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十大城市群产业集聚与多样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比较

(1.桂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要：研究十大城市群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对新常态下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通过构造全要素生产率C-D方程，将产业集聚和多样化纳入生产函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对2003-2014年国内十大城市群产业集聚和多样化与第二三产业经济增长实际作用进行评估研究，再通过中观层面产业集聚及区域整体多样化测度对上述评估结果展开分析。

0 引言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等一系列重大挑战[1]，评估区域产业集聚和多样化是进行结构调整、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党中央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特别强调要坚持以城市群为主题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2014年我国十大城市群贡献了全国2/3以上的GDP。通过比较研究我国十大城市群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指导各地区结构调整、制定针对性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集聚和多样化是产业分工两个方向的发展，产业集聚是指产业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联的产业高度集聚在一起，多样化是指区域产业呈现多元结构。产业分工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也使集聚水平和生产细化程度提高，进而促使产业分工深化发展；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化，产业间集聚程度上升，产业间互联关系进一步扩大，推动产业结构向多元方向持续发展。

国外关于区域产业结构的研究已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Frenken[2]通过产业多样化的分解使得关于多样化和专业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更为合理；Chandra[3]通过对区域产业专业化、人力资本、财政状况建立模型，对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经济集聚规模进行测度，进而说明了空间布局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Kemen[4]将产业专业化程度纳入经济发展关系，指出专业化与多样化的提升并不冲突。Jaakk[5]通过对芬兰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分析得出，多样化有益于经济增长。Thomas[6]通过实证发现，德国的专业化水平、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针对区域产业集聚和多样化问题，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邬丽萍[7]通过对广西地区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回归分析指出，两者呈现动态变化并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影响。魏玮[8]通过对长三角和中原城市群的相关多样化面板数据分析，认为相关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赖于城市专业化的调节。王琢卓[9]通过对我国地级市城市面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分析指出，产业集聚与多样化对经济增长存在均衡关系。苏华[10]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下城市产业专业化、多样化以及与人口和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了测度分析，并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总体来看，当前学者对城市产业集聚和多样化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研究区域主要针对我国先进城市和地区，并且大部分只在宏观层面展开分析。关于全国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分析以及测度分析的研究不多，针对我国主要经济区域展开的探讨尤显不足。

本文通过构造全要素生产率C-D方程，将产业集聚和多样化纳入生产函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从而对2003-2014年全国十大城市群产业集聚和多样化与二三产业经济增长实际作用进行评估研究。再通过对中观层面(中观层面上选取《城镇化发展规划》提出的19个行业)区域产业集聚和多样化的测度，进一步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得出更为准确的评估建议，进而为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实证支撑。

1 范围界定与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参考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肖金成、袁朱的研究[11]，将全国十大城市群所包含城市罗列见表1[12]。本文构建的评估指标体系是包含宏观和中观层次的多维度复合系统。文中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5》、《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5》。

通过构造全要素生产率C-D方程，将产业集聚、多样化与经济增长作线性关系表达，并对生产函数作回归结果分析，进而从实证角度判断不同区域二三产业的集聚和多样化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最后，通过测度中观层面产业集聚及区域整体的多样化，对上述评估结果展开分析。

2 模型构建与测度方法

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构建模型：

其中，Yit、Ait、e、Kit、Lit分别表示i区域t时期某产业的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λ1、λ2、δ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的弹性系数，并且均在[0～1]的范围内，ε为随机扰动项。

对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使总产出Yit和生产要素Ait、Kit、Lit呈线性关系。

将全要素生产率Ait分解成集聚和多样化的C-D函数表达[13]：

其中，Qit为产业集聚指数,本文采用产业区位熵代表其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专业化集聚程度。

Qij表示i区域j行业的区位熵，J代表三大产业，Lj为j行业的全国总从业人口，L为全国总就业人口[14]。

Dit为多样化指数，本文采用Frenken提出的相关多样化概念，将多样化指数进行分解计算。SIJ表示i区域的第j个部门产业的就业比重。

多样化指数Dit为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之和。

i区域的无关多样化指数为：

i区域的相关产业多样化指数为：

i区域的多样化指数计算公式为：

将资本投入Kit分解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固定投资(DK)两个部分进行测度。

可将式(2)转化为反映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对经济规模的影响：

2.2 中观层面产业集聚指数θ

本文采用θ指数法对区域19个行业的产业集聚情况进行测度，得到某行业区域内分布程度[15]。

区域内有m个地区，Lij表示i地区j产业的从业人数，

j为区域内j产业的平均就业人数，k是j产业中大于平均从业人员的地区个数[16]。

θ的取值范围在[0～1]，数值越大表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生产函数回归结果

通过对2003-2014年国内十大城市群经济增长函数作回归分析，得到表2。

Tabl变量lnLit衡量了区域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看到劳动力人口对第二三产业的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其中，劳动力人口对长三角、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二产业发展作用明显；对京津冀、辽中南、山东半岛、珠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发展作用显著；中原和川渝城市群则在第二三产业上表现出劳动力优势。

变量lnFDIit、lnDKit衡量了区域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17]，回归结果表明区域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均起到正向作用。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京津冀、长三角、关中城市群在利用外资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辽中南、山东半岛、中原、长江中游、珠三角城市群则在利用国内投资上具备明显优势；辽中南、山东半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及海峡西岸、中原、珠三角城市群的第三产业在利用外商投资和国内投资上比较均衡。

变量lnQit、lnDit表现了区域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对京津冀、海峡西岸、珠三角、川渝、关中城市群第二产业及辽中南、长三角、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川渝、关中城市群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呈现促进作用。其中，对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和辽中南、中原、关中城市群的第三产业而言，产业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集聚的作用；对珠三角、关中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和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第三产业而言，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高于多样化水平。从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到，辽中南、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产业集聚对第二产业的经济发展起到负向作用，表明其产业集聚呈饱和状态以及对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多样化水平对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呈负向作用，表明第二产业亟待优化升级，以追求更高水平的发展；京津冀、山东半岛、珠三角、川渝城市群多样化水平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呈负向作用，表明在高速发展区域第三产业的同时也需要对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进行合理协调，以使第三产业的集聚水平进一步提升。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3.2 产业集聚结果

通过式(12)计算区域细分产业的集聚指数θ，得到表3。表中数据显示，京津冀城市群在第一二产业上的集聚水平均不高，而在第三产业中的信机软、房地产、租赁、科技、居民服务、文化等行业的集聚指数高于0.5，并且第三产业大部分行业都具备集聚优势；辽中南城市群在第二产业上虽然集聚效应不明显但区位熵基本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的区位熵偏低；长三角城市群在第二三产业的集聚指数θ不高，但行业区位熵优势明显；海峡西岸城市群第二三产业的集聚水平和区位熵均处于偏低状态；山东半岛、中原、长江中游城市群在第二三产业的集聚水平偏低，但山东半岛城市群大部分产业的区位熵依旧保持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状态，中原城市群第二产业的区位熵优势突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则仅在制造业、建筑业、批零、卫生、文化等行业具备比较优势；珠三角城市群在第二三产业的集聚水平并不具备优势，制造业区位熵优势明显但集聚水平偏低，而交仓储、信机软、房地产、租赁等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集聚水平保持良好；川渝城市群在第二三产业及关中城市群的第三产业的集聚和区位熵均处于优势地位。

3.3 多样化指数分析结果

利用公式(7)、(8)、(9)、(10)对2003-2014年我国十大城市群多样化指数进行测算。将多样化指数分解为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进行分析，相关多样化能够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在宏观经济较好情况下可以提升就业率和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但当经济下滑时不利于经济稳定，无关多样化能够促进不同产业协作，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18]。

京津冀、辽中南、中原、川渝、关中相关多样化指数均保持较高水平，并呈稳步上升态势。海峡西岸、珠三角的相关多样化指数偏低，其中，珠三角城市群的相关多样化指数在2011年后出现下降(图1)。

由2003-2014年测度数据可得，区域无关多样化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京津冀、海峡西岸、山东半岛、珠三角城市群的无关多样化指数最低，而辽中南和川渝无关多样化指数保持较高水平(图2)。

4 结论与讨论

(1)在全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形势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不平衡现象。劳动力人口对长三角第二产业与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对优质人才资源的吸纳是新常态下实现结构转型、稳定发展的必要措施。外商投资对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仍保持显著作用，而国内投资成为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明显助力。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第二产业、长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都起到促进作用，其中，产业多样化对京津冀城市群第二产业经济增长作用更大，产业集聚对珠三角城市群第二产业经济增长作用更大，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对长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经济增长作用较为均衡。这些说明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的第二产业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于京津冀城市群拥有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并且存在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其第二产业趋向于高水平的多元化发展，以形成广泛互联的产业网络作为新的发展思路。而珠三角城市群在新常态下通过不断提升专业化程度、集聚水平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长三角城市群在新常态下呈现出更为稳定健康的发展模式，其覆盖城市较多、发展水平较高，使其能够利用产业多样化和集聚实现平衡发展。多样化指数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及长三角城市群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呈负向作用，说明区域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与优化。多样化水平与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的负相关性说明区域内第三产业结构转变不是低专业化水平的发展而是通过整合提升专业化程度，进行广泛深入的产业内、产业间互联从而提升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和质量。京津冀城市群在第三产业的集聚水平和区位熵均保持较高，说明其第三产业发展迅速，需要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达到经济增长平衡；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在第二三产业的集聚水平和区位熵并不占据优势，说明新形势下如何对产业升级、深化产业分工以及提升专业化程度成为保持经济增长平衡的重中之重。

(2)新形势下，辽中南、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发挥了劳动力人口的优势，并且在资本投入上对国内投资依靠较明显。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对辽中南、中原城市群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作用，并且多样化的作用效果更显著，说明该区域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多样化作用显著说明城市群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尚显不足，亟待多元化发展，需要发挥城市群的劳动力人口优势，促进第三产业高速发展，从而带动产业内、产业间集聚。产业集聚对辽中南、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作用，其产业集聚指数、区位熵、多样化指数的测度结果表明区域第二产业的发展过于集中。这说明城市群发展一方面显现出第二产业发展出现瓶颈，集聚效应产生边际递减，需要通过提高产业间互联、构建经济网络来带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群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的带动作用，如何提升第二产业的多样化水平以及专业化程度要与第三产业发展相结合。产业多样化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且第三产业集聚水平偏低，说明区域第三产业发展出现停滞，存在大量低专业化水平的行业发展模式，需要对第三产业予以政策支持与引导，提升其专业化程度及发展水平，对城市群进行准确职能定位并以此指导第三产业转型。

(3)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川渝、关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二产业以及川渝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利用劳动力人口优势刺激经济增长，而劳动力人口对关中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作用并不明显，说明关中城市群对人力资源的吸引能力有限，不能很好地将劳动力人口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增长优势。海峡西岸和川渝城市群在投资利用方面对外商投资和国内投资的依靠较为均衡，长江中游城市群对国内投资较为依赖而关中城市群对外商投资的倚重比较显著。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对海峡西岸、关中城市群第二、三产业和川渝城市群第二产业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三产业均起到促进作用。其中，产业多样化对海峡西岸和川渝第二产业以及关中第三产业的作用更为明显，产业集聚对海峡西岸和长江中游第三产业以及关中城市群第二产业的作用更为明显，说明区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关中城市群需提升第二三产业的集聚度和专业化水平，增强区域内产业间互联，以形成更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多样化水平对长江中游第二产业和川渝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作用，说明区域产业集聚和专业化水平不高，产业间联系较为分散，在新常态下产业结构亟待调整，需要依托技术、资本、人力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提升产业专业化程度和集聚水平，从而使产业整体实现跨越式发展。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分析比较了全国十大城市群产业集聚和多样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接下来对上述结论作进一步讨论：

(1)本文从包含产业集聚和多样化的生产函数入手，对中观层面19个行业的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发展展开分析讨论，证明了产业集聚和多样化对经济增长存在动态作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多样化对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作用，说明城市群演化是由产业间水平分工到产业间垂直分工再到产业内水平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19]。在产业发展时提升集聚水平和专业化程度是丰富产业多样化的重要方式，多样化指数与产业结构呈正相关，在构建新型产业中发挥主导作用[20]。

(2)通过模型分析可以看到，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始终起到正相关作用[21]，而区域产业随着发展形势的变化，其集聚度和多样化会出现不均衡情况，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Florian[22]通过对前西德近36年产业数据的实证分析，说明了集聚和多样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与衰退都具有重大作用并且两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与本文结论相符。

(3)通过模型分析可以看到，区域行业的区位熵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为集聚优势，而将区域产业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力优势在经济萧条时期抵抗下行压力和恢复健康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23]。在发展区域优势产业的同时，要避免区域产业过于单一。如果区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在提升产业多样化的同时，提高产业专业化程度以达到更高水平的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所应关注的重点[24]。

本文将产业集聚和多样化指数纳入生产函数进行联合分析，可以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在新形势下评估产业状况、探寻区域潜在经济增长点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虽然同时应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分析比较了全国十大城市群产业集聚与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受限于中观层面的指标限制以及无法纳入生产函数进行细化分析，此外由于城市群内部地理环境、政策导向的不同也会对分析结果产生影响，期待有关学者能对此类问题展开更详尽的讨论。

5 政策含义及建议

通过比较研究新常态下我国十大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变化以及面临的问题，得到以下政策含义：

(1)本文研究结论可用于评估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对我国区域制定的发展方向与新形势下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存在的偏离以及新问题，以便作出政策调整。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的必要性及方向，可为《规划》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2)本文从实证角度解释了实施区域产业政策引导和定位的必要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出现多样化水平负相关表明，区域在追求多元化发展的同时，需要对产业集聚和专业化程度进行深化培育；辽中南、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出现集聚过度，说明区域在发挥产业优势的同时需要培育新型产业；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川渝、关中城市群出现经济增长不稳定，说明即便是在发展势态良好的情况下，也要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揭示了新常态下调整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紧迫性。

基于上述政策含义分析，本文认为可以对新常态下区域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发展经济。

第一，维持多元结构优势，进行产业优化升级。长三角城市群第二产业出现多样化负相关以及产业集聚水平偏低，说明其比较优势并没有形成集聚效应，长三角城市群在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指数上均处于中间水平说明其拥有产业结构多元优势，如何结合产业比较优势和多元结构优势进行产业集聚是新常态下改变发展方式、创造新增长极的关键步骤。产业集聚效应是促进产业发展、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25]。长三角城市群数量众多并且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在新常态下利用其整体发展优势强化城市间经济互联，通过产业优化升级带动和形成更广泛、深入的产业网络架构，最终实现长三角由地理空间的城市群转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群互联一体化。

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发展高新技术。京津冀城市群第二三产业的集聚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均具备优势，但其第三产业经济增长与多样化指数呈现负相关，说明区域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由于京津冀城市群内拥有两个直辖市和一个省会城市，其要素集聚效应会更突出，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各种要素是今后一个时期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京津冀城市群需要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大型城市以及其余中小城市的功能定位需要严格区分，从而促发区域内部产业集群的产生。珠三角城市群第三产业的多样化不平衡以及大部分产业的集聚水平和区位熵偏低，说明其在新形势下产业结构呈现衰退，如何保护并强化珠三角城市群在产业结构上的既有优势是经济下行压力下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需要政府通过调整珠三角产业结构，鼓励产业间互联，放大第三产业集聚效应，从而提升发展规模和水平。珠三角城市群始终较低的无关多样化指数说明其保有的多元结构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26]，需要提升区域产业集聚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从而增强产业竞争力，通过政策创新带动产业革新[27]。

第三，充分发挥产业优势，促进多元结构发展。辽中南、山东半岛、中原城市群均在第二产业领域具备明显优势，集聚度和区位熵水平远高于其它城市群，但从模型结果可以看到，其集聚水平对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其相关多样化水平均保持较高标准，说明其第二产业内联系紧密并且集聚效应出现边际递减，而城市群整体产业的多样化水平不足。城市群产业优势突出但同时面临发展困境，如何将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是当下之难。需要通过政策支撑深化产业间互联，对优势产业进行水平和垂直整合扩散，利用其扩散形成空间结构上的经济互联，而空间结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8]。同时，利用产业优势吸引、促进各类要素和构建多元产业结构，发挥劳动力人口优势，刺激与鼓励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利用政策支持提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专业化程度，从而构建区域内多元的产业结构及高水平发展模式。

第四，制定城市群差异化发展政策，保持产业集聚与多元化平衡发展。海峡西岸、长江中游、川渝、关中城市群的整体发展呈现良好态势，但需要进行针对性区域产业政策调整。海峡西岸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相关、无关多样化指数以及产业集聚度、区位熵均保持较低水平，说明区域产业间关联程度以及专业化水平不高，需对区域内部产业结构进行政策性规划，核心城市突出服务业专业化优势，中小城市突出制造业与代理服务业发展[29]。川渝和关中城市群相关多样化指数较高并且产业集聚和区位优势明显，说明产业发展迅速，需要发挥多元产业结构对吸引FDI的直接作用，从而促进区域创新和知识溢出效应[30]。维持区域发展健康状态，通过产业集聚和多样化的竞争力吸引资本，从而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专业化程度是当下进行政策引导的关键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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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tyon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s Top Ten Urban Agglomeration

(1.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China；2.CASS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The study on the actual effect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n economic growth of top te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optimize and upgrad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nder the new normal conditions and transfor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ways. In this paper,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by constructing the CD equation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en evaluation studies would be taken about the real effects between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the top ten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03-2014 and the actual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 And the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assessment results can be pushed through the measurement of the mid-level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regional overall diversification.

Key Words：Urban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Cluster;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Economic Growth

收稿日期：2016-0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XJL002)

作者简介：曾鹏(1981-)，男，广西桂林人，博士，桂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二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群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李洪涛(1993-)，男，广西桂林人，桂林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