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按照战略管理思考逻辑，战略管理研究可分为与战略管理内容相关的研究和与战略管理过程相关的研究，战略管理认知视角研究主要关注于战略管理过程，试图进入战略形成过程内部。分析了战略管理认知学派研究的两个隐含假设：认知有限理性假设、认知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假设；分别梳理了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视角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在战略管理哲学反思基础上的整合研究思路。
关键词：认知有限理性；内在主义；外在主义；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哲学反思
战略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企业“做什么”和“如何做”的清晰界定。其中，“做什么”涉及使命和目标选择，“如何做”涉及实现使命和目标的路径选择。战略管理就是对“做什么”和“如何做”进行“质疑、探思、求解”的过程[1]。按照这样的思考逻辑，战略管理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与战略管理内容相关的研究，二是与战略管理过程相关的研究。在明茨伯格[2]划分的战略管理10个学派中，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定位学派主要从战略管理的整体视角表述战略管理内容，较少关注战略管理过程中的具体工作；企业家学派、认知学派、学习学派、权力学派、文化学派、环境学派则侧重于描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较少关注对理想的战略行为的描述。其中，只有认知学派真正试图进入战略形成过程内部，尽管并不十分成功。本文对战略管理认知学派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首先，分析战略管理认知学派研究的两个隐含假设；然后，分别梳理认知学派两种视角的研究；最后，提出基于战略管理哲学反思的整合研究思路。
战略管理认知学派的研究主要借鉴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尝试从管理者认知心理或行为中探求导致企业不同行为的原因，探索战略形成过程的本质。认知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广义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人类的内部心理活动及其过程。狭义认知心理学从信息加工视角，研究人对信息的接受、编码、存储、提取、利用等过程，该过程所涉及人的认知行为包括注意、记忆、表象、思维等。
战略管理认知学派研究隐含着两个假设：认知有限理性假设、认知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假设。
(1)认知有限理性假设。管理者认知有限理性概念源自Simon和March(March和Simon,1958; Simon,1947)的研究[3]。认知视角的研究认为，环境不是纯粹外生的，管理者对环境的解释是组织对环境反应的中介，而管理者面临的环境是复杂的、不确定的，由此，管理者对环境的认知是有限的(Kaplan，2011)。黄凯南和程臻宇[4]将认知理性定义为：个体建立的对外界环境稳定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有助于个体有效处理内部、外部的各种信息，提高对于复杂多变环境的适应性。认知有限理性是因为人们的认知行为受到有限信息和有限认知的双重约束。首先，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人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其次，人类本身对于信息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
(2)认知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假设。认知的内在主义专注于个体在生物边界内的信息加工，认为认知由各种内部精神状态构成，个体大脑中的认知过程是充分的，认知的内容都在大脑中，因而认知研究应关注大脑内部[5]。认知的外在主义认为，人类的内部精神与外部环境有着紧密联系[5]。例如，认知外在主义的延展心灵论认为，人的认知活动部分地由人所处的外部环境特征构成，因而心灵的界限不应局限于人的生物边界，而应延展至外部环境中，外部环境本身就是认知活动的组成部分。
从哲学认识论看，基于认知的内在主义假设，其研究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心理学的实验、测量等实证方法解释认知[5]；基于认知的外在主义假设研究则主要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基于个人的知识和经验，通过主观建构解释认知。
认知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假设，体现为战略管理认知学派的两种研究视角：客观派的实证主义研究视角和主观派的建构主义研究视角。客观派将知识的处理和构建看作一种试图勾画客观世界的结果，认为认知是信息处理过程、图式(绘图过程)、概念获取过程等[2]。主观派则认为,所有认知活动都是主观的，战略是对世界的某种解释，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可以被塑造，可以被设计，也可以被建构[2]。
实证主义研究视角涉及认知偏见、认知需要、认知能力、认知冲突、认知异质性、认知风格、认知结构、直觉等对管理者处理信息、战略选择的影响。
(1)认知偏见。认知偏见指当人们分析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寻找自己偏好的信息，而忽视自己不愿看到的信息。Duhaime和Schwenk[6]认为，管理者往往面临太多不同的偏见，决策时几乎不可能不受到干扰，他们研究了比喻推理、控制错觉、承诺升级、只考虑单一结果等信息失真是如何影响决策制定的。Das和Teng[7]认为，在现实中，管理者可以有意识地将那些与特定战略形成有关的各种偏见进行中和，从而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指出，组织看待事物的方式一成不变会导致其做事方式一成不变。赵文红和孙卫[8]实证研究了过度自信、控制错觉、事后明白、少数原理等认知偏差对连续创业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发挥的调节作用。
(2)认知需要。认知需要反映人们是否愿意在信息加工过程中进行积极思考，是否能够从深入探索中获得享受，以及人们是否愿意积极思考和深入探索的倾向。Waller[9]研究表明，高认知需要者在认知过程中愿意积极主动思考，投入更多精力去搜寻尽可能多的信息；与此相反，低认知需要者在认知过程中往往缺乏积极思考的主动性，更多依赖于规范性、常规性信息。Bailey[10]研究发现，在甄选应聘者时，高认知需要的管理者偏好于搜集更加详尽的信息，对相关信息进行更加深入的加工。张志学和张文慧[11]运用情境案例法研究发现，高认知需要者在决策过程中更偏好于关注环境，对环境作出积极判断，强调从长远和全面的角度分析企业战略。
(3)认知能力。认知能力是指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反映了人所具备的“内在”能力。Wofford[12]研究发现，高认知能力的员工有更多想法和更有效的方法加工信息，能够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获得更好的绩效。张文慧等[13]研究发现，高认知能力的管理者偏好从宏观视角把握环境，分析更多信息，制定总体战略；而低认知能力的管理者则偏好从局部出发，处理较少的信息，制定具体措施。王付鹏等[14]将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定义为，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甄别出有价值的信息，并运用于决策的能力。高认知能力的高管团队能够更加准确地加工内外环境信息，进而采取更加有效的行为。
(4)认知冲突。认知冲突源于人们对任务目标、完成方法等的认知差异，属于功能性、建设性冲突；与此相反，情感冲突则是由于人们彼此猜疑、不信任、不适应等引起的，属于非功能性、破坏性的冲突[15]。Amason(1996)研究证明，认知冲突对于决策质量，包括管理者对决策的一致性理解、一致性承诺、情感接受等具有正向影响；相反地，情感冲突对于决策质量具有负向影响。陈传明和陈松涛[16]认为，高管团队成员间的认知冲突和情感冲突在战略调整能力的优化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杜运周和陈忠卫[17]研究发现，认知冲突对于提高团队决策绩效具有积极正向作用，而情感冲突对于团队决策绩效的影响则是负向的。陈璐等[18]实证研究表明，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分别从正反两个方向影响决策效果，与Amason的结论一致。
(5)认知异质性。高层管理人员的认知异质性源于战略目标、具体策略等方面表现出的不同偏好程度[19]。McNamara等[20]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认知异质性有助于提高团队认知结构的复杂度，增加信息类别数量以及每个类别中的信息数量。Kochan等[21]认为，认知异质性能够为高管团队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多样化的观点，有利于发现和认识新问题，为同一问题提供了更多解决方案。陈传明和陈松涛(2007)认为，高管团队认知异质性能够为战略决策制定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信息和解决方案，从而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杨卫忠和葛玉辉[22]的实证研究结果同样表明，高管团队认知异质性对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6)认知风格。认知风格是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有个性特征的、稳定性、持续性的偏好。Cools和Van den Broeck[23]通过对各种认知风格定义的比较研究，将认知风格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分析型认知风格，其特征主要有分析的、严格的、正式的等；第二类为创造型认知风格，其特征主要有创造的、不受约束的、非正式的等。石盛林等[24]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在感知和处理信息时，会形成分析型和创造型两种认知风格，两种认知风格与竞争战略、技术创新显著相关[25]。林源和袁鑫[26]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场依存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偏好将企业外部环境因素作为参照，而场独立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则偏好将企业内部因素作为参照。
(7)认知结构，或称为心智模式、认知地图。Barr等[27]比较了Rock Island 和C&NW这两家铁路公司在1949-1973年的经营状况，发现两家公司不同的认知因果图导致了不同的经营结果，一个最终破产而另一个仍在运营。Shane[28]认为，企业家的认知结构，即他们所积累的知识与其所关注的商机密切相关。企业家的认知结构是他们所经历的各种思考、行为等的信息储备，有助于其整合各种看似毫无联系的信息，并从中发现新的商机，这就是企业家的机会知觉[29]。姚凯和陈曼[30]分析了影响企业家心智模式的主要因素，以及异质性心智模式对企业家多元化战略决策心理过程的影响。周晓东和王启敏[31]提出了“战略信念”的概念，分析了高层管理者战略信念对企业战略的影响机制。李柏洲和徐广玉(2013)实证研究发现，共享心智模式对于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学习空间对于共享心智模式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8)直觉。直觉的本质在于，管理者运用已有经验和知识在潜意识或非理性情况下快速识别机遇。Burke和Miller[32]认为，在当今商业环境中，凭直觉作决策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行的方法。他们采访了60位美国不同行业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提供了直觉决策的丰富描述，例如直觉的本质、直觉的发展、直觉决策的频率与背景、直觉的感知质量、直觉决策的效益等。Miller和Ireland[33]在给出直觉两种形式——整体直觉、潜意识反应的基本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直觉进行判断和选择的具体策略。Duggan[34]指出，瞬间顿悟是通过战略直觉获得的，反向头脑风暴、搁置问题和灵感矩阵是激发战略直觉的3种途径。张延爱和郭立新[35]基于中国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直觉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战略决策速度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Favaro和Yacteen[36]认为，战略创新来自人的战略直觉，并使用福特和哈斯汀斯两位企业家的例子作了论证。
相对于实证主义研究而言，建构主义研究处于非主流地位，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研究视角涉及环境、组织、竞争集群、决策过程等。
(1)环境。建构主义研究视角认为，人的内心世界并非外部世界的复制，心智将一些解释强加于环境，它创造了自己的世界[2]。Smircich和Stubbart[37]强调，环境不是被认知的客体，而是战略管理者共同构建的行为空间。他们描述了3种不同的环境概念：客观的环境、感知的环境、解释的环境，从解释主义的世界观来看，独立客观的环境是不存在的，相反，组织和环境都只是为了便于说明活动模式的概念。
(2)组织。Daft和Weick[38]认为，组织是一个加工环境信息的解释系统，高层管理者构建了组织解释系统，解释是高层管理者感知客观、主观选择的过程，该决策过程包括3个阶段，分别为审视、解释和学习。在审视阶段，高层管理者密切关注环境，收集相关信息。在解释阶段，高层管理者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评估和分析，不同管理者在该阶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环境的信念——可分析、不可分析；二是组织进入方式——消极、积极，由此可形成4种解释模式。在学习阶段，高层管理者根据对信息解释的结果，采取相应的行动。
(3)竞争集群。Porac等[39]开创性地从认知视角识别了竞争集群，分析了解释方法长期存在所依赖的4个假设：第一，组织活动和结构被认为部分地由他们的成员个体行为决定；第二，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基于个体信息处理顺序，在环境中寻找线索，解释这些线索的意义，然后通过具体行为将这些解释外部化；第三，假定“线索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个人必须构建一个解释，以连接“环境线索”与已有知识或发展认知结构；第四，假定个人具备反思能力,这样他们至少可以用言语表达他们解释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其给出了竞争战略的认知视角分析框架，然后使用该框架分析了苏格兰针织品行业案例，揭示了组织战略管理者的认知结构、心智模式如何决定竞争集群感知。
(4)决策过程。武亚军[40]以华为任正非为案例，建构了任正非的“战略框架式思考”“悖论整合”以及“超越性价值观”的认知模式，认为该认知模式显著促进了华为的发展，推进了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建立。石盛林等[41]基于百度的案例研究，提炼出了事业战略的5个核心范畴：“内在使命驱动”“做喜欢、擅长的事业，专注地去做”“搭建组织内部软环境和硬机制”“洞悉外部环境及其变化趋势”“找到盈利模式，构建共赢生态”，并初步建构了基于中国情境的事业战略理论框架。
此外，解释主义观点还有助于应对危机和变革，要求摒弃组织应该适应环境的观念，重新思考外部环境的威胁和机遇，重新看待战略管理者的作用，努力创造适宜的环境(Smircich 和 Stubbart，1985)。
应从以下3个方面推进战略管理认知学派研究不断深入：
(1)必须对战略管理进行哲学反思。事实上，每一门学科的建立、完善和不断发展，都蕴含着对该学科哲学基础的深刻反思，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也走到了每个学科都要经历的思维上的尴尬时期。从本体论反思企业的本质，从认识论反思实证或建构的研究方法，从价值论反思管理学者的价值观和企业生存的价值。主流实证主义研究隐含的是管理学者的功能主义范式本体论、强调客观实证的认识论，以及“价值无涉”的价值论。然而，正如韩巍[42]所指出的，大量主流研究主要是在截面化而非历时性、去情境而非情境化、片段式而非整体性的认识论中生产缺乏重复性、可靠性的碎片知识。彭新武[43]也注意到，受传统理性主义影响，管理理论的研究往往带有普遍真理的色彩，追求理论的普适性、最合理、最优化，然而真正面对企业具体实践问题时，却又显得无能为力。
(2)理清解释哲学反思问题的基本理论。首先，从认知视角看，企业家创建企业、选择“做什么”和“如何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信息加工过程，该加工过程既是一个客观经验归纳过程，也是一个主观思想建构过程。可将“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引入战略管理研究领域，企业就是企业家创建的实现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的“具有智慧的有机生命体”。企业家的企业理论真正解决了企业是如何产生和建立的问题，是建构战略管理理论的重要基础。其次，从认识论上看，可采取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整合的研究方法，注重对企业实践的“历时性、情境性、整体性”研究(韩巍，2011)，注重战略管理理论的建构。再次，从价值论上看，一方面，管理理论是一门兼具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属性的综合性学科，管理学者在建构管理理论时都会受到自身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家创建的“具有智慧的有机的生命体”，应强调商业生态圈，强调企业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
(3)战略管理内容和战略管理过程的整合研究思路。在明确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假设基础上，从企业家的情境认知、具身认知等认知心理学视角出发，既要关注“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具体战略管理内容，更要深入研究这些选择及实施背后所经历的过程；既要关注特定情境下的具体战略管理内容和过程，更要循着企业生命体创立、成长、成熟、老化的历史脉络，探寻战略管理内容和过程的演化。正如明茨伯格[2]所言，“如果认知学派的意图能够被清楚地表达出来，它可以极大地改变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战略教学和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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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云昭洁)
A Review on the Cognitive Schoo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strategic manage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can be divided into content research and process research.Cognitive schoo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mainly payed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process research and really tried to entry strategy formation process.This paper analyzes two implicit assumptions of cognitive school of strategic management:cognitive bounded rationality,cognition of internalism and externalism,reviews the research about posi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proposes the integration research idea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Key Words：Cognitive Bounded Rationality; Internalism; Externalism; Positivism; Constructivism;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收稿日期：2016-09-29
DOI：10.6049/kjjbydc.2016080180
中图分类号：F2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06-01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