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兴起，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大多认为，企业家精神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4]。但Baumol[5]指出，并非所有对市场机会的开发和利用都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如果企业家将精力集中在创新创业活动上，则能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带来社会财富效应；如果企业家将精力集中在逃税、行贿等寻租乃至犯罪活动上，则只能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内部调整，无法促进经济增长。前者称之为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后者称之为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因此，探讨企业家精神配置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本文重点研究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和金融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政府行政管理质量对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企业经营法制环境、金融环境质量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企业经营法制环境、金融环境对企业家创业精神有抑制作用；金融环境在政府行政管理质量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一地金融市场发展在放大政府行政管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正向促进作用的同时，也能减弱我国企业经营法制环境对企业家创业活动的负向促进作用，促使我国企业家走出非合规创业的路径依赖，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已有研究大多单独从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或金融环境视角研究企业家精神配置影响因素，本文综合考虑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和金融环境，论证金融市场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的直接影响作用和调节作用，可丰富企业家精神配置理论；二是跳出以往企业家精神研究大多收集宏观统计年鉴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的框架，选择大样本企业调研数据分析制度环境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更加契合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是微观企业家个体创新创业活动这一本质属性。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政治法律制度环境与企业家精神配置

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政治法律环境作为企业家经营决策的一种外部强制力，对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Bhagwati和Jagdish[6]认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取决于该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多少，而是取决于该地区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报酬结构的影响。基于Baumol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思想，Sobel等[7]实证检验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并指出企业家努力方向与其所处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安排质量密切相关。好的政治法律制度安排，会使企业家投入更多精力在生产性市场活动中，进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而差的政治法律制度安排，会迫使企业家投入更多精力在非生产性政治和法律活动中(如游说活动、法律诉讼等)。

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具有明显的制度可信性(制度可预测性更强)、环境可靠性(能够明显降低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规则公平性特征(在交易规则和法律实施过程中更强调对所有利益主体的公平对待)，腐败行为也会随之减少，这样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显然会极大程度上推动公平交易的开展以及在复杂经济活动中的合作，降低经济交易成本的不确定性，提升和改进企业生产效率、竞争能力与创新意识，使企业家更愿意承担风险并发扬企业家精神。反之，差的政治法律制度安排有效性偏低、可执行性也较差，会明显增加监督成本及其它交易成本，限制交易规模和交易范围，迫使企业家追逐更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联结，进行更多的腐败交易，阻碍企业家精神及创新意识的发扬光大[8-11]。

我国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企业家精神配置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也存在明显差异。政治法律制度环境较好地区，其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比较频繁；政治法律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由于忽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家合法权益保障不够，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会受到抑制。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政治法律制度环境质量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有正向促进作用。

Hebert和Link[12]将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定义为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两个方面。因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

H2：政治法律制度环境质量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有正向促进作用；

H3：政治法律制度环境质量对企业家创业精神有正向促进作用。

1.2 金融环境与企业家精神配置

企业家创新创业需要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需求仅靠企业家自身难以解决。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影响该地区企业家创新创业资金的可获取性和融资成本，进而影响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区域内金融机构通过支持企业家创新活动，有助于创造更多企业。Beck等[13]通过实证发现，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国家往往新创企业数量也比较多。同时，金融中介机构通过筛选企业家、为企业家创新活动集资、帮助企业家分担风险、对企业家创新活动预期收益进行估值等方式，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家开展创新创业等生产性活动[14-15]。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金融环境质量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有正向促进作用；

H5：金融环境质量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有正向促进作用；

H6：金融环境质量对企业家创业精神有正向促进作用。

金融环境在直接影响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同时，也能够通过影响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起调节作用。高质量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通过有效的产权保护能够激励企业家开展创新活动，但要将产品发明专利等企业家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则离不开金融市场对企业家创业活动的资金支持。Rajan等[16]研究发现，一国金融机构主要依靠企业家在知识、技术等方面的创新能力而非其拥有的“关系”来决定为其提供资金支持，这样能够打破原有的资本或关系格局，激发企业家创新创业。同时，良好的金融环境还能够抑制不良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对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的促进作用。Thornton[17]通过对全球10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金融部门通过更多地向私人企业家创新活动提供贷款，能够有效减少该国腐败行为的发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7：金融环境质量在政治法律制度环境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8：金融环境质量在政治法律制度环境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9：金融环境质量在政治法律制度环境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生产性企业家精神本质上是企业家这一微观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动，企业家根据自身所处环境确定其应采取的战略行为。因此，本文从企业家这一微观主体角度，选取环境质量评价数据，进而分析政治法律制度环境、金融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更具有科学合理性。王小鲁、余静文、樊纲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在对全国各省4 000多家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联合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从政府行政管理、企业经营法制环境、金融服务、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条件、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企业经营社会环境7个方面对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企业经营环境进行了指数化测度与评价。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科学性考量，本文选取《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的“政府行政管理指数”和“企业经营法制环境指数”作为政治法律制度环境的测度指标。同时，选取“金融服务指数”作为金融环境测度指标。

基于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发明专利数量”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测度指标，选用“新创企业增长率”作为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测度指标。根据以上两个指标，测度我国内地29个省市区的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由于西藏和青海样本企业数量过少,代表性不足，《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未包含这两个省的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故本文予以剔除。有关各省发明专利数量和新创企业增长率的数据均来自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

2.2 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2.2.1 因变量：生产性企业家精神

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包括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两个方面。学者们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衡量主要采用专利发明数指标[18]，而对企业家创业活动的衡量主要采用企业更替率[19]、自我雇佣率两项指标。本文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测度同样从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两个方面进行。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测度指标为“每万人专利发明数”，用各省每年授予的专利发明数除以人口数量得到；企业家创业精神测度指标为“新创企业增长率”，其等于各省每年新增加的企业数量除以上一年企业数量。

基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测度指标，本文还对各地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进行测度。由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创业精神测度指标单位不同，不能简单地进行平均或加总。因此，本文采用波达计数法获取企业家精神生产性活动配置水平，其计算步骤为：首先，对我国内地29个省市区的每个指标分别进行排序，某年度最大值赋值为29，其后赋值为28，依此类推，最小值赋值为1；然后，对两个指标的赋值进行简单平均，将最终得到的Borda分数作为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度量值。

2.2.2 自变量：政治法律制度环境、金融环境

本文选取《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的“政府行政管理指数”和“企业经营法制环境指数”作为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测度指标。前者主要是指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政府行政管理效率、政府对企业经营不必要的干扰以及政府廉洁程度；后者是指司法公正与效率以及法律对企业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保障程度。

同时，选取报告中的“金融服务指数”作为金融环境测度指标。为测度金融环境对政治法律制度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设计“金融服务指数”与“政府行政管理指数”、“企业经营法制环境指数”的交互项分析金融环境的调节作用。

一般而言，丰富的人力资源能够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智力支持和劳动力来源，基础设施条件能够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提供物质支持，发达的中介组织能够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支持性服务活动，强调诚实守信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为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价值观支持。因此，本文将人力资源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中介组织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环境等作为影响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的控制变量。同理，由于《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已对我国各省的人力资源供应、基础设施条件、中介组织发展水平、企业经营社会文化环境提供了全面测度指标。因此，本文分别选用其中的“人力资源供应指数”、“基础设施条件指数”、“中介组织和技术服务指数”、“企业经营社会环境指数”衡量以上控制变量。

基于前文理论假设和变量设定，本文构建生产性企业家精神与政治法律制度环境、金融环境计量分析模型：

Productivityit=α+β1Governmentit+β2Lawit+β3Financialit

+β4Government*Financialit+β5Law*Financialit

+β6Humanit+β7Infrastructureit+β8Intermediaryit

其中，Productivity分别用Patent(每万人专利数)、Enterprise(新创企业增长率)和Level(综合水平)进行替代。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本文获得了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我国内地29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表1对12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注：*表示这些数据都来自于《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各指数测度使用李克特5点量表法，1表示“很差”，2表示“较差”，3表示“一般”，4表示“较好”，5表示“很好”

由表1可知，测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每万人专利发明数”的标准差较大(6.35)，且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距较大，表明我国不同省份企业家创新精神存在明显差异。另外，企业家创业活动测度指标“新创企业增长率”标准差远远大于平均值，且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也很大，表明我国企业家创业精神区域差异巨大。但与企业家创新精神相比，除企业家创业精神区域差异较大外，不同时间段相同地区的企业家创业精神差异也很大。我国几乎所有省市区的 “新创企业增长率”在2008年都经历了巨幅下滑，而在2010年又出现了迅速反弹。结合2008年的宏观经济背景，这主要是由发端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企业倒闭所致。

3.2 政治法律制度环境、金融环境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回归分析

本文使用Eviews8.0软件对政治法律制度环境、金融环境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进行回归分析。首先，本文以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两个变量每万人专利数和新创企业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分别与其它变量一起进行协整检验，将Kao检验的ADF统计量作为判断依据。在两次检验中，ADF统计量的p值均为0.000 0，小于0.05，即需要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的计量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1是企业家创新精神与政治法律制度环境、金融环境以及各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1数据揭示，政府行政管理指数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22.98，P=0.01)。这就意味着，政府通过强化行政管理的公开性、公平性和公正性，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干预，打击官员腐败行为，塑造廉洁政府等手段，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家创新精神。而企业经营法制环境质量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对企业家创新精神不存在显著影响。H2得到部分证实，H5未得到证实。

模型2通过对金融环境与政治法律环境两个分指标的交互项与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回归，分析金融环境在政治法律环境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对政府行政管理质量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β=2.86，P=0.05)。这意味着，一个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行政管理质量越优，越能促进企业家创新精神发展。但金融市场环境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未得到证实。因此，H8得到部分证实。

模型3是企业家创业精神与政治法律制度环境、金融环境以及各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实证数据发现，政府行政管理指数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β=359.89，P=0.1)。这意味着，一个地区政府行政管理水平越高，当地企业家创业活动越活跃。但实证又发现，企业经营法制环境指数(β=-484.28，P=0.01)和金融环境指数(β=-164.20，P=0.01)均对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意味着企业经营法制环境质量的提升和当地金融市场发展反而对当地企业家创业活动具有抑制作用。因此，H3仅得到部分证实，H6未得到证实。

模型4测试了金融环境在政治法律环境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数据表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β=-71.57，P=0.01)。这意味着，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企业经营法律环境质量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负向促进作用趋弱。金融环境在政府行政管理质量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关系中未起到调节作用。综上所述，H9未得到验证。

模型5是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与政治法律制度环境、金融环境及各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只有政府行政管理指数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β=13.76，P=0.05)。这意味着，一个地区政府行政管理水平越高，越能够激发当地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但数据未发现金融环境对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因此，H1得到部分证实，H4未得到证实。

注：***、**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据为t统计量；各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6分析了金融环境在政治法律环境、金融环境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数据表明，金融环境在政治法律环境与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的关系中未起到显著性调节作用。因此，H7未得到证实。

综上所述，H1、H2、H3和H8部分得到证实，H4、H5、H6、H7、H9未得到证实。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1) 政府行政管理质量对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这意味着，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能够为企业家创新活动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渠道。政府部门通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能够激发企业家将资源集中在真正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活动上，从而有助于促进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开展。加之，通过强化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尽可能减少甚至杜绝政府对企业经营不必要的干预，通过制度设计和执行打造廉洁政府，能够有效促进当地企业家开展创业活动。政府行政管理质量的改善在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同时，还能够促进企业家将创新成果投入市场，实现创新向创业的转换，最终提高区域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这对我国各地政府部门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企业家创新活动难以转化为创业活动、各种创新成果难以走向市场并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本文发现，要打破创新至创业路径瓶颈，应将各种创新成果从“象牙塔”、科研院所中解放出来，使其真正转变为提高生产力的新产品、新技术，各地政府应从提高政府行政管理质量上着手。

(2) 企业经营法制环境、金融环境质量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负相关关系。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企业经营法制环境与企业家创业活动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通过法律的制定与完善，为企业家合法权益提供保障，能够促进企业家创业活动(Anokhin 等，2009；Zahra等，2000；Luo & Junkunc，2008；Tonoyan等，2010)。西方学者还发现，金融市场能够为企业家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企业家创业资金可获取性得到提高，从而有助于激发企业家创业活动(Beck，2008)。本文实证研究结论与西方学者研究结论不一致，可从我国企业家创业行为中得到解释。Wiklund通过对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家创业行为进行研究发现，由于企业家面临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外部融资渠道不足、社会对企业家态度不佳等各种束缚，为了克服这些约束，企业家更倾向于采取各种“规避行为”，即在创业过程中采取合规和非合规行为相结合的创业行为。其中，非合规创业行为在现实中多表现为我国企业家在创业活动中对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不够，假冒伪劣等各种非合规创业行为大量存在。加之，由于我国各种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不高，很多企业家倾向于通过各种“关系”获取创业资金。随着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的逐渐完善和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日渐约束了企业家的非合规创业行为，从而使其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负相关关系，同时也揭示出目前我国企业家存在非合规创业行为偏好。

(3) 金融环境在政府行政管理质量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从企业家创新活动角度来说，一个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就越能加剧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企业家创新活动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从企业家创业活动角度看，一个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企业经营法制环境对企业家创业活动的负向促进作用越弱。综合而言，随着该地区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通过提高政府行政管理质量，能够更加明显地促进企业家创新活动。同时，通过发展金融市场、降低企业家创业融资壁垒和成本，能够促进企业家创业活动从非合规行为转变为合规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企业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对非合规创业行为的抑制效应。这也意味着，企业经营法制环境质量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负相关关系可能仅仅只是一个短期现象。从长期来看，通过金融市场发展，必将渡过企业经营法制环境规范化对非合规创业行为抑制的“阵痛期”，迎来企业家合规创业活动的爆发。

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制度环境一般难以用客观数据确定。从数据可获取性和科学性角度，本文选取《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有关企业经营环境的各种指数测度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各种制度环境。该报告仅对我国29个省市区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各种企业经营环境指数进行了测度，样本数据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如何获取更多年份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数据，从而更加科学、合理地研究我国生产性企业家精神配置影响因素，将是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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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Entrepreneurship:Financial Environment's Moderating Effect

(1.School of Business,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2.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From both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environment and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empirical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has an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the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omprehensive entrepreneurship; the business legal environment, financial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the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but has an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siness legal environment and the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ship.

基金项目(41462008，41361030)；湖南省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14YBX051)；“武陵山片区扶贫与发展”2011协同创新中心项目(湘教通[2014]405)

作者简介：龙海军(1979-)，男，湖南会同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吉首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