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系统理论:范式与挑战

(1.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2.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流动站； 3.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30)

摘要：创新系统理论外向型范式是对20世纪学习经济时代创新现象与规律的描述，对发展中国家的追赶行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政策意义。然而在互联互通的新经济时代，创新系统理论面临诸如创新经济发展导致的创新悖论、经典理论中有益的系统观、理论规范化要求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增强理论的适应性和规范性，要通过对新经济中的微观创新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发现其中的规律，通过在创新现象和现实经济之间建立更为直接的联系，发展出一种内向型的理论范式。

0 引言

创新系统(Innovation System)是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简称，该研究领域是对“学习经济”时代背景下创新理论研究的深化，是基于系统观对经济系统全面考查的新方法，并且由此衍生的创新政策正被世界各国使用[1]。同时，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的政策实践，都可以作为政策分析和新政策制定的理论工具。在20世纪中后期学界普遍关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创新系统概念的提出简洁有力地概括与解释了其增长动力源，由此吸引了大批研究者，并产生了许多具有很高影响力的研究文献，推动该领域研究由概念向理论转化[2]。如今，世界银行、经合组织、欧盟、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已经吸收了创新系统概念，并把它作为分析视角的一部分；一些国家甚至将其写入政策，或成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有关事务[3]。

创新系统理论研究存在多种进路，其中以Freeman、Lundvall和Johnson等学者为代表的制度说、交互学习说和功能活动说等多个细分学说形成了其主流范式[4]。然而，这些理论中基于技术与学习的微观创新机制假设与当前创新经济实际存在较大出入，这种差异对主流理论构成了挑战；创新系统理论要形成科学的理论范式，需面对理论规范的不足，才能找到更加合理的理论路径。本文试从学习经济到互联经济转换的背景下，考察起源于欧洲的“创新系统”理论在互联经济时代的适应性，以期为现代国家创新系统建设寻找理论支持。

1 创新系统理论范式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一个重要共性趋势——对创新系统的认知都指向外向型系统理论，即聚焦于创新影响因素而非创新理论的本质特征。对创新系统概念的界定上存在颇多分歧，权威学者Lundvall[5]提出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其中，狭义定义是一个扩展版的国家科学系统，聚焦于高科技产业的激进型创新，系统的核心要素是研究密集型企业、大学和政府技术研究院，因而与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密切相关；广义的创新系统可被视为国家科学系统与国家生产系统的融合，并将低技术部门和活动与高科技部门和活动视为同等重要，将渐进性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到有效利用)与根本性创新视为同等重要，将基于经验的学习与研究工作和科学知识的使用视为同等重要，且几乎所有政策领域都被视为影响创新过程的要素。两种定义都反映出研究中的外向型系统理论特征，高度概括了现有理论，同时预示了一种内向型系统研究路径的存在，即基于创新现象的内部结构与关系建构的内向型分析路径，以系统观对创新的内在机制和结构进行分析。

在外向型理论范式中, 创新系统概念被用来构建欠发达国家追赶发展的解释模型，通过概念化、理论化的过程形成多元解释性理论范式。凭借《Research Policy》这一权威学术平台，“创新系统”的多个研究进路，如历史主义[6-7]、制度主义[8]、地理经济学[9]、结构和要素[10]、绩效差异[11-12]、功能和活动[13]、交互学习[14-18]等都得到了发展，创新系统理论才得以完善，从而形成了现代创新系统研究多路径理论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主流理论存在以下共性特征：①围绕追赶型国家，聚焦于其工业经济或技术经济追赶过程；②以技术创新、知识或学习活动为微观基础，注重研究技术创新、研发型创新、技术范式，但对非技术、非研发型创新较少关注，如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服务创新；③强调与知识、学习有关的活动是创新的基础，知识、信息为主要创新资源，重视人和组织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④运用了历史和演化的观点，强调制度的作用，并具有政策导向；⑤描述的创新有固定的场域，存在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⑥认为国家或政府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Nelson、Lundvall等在创新系统理论化上努力，使这些理论研究的进路逐渐稳定下来，为后续研究提供框架借鉴，并凭借其共同的微观基础、背景、特征使其形成了接近于“范式”的体系。这种范式下的研究大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重视对微观创新的检验，并严格遵循李斯特、熊彼特等开创性研究者的创新概念和理论。

数据来源：朱文涛《基于创新方法分析路径的创新系统研究》

2 创新系统理论面临的挑战

虽然创新系统理论已经得到了发展和广泛应用，但其理论范式存在3个方面的重要挑战，需要作出适当的回应以保证其适应性和规范性：①创新经济的新趋势特征对创新系统理论微观基础的挑战；②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中存在的系统思想和观念的理解；③创新系统理论如何进一步增强理论规范性。

2.1 来自创新经济发展的挑战

以往的创新研究多以科学、研发、集群、学习活动等为基础，使创新研究者的视野受到了一定的局限。通过对已有研究局限进行反思，以打开新的研究进路，不仅要求超越以往研究中对微观现象分析的束缚，也要在理论框架上革新。创新系统研究必须了解创新前沿，把握其演进规律，才能发现隐藏于表象背后的机制和原理。另外，每当技术革命发生，都会表现出特定的创新规律，例如电子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将人类引向新的经济范式——信息经济、互联网经济、数据经济。

从全球经济系统转型过程来看，经历了由传统经济到新型经济的系统转换，以生产要素的互联化、信息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形态正在形成，基于生产要素组合与联系的新创新模式正在取代以往基于科学、技术、研发为主的旧创新模式。创新系统研究者对历史资料有着很强的偏好，他们能够从国家和企业发展历史中找到可以作为理论构建的支撑材料。例如，Freeman等抓住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脉搏，对当时的创新现象具有透彻认识，进而提出了学习经济时代背景下的创新模式，对创新系统理论化作出了极大贡献。虽然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创新系统理论具备有学习经济背景、交互学习内容，但创新现象也得到极大丰富，这是Lundvall和Freeman时期未能概括到理论中去的。

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即互联经济时代，生产要素流动速率明显加快，在不同领域的重新组合使创新呈爆发式增长。在学习经济时代，企业可以通过持续学习使经济效益增长达到学习型经济的极限，形成与互联经济共存的局面。以制衣企业红领集团为例，其早在2002年就启动了个性化服装量身定制系统平台的搭建计划，由此开始了从传统模式的规模化批量生产到新型的个性化规模定制服务的转型之路。红领集团注重收集顾客个性化数据，辅以计算机技术进行智能工厂改造，建立以客服中心为神经枢纽的管理系统，这些改造路径契合时下热门的“工业4.0”、“智能制造”的创新理念。红领在智能化、数字化管理与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起富有创造力的人才队伍，形成了符合互联经济的扁平化治理结构、工业化的互联网思维、数据化生产流程、去科层化的组织、顾客和制造商直接联结的运营模式等新型企业形态，为传统企业甚至整个经济系统的生产方式转型开拓了想象空间。红领的创新模式已经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并在国内外引发了一场以红领式创新模式为模板的智能化热潮。对红领的创新现象进行深入观察，会发现不同于主流理论的创新原理和微观基础，主要表现在：①对消费者数字化编码；②以系统集成方式重塑生产流程；③建立生产要素的广泛联系，以市场需求重新组合生产要素。

红领集团的智能化案例，代表了新兴企业基于生产要素组合与联系的创新模式，其正在成为现代创新的主流模式，这种新模式与微观企业、产业，与经济绩效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并区别于以往基于对大企业、科技和研发的创新模式，形成了新的创新机制和微观基础。主流创新理论习惯聚焦于大企业、区域化经济现象以及科技研发型创新，必定造成对基于生产要素互联互通式创新的忽视，也不能理解互联经济的趋势与特征，其与创新系统理论范式中的观点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挑战，因而创新系统理论必须对此作出回应。

2.2 来自经典创新理论的挑战

回顾经典文献可以发现，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内容丰富。根据熊彼特的经典定义，创新(与“发展”同义)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重新组合，概括为五种“新组合”：新产品或者产品的一种新特性、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的原材料(或半制成品)供应来源、新的企业组织形式[20]，其中新市场的形成往往不被重视、难以发现。比如在互联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互联网市场，其渠道本质或市场本质未被企业明晰。现实中用传统思维将其作为产品流通渠道的企业大多都失败了，将其作为新市场开辟的企业则容易获得成功。人们关注新产品、新特性、新工艺，从而对研发的关注度较高。新组织强调了人的价值，以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组织创新是重要的创新方式，这在新经济形态中尤其重要，新兴企业无不强调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以及对消费者的特殊情怀。

熊彼特创新理论注重观察创新的内部关系及要素，具有内向型理论偏好。根据该特点可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内部结构和要素的融合体，具有自我演化意义。如果将创新以结构化方式层层分解，首先看到的是其内部有机关系组合。可能这些组件原本就是一种新产品、新特性、新材料、新市场或新企业组织，但是被网络中某节点上所新建构的体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如果再继续对这些组件展开一次分解，我们仍然会发现类似的事情，这些组件也有它自己的结构，而且在相对的历史条件或情境下同样是“新的”存在。创新总是沿着这种路径发展，即创新通过内部节点的新体系来组合其它已经存在的“创新”，并且未来仍可能会被一种新的创新建构在更加新的组合当中而得以重组。这说明人类总是会遇到问题，为解决老问题而采用创新方法，创新又引发新的问题或创新本身存在着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又要借助于尝试更新的创新，如此无休止地进行着自我演化。因此，所有创新都产生于已有的创新。

处于创新基础层次的组件是关于世界或社会现象的知识，人们对这种现象加以改造就产生了新的工具、技术、知识、组织，这就是创新的简明逻辑。经过无数次创新形成丰富多彩的世界，也创造出了科学知识和技术体系。创新组件与整体的关系不仅是代际关系，也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组件间的关系是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同时组件间也存在着潜在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容易被发现，从而组件也不容易通过这种联系组合起来。创新具有连续性和随机性，但不意味着创新是随意发生的，组件的任意组合在大概率上是产生不了创新的——创新是被“挑选”组件有目的的尝试性组合。这种挑选的过程，就是创新的逻辑建构过程。因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基于组合和联系的系统观念，与主流的创新系统观念存在着区别。由此可以推论得知，创新是具有演化属性、目的属性和系统属性的现象。

创新组件间联系建立的内在逻辑类似于当下“物联网”的互联互通，但并不仅是物的互联，还包含生产要素的互联关系。在互联经济席卷全球的时代，只要人们愿意，一切物品都可以通过网络技术连接，从而形成物的数字化世界，进而激发更多创新产生。由于系统的存在，创新组件处于一种虚拟系统网络中，组件间的联系是通过人对组件性状的认识而形成的。增加人们对组件的认识机会，则必定会增加创新发生的概率。Lundvall的交互学习理论旨在增加跨行业、跨组织的学习，进而提高创新发生几率，但其重点在于学习这一行为和过程，而非创新的内部结构和关系。组件的性质决定其联系方式，这种性质主要是指其核心功能属性。从同一种现象和效应中产生的创新都具有类似的功能属性。电磁学就发端于对电子和电磁波的认知，随着计算机的诞生，周围技术如打印机、数据存储器、编程语言等就开始围绕它聚集起来，这种聚集就是核心功能属性内在联系的体现。内在联系的直观形态近似于“树形”网络结构，从主干到分支、由部分到整体，形成了一个汇集各种联系的创新系统。联系的聚集是一种可以实验重复的现象。正如Victor W Hwang和Greg Horowitt对硅谷创新生态环境研究中的结论所揭示的，创新的关键问题不是“如何高效地生产更多庄稼”，而是“如何更快地培育优质野草”,创新越来越体现在生产要素间联系的建立上，而新联系意味着创新的更多可能性。基于组合与联系的创新，创新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就是系统地促进“杂草”的产生，进而促进产生更多突破性创新，以及满足个性化和多样性社会需求的创新[21]。

创新系统理论研究者都声称遵循李斯特或者熊彼特等开创性研究者的创新概念和理论，然而在实际著述时却不强调经典理论中的创新概念和内涵，而是采用狭义概念，仅包含技术创新、研发创新，是一种理论上的标签化和狭隘化。而以上对熊彼特创新思想和理论的分析，说明理论上存在可调整性。创新系统理论应该对创新本身所涉及的系统属性有清晰的解释。现代创新系统理论实则是一个外向型理论，以创新的影响因素为主要研究对象，忽视向创新内部探索的趋势，这种理论方向隐含着丰富的内部要素和联系，以及自我演化的发展逻辑，并有可能形成不同于主流范式的创新系统理论。

2.3 来自理论规范化的挑战

创新系统是一个开放性概念，其开放的定义为研究者提供广阔的研究视野，使他们能够更为灵活、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自Freeman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学界从未停止对该领域理论与实践上的补缺过程，但也从不缺少对其理论化不足的批评。研究者们不断作出理论规范化的努力，以Nelson、Edquist和Hommen为代表的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确定所有要素和要素间的关系来建立规范化理论；Lundvall则通过批判标准经济学和引入交互学习路径来构建一种新的理论。

Freeman的研究在两方面具有开创性，一是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范本，如分别对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创新系统和政策进行了描述分析；二是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路，随着创新系统概念在国家系统内扩散，创新系统成为政策议题。Freeman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认为，创新系统理论存在政策导向，即创新系统的观念要适应政府对科技的系统管理要求，间接地反映了当时欧洲甚至更广范围内的国家在科学技术以及创新政策上的状况。然而，Freeman的研究并不能使创新系统成为适用所有情景的理论，其仅是对日本和英国的发展状况有深入研究，但作为一个严谨的研究项目，缺乏比较对象，即日本经验是和哪些国家比较才使其国家创新系统成为其成功的突出影响因素？Freeman的研究显然没有在逻辑分析上走得更远，导致其提出的国家创新系统要素关系和机制仅属于对资料深入把握基础上的主观看法。

由于缺乏创新系统的比较研究，难以建立其研究框架，也难以厘清创新系统与政策、技术变迁、经济绩效的逻辑关系。早期研究只关注创新系统的要素成分、要素间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基于实证研究的需求，Nelson通过对15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重点考察了创新系统要素，包括研发活动的分配及其经费来源、企业和重要产业的特征、大学的作用、激励和塑造产业体系的政府政策等；Edquist和Hommen认为，创新系统的理论化需要厘清所有要素和要素间的关系，因为现实需要的是一个更明确、更具一致性，能在此基础上产生关于创新系统内部变量逻辑关系的假设，因此构建了创新系统的描述理论，运用同样的概念、理论方法和相同的分析模板，对10个不同的创新系统进行了局部比较分析和描述，就此奠定了与政策相关的、关于创新绩效如何根据不同的情景或不同情景类型而变化这一类型学理论基础，使创新系统理论化迈进了一大步。Lundvall认为创新系统不以市场失灵为理论基础，创新本身就会产生价值、提供社会回报。创新系统的非线性逻辑使其在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中优于线性模式的标准经济学，但也使它看起来缺乏理论化。Lundvall的交互学习路径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一是现代经济最为基础的资源是知识，从而最为重要的过程是学习；二是学习是一种交互活动，因而学习也是为一种嵌入于社会的过程。由此认为创新系统是指由具有经济价值的新知识社会化过程中交互要素及其关系组成的。在这个创新系统中，学习是系统的中心活动，而系统要素存在促进或抑制学习和创新的过程。他对知识和学习的重视强化了创新系统研究的理论化。

创新系统理论至今仍然需要通过不断地增加新的分析路径来解决理论规范化缺陷，而不能仅依靠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引入外领域知识来解决，同时需要关注现实经济社会中的创新现象，以发现创新现象中的一般规律，并将其作为理论进一步规范化的基础。

3 结语

创新系统理论外向型范式是对上世纪学习经济时代创新现象与规律的归纳总结，对发展中国家的追赶有很强解释力和政策意义。但在互联互通的新经济时代，该理论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为了增强自身适应性和规范性，需要总结与归纳新经济中的微观创新现象及其规律，实证检验新时期创新竞争中机会均等的国家主体，建立基于创新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内向型理论范式。

上述挑战直指创新系统理论的缺陷，而为了更好地解释创新现象、推动创新系统理论进一步规范化，必须引入新的分析路径。实际上，创新系统理论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变化，突破了知识经济、学习经济时代的局限，进入到互联互通广泛创新的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创新更多地体现为企业对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塑造上，而不是在科技研发等知识密集的活动上。很多政策制定者基于创新现象的经济绩效差异认识到，增强生产要素间的联系(相对于知识活动)能产生更为直接的创新经济绩效，而不能将资源过多地、过于集中地投向研发活动。同时，需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调配作用，激发企业的能动性，以此提高创新绩效。如果有新的研究在整体上对这些挑战能够上作出回应，必定会形成新的理论范式，为创新系统理论开辟新的理论空间，使政府施行的创新管理制度和政策更贴近创新现象的本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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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2.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ation，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3.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Summarizing the innovation phenomenon and regularity in Learning Economy, the export-oriented paradigm of Innovation System theory can deeply explain the catching up and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now in Interconnection Economy, the theory faces different challenges from innov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Schumpeter's innovation theory,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theory, etc.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theory's adaptability and normativity, it need to summarize the innovation phenomenon in the new economy to get more basic law and to establish more directly conne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reality to develop an inward-oriented paradigm theory.

收稿日期：2016-08-02 基金项目：上海市科技发展基金软科学研究项目(15692180700)

作者简介：朱文涛(1986-)，男，河南开封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孙珠峰(1983-)，男，河南周口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流动站博士后，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