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能促进区域技术创新吗——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摘要：基于2005-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通过区分一般人口集聚和人才集聚两个指标，研究了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不同区域之间两者关系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一般人口集聚和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呈“正U型关系”，同时人才集聚显著促进了区域技术创新。在不同区域层面，一般人口集聚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均存在“正U型”关系，且对于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大，但在中部地区，两者关系并未呈现“U型”关系，而是呈持续负向影响。此外，相比东部地区，人才集聚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作用更强。

0 引言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往“人口红利”、高投资和高耗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日渐式微，如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2]。党的十八大指出：“技术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探寻地方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自1912年，Schumpeter[3]提出“创新”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后，如何促进技术创新就成为一个持续的研究主题。学术界对于如何促进技术创新的研究可以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4个学派。新古典学派代表Solow(1957)提出了政府干预在促进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而以Mansfield和Kaman(1912)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则认为，企业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并分别从企业行为和市场结构等角度阐述了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之后，以Daoglass C.North(1971)等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将创新与制度结合起来，研究了制度因素与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Chirstophe Freeman(1972)为代表，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之后，不少学者发展了该理论，论证了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是技术创新的主体(Acs等[4]、Bode[5])。国内部分学者参考国外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别从政府行为[6-8]、技术基础设施[9]、产权保护制度[10-11]、政治关联[12]、环境规制[13-14]等角度论证了这些要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尽管上述文献从多方面揭示了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然而技术创新最终取决于人。从宏观层面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与该国家或地区人口规模和人口素质等指标密不可分。现有文献关于人口规模、人口素质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增长理论展开。1986年，Pual Romer[15]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指出人口规模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更多人从事科研创新工作，创造出更多科研成果，随着科技成果的应用进而推动经济发展。Robert·Lucas[16]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并界定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认为这种外部效应的存在可以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随后，Davia E·Bloom和Jeffrey G·Williamson(1998)在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型中提出了“人口红利”，认为一个国家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的变化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联系。Glaser和Resseger[17]研究发现，美国都市人口规模与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这种相关性在高人力资本城市中尤为明显。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人口与技术创新、经济发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黄茹、吕拉昌等[18]基于中国50个样本城市数据，分析了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要素、总体人口结构等与城市创新能力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人口性别构成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而城市人口受教育程度、城镇人口比重与创新能力具有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总体人口结构与城市创新能力也具有相关性。陈心颖[19]基于200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考察了人口聚集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聚集度上升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但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周玉龙、孙久文[20]基于2005-2011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统计分析和工具变量回归，研究了城市人口集聚对第二和第三产业以及非农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受集聚经济的不同影响。

从区域层面看，各地经济要突破以往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依赖区域技术创新，而区域技术创新与区域人口特征，特别是人口集聚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究。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在以下3个方面有所不同：①从研究视角看，鲜有文献从人口集聚角度探讨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即使从人口集聚的角度出发，多数文献仅研究了其对生产率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没有涉及技术创新；②在指标选择方面，现有文献多采用就业人口和非农人口比重衡量人口集聚，虽有合理性但不够全面，正如本文后续分析，总人口集聚既可以扩大企业市场规模，降低成本促进创新，又可以激励企业生产异质性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因而仅仅用就业人口或非农人口衡量而忽视除此以外的其他人口作为城市创新的另一种动力有失偏颇。对此，本文采用所有省份内所含城市中的市辖区常住人口，构建一般人口集聚指标；③以往文献在样本选择方面多是基于全国或省份总体的考量，并没有涉及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异质性，不同区域的技术创新可能对于人口集聚的反应不一，本文首先基于2005-2014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除西藏外)的数据进行总体考察，然后对东、中、西部分别进行分析，使结果更具有一般性。

1 影响机制分析与模型构建

1.1 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一般而言，人是区域技术创新最重要的载体，以往文献在考察影响区域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因素时，主要是将户籍人口或非农人口、就业人口、人才或高技能劳动力作为分析对象，而将除此以外的其它人口排除在外。但是一个区域内的人口构成，不仅包括上述人口，而且包括诸如非户籍人口、低技能劳动力或低学历从业者(农民工)，甚至包括低年龄或老年人口等非就业人口，这些人口也有可能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本文利用一般人口集聚和人才集聚两个指标，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从理论分析来看，两者的影响机制如下：

(1)一般人口集聚。短期内，由于大量一般人口集聚在同一地区，势必会给区域环境带来一些负外部效应，例如城市拥堵、生活污染甚至是犯罪率提升等，反而可能阻碍区域技术创新。同时，由于个人需要花费时间和成本去适应新环境、接受新知识，一般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势必会存在一个时间差。长期来看，随着一般人口集聚的不断加强和规模扩大，其主要通过以下3个途径对技术创新产生正面影响：一是规模效应，众多人口集聚在同一地区，有利于扩大区域内研发主体的市场规模，从而降低研发主体的产品生产和服务成本，进而使研发主体有更多闲暇资源去研发新技术；二是竞争效应，众多人口产生了多样化的偏好，区域内企业作为“理性人”，为保证或提升市场份额[21]，会生产区别于其它企业的具有异质性的创新产品；三是互补效应，一般人口中不仅包括诸如IT、金融服务人员等高技能劳动力，其多数提供高端服务，而且包括保洁维修、餐饮服务人员等低端劳动力，其多数提供简单的低技能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为了地区快速发展，动用政策手段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只鼓励高技能劳动者的进入，因为低技能者和高技能者在一个城市中是“互补”的[22]。例如，低技能劳动者为高技能劳动者提供餐饮服务、出行服务以及其它生活性服务，通过劳动分工，可以更好地协同各自的工作，提高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促进城市产业升级，有利于区域技术创新。试想如果中国各大城市实行更为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低技能劳动者流入，致使这部分劳动力供给严重不足，企业雇佣不到能够做勤杂工的低技能劳动力，转而雇用那些高技能的劳动力来补充，这样未免“大材小用”，不利于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外，供给不足往往会导致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使高技能劳动力减少对生活性服务的消费，转而自己“丰衣足食”，将这部分本来用于提升自己劳动生产率的时间压缩，不利于区域发展与创新。

(2)人才集聚。人才集聚为区域技术创新提供了大量高技能和科研劳动力储备，通过知识外溢效应带来了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通过知识的对外传播，促进了高素质人口之间的信息交流。知识外溢效应在区域内技术创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面对面交流”则是促进知识外溢发生的重要途径[23]，为区域内研发主体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好的沟通平台。

同时，人口集聚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要素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别。首先，东部地区除了具备更高收入和更多就业机会，还有更好的医疗、教育以及交通等公共服务，长期以来对外来一般人口和人力资本流入吸引力较强，人口目前处于接近饱和的状态，人口集聚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边际贡献度可能并不高；其次，西部地区的人口基数本身就少，但却有着非常丰富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其房价水平亦比东中部地区低，当地政府也采取了多项举措提升本区域人口导入能力，只是西部区域受限于产业结构单一和基础设施落后，无法匹配人口集聚需求。然而，西部区域一般人口集聚和人才集聚具有很强的潜在经济效应，甚至有可能比东部地区的效应更为明显；最后，西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缺少就业机会，人口一直存在向中东部流出的情况，但由于东部地区目前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落户限制以及高企的房价，不仅造成了本地大量人口流出，而且抬高了那些想要流入的中西部人口的门槛。因此，这些想流入东部和流出西部的人口只有“退而求其次”，流动到比东部稍欠发达的中部地区，使中部地区短期内承载了大量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回流的人口。然而，中部地区并不像东部地区经历过长期发展，有着成熟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完善的公共服务，一时承载大量的人口在未来能否发挥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是不明确的。由此，人口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关系可能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异质性。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假设：一是从全国层面来看，一般人口集聚在短期内将抑制区域技术创新，长期则会促进区域创新，即一般人口集聚和区域创新之间呈“正U型”关系；二是人才集聚会促进区域技术创新，同时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可能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表现不一致。

本文旨在剖析人口集聚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运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同时反映变量在截面和时间二维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及特征，具有纯时间序列数据和纯截面数据不可比拟的优点。例如，可以扩大样本容量，控制个体异质性和解决遗漏变量的问题，增加自由度从而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以及可用于构造更为复杂的行为模型等。本文依据所研究的对象，以LnINNOV为被解释变量，以表示人口聚集的变量LnPSit、LnPEit为关键解释变量。此外，考虑到人口集聚的长期效应，将一般人口集聚的平方，即(LnPSit)2纳入模型。建立以下经济计量模型：

LnINNOVit=β0LnPSit+β1(LnPSit) 2+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LnINNOV表示i地区t期的专利申请受理量；LnPSit表示i地区t期市辖区常住人口数量；LnPEit表示i地区t期的在校大学生人数；X表示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控制变量，包括财政支出比、融资环境、外商直接投资和互联网上网人数；μi表示影响区域技术创新不可观测的效应；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为了进一步控制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将因变量的滞后1期LnINNOVi,t-1纳入模型中。设定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LnINNOVit=α0LnINNOVi,t-1+β0LnPSit+

对于式(1)，本文将综合采用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进行估计。在式(2)中，人口集聚可能引起区域技术创新，同时本文不排除创新可能是人口集聚的原因，区域技术创新往往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第三产业比值的增加，会带动本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便利的公共服务、优质的生活服务以及充分的就业岗位，从而吸引人口源源不断地往经济发达区流入，故有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一般人口集聚平方项也会产生内生性问题。为了克服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式(2)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Blunde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其是将差分GMM和水平GMM结合在一起的一种估计方法，相比差分广义矩估计，系统广义矩估计的优点是可以提高估计效率。另外，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GMM)分为一步法和两步法，在小样本情况下，一步法 sys-GMM在估计结果上更有效(Bond，2002)，因而采用一步法sys-GMM进行估计。本文依据所要研究的主题，在利用该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估计时，将表征人口聚集的变量、一般人口集聚的二次项以及滞后因变量视为内生变量，将其它控制变量与控制时间效应的虚拟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对于内生变量，本文使用其合适的滞后阶数作为工具变量。考虑到 sys-GMM估计量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利用Sargan检验与AR检验进行判断，Sargan检验的原假设为工具变量联合有效，其P值用于检验过度识别的有效性；AR(1)、AR(2)用于检验残差项的自相关，即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允许存在二阶序列相关。

2 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除西藏外)进行分析，将样本期跨度设定为2005-2014年。本文所涉及各变量的具体说明与数据来源如下：

(1)LnPS。PS表示一般人口集聚，本文用每个省份内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数量表征区域人口集聚。利用该指标主要考虑如下几点：①本文研究的是人口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城市是人口集聚的主要方向，且城市创新是衡量区域技术创新最主要的显性指标，因而利用市辖区人口集聚度作为区域人口集聚的代理变量，不考虑区域内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广大农村地区和远郊地区；②现有文献在衡量人口集聚时，多采用户籍人口或非农人口比重、就业人口比重，以及高学历人才和高技能劳动力来衡量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但正如前述分析，本文认为，这样并未将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其他人口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贡献考虑进来，因而用每个省份内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数表示。由于常住人口数并不能直接获取，此处借鉴周玉龙和孙久文(2015)的做法，将常住人口通过“市辖地区生产总值/市辖区人均生产总值”求得。除此之外，本文考察的是省级数据，因而在借鉴的基础上，分别计算省内每个城市市辖区当年生产总值与市辖区人均生产总值之比，再将结果加总，求得当年区域内市辖区常住人口总数，并对其取对数，预期符号不确定。

(2)LnPE。PE为人才集聚，用各区域当年在校大学生人数作为人才集聚的代理变量，衡量一个地区的潜在人力资本存储量，其包含本专科大学生以及硕博士研究生，并对其取对数，预期符号为正。需要说明的是，各区域当年在校大学生人数已包含在一般人口指标中，之所以将人才集聚指标单独列出，是为了保持与以往文献对于人才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人才集聚会促进区域技术创新。

(3)INNOV。其为衡量被解释变量的技术创新，鉴于数据可得性，用国内专利申请受理数作为区域技术创新的代理变量，并对其取对数。

另外，由于可能存在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其它因素，使得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本文选取以下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控制变量：

(4)财政支出比(fgr)。参考周玉龙和孙久文(2015)的做法，认为在现阶段财政分权的格局下，地方政府为提高本地经济发展实力，有参与本地经济发展的动机，而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便是财政支出。政府干预既有可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也有可能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进而抑制创新。因此，引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控制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影响，预期符号不确定。

(5)融资环境(fde)。由于技术创新成果一般为具有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且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具有较高风险，研发主体前期必然要在技术创新上支出更多，而资金来源多是银行借贷。因此，宽松的金融环境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顺畅的研发渠道。但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充裕的外部资金虽有利于区域技术创新，但如果区域内研发主体过度依赖银行借贷，一旦出现研发漏洞，或者其它外部风险的冲击而造成研发主体偿贷能力下降，则可能使相互关联的研发主体债务违约风险增加，导致资金链断裂，反而会给技术创新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区域居民存款储蓄年底余额与地区GDP比重衡量企业外部可贷资金的充裕程度，预期符号不确定。

(6)外商直接投资(Lnfdi)。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对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成熟技术的借鉴，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引入此变量，控制开放水平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直接表示。由于该指标用美元表示，本文查阅了样本年间的平均汇率，对其进行人民币转换，再作对数处理，预期符号为正。

(7)互联网上网人数(LnInd)。互联网能够使人们迅速了解到世界最先进技术，接触最前沿信息，从而能够扩散和激发人们的创造思维，有利于创新。本文对该变量进行对数处理，预期符号为正。

本文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于2005-2014年各区域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样本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3 实证检验

3.1 30个省区总体考察

表2中模型1至模型4为采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方法对式(1)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与模型2未控制其它变量，仅考察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由模型1至模型4可知，当前一般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其二次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人才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文基于30个省份的样本数据，支持了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存在影响的事实，但正如前文分析，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结果的精确度有偏误。为此，分别引入表征人口集聚的变量，采用sys-GMM对式(2)进行估计，模型5至模型7为估计结果。在模型5至模型7中，Sargan统计量的P值大于0.05，拒绝了工具变量满足过度识别约束条件，AR(1)P值均小于0.05,AR(2)P值均大于0.05，因而模型5至模型7全部通过Sargan 检验与AR检验。另外，将滞后因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中，差分广义矩估计显示，滞后因变量系数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证明对于区域内有关研发主体而言，是否进行技术创新与之前年份高度相关，这与杜威剑和李梦洁(2015)得出的结果一致，之前年份区域内的研发主体关于技术创新的沉没成本与经验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内有关研发主体是否继续进行技术创新。模型5显示，一般人口集聚度当前项每提高1个百分点，区域技术创新将下降0.731 2个百分点，一般人口集聚度二次项每提高1个百分点，区域技术创新将提高0.454 1个百分点；模型6显示，人才集聚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对区域技术创新产生0.217 2个百分点的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7显示，控制其它变量后，一般人口集聚度的当前项与二次项均对区域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性影响，且在该模型下通过计算可知，一般人口集聚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由负向影响转为正向影响的转折点出现在各省份所含城市市辖区平均人口数约为233 8万人的时候。即普通人口规模小于2 339万人之前，人口集聚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为负，超过后反之。然而，2014年中国各省份所含城市市辖区平均常住人口约为1 674万人，离转折点还有很大差距，表明中国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尚未真正体现出来。因此，当前相关部门亟需转变人口政策观念，从长远角度考虑，应废除不合时宜的限制人口生育与流动的举措。人才集聚度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区域技术创新则提高0.064 6个百分点，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另外，在控制变量方面，表1结果显示，政府财政支出比对于区域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存在解释乏力的现象，说明当前中国政府补贴并未很好地发挥相应作用。这有可能是由于相关政府主体倾向于将财政支出用于短期内拉动地方经济，彰显政绩，并未考虑长期影响，也可能由于研发主体并未将补贴用于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活动。融资环境的变量估计结果符合预期符号，一个区域内的资金充裕程度既有可能促进技术创新，也有可能阻碍技创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和互联网上网人数估计结果显示，两者均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本表未报告各模型中的常数项，所有回归皆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Sargan检验用于证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下同；AR(1)和AR(2)分别为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的P值

表3显示了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的估计结果。其中，对于东部和西部的估计结果表明，一般人口集聚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正U型”关系得以成立。然而，对于中部的估计结果却显示，一般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在当前和未来均产生了显著负面效应。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部地区短期内承载的大量从东西部流出的人口与中部地区不成熟的经济发展环境之间的矛盾可能在长期内也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中部地区需要采取限制人口流入的政策，这种不利影响更多来源于地区自身的外部条件限制，比如公共服务跟不上、市政配套不健全等，或是能够匹配人口集聚的其它要素需要长时间才能发掘出来，而非人口集聚带来的。就一般人口集聚而言，其每提高1个百分点，东部和西部地区当期区域技术创新分别降低0.313 1和01.260 3个百分点，而未来则提高0.163 4和0.729 6个百分点。并且，一般人口集聚对于西部地区技术创新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为有效。经过计算，东部和西部一般人口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转正的拐点分别出现在人口约为2 607万和2 020万时。人才集聚对于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然而对于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有可能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吸引了大量外来人才，导致当地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对于本区域高素质劳动力从事相关研发工作产生了挤出效应，从而使当地高素质劳动力对于本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效果甚微。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才集聚则显著促进了技术创新，因而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大教育投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集聚带来的益处。

从分区域回归结果中也可得到：政府补贴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没有太强解释力，而对于中部地区则具有显著影响。融资环境对于东部技术创新具有反向作用，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作用，但效果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沿海金融系统更易受外部冲击，从而引发融资风险。而内陆金融系统由于并不完善，没有发挥相应的融资作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部和西部区域技术创新同样缺乏解释力，这说明东部过度依赖于外资带动区域技术创新不具有持续性，而西部各方面综合环境相比中部和东部对于外资吸引力不强，从而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因此，东部地区应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与鼓励。西部地区要完善本区域各方面经济发展条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互联网上网人数的增加则促进了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

4 结语

本文利用2005-2014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基于一般人口集聚和人才集聚两个指标，在控制其它有可能影响区域技术创新变量的条件下，分析了人口集聚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最终得出如下3个结论：

(1)从全国层面来看，对于人口集聚的两个指标，一般人口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呈“正U型”关系。在初期，由于受内外部客观环境的制约，一般人口集聚阻碍了区域技术创新，但随着一般人口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集聚水平开始出现正面效应，一般人口集聚将成为促进区域技术创新的有效机制；人才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2)分区域来看，对于人口集聚的两个指标，一般人口集聚和区域技术创新的“正U型”关系在东部和西部依然成立，并且其对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果比东部更强，然而中部地区一般人口集聚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持续为负，并没有体现出“U型”关系；人才集聚对于中部和西部技术创新的影响相比东部更为显著。

(3)其它有可能对区域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变量估计结果并不一致，财政支出对于区域技术创新存在正负两方面作用，但不能有效解释区域技术创新的变动趋势。融资环境对于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模型与区域间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和互联网上网人数对于区域技术创新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前者在不同模型估计结果和不同区域间也存在差异。

(1)分类有序实施人口政策。人口集聚对于区域技术创新固然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但一般人口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呈“正U型”关系。因此，短期内，当大量一般人口集聚到本区域时，政府部门应审时度势，有序引导人口进入，积极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来缓解人口集聚的短期负面作用，提高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另外，对外来人口加大社会保障力度，通过教育、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利好政策，提升其知识技能，降低其生活成本，使其能够迅速适应新环境，实现城市发展与其它要素的最优组合，强化人口集聚的长期效应，从而实现本地区经济增长。

(2)匹配人口集聚所需软件硬条件。在人口集聚所需软件方面，随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国家要适当鼓励生育，提高生育意愿，以稳定正常生育水平，避免出现“人口萎缩”，保持人口基数稳定。同时，逐步放宽各地户籍制度与积分落户制度，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与迁移，且不能单纯将两种制度倾向于高技能劳动者，更要从全局考虑，放松或废除对低技能劳动者流入大城市的限制，逐步将低技能劳动者与低收入者纳入保障范围，实现两种技能劳动者的优势互补。从人口集聚所需硬件方面，最重要的是降低外来人口在本区域的生活成本，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住房成本，对于多数外来人口而言，住房永远是在一个地区就业安家的“一根刺”。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公租房需要覆盖到非户籍人口，要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实现“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这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是个利好消息，但同时应当看到，目前中国的公租房申请体制以及房屋租赁市场发展不规范，需要一系列政策来配套。例如，让规范化运作的企业进入房屋租赁市场，增加租屋供给，且政府要适当降低这些企业的营业税负，给予外来人口租房补贴等。

(3)提升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发展和教育水平。目前，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国家不能利用行政手段人为干预人口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提出集聚，最关键的是完善中西部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改善中西部地区经济产业结构，通过产城一体化、产城互动、融合发展，加快区域转型升级，提升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国家需要加大对内陆地区的教育投入与科研支持，提高对外来人口尤其是高素质人口和人才的导入能力。

(4)制定促进区域技术创新的政策。首先，政府扶持对于区域技术创新依然存在有利影响，只是政府补贴要顺应市场发展规律，如果滥用补贴手段，对本区域资源相对价格造成扭曲，恶化资源配置状况，就可能对本区域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要避免政府补贴的急功近利行为，需要重视补贴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政府也需要对被补贴企业进行微观监督。其次，不断完善区域金融环境，防范金融风险，优化金融机构以及相关研发主体内部的金融管理系统。最后，应注重自主创新，通过业务创新、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结合，转换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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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People Agglomeration Promote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udy on 2005-2014 Emprical Study with Provincial Panel Data

Abstract：By using Chinese Provincial Data from 2005 to 2014 , this paper studied the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effects on reg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distinguish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ndicator of general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talents converging, which involves fixed effect, random effect and system of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ethod.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is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Overal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alent agglomeration promoted the regio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In different regional level, there is a positive "U" relationship i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concerning general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for even more important in the western region. However, there is no "U" relationship in the middle parts of China, which means continuing negative impact. Furthermore, the role of talent agglomeration is more important i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than in the eastern regions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General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Talent Agglomeration; Techonology Innovation; Regional Innovation

收稿日期：2016-10-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GL101)；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3-0814)

作者简介：陈淑云(1972-)，女，山西襄汾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房地产经济；杨建坤(1993-)，男，安徽阜阳人，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土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