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来自新疆城乡数据的Logit实证分析

孙庆刚1,2 ,杨建君3

(1.新疆大学 创新管理研究中心;2.新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3.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正确引导民族地区民众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对提高民族地区科技配置水平、加速民族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疆为例,利用调查问卷数据构建Logit实证分析模型,发现民族地区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不仅与非民族地区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民族地区城乡间异质性也较为明显。研究结果可为民族地区制定适宜的民生科技推广政策提供经验支撑。

关键词:民族地区;民生科技; 需求意愿;影响因素

0 引言

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滞后、创新发展动力不足、贫困发生率较高,这些问题是中国如期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民生科技是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是创新的基础和土壤,是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实施精准扶贫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加快民生科技普及应用,对于提升民族地区发展质量、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民生科技的普及和成效的发挥,与民生科技需求意愿相关,需求意愿越强烈,接受民生科技的态度越积极,则实用有效的民生科技扩散速度越快、配置效率越高。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条件、习俗传统等原因,在民生科技需求意愿、民生科技接纳程度方面,与中国其它地区异质性较强,导致一般民生科技推广方式和配置方式在民族地区效果欠佳。如何根据民族地区民生科技需求意愿的特殊性采取适宜的科技推广方式,目前学术界在此领域研究较为薄弱,因而有必要加强,为民族地区提高民生科技推广普及成效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中国新疆目前集聚了56个民族,具有民族地区的典型特征。本文以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搜集的一手数据资料为基础,对新疆城乡居民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探索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民生科技需求意愿的异质性,进而提出民族地区如何引导民生科技需求意愿,提高民生科技扩散效果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1 文献综述

民生科技的概念始于2007年,由重庆市科委主任周旭首次提出,并指出省级以下科技部门应将主要精力应放在民生科技上,将先进实用技术作为科研主攻方向[1]。此后,学者从不同维度和视角对中国民生科技的内涵、现状、价值、配置和推广等进行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民生科技是包含了民用科技和军用科技民用化的科技。民生科技的基本目标是,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出发,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社会问题[2]。民生科技具有历史性、科学性和社会性,决定其在解决民生问题时具有客观性、开放性、历时性、共时性、实践性和价值性[3]。民生科技对中国农村和农业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是解决农村广大群众衣、食、住、行、健康等基本生活问题最有力的手段[4-6]

除了理论探讨,还有学者基于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研究民生科技需求,尤其是农村民生科技需求,关于其影响因素的文献也相对丰富。李波等[7]将影响贫困户对科技需求选择的因素归纳为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环境特征4个方面,认为贫困户科技需求选择行为受这4个方面因素影响。王伟然[8]在对山东省农民获取和使用科技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中发现,农民自身因素中的文化程度、收入状况,以及农村科技供给途径和供给主体、科技供给的便捷性等会影响农民对科技的使用频率、种类、目的和获取能力。王晓蓉等[9]以天津市设施蔬菜种植业农户为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得出设施蔬菜种植户主要民生科技需求及影响因素。该文在提炼农户主要的民生科技需求项目基础上,将影响需求意愿的因素归纳为地域、农户、生产、信息和科技信任5大方面。李龙等[10]将农村民生科技需求分为生产型科技需求和生活型科技需求,并分别分析了这两种科技需求下7种具体需求如何受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特征、环境特征影响。刘然[11]利用聚类法对农户科技需求进行优先排序,通过因子分析将影响农户科技需求的相关因素归为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土地禀赋、农户种养及兼业情况和经济收入水平等,并分别分析各种农户科技需求受上述因素的影响情况。王峥等[12]对北京市居民展开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研究了北京市居民的民生科技需求层次、需求结构和需求内容。

综上分析可知,该领域研究经历了从宏观理论探讨到微观实证分析的发展过程。实证分析采取的一般范式是:以调查问卷作为数据来源,通过聚类方法或因子分析方法对民生科技需求进行归类或提炼,将归类或提炼出的民生科技需求项目作为因变量,将影响因素(居民个人特征、生产特征、环境特征和科技供给特征等作为影响因素)作为潜变量或自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或受限因变量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因素与民生科技需求项目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以非民族地区的农村地区为研究对象,缺乏对民族地区民生科技相关问题研究。

现有研究文献对于理解相关因素影响民生科技需求意愿的机理具有很大启发作用,但是以具体或提炼出的民生科技需求项目作为因变量的做法值得商榷,因为该做法实际上是在分析居民面对不同影响因素下对民生科技需求项目选择的差别,对需求意愿的解释力较弱。另外,由于调查对象、问卷设计不同,导致需求项目种类和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进而降低了相关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对民族地区的参考意义更为有限。科技贫困是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体现[13],极大限制了民族地区经济振兴[14]。本文以新疆作为民族地区的典型代表,以城乡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民族地区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提高民生科技在民族地区的配置效率,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科技含量提供政策建议。

2 民族地区农牧民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分析

2.1 理论假设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以调查对象对某一具体科技需求项目的选择作为民生科技需求意愿衡量指标存在诸多缺陷,这种处理方式不能满足统一性和可对比性要求。态度是个人依据自身观念对特定对象产生的一种评价性、持续性反应倾向,是意愿的一种反映[15]。本文选用需求主体对民生科技持有的态度作为需求意愿测量指标,更好地满足了上述要求。笔者认为,需求主体对民生科技所持态度越积极,其需求意愿越强烈,越倾向于在生产生活中采用民生科技,反之亦然。

对于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影响因素,参考以往文献并结合民族地区区情,归纳如下:

(1)需求主体个人特征。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以往文献普遍认同的影响因素。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相信科技增产增效作用,同时更愿意掌握新科技的使用方法,对新科技的响应越积极;年龄越大越保守,学习能力越弱,越依赖经验和传统,对新技术持观望等待态度的可能性越大。民族成分多样化和宗教信仰差异化是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个体特征的重要区别,以往文献均未提及族别和宗教信仰对民生科技需求意愿的影响,而两者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将以新疆为例,进行初步探索。

(2)需求主体民生情况。民生科技是解决民生问题的科学技术,民生现状对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收入水平是衡量民生状况最核心的指标之一。一般认为,收入水平越高,民生科技需求意愿越强烈。这可以从需求理论作出一定解释,也与新科技成本费用投入比传统农业技术成本投入更高、风险更大有关,收入水平越高,对新技术成本费用的可负担性,以及对风险的可承受力越强。

(3)民生科技供给情况。民生科技供给情况包括供给渠道、供给强度和供给方式等。通常认为,新技术供给渠道越丰富、越便捷,技术指导或培训越专业,农牧民的民生科技需求意愿越强烈。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H1:需求主体个人特征影响民生科技需求意愿;

H2:民生状况影响民生科技需求意愿;

H3:民生科技供给影响民生科技需求。

2.2 数据说明

针对新疆民生科技需求相关问题,科学设计调查问卷,并通过课题组发放给新疆各地的研究生,利用其暑假时间,采用当面作答的形式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330份,回收325份,有效问卷316份,问卷有效率为96%。为了适应新疆农村多数农牧民不熟悉汉语的基本区情,同时准备了维文和哈文两个版本的调查问卷供答卷者选择。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1 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赋值说明样本均值样本方差需求意愿∗积极响应=1,非积极响应=00.520.25年龄18~29岁=1,30~39岁=2,40~49岁=3,50岁以上=42.31.08民族∗汉族=0,非汉族=10.60.24学历没上过小学=1,小学=2,初中=3,高中或中专=4,大专及本科以上=52.961.22宗教信仰∗伊斯兰教=1,非伊斯兰教=00.560.25家庭近3年平均收入3万以下=1,3~5万=2,5~10万=3,10万以上=42.221.12所在村镇提供的科普次数没有=1,1~2次=2,3~4次=3,5次以上=43.310.70近3年获科技人员指导次数没有=1,1~2次=2,3次以上=31.251.15所在村镇农牧业科技示范项目∗有=1,没有或不清楚=00.241.19有无对农牧民进行科技培训∗有=1,没有或不清楚=00.310.21

注:带“*”变量为二元定性变量,样本均值是变量为1时的频率 在原问卷设计中,题项“您对在农牧业生产中应用新技术的态度”有4个选项:积极响应、观望等待、维持原状和不予配合。实际分析发现,后3个选项没有实质性区别,均表达出对新技术的消极态度,或者说需求意愿较弱,第一个“积极响应”选项表征的态度积极、需求意愿较强。因此,将被解释变量整理为“积极响应”和“非积极响应”两种属性的定性数据。“积极响应”设为1,“非积极响应”设为0,其中“非积极响应”又分为观望等待、维持现状与不予配合3种情况。

个人因素包括学历(受教育程度)、民族、宗教信仰、年龄结构4个变量。

衡量民生状况的变量在问卷调查中涉及众多选项,但根据相关理论与经验,收入状况最具代表性。因此,本文将家庭平均收入作为民生状况的代理变量。虽然该变量为连续变量,但在模型处理过程中,将其划分为4个收入区间,按照定序变量处理。

反映新疆农牧民科技供给状况的指标有4个:所在乡村(镇)配备专兼职农业科技推广或服务人员数量、每年获得农牧民科技人员指导次数、参加科普活动次数、是否有农牧业科技示范项目。前3个问题属于连续变量,对其划分区间后按照定序变量处理;最后一个问题按照二元虚拟变量(有=1,没有=0)处理。

2.3 Logit模型处理过程及分析结果

该模型的解释变量只有“积极响应”和“非积极响应”,属于受限因变量。结合研究的数据特征及分析目的,本文选用Logit模型进行分析,采用SPSS19软件进行处理。二元因变量包含多个回归变量的总体Logit回归模型为:

Z=β0+β1X1+β2X2+…,+βkXk+μ

(1)

P(Y=1|X1X2,…,Xk)=F(Z)=

(2)

式(1)中Xk为第k个解释变量,βk为相应的变量系数值,μ为误差项。式(2)为给定影响因素下被解释变量为1的条件概率值,用logit累积分布函数计算。当预测概率值大于0.5时,被解释变量为1,否则为0。二元logit回归模型中的R2无法衡量模型总体拟合优度,因而借鉴Stock等[16]的做法,采用预测准确率表示模型总体拟合优度,结果详见表2。

模型1只引入常数项,作为基本参照模型,预测准确率仅为51.7%。

模型2引入年龄、学历和族别3个个体特征后,模型整体拟合度有所提高,预测准确率由原来的51.7%提高到58.1%,分析发现,年龄和学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族别检验采用二元变量,旨在观察汉族与少数民族对待新技术的行为差异。结果表明:族别因素对民生科技需求态度有一定影响,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系数为负,说明在其它个人因素相同的条件下,少数民族农牧民对新技术采取积极响应态度的概率比汉族低。在不考虑族别以外因素的条件下,汉族农民积极响应的概率为50%,少数民族为33%,相差17个百分点。

模型3将民族换成宗教因素,模型几乎不变,检验参数也几乎未发生变化。该变量的选取与新疆特殊社会环境有关:汉族与非伊斯兰宗教信仰几乎相等,非汉族在新疆农村普遍信仰伊斯兰教。因此,从模型分析的角度,在新疆农村选用民族和宗教指标的效果相近。

在新疆农村地区,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哪个是影响新技术使用态度的真实原因呢?在调查问卷族别选项中,设置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和其它5个选项,并将其按虚拟变量(指示变量)进行处理,如模型4。模型4结果显示,维吾尔族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其它民族均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而哈萨克族、回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基本信仰伊斯兰教。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族别差异可能是影响新疆农村地区居民新科技应用态度更深层次的原因。

模型5在个人因素的基础上,纳入家庭平均收入变量,系数变化不显著。家庭平均收入系数为正,与先前的理论推测一致,但并未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表明,当前农村家庭收入对农民新技术采纳意愿影响不显著。

模型6纳入科技供给因素,发现农牧业科技示范项目和科普次数对科技需求意愿影响较大。其它变量以平均值计算,有无科技示范项目对民生科技态度影响的差异相差1.5%,说明科技示范项目具有直观性和可体验性,成为适宜新疆农村的科学技术推广应用方式。另外,获得科技人员指导次数也显著影响居民对待新技术的态度,指导次数越多,其对应用新技术持积极响应态度的概率越高。分析发现,科技培训对农牧民的新科技需求意愿影响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新疆农牧业科技培训效果欠佳、有待改善。总体而言,科技供给因素能解释64.2%预测准确率,比个体特征和民生状况因素的总和预测准确度高。

模型7纳入除宗教因素外的其它因素,模型系数值与模型2-6中的相差不大,说明模型比较稳健。考虑到年龄、学历和科技培训在模型2-7中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8将这3个变量也剔除,既增强了简洁性,又提高了自由度,其统计性能优于前面的几个模型,且系数值相对稳定。因此,本文后续以表2中的模型8为基础进行分析。

根据模型分析结果,新疆民族地区农牧民对新技术的需求意愿与非民族地区呈现较大差异。在个体因素中,族别和宗教的作用较为突出,而年龄、受教育程度对需求意愿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代表民生状况的收入指标作用不明显。科技供给因素中的农牧业科技示范项目、科普次数和获得科技人员指导次数对改善科技需求意愿具有较大作用。所以新疆农牧民民生科技需求意愿的实证分析支持H1和H3,不支持H2。由此,得出以下推论:

(1)在新疆农村,做好维吾尔族农牧民新技术接受工作和提高广大伊斯兰教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是提高科技推广普及工作成效的重点。目前,维吾尔族占到全新疆总人口一半左右,大部分居住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南疆4地州,农村地区维吾尔族占到90%以上,几乎全部信仰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农牧民科技需求意愿低直接影响到民生科技在新疆农村的有效配置。

表2 新疆农牧民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被解释变量:需求意愿:积极响应=1;非积极响应=0模型12345678年龄-0.035-0.040-0.029-0.037-0.020(0.131)(0.132)(0.135)(0.132)(0.142)民族-0.721∗∗∗-0.638∗∗-0.890∗∗∗-0.841∗∗∗(0.253)(0.268)(0.296)(0.283)维吾尔族-0.742∗∗∗是=1不是=0(0.271)哈萨克族-0.490是=1不是=0(0.447)回族-0.948∗是=1不是=0(0.523)其他-0.415是=1不是=0(1.021)学历-0.150-0.169-0.145-0.163-0.099(0.132)(0.134)(0.134)0.13(0.142)宗教信仰-0.721∗∗∗(0.255)家庭收入0.1100.240∗0.227∗(0.120)(0.132)(0.131)科技培训0.196(0.359)科普活动次数0.753∗∗∗0.972∗∗∗0.991∗∗∗(0.188)(0.205)(0.204)农业示范项目0.819∗∗0.821∗∗∗0.852∗∗∗(0.371)(0.319)(0.318)获农牧业科技0.325∗∗∗0.551∗∗∗0.559∗∗∗人员指导次数(0.133)(0.149)(0.148)常数项0.071.0331.0741.0020.110-3.072-3.676∗∗∗-4.093∗∗∗(0.113)(0.676)(0.685)(0.689)(0.120)(0.764)(1.185)(0.935)预测准确率(%)51.758.158.157.856.264.268.970.0

注:回归系数下方的括号内为其标准误差******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2)政府对民生科技的供给侧驱动是提高新疆农牧民民生科技需求意愿的主导因素。目前新疆农牧民主要受到政府科技供给力量推动,而内部需求拉动作用较弱。课题组实地调研发现,新疆政府已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探索出一些较为成功的做法。根据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相关精神,北京市援建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一个新村,整村各户设计为标准式庭院,入住村民完全采取嵌入式居住方式,对各民族交流、沟通和学习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农村要求清真寺内放置宣传科技致富的展板,根据农时季节,针对性地宣传实用科学技术,使广大教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产生了积极效果。另外,新疆各地普遍建立了农业示范种植基地。例如,新疆阿克苏地区一杆旗乡的红富士苹果种植示范园,经由土地适度合并、统一规划,同时配备专门的科技服务人员,与一些科研院所直接联合,将一些先进的授粉、除草、除虫、挂果技术引进到示范园区。同时,组织当地和周边农民到示范园工作,使当地群众在生产劳作中体会科技的力量和好处。

3 民族地区城镇居民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分析

民族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较为明显,以新疆为例,2014年新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3 214元,农村为8 724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倍多,既有以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化城市,比如乌鲁木齐,也有以传统农业为生计的农牧业地区。这种典型的二元化特征必然会使城乡间居民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针对城镇居民,发放调查问卷共计346份,回收329份,回收率95%。城镇居民与农村相关指标对比如表3。

表3 城镇与农村居民民生科技需求相关变量平均值比较

类别态度年龄民族学历宗教收入科普次数指导次数科技培训次数农村0.522.30.62.960.562.223.311.250.31城镇0.582.170.324.330.232.251.991.910.43

从表3可知,农村样本与城镇样本对待新科技的态度大体相当,农村持积极响应态度的居民为52%,城镇为58%。影响因素中,民族、学历、宗教信仰变量和科普次数4个指标差异较大。农村样本中,非汉族居民占到60%,城镇仅为32%。农村中信仰伊斯兰教的样本占到56%,城镇该指标仅为23%。不过在科普次数上,城镇样本均值反而比农村要低一些。

利用与2、3相同的方法,新疆城镇居民需求意愿模型处理结果如表4。

表4 新疆城镇居民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影响因素模型

被解释变量:需求意愿:积极响应=1;非积极响应=0模型123456年龄0.0290.0290.028(0.120)(0.120)(0.134)民族-0.039-0.0110.122(0.240)(0.444)(0.468)学历0.1930.1940.263(0.158)(0.158)(0.174)宗教信仰-0.036-0.90(0.471)(0.496)家庭收入0.272∗∗∗0.306∗∗∗(0.072)(0.079)单位专业培训0.970∗∗∗0.967∗∗∗(0.025)(0.259)科普活动次数0.1290.065(0.180)(0.190)获科技人员指导次数0.0020.030(0.145)(0.152)常数项0.338∗∗∗-0.161-0.1641.180-0.478-0.037(0.112)(0.540)(0.542)(0.249)(0.699)(0.947)预测准确率(%)58.458.458.464.059.666.2

注:回归系数下方的括号内为其标准误差

模型1仅包含常数项,预测准确率为58.4%,作为研究的基准模型。模型2引入年龄、学历和民族变量后,预测准确率几乎无变化,解释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宗教信仰变量,年龄、学历和民族变量的分析结果与模型2基本相似,但宗教信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受到民族和宗教因素显著影响的农牧民有明显差异。

模型4仅引入代表民生状况的影响因素——家庭平均收入水平。该模型结果显示,家庭收入越高,对民生科技响应态度越积极。

模型5表明,在科技供给影响因素方面,城镇居民与农牧民表现出不同特征:科普活动、获得科技人员指导次数均对农牧民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城镇居民影响不显著,专业技术培训对二者的影响均较为显著,这与访谈调查结果一致。在访谈调查中发现,城市居民对民生科技的态度与其供职单位有直接联系,尤其是供职单位是否有专业对口的科技培训的影响显著。因此,激励用人单位增加员工科技培训,是提高城市居民积极应用生产性民生科技的关键。

模型6纳入个人因素、民生状况和民生科技供给因素,发现各变量系数符号与模型2-5中单独引入各影响因素的结果相同,系数值相近,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说明模型结果比较稳健。

综上,新疆城市居民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影响因素与农村居民整体上呈现较大差异,概况如下:

(1)在驱动力上,农村居民以政府供给推动为主,需求拉动作用不大;城市居民以收入拉动作用为主,同时以供职单位的专业技术培训作为采用新技术的推动力量。

(2)改善农村居民需求意愿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及派出机构,城镇居民则是以自身和供职单位为主体。

(3)与农村中民族宗教因素对科技的推广应用起到重要影响不同,城镇居民中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再是影响民生科技需求意愿的显著因素。

4 结语

在当今提倡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新技术需求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发展过程中的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以新疆为样本的民族地区民生科技需求意愿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不仅具有明显不同于非民族地区的影响因素,且民族地区内部城乡之间差异也较大。为了提高民族地区民生科技配置成效,各级政府需要分类施策。

(1)在民族农村地区,各级政府及派出机构作为民生科技需求意愿的主要引导机构,应承担主体责任。政府主管部门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民生科技的有效供给上,具体举措包括:将民生科技纳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范畴,增加民生科技资金投入;增加农业示范项目,创造条件增加农牧民对农业示范项目的参与度;提高农村地区科普活动频度和广度;增强农牧民对科技指导的可获得性,如进一步完善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提高基层科技人员待遇等;改善农村地区科技培训的方式方法,提高科技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政府应加强民族地区现代文化引领力度。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淡化宗教氛围,推广现代文化教育。鉴于清真寺是民族地区农牧民经常出入的场所,可按照不同农时,将实用技术、科学知识在清真寺公告栏中有针对性地展示,指导广大教民将民生科技用于生产生活。重点针对宗教界领袖,引导采用种养殖新技术、成为科技致富带头人,为广大信教群众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同时,鼓励各民族嵌入式居住,促进各民族交流交融、相互学习。

(3)在民族城市地区,政府对民生科技的供给侧直接投入效果并不明显,而企事业单位对城市居民的民生科技需求意愿影响显著。因此,应加强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专业技术培训力度,这也是政府在城市区域发挥间接影响力的着力点。例如,对企业在专业技术培训方面进行投入,给予一定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将企事业单位在职培训情况纳入相关考核体系(如文明单位评选)。另外,利用政策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利用需求侧收入效应激发居民使用新技术的积极性,也是较为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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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思睿)

The Demand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Farmers and Headers in Ethnic Areas——From a Logit Model Analysis of Urban and Rural Data of Xinjiang

Sun Qinggang1,2,Yang Jianjun3

(1.Center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of Xinjiang, Xinjiang University;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njiang University,Urumqi 830046,China;3.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Correctly guid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and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livelih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ocation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eas.The paper finds tha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not only between ethnic and non-ethnic areas but also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ethnic areas by constructing logit model based on Xinjiang questionnaires.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choosing the appropriate path of livelih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thnic areas.

Key Words:Ethnic Areas; Livelih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and Willingness;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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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20-0045-06

收稿日期:2017-06-26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201542114);新疆大学校博士启动基金项目(202-61499)

作者简介:孙庆刚(1978-),男,河北保定人,博士,新疆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管理;杨建君(1963-),男,内蒙古兴和人,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

DOI:10.6049/kjjbydc.201705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