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才流入是否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

摘要：根据相关经验研究及理论模型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壁垒提高贸易自由度。利用2006-2013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与地区FDI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存在一定区域差异。同时，国际人才流入与企业经营环境及地理集聚水平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国际人才流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企业经营环境缺失和地理集聚水平低下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和较高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对FDI区位分布具有重要影响。上述结论对于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竞争力及促进我国FDI区域分布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同时也对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国际人才流入；FDI；区位选择；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地理集聚

0 引言

据UNESCO统计，全球出国留学生人数日趋攀升，1975年约80万人，2005年为300万人，到2013年增至450万人。一国能否接触并有效利用其它国家先进科技知识是影响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1]。因此，携带着新技术、新思想和具有较强创造力的国际人才流动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现象。通过引进高层次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我国现阶段重要的人才战略之一[2]。而随着我国对高等教育海外留学群体投入的不断增加，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高层次人才，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打下良好的人才与技术基础。

另外，来华留学生人数也呈长期增长趋势。据统计，1999年来华留学生为4.47万人，到2014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增至37.7万人，如图1所示。根据已有文献，来华留学生作为国际人才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从以下3个方面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一是双向贸易推动效应[3]；二是内需拉动效应[4]。2011年，留学生人均支出是本国居民的2.7～3.7倍，且来华留学生总支出达144.86亿元[5]；三是吸引人才与技术[6]。

与此同时，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呈迅速增长趋势，于2012年超过1 000亿美元，占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的8.9%；2013年，在全球直接投资下降背景下，中国吸收外商投资仍保持5.3%的增速，并再创1 176亿美元历史新高；2014年，中国更是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FDI接收国，流入额达1 290亿美元，增长约4%，如图2所示。FDI增长不仅能够直接提高一国资本存量水平,还通过促进东道国就业、提高当地人力资本水平、引进技术并发生技术外溢等途径优化东道国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1,7]。

纵观两者增长趋势可以发现其存在一定相似之处(如图1，图2所示)。那么，国际人才流入与FDI区位分布之间是否存在一定内在联系呢？纵观已有文献中关于国际人才流动对国际贸易的积极影响，本文进行如下探讨：

Gould和Head[8]研究得出，人才跨国流动能够显著降低贸易壁垒，其产生的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交易信息获取效应、交易契约履行效应可以引发贸易扩张和创造效应。相比于国内贸易，信息缺乏将导致国际贸易活动成本大幅上涨，而贸易成本正是国家间商品交换的主要障碍。国际流入人才能够较好地掌握母国市场情况，同时具备语言交流优势。因此，国际人才流入能够使信息搜寻与获取变得更为便利，从而有利于降低贸易交流壁垒[9]。魏浩等[10]认为，人才跨国流动降低了国际贸易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继而促进贸易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

国际人才流动还可以通过偏好扩散效应影响双向贸易[8]。Combes等[11]认为，多数消费者都有“本土消费倾向”，而国际人才流入则会强化这种倾向，从而有助于增加两国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这种偏好扩散效应的另一种体现就是文化趋同带来的双边贸易规模扩张[12]。例如，Roger and Bedassa[12]对美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进行研究发现，移民能够通过弱化国际文化距离产生的贸易壁垒推动产品出口扩张，即一国往往倾向于与本国文化相近的国家进行双边贸易。

此外，移民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文献也有一定参考意义，虽然国际人才流入与移民并非同一群体，但两者的贸易促进效应却颇为相似。已有文献指出，移民网络对东道国对外贸易具有推动作用[13-14]，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能够提高市场信息搜寻效率[15]。同时，这种社会网络还能够克服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非正式壁垒，降低对外贸易交易成本，提高出口贸易额和改变出口商品结构[16-17]。因此，国际人才流入将极大程度上增加信息来源多样性，减少企业产品(尤其是差异化产品)需求信息甄选成本[16]。

国际人才流入能够促进国际贸易，而贸易与FDI之间具备正向关系[18]。此外，Luosha等[19]在研究税收和关税政策如何影响FDI溢出效应时发现，改善贸易政策能够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外部性[19]。据此推论，国际人才流入对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继而影响其区位分布。

图3拟合了中国各省市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规模与本地区FDI规模的关系曲线，以初步考察并寻求经验证据。图3拟合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这一典型事实初步验证了关于国际人才流入与FDI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假设。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作出以下几点贡献：①与国内大多数FDI区位选择研究不同，本文重点分析国际人才流入与中国FDI区位分布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国际人才流入对影响FDI区位分布的其它因素有何作用，具有一定创新性；②本文采用来华留学生数量作为国际人才流入的代理变量，并采用其滞后变量和地区高校专职教师人数作为工具变量，尽可能降低内生性造成的偏误；③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引入国际人才流入与FDI区位分布其它因素交互项，考察其对FDI区位分布的间接影响。以上研究不仅对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对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理论模型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发现，人才跨国流动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交易信息来源、消费偏好扩散及缩短国际文化距离等途径降低国际贸易壁垒。因此，如果用τ(冰山成本)表示国际贸易存在的各种壁垒，通过上述分析可将贸易壁垒与人才流入之间的关系表示为：

并且，根据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有效降低国际贸易壁垒可知：

另外，李坤望等[20]指出，贸易自由度可用来反映国家间商品贸易自由及便利程度，本文从贸易成本角度衡量贸易自由度。贸易成本包括获取商品需要支付的除生产成本以外的一切成本[21]。现有研究大多从贸易壁垒角度测算贸易自由程度。因此，根据上述文献及Baldwin等[22]提到的贸易自由度φ，且φ=τ1-σ可知，贸易壁垒下降会带来贸易自由度上升，即：

综上所述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以降低贸易壁垒，而贸易壁垒下降则会带来贸易自由度上升，因此国际人才流入可以提升贸易自由度，即

随后，本文假定消费者效用函数为两层效用函数[23]，上层效用函数为CD效用函数，由农产品和工业品组合构成；下层效用函数为CES效用函数，由不同工业品组成[24]。则消费者对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需求函数为：

其中，xA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xh为消费者对工业品h的需求。E表示消费者可支配收入，μ为消费者工业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ph为第h种工业品的价格，pA为农产品价格，pM为工业品组合价格指数。厂商为垄断竞争企业，则利润函数为：

式(6)中，v为地方政府征收税率；c为工业品边际成本，τ为冰山成本，即贸易壁垒；

为外地对本地产品的需求。根据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产品价格为“加成价格”，即p=

c。因此，进一步可得到企业利润函数为：

本文将边际成本函数定义为c=wαrβnγ，其中w为地区工资水平；r为利率水平，即资金成本；n为该地区企业数量，即本文提到的地理集聚；α、β、γ为常数。根据Baldwin等[22]提到的贸易自由度φ，且φ=τ1-σ。将式(5)及成本函数代入式(7)，企业利润函数则为：

为相关文献中提到的市场潜能项。从式(8)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度上升能够带来企业利润增加，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有效降低国际贸易壁垒，而贸易壁垒下降则会带来贸易自由度上升，即：

最终结合式(4)和式(9)可得：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一系列途径有效降低国际贸易壁垒，而国际贸易壁垒作为贸易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研究中经常被作为测算贸易自由度的指标，并且贸易壁垒降低能够促进贸易自由度提升。同时，从推导出的企业利润函数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度提升能够带来企业利润进一步增加。因此，国际人才流入是提高当地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该因素在以往研究中却一直被忽视。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显著提高地区FDI流入规模。

2 指标选取与计量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推导出的企业利润函数式(8)可知，外资企业在选择区位时会考虑地区国际人才流入规模、地理集聚水平、区域政府政策、金融服务情况、本地及出口市场容量、地区工资水平等因素。同时，已有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制度环境、基础设施、贸易成本、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外溢、市场规模及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FDI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7,25-28]。因此，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研究并结合理论模型推导，最终确定实证模型中的相关变量，具体如下：

(1)lnfdi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各地区吸收的FDI规模，本文用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个数作为代理变量[7]。

(2)来华留学生人数(forestuit)为解释变量，由于除“来华留学生”以外其它类型国际人才数据无法获取，本文用来华留学生人数作为跨国人才流动的代理变量[10]。

(3)企业经营环境指数(envirindexit)：该变量表示企业经营环境状况，由8个分指数构成[29]。本文用企业经营环境指数作为影响FDI区位分布(包括政府政策、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供应状况)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代理变量。

(4)地理集聚程度(geoaggit)：该变量主要用来衡量地理集聚程度，本文用地区相对规模权衡，即

其中

表示t时期r地区工业总值

为t时期r地区GDP，arear为区域面积[24]。

(5)地区经济发展水平(rgdpit)：该变量反映一个地区的收入水平和经济规模，本文用人均GDP作为其代理变量。

(6)地区人口规模(popuit)：该变量用来衡量地区市场容量，即式(8)中的

项。由于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因此企业在市场规模较大地区更能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从而获取更高利润[4]。

(7)地区工资水平(wageit)：工资水平高低反映了一个地区劳动力成本的高低，而劳动力成本直接影响企业利润，因此必然对FDI区位选择产生一定影响。

(8)地区总出口额(exportit)：该变量表示i地区t年出口贸易总额，用于衡量出口市场规模，即式(8)中的φE*

项，且贸易与FDI间存在正向关系[18]。

(9)地区对外开放度(openit)：该变量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其GDP比重衡量，且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将贸易总额调整为人民币计价。

2.2 实证模型与数据来源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β3lngeoaggit+β4lnrgdpit+β5lnpopuit+β6lnwageit+

β7lnexportit+β8lnopen+consit+εit

上述计量模型中i代表具体省份，t代表具体年份，α代表常数项，β代表影响系数，consit表示不可观测的与各地区相关、时间上恒定的因素，ε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以中国大陆除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3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历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2013年报告》、《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不同区域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存在巨大差异。样本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数最少地区只有285个(2007年宁夏地区)，而数量最多的省份则有100 639个(2013年广东地区)，标准差达19 390.78。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来华留学生在各地区的数量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少的只有55人，而最多的达到77 706人。与此同时，各地区在不同时点上的地理集聚水平、人均GDP及工资水平等变量差异也十分显著。

3 实证结果分析

为避免因模型所选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之间存在过高的相关性而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VIF均值为3.61，即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其次，通过LM检验、Hausman检验及年度虚拟变量联合显著性检验，最终将模型确定为包含时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3.1 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选择的总体影响

表2中模型1是国际人才来华对FDI区位选择整体影响的初步估计。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它变量后，区域来华留学生规模对地区FDI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来华留学生每增加1%，FDI水平将提升0.15%。此外，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当地企业经营环境状况、地理集聚程度及地区工资水平也是影响FDI水平的重要因素，即企业环境指数每增加1单位能够促使FDI规模增加1.72%，地理集聚水平每提高1%能够带来FDI水平上涨1.3%。

然而，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地区FDI规模和解释变量来华留学生规模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一方面，FDI水平较高地区往往经济水平也比较发达，而经济水平发达地区更容易吸引来华留学生；另一方面，留学生流动可通过各种途径削弱贸易壁垒及提高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从而可以吸引更多FDI。在这种情况下，OLS得到的参数估计有可能不是一致估计。因此，本文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IV-2SLS)进行估计。本文选取各省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和来华留学生人数一阶滞后项作为各省吸收来华留学生人数的工具变量。各省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作为其教育水平高低的衡量指标之一，与各省吸收的留学生人数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与扰动项不存在明显相关，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两个标准[10]。

注：小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中括号内数据为P值；*、**、***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了10%、5%和1%显著性检验；OBS表示样本观测值个数，下同

表2模型2显示，在控制变量内生性后，国际人才流入对FDI区位选择影响程度大幅增加，且各控制变量符号均未发生改变。由此可见，国际人才流入可通过降低贸易壁垒提高外资企业利润，并吸引更多FDI。此外，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地理集聚水平和地区工资水平均对FDI区位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如企业经营环境指数每增加1单位可带来该地区FDI水平扩大1.66%，地理集聚水平每提高1%则可以推动FDI增加1.37%。

3.2 国际人才流入对不同经济区域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际人才流入规模增加有助于吸引更多FDI。然而，从国内范围看，尽管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非常大，但其区域分布极不均衡，其中大部分资金集中在东部9个沿海省份和3个直辖市，只有很少一部分资金流向西部地区。以2013年为例，东部9个沿海省份和3个直辖市占全国FDI的67%，仅广东、辽宁、江苏、上海4省市的比例就高达57%，而只有11%的资金流向西部地区。因此，本文重点以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及西部地区3个热点经济区域为考察对象，进一步探究国际人才流入如何影响各经济区域FDI区位分布。

表2回归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对长三角地区吸引FDI并无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环渤海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影响则较为显著，其中对环渤海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即来华留学生每增长1%能带来环渤海地区FDI水平增加2.01%。对长三角地区FDI水平影响较为显著的因素分别为企业经营环境指数和地区人口规模。在环渤海地区，除人才流动因素以外，地理集聚水平对地区FDI水平也有显著影响，地理集聚水平每提高1%可以带来地区FDI水平上升6.91%；而西部地区分析结果显示，对FDI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国际人才流入和企业经营环境。因此，本文不仅验证了已有文献中提到的FDI区位分布影响因素，还进一步得出国际人才流入对地区FDI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并且通过分析发现在不同经济区域各影响因素显著性存在较大差异。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以来华攻读学位的留学人才作为衡量各地区国际人才流入的规模，并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观察表3中稳健性检验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无论解释变量为各地来华留学生总人数，还是为各地来华攻读学位的留学生人数，变量系数与上文估计结果均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4 进一步讨论

虽然上述结果已经证实了本文经验假说，但无法得知国际人才流入是否通过影响其它因素从而间接影响FDI区位分布。根据表2中模型2分析结果可知，FDI倾向于进入企业经营环境良好及地理集聚效应较为明显的地区。因此，本文进一步讨论国际人才流入对企业经营环境和地理集聚吸引FDI效应有何影响。为此，在上述回归模型中分别加入来华留学生与企业经营环境交互项(lnforestu×envirindex)及来华留学生与地理集聚效应的交互项(lnforestu×lngeoagg)，即新的实证分析模型分别如下：

β3lngepaggit+β4lnrgdpit+β5lnpopuit+

β6lnwageit+β7ln exp ortit+β8lnopen+

β9(ln forestuit×envirindexit)+consit+εit

lnfdiit=α+β1lnforestuit+β2envirindexit+

β3lngeoaggit+β4lnrgdpit+β5lnpopuit+

β6lnwageit+β7ln exp ortit+β8lnopen+

β9(ln forestuit×lngeoaggit)+consit+εit

表4结果显示，来华留学生与企业经营环境交互项(lnforestu×envirindex)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2 2和-1.394 7，来华留学生与地理集聚效应交互项(lnforestu×lngeoagg)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82 2和-0.425 3，且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国际人才流入与企业经营环境因素之间存在某种替代效应，即如果能够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由于企业经营不良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国际人才流入与地理集聚水平之间也存在这种替代效应，即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地理集聚水平低下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对于一些在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或者进一步提高地理集聚水平方面存在较大困难的地区，通过吸引国际人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它条件的不足。究其原因在于，国际人才流入能够改善地区人力资源供给、降低交易成本等，从而削弱其它因素对FDI区位分布的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06-2013年中国内地29个省市面板数据，从国际人才流入角度分析了影响FDI区域选择的相关因素。结果显示，国际人才流入促进了地区FDI水平的提高。此外，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提高地理集聚水平均对吸引FDI有积极作用。从整体上看，以来华留学生为代表的国际人才流入提高了全国各省市及部分热点经济区域吸引FDI的能力，且国际人才流入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经营环境和地理集聚水平对吸引FDI产生的积极效应而间接影响FDI区位分布。

为有效缓解近年来中国吸引外商投资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困境及国内FDI地区分布不均衡现状，政府应高度重视国际人才引进。在当前国际人才竞争异常激烈的大背景下，为了大规模吸引国际人才来华留学及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1)高度重视国际人才对FDI的影响，将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充分发挥国际人才对FDI的积极作用，利用国际人才流动在削弱贸易壁垒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持续稳定增长，继而通过其技术外溢效应带动我国高技术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改变我国一直以加工贸易模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现状。

(2)从国家层面上积极制定吸引国际人才的优惠政策。一方面，随着欧美“再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我国吸引FDI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滑；另一方面，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呈现出总量虽大但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特点。基于此，政府应积极制定吸引国际人才的相关政策。生活成本是影响留学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可通过进一步扩大奖学金覆盖范围和增设奖学金在各个地区的名额，从而吸引更多发达国家及新兴发展中国家人才。同时，Carlos Rodriguez Gonzalez等[30]以伊拉斯谟项目(欧盟发起的一项高等教育交流计划)为例，分析了影响国际留学生流动的决定因素，发现除国家大小、大学世界排名、消费水平、官方语言等因素外，国家间距离也是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重要因素。因此，还应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大契机，增设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优惠政策，从而吸引更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人才。

(3)地方政府应积极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同时注重地区或城市品牌建设。尤其是一些拥有文化底蕴和丰富历史遗迹的地区，更容易对国外求学者产生巨大吸引力。此外，大学声誉也是影响国际留学生流动的重要因素[30-31]。因此，高校应进一步提高自身办学质量及国际知名度，依托国家政策支持，加强与国外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在国外与当地高校联合办学，采用联合培养方式吸引生源。同时，建立良好的师资队伍，吸引在国际上声名显赫的专家学者回国发展，充分做到以质取胜。

(4)重视除留学人才以外的各类国际人才引进。由于数据获取受限，本文只对留学生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但实际上其它各类高端国际人才流入也会对FDI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积极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引进各类高端人才，构建强大的国际人才网络，为中国提升FDI国际竞争力作储备；另一方面，这种强大的网络效应能够吸引更多国际人才[31]。此外，应给予西部地区更对多政策优惠，从而吸引更多国际人才去西部发展，这样有助于西部地区摆脱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FDI匮乏的循环怪圈，继而有效改善当前我国FDI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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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nternational Talent Inflow Affect the FDI Distribu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Level Dat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model, International talent inflow can improve trade freedom by reduce trade barrier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hinese 29 Province data for sample from 2006 to 2013,the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talent inflow impact on FDI distribution.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talent inflow can increase FDI, and it also has indirect effects on FDI Distribution by influenc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However,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alent inflow on FDI distribution ha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ddition, the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also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attracting FDI. The conclusion above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attracting FDI and the balance foreign investment in different area. There is a certain significance to other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International Talent Inflow; FDI; Location Selection;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ex;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作者简介：谷媛媛(1986-)，女，安徽和县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邱斌(1969-)，男，安徽宿州人，博士，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