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研究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浙江杭州 310018；2.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北京 101149)

摘要：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特质—行为—绩效关系模型。选取227位CEO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CEO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预防型焦点具有负向影响；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在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0 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然而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雾霾天气频发、资源过度消耗等。因此，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减少资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等成为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理念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绿色创新由于具备“R&D溢出效应”与“正外部效应”，其在促进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同时，能够有效降低生产的负外部性，成为企业应对环境规制、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重要方式。

在绿色创新理论方面，自Hambrick和Mason[1]提出高阶理论后，高层管理者，尤其是CEO、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焦点。目前，关于CEO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成果大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主要研究CEO性别、学历、任期等人口背景特征因素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例如，Tang、Crossan和Rowe[2]研究了主导型CEO、企业战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Richard、Wu 和 Chadwick[3]以美国579家银行为研究对象，发现CEO职位任期负向调节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而CEO行业任期起正向调节作用；王瑛、官建成和马宁[4]比较了CEO不同学历与任职年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Vieito等[5]运用美国公司1992-2004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CEO性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二，主要研究CEO性格、控制点等内在特征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Nadkarni和Herrmann[6]选取印度195家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CEO五大人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研究了战略灵活度所起的中介作用；Boone、Brabander和Witteloostuijn[7]以竞争战略为中介变量，研究了CEO控制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CEO和企业绩效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存在着如下不足：①虽然相关研究已经证实CEO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其内在作用机理仍不明确；②先前研究主要关注CEO性别、五大人格、任期、控制点等因素的作用，但调节焦点作为影响管理者动机、行为的关键变量,多数研究未将其纳入研究范畴之中。鉴于此，本研究构建特质—行为—绩效关系框架，引入绿色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探讨CEO调节焦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绿色创新与传统技术相比，创新收益具有更强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因此，不同CEO在不同的内在动机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差异性有可能更为明显，产生的绩效也各不相同。因此，本文将绿色创新作为CEO调节焦点—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对于深层次揭示CEO调整焦点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研究对于企业选择合适的CEO、推动企业绿色发展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调节焦点与企业绩效

Higgins[8]提出调节焦点理论，用于解释个体追求快乐和规避痛苦的本质。这种追求—规避动机的差异在于个体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自我调节系统，即促进型焦点和预防型焦点。自我调节的主要特点是个体试图缩小当前状态与理想目标状态之间的差距。促进型焦点个体对积极结果的出现比较敏感，会关注事件的潜在正面结果，倾向于采取接近策略实现目标；而预防型焦点个体对消极结果的出现比较敏感，倾向于关注事件的潜在负向结果，会采取规避策略实现目标[9]。

不同调节焦点个体可能会有不同的感知、决策和情绪表现，以及不同的行为和绩效结果[10-11]。CEO拥有将企业有限资源分配到不同活动之中的权利，由于促进型焦点CEO具有高水平成就动机，因此其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创新活动中，积极寻求新方法并帮助企业获取更高绩效；而预防型焦点CEO更加警觉和负责，更倾向于将企业资金投入到正在成功或易于成功的活动中，以确保企业财务绩效的安全和避免损失[12]。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CEO促进型焦点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H1b：CEO预防型焦点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1.2 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

绿色创新又称环境技术创新、可持续创新等，是指企业在创新活动过程中，降低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能源、材料等的节约[13]。Rennings[14]、Clayton、Spinardi和Williams等[15]从不同视角对绿色创新进行了界定，并将其分为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两个维度。

目前，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不确定关系。例如，王建明、陈红喜和袁瑜[16]、李怡娜和叶飞(2011)等的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肖显静和赵伟[17]认为，与传统技术创新相比，绿色创新在带来生态效率提高的同时，有可能降低经济效益。因此，检验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尤为重要。

由于绿色创新是一个复杂、动态过程，其需要企业不断寻找和开发新资源和能力，或探索新的资源组合，这都有利于企业获取更高的经济绩效。此外，绿色创新有利于企业产生低能耗、低污染产品，而这些产品可使企业区别于竞争对手，并使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更高的客户满意度，进而提升企业经济绩效[18]。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绿色产品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H2b：绿色工艺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1.3 调节焦点与绿色创新

动机理论表明，个体行为受动机的推动，不同动机会产生个体差异化行为，或为实现目标会采取不同形式和途径。Crowe和Higgins[19]的研究指出，不同调节焦点导致不同的战略倾向。由于促进型焦点个体主要关注实现、成长、成就，目标是希望和愿望。因此，其战略倾向是取得进步，通过接近策略达到最终理想状态；相反，预防型焦点个体重点关注稳定性、安全性、责任，目标是责任和义务。因此，其战略倾向是谨慎，以预防和避免与所期望的最终状态不匹配。这些差异导致促进型焦点个体渴望实现进步和获取收益，而预防型焦点个体则比较警惕，以确保安全和非损失。Spanjol、Tam、Quall等[20]的研究指出，促进型焦点个体更加关注错失潜在盈利机会的风险；Scholer、Stroessner和Higgins[21]发现，由于“开放”偏差导致促进型焦点个体更易追逐风险战略与决策。鉴于绿色创新是一项高风险与高收益活动，促进型焦点个体与预防型个体相比，更易采取绿色创新活动。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a：CEO促进型焦点正向影响绿色产品创新；

H3b：CEO促进型焦点正向影响绿色工艺创新。

肖显静和赵伟[17]认为，绿色创新能够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节约能源和原材料、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生产和消费中的环境外部性损失、减少企业环境遵从成本。环境遵从成本过高对企业而言并非是一个有利战略，它会削弱企业盈利能力或竞争优势。McMullen、Shepherd和Patzelt[22]指出，预防型焦点个体较为关注如何避免影响企业生存或竞争优势的战略错误。因此，为了降低企业环境遵从成本、纠正企业战略，预防型焦点CEO也会进行绿色创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CEO预防型焦点正向影响绿色产品创新；

H4b：CEO预防型焦点正向影响绿色工艺创新。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研方式，在2015年2月-9月，对重庆、浙江、北京等地区的300家企业进行正式问卷调研。调查行业范围为制造业，调研对象为企业CEO。本次调研最终回收问卷236份，剔除存在明显错误和填写不完整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27份，问卷有效率为75.67%。其中，男性CEO占80.18%，女性占19.82%；专科及以下学历CEO占29.52%，大学本科占34.36%，硕士及以上学历占36.12%；工作年限5年以下的CEO占17.18%，5～10年占39.21%，10年以上占43.61%。

CEO调节焦点测量主要采用Lockwood等[23]、Wallace等[12]的量表。该量表共12个题目，其中促进型焦点和预防型焦点各包括6个题目。

绿色创新测量主要参考Chang[24]、李巧华等[25]的研究。该量表共包含6个题目，其中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分别由3个题目构成。

企业绩效测量采用Brockman等[26]的量表，共包含3个测量条款：净资产收益率、销售收入增长和市场占有率。

3 研究结果

3.1 量表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使用Spss11.5和Amos17.0软件对量表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绿色工艺创新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69 3外，其余变量的 Cronbach α均在0.80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较高信度。此外，因子分析结果表明，5个因子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或等于0.6，解释了总变异量的67.324%。同时，单一因子最大变异解释率为25.667%，低于40%，说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本研究的影响不大。

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效果也比较理想。其中，χ2/df=1.117，RMSEA=0.023,GFI=0.924，AGFI=0.902，NFI=0.917，IFI=0.991，CFI=0.990。因此，所有指标均高于理想值，量表具有良好的汇聚效度，见表2。

(1)模型初步拟合与评价。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各类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借助Amos17.0统计软件对本研究提出的初始模型进行分析，以检验模型拟合度并验证相关假设，结果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①绝对拟合指标：χ2/df=1.173、GFI=0.919、RMSEA=0.028，这些指标均达到可接受水平；②相对拟合指标：NFI=0.912、CFI=0.986，这些指标也达到可接受水平；③简约拟合指标：PNFI=0.786、PCFI=0.850，这两个指标值也都高于0.5。总体而言，本研究提出的初始模型与实际数据拟合较好。此外，模型拟合结果显示，除“绿色产品创新←预防型焦点”、“绿色工艺创新←预防型焦点”两条路径的显著性水平P值大于0.05外，其它潜在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均在P<0.05或P<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也即，除“绿色产品创新←预防型焦点”、“绿色工艺创新←预防型焦点”两条路径未达到拟合要求外，其它验证路径均达拟合要求。

(2)模型修正与确定。由于表3结果显示，路径“绿色产品创新←预防型焦点”、“绿色工艺创新←预防型焦点”不显著，P>0.05，C.R值的绝对值最小，分别为0.769和0.483，其它路径的P值和C.R值均在较好范围内，因此可以删除这两条路径。此外，根据研究需要，在删除不显著路径后，为选择出最优模型，并对中介变量进行检验，本研究还分别比较了部分中介、完全中介和直接作用模型，结果见表4。

从表4中可以看出，修正后的部分中介模型各指标都优于其它两类模型，所以本研究采用修正后的部分中介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4和表5结果可以看出，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314，临界比为3.396，显著性水平也低于0.001；而预防型焦点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中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31，临界比为-2.161，显著性水平低于0.05。因此，本研究假设H1a成立、H1b不成立。

在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258, 临界比为4.110，显著性概率小于0.001，表明路径系数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绿色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452, 临界比为5.379，显著性概率也小于0.001，表明路径系数在0.001显著性水平下比较显著，说明绿色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本研究假设H2a、H2b成立。

在促进型焦点与绿色产品创新的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164, 临界比为2.140，显著性概率小于0.05，表明路径系数在0.05水平下比较显著，说明促进型焦点对绿色产品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促进型焦点与绿色工艺创新的关系中，路径系数的标准化估计值为0.359, 临界比为3.915，显著性概率小于0.001，表明路径系数在0.001水平下比较显著，说明促进型焦点对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本文假设H3a、H3b成立。但表3结果表明，预防型焦点对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因此，H4a、H4b不成立。

此外，表4和表5的结果还表明，修正后的部分中介模型在各指标方面优于完全中介和直接作用模型。因此，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在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文献，构建了“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企业绩效”关系模型，选取企业CEO为对象，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CEO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预防型焦点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这也与Wallace、Little、Hill等[12]得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促进型焦点CEO以实现成就为主要动机，能够主动改变现状，倾向于寻求新方法，也往往能够迅速抓住机遇，以帮助企业获取更高绩效。然而，预防型焦点CEO过于谨慎，倾向于规避风险，往往先确保企业将资源投入到风险性较小的活动中，但企业外部环境变化速度较快，这使得企业难以迅速抓住有利机会，最终会削弱企业绩效。

(2)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传统技术创新而言，绿色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够减少废弃物排放、更注重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有助于降低企业环境遵从成本、减轻企业面临的来自顾客、员工、政府、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体现。此外，绿色产品创新与绿色工艺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竞争者进入壁垒，使企业从绿色创新中获益。

(3)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在促进型焦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绿色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是一项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活动，促进型焦点CEO偏好风险，并以实现成就为导向，通常采取接近策略以实现理想目标，倾向于采取绿色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提升企业绩效。此外，促进型焦点CEO具有更高的主动性，如为避免违反日益严格的环境法规，会积极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另外，为了制定更高的行业标准，拉开竞争对手与企业的差距，会采取绿色创新活动，最终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

本研究结论对于企业及其CEO主要有以下启示作用：①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良好绩效或竞争优势，必须积极开展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产品创新活动，通过创新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其次，CEO应以促进型焦点为主，积极采取主动性策略，充分利用企业内外部机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最终提升企业绩效。最后，Kark和Van Dijk[27]的研究表明，在一定情境下，个体调节焦点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企业应创造一种有利于CEO以促进型焦点为主的环境，以更好地发挥CEO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本研究主要以我国3个地区企业的CEO为实证样本，考察行业仅仅为制造业，并未将其它行业纳入考查范围，也未作对比分析，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稳定性尚需进一步检验。另外，受时间、成本等多种因素的限制，本研究选取样本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本研究探讨CEO调节焦点、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变量之间的作用机理，但这种关系可能受多种情境的调节，未来可将调节变量纳入研究范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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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Dianzi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China;2.Institute of Logistics, Beijing Wuzi University, Beijing 101149,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study built the relation framework of characteristic,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Using the 227 CEO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his paper m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ory focus of CEO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by construct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selected green innova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EO promotion focu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corporate performance, while the prevention focus had a negative effect;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and green process innovation both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irm performance; green product innovation and green process innovation played part mediating role between promotion focus and firm performance.

基金项目(J1524010)

作者简介：王洪波(1982-)，男，山东青岛人，博士，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研管理和数据分析；刘艳(1980-)，女，河南信阳人，博士，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和科研管理；肖凤军(1988-)，男，四川盐边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