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团队簇协同复杂性及关键界面识别

摘要：为满足复杂情景下多团队创业过程中界面协同涌现性分析及管理需求，围绕创业型团队的创业创新交互特征，从群体、环境、机会和能力4个维度梳理了实现创业团队簇协同的界面结构。解读动态创新环境下多主体共同创业衍生的协同有效性非线性涌现属性及内涵，从共生共赢、动态适应、系统全局3个层面提出创业团队簇界面协同有效性涌现机理。在此基础上，改进常规DEMATEL方法，构建能够满足复杂情景下多重决策导向判定需求的关键影响界面识别方法，并面向某一混合所有制创新型企业开展案例应用分析。案例应用结果表明，该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有效、可行，对复杂合作情景下多主体协同效应涌现属性解析评价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创业团队簇；复杂协同机理；协同有效性；关键界面识别

0 引言

笔者前期研究[1]表明，创新团队管理主体间从属关系会对客体要素的结构与功能涌现产生主导影响。在创新团队承担的课题复杂性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学科交叉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为有效解决现有研究存在的视角单一、目标可持续性差、多边界属性认识不足、多主体复杂交互影响缺乏系统界定等问题，需要针对具有多层次、跨学科等特性的团队簇管理进行探析。团队簇管理是面向多团队而开展的职能协调、资源配置与整体决策优化活动，对打破科层管理低效现状，顺应现代组织变革趋势，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由于构成创业型创新团队的子团队往往具有差异化的学科层次、知识结构、决策偏好、合作策略，因而提升团队簇协作水平与管理有效性对提升创业团队创新能力及管理业绩具有积极意义。创业型团队管理现状表明，如何“好聚(创业团队组建)、好处(创业团队发展)、好散(创业团队解体)”正成为多层次主体背景下影响团队创业成功的难点问题。鉴于此，如何协调差异化创业诉求、整合多样化创业资源、制定具有整体竞争优势的创新合作策略，是目前不断完善众创空间“硬件设施”条件下应重点考虑的“软件系统”维护问题，对提升各方创业主体创新参与程度、营造良好创新文化、打造核心创业优势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协同创新领域[2-7]，部分成果初步探索了创业团队管理面临的复杂创新环境和创业团队特质。虽然已有学者针对一系列合作研发管理活动开展了局部探索，但缺乏对具体情景下多团队创新合作问题复杂性的有效解读，且鲜有能够反映出创新创业交互需求的定量决策优化成果。Lee等[8]认为，创业团队由多主体构成，他们为共同目标与企业成功而相互依存地工作，对团队和企业负责，在创业早期阶段(包括创办与启动前)被视为负有行政责任的高管，同时又被别人看作是一种社会团队。朱仁宏等[9]认为大多数新创企业是由多个团队创办的，如何“好聚”、“好处”与“好散”仍然是目前团队创业或创业团队管理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难题。针对创业团队成员“天生”具有的家族或泛家族关系这一普遍特征，江诗松等(2012)认为创业团队的内生驱动更为强烈，其具有创业团队的关系网络特征(关系网络泛家族化)、认知特征(领导风格个性化)和决策特征(战略视野集聚化)；Naudé等(2014)、Gui-Lan等(2014)分别从内部知识转移、合作沟通、领导与愿景管理等视角探讨了影响创业团队决策的微观机理；程钧谟等[10]探讨了协同增效价值和倍增效应价值两种共享收益机制对创业行为决策中“收益大于成本”原则的差异化影响。基于上述创业团队特质，Gao等(2012)按照知识协调程度与认知一致性这两个标准，将创业团队分为罗宾逊或节约型团队、单成员团队、混合团队和嵌套团队4种类型。

迄今为止，虽然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多团队整体协同管理机制分析中的部分相关问题，但对团队簇系统协同的复杂作用机理与有效性涌现机理的认知有限，仍处于对创新要素间局部协同作用关系的探讨阶段。在当前复杂的企业运营环境下，团队簇内具有不同职能的团队往往具有差异化的业务属性、工作方式及合作状态，考虑到界面管理对与这些团队关联的跨边界管理问题具有独特的解析适用性，因而创业型团队簇协同创新界面结构化辨识有助于提升团队簇整体协同水平和运行绩效。界面管理是指设计并保持良好的界面环境，使得跨界面交流、协调、合作能够有效进行，最终实现既定组织目标。笔者前期研究[1,11-12]表明，类似于系统论对边界效应的界定，创新团队管理主体间及各主体内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诸多具有边界属性的要素都可理解为管理界面。鉴于此，借助界面管理对多边界属性管理问题相关关系与状态分析的独特适用性，系统地界定、梳理团队簇协同创新管理界面体系，提炼推演出该系统协同有效性涌现机理并进行关键界面识别，不仅有利于提升创业型团队簇整体管理策略有效性，而且有利于引领团队簇协同创新管理研究的未来探索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 创业团队簇协同界面结构

结合策略效能对比分析诉求，田晓明等[13]提出中国情景下企业创业策略，包括竞争策略、创新策略、社区策略、服务策略、组织策略、政府策略及发展策略7个维度，这些策略反映了创业组织不同效能维度的差异化创新需求。在此基础上，思考创业型团队面临的复杂创业环境特征与多元创业需求，依据创业型团队簇的创业情景特征、管理特征和4方面协同内涵，展开创业型团队簇协同创新界面结构的多维度分层次探讨。针对创业团队内外部主体间的合作行为复杂性，现有研究主要从创业意向与行为、创业联盟、共生策略、策略执行属性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前期探索。本研究从群体协同、环境协同、机会协同、能力协同4个方面梳理创业团队协同问题的可能界面，如图1所示。

1.1 群体协同界面

创业意愿的达成需要团队簇主体间的妥协与合作，而创业愿景的形成需要团队簇主体资源与优势互补，这种在心理和行为层面相互依存及制约关系成为团队簇协同的实施基础。归纳提炼现有研究成果，群体协同界面主要包含群体角色、意向、资源和行为4种：①群体角色界面，是由创业参与主体在协作属性认知基础之上形成的相互角色判定组合。组织间协同创新模式多以企业为协同核心，以高校和科研院所、公共服务及中介机构、政府为辅。近似于广义上的群体合作模式，殷辉等(2016)发现，在新兴技术行业关键性资源合作关系中，不经过知识转移和资源传递路径进行流动，组织内外的角色管理活动异常重要，具有职能、地位、属性等创业管理属性；②群体意向界面，由创业主体合作预期、偏好和导向等组成，是反映协同倾向的群体意向组合。针对合作主体间整体协作属性，史容等[14]关注了创业行为主体间的联盟协同策略，认为创业者群体意向的形成主要受策略联盟、伙伴关系、市场周期等影响；③群体资源界面。由影响群体角色、意向选择的各种显性、隐性创业资源组成，是从个体到整体的协同资源组合。张波等[15]认为，价值性、稀缺性、组合性资源及资源管理利用能力对企业创新有积极影响，要求创业协同主体通过构建一定的组织管理机制和契约机制，以充分发挥协同创新优势；④群体行为界面，是由多主体协同创业行为判定与选择状态所组成的界面组合。时运涛等[16]认为，特定任务的效能感、知识转移和资源共享会降低投机行为动机，不同特质的个体通过识别创业机会与创业资源，进而形成差异化创业行为选择方案。

1.2 环境协同界面

协同创业并非单纯指某个创业项目合作本身，而是作为一项有计划、有组织、有保障的系统工程，包含技术、市场、社会、经济等协同环境的综合影响。归纳提炼现有研究成果，环境协同界面主要包含环境保障、氛围、风险、收益4种界面：①环境保障界面，由具有技术、市场与政策服务功能的创业保障方式、内容形成。刘旭(2015)指出，多主体协同创业行为实质上是技术、市场与管理的开放式统筹过程，创业主体在具有区域化、一体化、差异化的创业环境中协同加速技术研发进程与商业化进程，依据场域位置、网络位置及个人特征与能力等因素，获取信息、资本与政治性支持，并影响其它主体行为；②环境导向界面，由结构性、周期性或适应性创业环境要求而形成。余绍忠(2013)指出，创业机会与创业资源获取方式，即主体更倾向于从哪种途径获取主要创业优势，是环境导向的显性资源效能特征，依托或反映有形资源创业形式具有更多功能性合作导向，且行为短期属性显著，而关注无形资源及间接价值获取方式则具有更多的内涵性合作导向，且行为长期属性显著；③环境风险界面，是由广义制度与市场惩罚而形成的创业风险界面组合。Huang等[17]认为，在不同的创业阶段，能否依赖能动性导向与社会位置利用、积累或集聚社会创业资源，形成合法化新制度，是识别和响应创业环境风险的主要内容。Phillips等[18]也认为，场域主导者的声誉与影响力对建构创业话语与变革可信度具有深远影响；④环境收益界面，是由具有或能够形成环境协同剩余的要素形成的创业潜在收益界面组合。阳银娟等(2015)指出创业环境创造的潜在收益能够形成协同创新由外及内的渗透结构，其是科技、市场与文化等开放环境要素推动内部技术创新和外部产品推广均衡的驱动本质。潘郁[19]基于信息生态学视角，证明创业主体间资源禀赋实现有效辨识及互补性组合是形成协同剩余的基础，而协同创新环境是协同剩余形成的重要辅助因素。

1.3 机会协同界面

创业是创业主体与环境作用下的创业机会与行为交互过程，该过程是团队内部、团队间、团队与外部环境在技术、财务、智力、人力、社会等多层面广义资本的资源机会交互过程，因而从机会与环境维度解析创业过程的规范与交互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归纳提炼现有研究成果，机会协同界面主要包含组织、流程、市场、技术4类机会界面：①组织机会界面，由反映组织形式、途径及动向的治理属性要素形成。贺新闻等(2013)认为通过完善人事管理体系、整合重复职能及协调部门关系，可将组织协同带来的革新契机转化为规模经济收益，是由管理层优势融合带来经理协理而产生的知识与经验的拓展，该协同是运营风险的主要来源；②流程机会界面，由研发、生产、营销等运营层面协同要素形成。高家辉(2015)围绕并购活动中协同策略，认为不论是财务还是非财务协同，都可以通过研发、生产、市场、分销、行政管理等方式调整经济生产规模、增加购买力或控制产品线低效率；③市场机会界面，由多层次竞争合作关系及关联的市场要素配置情况而形成。Porter[20]将价值链上不同业务单元间的联接方式分为有形关联、无形关联与竞争性关联，而市场机会形成于这3种关联的建立、调整与转换。解学梅(2013)对协同成本的分析研究表明，当多主体协同的“搭便车”效应边际成本极低时，市场机会衍生出的互补性资产将产生最大价值；④技术机会界面，由知识、经验、产品的交流共享与渠道互补形成。梁靓(2014)指出，技术机会除了在直接人才招聘、培养过程中产生以外，还是通过技术、产品及渠道的共享、交流与互补迅速降低合作双方学习曲线的互动方式。

1.4 能力协同界面

多团队创业协同将带来直接或间接能力提升，在创业活动、具体功能中，这种能力层次的协同包括但不限于销售、运营、投资、管理等直接能力协同，还包括有助于增加经营收入、降低运营成本以及压缩投资需求等间接能力协同。归纳提炼现有研究成果，能力协同界面主要包含范式、决策、结构、绩效4种能力界面：①能力范式界面，由创业协同能力形成、获取及调整所具备形式、范围与结构而形成。霍亚楼[21]对纵向R&D合作中跨组织成本管理(IOCM)动因及方法进行归纳，认为跨组织合作的协同能力呈现出自协调、界面协调、制度化协调及非正式协调4种范式。樊传浩等(2012)从团队效能视角进一步探讨了特定任务能力、创业信念、创业纠偏行为对能力范式形成的交互影响；②能力决策界面，由影响协同决策关注导向的成本、收益、机会、风险等要素形成。Peltola(2013)认为创业策略方案的遴选是推动组织发展及实现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而协同决策主要关注协同效应带来的“协同增量”、组织过程重叠与管理机制革新等；③能力结构界面，由能够反映协同能力建构动态需求的框架要素形成。周正[22]认为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框架主要包括利益驱动、战略协同引导、内部激励推动和创新能力保障等。张钦朋[23]指出利益实现、政策协调、风险控制、创新激励与绩效评估形成产学研协同创新制度能力结构；④能力绩效界面，由表征和测度创业协同能力产出规模、效率或有效性要素形成。曹姣星(2015)研究发现，协同绩效是与主体角色相匹配的协调产出，并且在技术获取方式、区域关联度、研发活动密集度、合作聚集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

2 界面协同有效性涌现机理

复杂性是客观世界的本质，是开放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创业协同系统的复杂性源于系统各元素(行为主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由前文分析可知，数量众多、种类多样、作用关联复杂的协同创新界面共同组成创业型团队簇协同创新界面系统，创业团队簇的协同复杂性体现为创新主体多元、创新环境复杂、创新过程(广义上的机会)非独立和创新资源(广义上的能力)部分独占等方面。其中，主体多元和环境复杂分别反映了创业系统的两类输入型主体特征，创新过程(机会)与资源(能力)分别反映了创业系统的两类输出型客体特征。

在动态创新创业环境中，各行为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主体间的联系与互动存在大量非线性正负反馈作用，多团队主体共同构成的创业策略并非呈现出简单线性静态叠加过程，而是复杂动态非线性涌现过程，协同创业的有效性取决于多方主体的策略行为结构运行状态。例如，并不能通过资源、市场与管理的相互支持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这是由于三者在资源位势、统筹地位与协作导向方面存在差异，局部合作可能引致整体协同紊乱，此时协同效应是负面的。李宏贵(2007)从竞争合作性、共生共赢性、动态适应性、系统全局性4个维度解析企业系统战略。Porter对企业价值链上不同业务单元间的关联研究支持了这种论断，指出无形关联、有形关联与竞争性关联3种形式分别对应了不同层次的协同机理涌现方式。其中，有形关联建基于协同的市场、渠道、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共享，无形关联建基于品牌、荣誉、管理等方面的共享，竞争关联经常同时与有形关联、无形关联存在。3种关联虽不相同，但并不相互排斥。鉴于此，提出如图2所示的创业团队簇界面协同有效性涌现机理。

2.1 共生共赢机理M1

创业团队簇界面协同的共生共赢需求源自创新主体构成的多元性。从创新组织方式中参与主体构成方式的演变过程看，从个体创业到群体创业、从资源创业到市场创业、从运营创业到创新创业，参与协同过程的主体内涵、职能和作用范畴愈加庞杂。在创新技术、产品或理念的创造者、使用者、竞争者等共同作用形成的创业环境中，多元创新活动的参与者形成了创新集群的不同节点，各主体相互作用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关系路径，创新活动在整体上构成了复杂网络。这种趋势下，协同策略寻求共生共赢的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合作与知识共享创造发展机遇。一方面，在多团队协同创业过程中，有形关联与竞争性关联具有显性知识共享的规范化、公开化与低成本特征，并由此成为能力协同策略(X3)的常规内容和重点内容，与其成本分析及控制(X4)相关的丰富成果也表明策略性合作带来的内生作用和竞争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从社会化创新创业格局调整进程看，协同有利于发挥资源最大效能，既能发挥创业个体的竞争优势，又能开创更大的群体生存和发展空间(X2)，而实现协同发展的基础在于协同主体必须具备核心竞争能力(X1)。

2.2 动态适应机理M2

团队簇的协同策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外部环境、自身条件以及企业目标的综合平衡而时刻保持动态变化适应优势。由于创新具有周期长、不确定和资源分散特性(包含部分独占)，体现创新组织方式演进过程中的资源状态及其获取方式，已经成为反映动态协同需求的基本特征。不同于经济学中关联创业的资源观视角，除土地、资本、物质要素以外，更多无形资产、治理资源在创业行为形成和转换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由此产生了崭新的动态协同适应诉求——挖掘隐性创新资源在创业活动中的资源非独占性优势(Y5,Y12)。其中，隐性资源即团队合作形成的无形关联(包含创新活动中无形资产、知识、经验、理念的交流共享)，是创造流程价值、推动职能交互与实现目标协调的机会协同关键所在；对立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独占性和排他性特征，资源非独占优势是体现知识溢出效应、边际效益递增(Y16)与知识内生机理(Y14)的重要协同方式。动态创新创业情景中(Y6)，创新资源上述属性的变化，不仅导致创业集群能在更广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Y3)，而且加强了多主体共生共赢的非线性联系(Y11)，团队间无形关联具有的短暂、影响不确定和维持成本高特征，使得多变环境中具有标准属性的任务关联与具有非标准属性的文化关联相互交织(Y13)，这种动态适应要求因地制宜地实现共生共赢(Y8)，强调协同的策略属性(Y15)。

2.3 系统全局机理M3

根据传统经济学视角，在低级(主要满足“需大于供”的多样化规模需求)创新模式中，市场、技术、资本等创新要素具有独立性，且线性模式在不同社会部门中通过实现“配置”关系之上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一系列全局化协同效应具有的非线性作用。在当前社会化创新格局中，创新与创业共同要求实现的系统全局协同效应不仅存在于面向多部门协作的宏观治理层面，而且在面向多样化创新实践中形成了迥异的全局协同诉求(X1)。在协同效益转化为协同效应的过程中，相对于显性资产，组织隐性资产主要激发协同效应，创新过程的非独立性展现为多属性群体与多层次合作环境带来的竞争合作关系，是群体协同策略(X1)与环境协同策略(X2)的主要内容(针对系统全局性)，二者本身也存在交互影响。同时，在共生共赢机理与动态适应机理的共同作用下，多团队协同创新过程并非独立存在(Y10)，而是体现为资本、技术、市场、人才等要素或界面组合的局部或整体耦合过程(Y15)。该全局协调过程，不仅反映了传统“配置”观的资源集聚内涵(Y9)，而且强调了协同创新范畴对“非全要素”合作行为(Y4)的思考，即产生协同效应的创业合作整体并非形式上的“完整”合作，而是反映机会与风险可能系数的“有机”配比(Y7)。

3 关键影响界面识别

笔者的前期研究[24]提出，目前，面向多主体集成创新和团队簇协同的崭新管理需求，考虑多评价对象、多评价目标、多评价要素的多方案DEMATEL方法在理论及应用层面已开始得到学者重视，并从理论与实践上证明了多方案DEMATEL决策情景中的个体选择偏好、流程导向偏好与交互学习偏好三者共同对决策结论具有复杂影响。姚艳虹等[25]指出，实现创新协同剩余最大化的关键是提升创新协同度。在本研究关注的创业团队簇协同情景下，这种创新协同度具有多主体合作带来的融合内涵。由上述分析可知，为促成多团队协同效应、能力与策略融合，多合作主体往往需要在具体协同内涵尚未明确的前提下进行意向撮合，在明确彼此策略倾向与协作要点并不断协调的基础上，确定共同关注且有利于提高整体协同有效性的主要协同内容，即关键协同界面。这种评价需求与能够实现交互影响关系相对判断的决策实验室方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相适应，能够对协同创新界面网络中具有“创新策略协同度”重要影响的关键界面予以识别，形成系统提取协同创新界面复杂交互影响的可行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常规DEMATEL方法仅适用于单策略情景下的子系统内外比较优势集结，但难以应对具有多主体结构和多阶段属性的复杂决策情景。团队簇内众多协同创新界面间存在的多层次复杂作用关联可以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创业团队簇的协同创新涉及到对一系列多元化、层次化、动态化协同创新界面的管理，而这些协同创新界面所具有的复杂系统属性显著提高了探究界面多层次作用关联进而识别关键界面的难度。鉴于此，针对以上特殊评价需求，如何在简单一次决策中面向差异化协同倾向有效聚合协同信息，是抓住决定系统演化方向及演化结果核心系统参量的关键所在，也是下文在“3.2常规方案”基础上实现“3.3方法改进”的主要出发点。

DEMATEL方法是由Bottelle研究所在1971年为解决复杂决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用以简化系统结构、筛选复杂系统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该方法能够协助专家充分挖掘经验和知识，运用图论与矩阵工具分析系统中各要素间的逻辑关联与直接作用关系，从而判断要素间关系的有无及其强弱。主要决策步骤为：①邀请相关领域专家确立各系统结构的界面维度，构建客体界面集合I={Iij|i=1,2,3;j=1,2,3…,N}，其中Iij表示团队簇在第i层次的第j个界面；②结合团队簇界面系统的协同特征与涌现机理，参与决策的专家共同商讨绘制界面作用关系有向图，判别界面间的作用影响关联(大小和方向，一般采用3、2、1三级标度)；③构建反映界面系统初始作用关系判定的直接影响矩阵X=[ann′]N×N，按照文献[26]的方法得到综合影响矩阵T后，可进一步计算得到界面间的影响度fn和被影响度en；④求解中心度。mn=fn+en(∀n)即为界面in(第n个界面)在所有界面中的作用大小测度值，求解原因度rn=fn-en(∀n)即为界面in的内部作用程度，结合二者的数值分布情况和特定管理情景，可确定影响团队簇协同的关键界面。

由“3.1”分析可知，多主体参与协同的出发点与利基点存在差异，因此一次选择中关注的协同要点的差异显著，并且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地通过分阶段决策解决(集中体现为现有方法步骤2中，不同阶段的关键界面缺乏融合基础)。为此，笔者前期研究表明，DEMATEL方法具有决策导向多元、方案属性异构和决策信息多样3个崭新情景特征[1]，针对可能存在的决策前期专家个体决策信息提取及融合问题进行了方法创新。本研究的决策需求与个体偏好融合问题具有相似之处，但由于一次决策中的多主体协同问题并不限于给定判断导向的信息融合范畴(多主体关注的协同要点存在依存、替代和独立等关联)。因此，在步骤2中体现出决策者对复杂协同关联的融合判定需求是本研究构建关键界面识别方案的主要创新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应用价值。

针对常规方法中步骤2的改进措施为：①参照文献[12]，由专家议定可行的界面关联整体判定导向，即界面协同有效性的涌现秩序(局部与整体)与作用方式；②专家群体商讨给出界面协同有效性秩序层次间的配比关系与相对重要性判定数值；③专家组判定各秩序层次内关联界面的相对影响；④将各层次判断得到的初步直接矩阵按照配比关系逐层叠加(矩阵相加)，得到可用步骤3和4求解的最终直接影响矩阵。这些改进的意义在于，预见性的整体关键界面识别能够体现出不同策略导向下的相对重要性判别倾向与信息集结需求，是构建协同策略备选方案的前期重要环节，如果专家群体分析得到较为分散的界面中心度分布，则可由该界面分布结构进一步得到多种协同策略配置。

4 案例应用

以西部地区某混合所有制资源创新型企业为例，分析其多主体创业创新管理过程中的界面状况，以及识别有助于实现协同创新行为的关键界面。该企业主要从事耐磨材料技术开发与生产，由省属国有龙头企业、老牌同领域民营企业、技术关联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三方团队组成，自成立以来克服了宏观经济周期与行业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了持续高位盈利及技术、管理创新，成为行业内首家新三板上市企业。考虑到该企业有效合作中的关键管理内涵对提炼推广混合所有制改革经验具有积极意义，现由省发改委统筹省内研究机构并联合该企业三方合作主体(形成7人专家组)开展了本次案例调查与关键界面识别活动。经问卷调查、座谈及文献资料整理，该案例企业的团队簇协同创业创新情况简要概括如下：

(1)协同群体层面：大股东为省属企业(占50%股份)，二股东为民营企业(占40%股份)，三股东为高校材料研究所(占10%股份，技术入股)，大股东与二股东、三股东均具有长期合作基础，二股东与三股东为首次合作。

(2)协同环境层面：近年来受经济周期性下行影响显著，行业整合步伐加快，以高技术产品研发为导向的服务承包模式逐渐盛行，小而散乱的行业现状与低技术、低投入门槛正在遭受严酷考验。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大股东和二股东面临行业及市场层面的改革需求，三股东则面临技术成果转化需求。

(3)机会协同层面：大股东拥有稳定而庞大的内部市场和资源配套优势，但管理效率低下，技术积累与创新不足；二股东拥有多年外部市场经验，管理水平较高，但碍于经营环境持续恶化，可控市场空间逐渐萎缩，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三股东为行业技术研发先导，具有多项高产值技术成果，人才队伍扎实，但产业化瓶颈明显，且受制于目前合作渠道，无法发挥其在研发领域的优势。

(4)协同能力层面：大股东选派财务及生产副总，二股东出任营销副总，三股东出任总工程师，三者按照相关上市企业管理规定实施权责对等的共赢合作，目前已实现年销售额30%的递增，产出多项具有独特优势的技改成果。

为了明确案例企业三方团队协同界面的具体存在状况与影响关系，邀请专家组基于案例背景信息，以问题研讨的形式给出相关决策信息。研讨问题为：①在该企业多主体协同创新创业管理过程中存在哪些协同界面(Y1-Y16)；②上述界面具有何种匹配于本文陈列协同有效性涌现机理的影响关系，各界面集合间或界面关联集结形成的作用路径间存在何种整体作用关系判定导向，以及相应关联强度的判定数值(采用德尔菲法，具体过程不在此赘述)；③剩余关联界面间的影响强度。通过研讨这3个问题，可得到表1反映界面协同秩序涌现层次的界面关联判定导向，以及图3界面系统存在状况及涌现秩序关联有向图。参照“3.2”的常规求解方法，通过构建初始影响矩阵、计算相应界面间的影响度与被影响度，得到表2所示的界面间相互影响中心度和相应原因度分布。例如，根据图2、图3与表1，对于X1对X2的匹配于M1，X1对于其它界面的涌现秩序为M1→M2，作用阈值为M1(1)，M2(1)。同理最终得出界面关联判定导向与协同秩序涌现层次的涌现秩序为SB→SA→SD→SC，作用阈值SB→SA(2)；SA→SD(1)；SD→SC(2)。由图3可以看出，在SA集合X1界面中，Y2对Y1有较强影响，Y2对Y3有中等影响，Y1对Y3有较弱影响；X2界面中，Y5对Y6有较强影响，Y6对Y7有中等影响，Y6对Y8有较弱影响；在X4界面，Y14对Y13有较强影响，Y16对Y13有中等影响，Y15对Y14有中等影响，Y16对Y15有较弱影响。同理可以得出其它集合中关联界面间存在的影响强度等级。

由表2可知：①界定中心度排序前5位(前30%)的界面为关键界面，即环境协同界面X2中的环境保障界面Y5、环境收益界面Y8、环境导向界面Y6，机会协同界面X3中的市场机会界面Y11，群体协同X1中的群体角色界面Y1为该企业团队簇中影响协同有效性的关键界面；②除Y11外的4个关键界面原因度均大于0，因而需要关注这些界面衍生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在协调好合作角色、用好创新创业政策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市场导向型决策机制，而不是仅依赖大股东内部市场既定优势满足企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转型需要，作好由生产研发型企业向研发服务型企业转变的准备；③由于目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市场探索空间相对狭窄，因此本案例企业反映出的决策观点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相对于逐利需求调整与创业创新能力培养而言，当前市场环境下多团队协同过程更加关注由主体合作契机与市场契机共同催生的未来市场机遇，注重创新驱动对该领域混合所有制发展与行业变革的长远推动需求。由此可见，基于本研究对创业团队簇协同界面系统结构及有效性涌现特征的梳理分析，结合DEMATEL改进方法，能够对创业团队簇的复杂系统关系管理产生积极指导。

5 结语

借助界面管理对多边界属性管理问题相关关系与状态分析的独特适用性，系统界定、梳理团队簇的协同创新管理界面体系，提炼推演该系统的协同有效性涌现机理并进行关键界面识别，不仅有利于提升创业型团队簇的整体管理策略有效性，而且有利于引领团队簇协同创新管理研究的未来探索方向。首先，思考创业型团队面临的复杂创业环境特征与多元创业需求，根据创业型团队簇的创业情景特征、管理特征和4方面协同内涵，从群体、环境、机会和能力4个维度系统地梳理了创业团队簇的界面结构；其次，考察了创新主体多元、创新环境复杂、创新过程非独立和创新资源部分独占等带来的关联影响，解读协同复杂性在创新管理与创业实践需求中的复杂内涵，从共生共赢、动态适应、系统全局3个层面提出创业团队簇界面协同有效性的涌现机理；再次，针对多团队协同呈现出的多元、多层次、动态化决策需求，引入多主体协同关注的协同要点依存、替代和独立等关联属性，改进形成具备整合多重判定导向的DEMATEL新方法；最后，对某一混合所有制创新型企业展开案例分析，得到了具备解释力的分析结果，检验了所提出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性与可行性。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对复杂合作情景下多主体协同策略评价与筛选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并且能够借助相应复杂系统决策方法进一步实现创业团队簇协同创新策略的评价优选。由于本文关注重点为团队簇协同创新管理的界面体系，以及提炼推演该系统协同有效性涌现机理并进行关键界面识别，在团队簇协同有效性涌现机理实现过程中，不同协同情境、不同协同阶段的协同效应涌现过程不尽相同，但限于时间、篇幅及研究角度等原因，并未进行深入探究，也未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下一步将围绕这些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

[1] 段万春,许成磊,魏忠.创新团队管理和谐度及其关键客体界面识别[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12):1-6.

[2] SWINK M.Build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apability[J].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2015,49(2):37-47.

[3] ALGUEZAUI S,FILIERI R,ALGUEZAUI S.A knowledge-based view of the extending enterprise for enhancing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dvantag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le Systems & Management,2014,7(2):116-131.

[4] 吴建祖,曾宪聚,赵迎.高层管理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创新战略——两职合一和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5):170-178.

[5] 蔡俊亚,党兴华.创业导向与创新绩效:高管团队特征和市场动态性的影响[J].管理科学,2015,28(5):42-53.

[6] 陈劲,阳银娟.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科学学研究,2012,30(2):161-164.

[7] 周锋,孙卫,张颖超,等.创业团队自省性对创业绩效的影响——创业环境动态性的中介作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8):152-155.

[8] LEE K C,LEE N,LEE H.Multi-agent knowledge integration mechanism using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2,79(3):469-484.

[9] 朱仁宏,曾楚宏,代吉林.创业团队研究述评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2,34(11):11-18.

[10] 程钧谟,王琪琪,宋美玲,等.基于成本收益的供应链企业间知识共享重复博弈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6,1(1):182-185.

[11] 许成磊,段万春.混合非结构MAGDM的决策导向一致性检验方法[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5,51(23):17-22.

[12] 许成磊,段万春,孙永河,等.创新团队和谐管理机制的主题辨析优化[J].管理学报,2014,11(3):390-395.

[13] 田晓明,蒋丽,蒋勤峰.创业策略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中介作用的分析[J].科研管理,2013,34(8):98-105.

[14] 史容,傅利平,殷红春.创业效能感对创业意向的多重效应——不同创业动机中介作用的比较[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8(3):231-235.

[15] 张波,谢阳群,何刚.跨边界信息资源共享及其在企业创业过程中的作用分析[J].情报杂志,2014,33(11):181-187.

[16] 时运涛,徐挺,张聪群.资源可获得性认知、创业自我效能感与创业意图的关系研究[J].科技与经济,2014,27(6):71-75.

[17] HUANG K P,WANG K Y.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and environmental dynamism on the link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J].Quality & Quantity,2013,47(3):1617-1628.

[18] PHILLIPS N,LAWRENCE T B.From the guest editors:educating social entrepreneurs and social innovato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Education,2012,11(3):319-323.

[19] 潘郁,陆书星,潘芳.大数据环境下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生态系统架构[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8):1-4.

[20] PORTER M E.Competitive advantage: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M].Canada:Free Press,1998.

[21] 霍亚楼.联合研发中的跨组织成本管理及协调[J].企业经济,2008,1(10):65-67.

[22] 周正,尹玲娜,蔡兵.我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动力机制研究[J].软科学,2013,27(7):52-56.

[23] 张钦朋.产学研协同创新政府引导机制研究——基于“2011计划”实施背景[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5):96-99.

[24] 许成磊,朱跃云,段万春,等.多方案DEMATEL的偏好交互与融合方法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6,52(22):75-80..

[25] 姚艳虹,夏敦.协同创新动因——协同剩余:形成机理与促进策略[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20):1-5.

[26] 谢晖,段万春,孙永河.基于和谐管理理论的创新团队管理——界面系统关键要素辨识[J].华东经济管理,2014,28(7):142-146.

Entrepreneurial Team Collaboration Clusters Complexity and Identify the Key Interface

(School of Management & Economics，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093,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response the interface collaborative emergent properties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that the multi-team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in complex scenarios,think about the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intera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ial team,the paper illustrated the interface structure of implementing entrepreneurial teams clusters collabor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that is,the group,the environment,the opportunity and the ability.It interpreted the nonlinear emergence and connotation of the synergy effectiveness of multi-agent co-entrepreneurship,then put forward the emergence mechanism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cluster interface synergy effectiveness from the symbiotic win-win situation,dynamic adaptation,the system overall three aspects.Based on this,the paper improves the conventional DEMATEL method,and construct the key influence interface identification method which can respond to the multiple decision guidance in complex scenes,then applied it to a mixed ownership innovation enterprises.The application of cas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framework and analysis method are effective and feasible,which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emergent property of multi-agent cooperative effects in the complex cooperative situation.

Key Words：Entrepreneurial Team Cluster; Complex Coordination Mechanism; Collaborative Efficiency; Critical Interface Identification

收稿日期：2016-12-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1603106,71563024,71263031)；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项目(2014cx05)；昆明理工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KKSY201508039)；管理与经济学院热点(前沿)领域科研支撑计划项目(QY2015051)

作者简介：许成磊(1986-)，男，河北唐山人，博士，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团队管理、信息融合、复杂系统决策等；王鼎(1990-)，男，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团队管理、复杂行为决策；段万春(1956-)，男，云南大理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