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报怨策略与企业机会主义行为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

杨海儒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1209)

摘 要:基于自我执行协议理论及交易属性,集中探讨企业采取以德报怨策略应对合作者剥削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企业以德报怨策略如何影响合作者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对173个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买方数据问卷调查,采用PLS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交易属性中的交易可观察性是以德报怨策略的前因变量,并且受交易复杂性的影响。同时,以德报怨策略能够减少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关键词:以德报怨策略; 交易可观察性;交易复杂性;机会主义行为

0 引言

当前,学者越来越关注如何维持和发展交易双方合作关系,如通过专属性投资、合同详细规定和约束及有效监控系统等保证交易双方的共同利益,减少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1-2]。然而,无论多么严密的合同、多么有效的监控也难以避免合作者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为谋求自身利益而规避风险,从而表现出对合作方的剥削性行为[3-4]。而当合作一方表现出剥削性行为时,另一方如果采取报复性对抗行为,通常将导致合作关系终止。对另一方而言,除针锋相对外,为与合作者建立长期关系而选择合作或采取其它具有关系建设性的活动被称之为以德报怨策略。

那么,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企业不选择报复性行为而选择以德报怨策略呢?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公司针对合作方剥削性行为采取以德报怨策略受关系承诺的影响[5]。关系承诺水平越高,合作者之间的联系越密切,以德报怨策略也越可能被采用。而除关系承诺外是否还存在其它因素呢?本文首先探索交易属性如何影响企业以德报怨策略,随之探讨当企业采取以德抱怨策略后,对方合作者是改变其剥削活动还是继续做出损人利己的剥削行为?最后,本文进一步检验以德报怨行为如何影响机会主义行为。而以前研究仅仅检验了以德报怨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对机会主义行为尚未开展讨论[5],本文研究将弥补当前研究空白。

近年来,关于如何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更多是基于关系治理视角,主要强调合作者之间的价值共享,他们认为合作者之间的价值共享能够加强双方合作关系[6-7]。同时,有学者提出,为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交易双方需采取适当行动[2-6]。很多研究都强调当面临危机时,双方需要共同努力解决问题。但容易忽视,当一方采取以德报怨策略后是否能够激发另一方的合作反应。为此,本文检验以德报怨策略是否能够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考虑到交易属性对以德报怨策略的影响,本文提出企业以德报怨策略受两个交易属性的影响,即交换可观察性和交易复杂性。其中,交换可观察性是指交换关系透明度,交易复杂性是指交易程序、财务及相关影响因素复杂程度。本文首先梳理相关文献,提出一个概念性模型,如图1所示,并提炼出本文研究假设。通过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开展问卷调查获得一手数据,检验相关假设,并对检验结果的意义、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图1 研究框架

1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在买卖关系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及目标分歧都可能引起以自我利益为导向的企业表现出自私自利行为[8]。在合作关系中,当一方表现出剥削性行为时,另一方的表现在双方关系质量及关系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另一方为受委屈企业,面对合作方剥削性行为时,受委屈企业通常采取3种行为:①竞争和惩罚行为。如当面对合作者的剥削性行为时,受委屈企业不愿意与其继续交易,而是采取终止合同的行为;②宽容行为。受委屈企业忽略违例行为或并非通过正式努力实现服从;③合作或建设性行为。面对合作者剥削行为,受委屈企业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来整合双方需求,不但原谅另一方竞争性行为,而且进一步与对方沟通,鼓励双方为获取最大利益而共同合作[9-11]。本文中的以德报怨策略属于第三种,即企业原谅合作者表现,并且愿意为了进一步合作而采取各种关系建设性行动[5]。通过采取以德报怨策略,企业期望恢复受影响关系并赢得长期合作关系。

依据自我执行协议理论,以德报怨策略是自我执行协议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其是受委屈企业面对合作者竞争性行为时表现出的自我执行行为。也即,受委屈企业是自愿作出决定而非因为合同或者第三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买卖双方制定完美且可实施的合同有一定难度,买卖双方在设计合同时需考虑到自我执行机制来促进合作绩效[12-13]。当一些不可预测事件发生时,如当一方剥削性行为出现时,受委屈企业能够通过以德报怨缓解关系危机并建立长久合作关系,这样就能有效弥补合同本身的局限性,从而使双方利益最大化。

依据自我执行协议理论,在没有第三方干涉情况下,企业愿意解除合作关系仅仅是由于在终止合同关系当前所得超出继续合同的预期价值[14]。然而,交易关系终止不仅给买卖双方带来直接损失,由此引发的不良口碑也会产生更大损失。因此,在合作中买卖双方应尽量依照合同办事,避免违约。即使合作伙伴违约,如果继续执行合同能带来更多利益,企业也愿意继续维持合作关系。那么,哪些合同条款才能有效发挥自我执行效用呢?依据自我执行理论,交易透明度高低及违规成本高低[15]影响自我执行效果。通过上述两个方面,合作伙伴能够通过签订自我执行合同解决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实现高质量关系。同时,依据交易属性,本文提炼出交易可观察性及交易复杂性。交易属性是指交易本身的特性;交易可观察性即提高交换关系透明度,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企业观察到合作方行为,其中也包括观察其违约行为。只有清楚观测到其竞争性行为才能作出有效反应。如果交易可观察性较弱而以德报怨行为不容易被对方有效察觉,将影响其作出相应决策。交易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交易成本,交易越复杂,违规成本也就越高。以下重点讨论两个交易属性如何影响以德报怨行为。

交换关系中透明度提高有助于增强合作双方自我执行意愿,使得受委屈企业在面对合作方竞争性行为时更愿意采取以德报怨策略[12]。透明度可通过可观察性进行测量。随着买卖关系中可观察性的增强,违约行为更容易被识别。依据自我执行协议理论,由于终止合同会引起已有投资在交易中损失,因此任何一方都愿意遵守协议并保持合作关系[12]。当面对一方竞争性行为时,由于在交换关系中各种活动高度可见,另一方更愿意采取以德报怨策略。同时,以德报怨策略更能表明合作与共同解决问题的意愿,在各种活动高度可见情况下也会激发另一方合作意愿。另外,可观察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约束企业行为的作用,这样就会降低公司采取以德报怨策略的风险。受委屈企业能判断出如果自身采取以德报怨策略,另一方将不再继续采取剥削性行为,其行为同时也受到外界监督。因此,受委屈企业能预判出其以德报怨行为面对再一次违约行为的风险较低。因此,在买卖关系中可观察性较强情况下,受委屈企业倾向于采取以德报怨策略应对合作者竞争性行为。与此相反,当可观察性较低时,企业不能观察到合同是否按规定执行。如果企业观察行为较慢,而当意识到问题时已经产生了危害,这样容易导致随机性竞争反应战略。同时,受委屈企业判断即使采取以德报怨行为,由于交易可观察性较弱,其作出的反应使对方企业不容易被观察,这也就意味着外界监督功能很弱,导致受委屈企业以德报怨行为风险加大。总体来说,公司行为及其反应的可观察性能够强化自我执行机制,进而使得受委屈企业在面对另一方竞争行为时,更愿意采取以德报怨策略。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交换关系可观察水平越高,公司越愿意采取以德报怨策略。

交易复杂性包括交易程序、交易过程,涉及对象及物品等方面,其都影响违约成本。随着交易复杂性的提高,交易过程中涉及到的财务和非财务成本也相应增加。相应地,如果采取以牙还牙策略,对双方产生的损失都会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大自我执行能力。那么,交易复杂性和交易可观测性这两个属性又存在哪些影响关系呢?在一个可观测性较强的交易中,如果此交易非常复杂,那么容易使企业更倾向于采取以德报怨策略。也即,交易可观察性越强、交易复杂性也更容易观察和识别,受委屈企业更愿意采取以德报怨策略。交易复杂性越强,企业违约产生的损失更大,其自我执行意愿也就越强。在交易可观察性较强的情况下,另一方也愿意积极配合。当受委屈企业判断出对方的可能行为时,更倾向于采取以德报怨策略。也即,交易越复杂,交换关系可观察性对企业以德报怨策略产生的影响越大。

H2:交易复杂性程度越高,交换关系可观察水平对以德报怨策略的影响越大。

企业在采取以德报怨策略时试图寻找问题解决方案,努力维持双方长期合作关系[5]。 在合作过程中,企业可通过激励及信息共享减少机会主义行为[16-18]。当遇到合作方竞争性行为时,受委屈企业愿意采取以德报怨策略表示珍惜双方合作意愿并愿意努力改善。进而,企业以德报怨策略可通过合作双方更好地鉴别关系质量并刺激关系动态化发展。在动态合作过程中,合作双方将重新安排各自目标及利益,进而减少合作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19]。另外,在采取以德报怨策略时,受委屈企业通过不断识别问题[5]、交换双方需求、目标及解决其它特殊困难和问题[10],进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更重要的是,合作共赢及买卖双方信息共享有助于提高相互信任及合作双方认同[20-21],进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公司以德报怨策略水平越高,在交换关系中合作者投机行为越少。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调查

本文在广东、上海、北京、武汉和郑州5个城市开展问卷调查,主要针对买卖双方合作关系。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在此过程中企业战略更趋于多样化,高科技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本文以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意义。而广东、上海、北京、武汉、郑州是中国重要城市及省份,代表着东西南北中各地区。因此,在这几个城市收集数据对于全面理解中国企业经济行为更有帮助。

在问卷收集过程中,本文在广东、上海、北京、武汉和郑州随机选择1 500个不同行业高新技术样本企业,主要向企业中层管理者其中包括市场部、营销部经理随机发放问卷。最初问卷以邮寄方式,随后再通过电话、传真、E-mail确认。最后获得173份完整问卷,回收率为11.53%。表1是样本企业基本情况,同时调研过程中与32个企业(大约为样本企业的20%)开展深度访谈,并进一步对调查问卷质量进行检验。为检验无应答误差(non-response bias),本文对应答及非应答企业的关键特性(如员工数量、公司所有权及经营领域)进行比较,未发现显著差异,表明无应答误差不存在。同时,对早反馈和晚反馈者潜在误差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反馈者管理职位、员工数量、所有权及公司成立时间未发现明显差异,表明不存在潜在误差。

表1 样本公司简介 (样本数量共173份)

变量样本特征 频率百分比买方 国有企业2715.6私有企业9152.6股份制企业3520.2外资企业2011.6卖方数量<23520.22~54928.55~103117.910~202615.1>203218.5员工人数<202514.520~492011.550~993419.7100~1993620.8200~9993419.7≥10002413.9关系时间<2年2715.62~5年6638.25~10年6235.8>10年1810.4

2.2 变量测量

问卷主要采用开发好的成熟量表。为确保题项在中国企业的适用性,首先对问卷各题项进行深入分析,以保证调查与测量项目一致。然后,再对 20个企业经理开展预调查,反复核对量表测量结果,最后再进一步修正问卷中存在的问题。问卷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可观察性测量来自Bercovitz等[15]的两个题项。依据Bello等[5]的建议,本文通过4个题项测量以德报怨策略,这4个题项反映了企业采取以德报怨策略的不同行为。同时采用John[22]和Gundlach等[23]的8个题项测量机会主义行为。调研中,考虑到以德报怨策略及机会主义行为,同时将不确定性、信任、企业成立时间、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测量见表1。

3 研究结果

3.1 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SmartPls软件检验测量模型、结构模型和交互作用模型[24]。研究遵循Petter等[25]的方法评估适应性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表2相关描述显示组合信度高于0.50。聚合效度结果显示,负载显著且高于0.50,且所有AVE值都大于0.70,高于推荐水平,满足聚合效度条件。总体而言,变量测量可靠性、聚合效度及区分效度较好,测量模型属性符合要求。为避免可能引起的同源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对数据进行Harmon单因素检验。模型中所有概念通过主成分分析产生了7个因子且特征值都大于1,占总方差的73.96%,表明同源偏差并非主要问题。

3.2 结构模型检验

表3是PLS分析结果,根据调整后拟合系数(Adjusted R2),主效应、交互效应及控制变量对合作者投机行为方差解释了很大一部分(R2=0.422)。

表2 标准因子负载t值CR 与AVE

变量项目SFLat-value交易可观察性AVE=0.840CR=0.7261.企业很容易观察到供应商行为2.观察供应商的努力对企业来说很容易0.9030.79815.3767.759交易复杂性AVE=0.899CR=0.8171.与该供应商达成每一个协议都需要长时间谈判2.与该供应商合同在复杂地方和条款上需经过多次谈判和重新签订0.8430.9616.42913.283以德报怨策略AVE=0.800CR=0.5011.与该供应商直接对话可以更好地了解情况0.6921.3792.向该供应商建议一个理想解决方案0.6023.9993.基于该供应商立场考虑0.8850.8794.尝试将所有担心和问题与该供应商开诚布公0.6314.840机会主义行为AVE=0.943CR=0.6731.企业往往夸大需要从而满足欲望0.84953.3312.企业经常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扭曲事实0.82445.6393.企业经常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扭曲事实0.80540.4934.企业向供应商隐藏重要信息0.79036.2715.企业向供应商隐藏重要信息0.78934.2116.企业经常为了自身利益未践行合同承诺0.82436.6337.企业违反公司间非正式协议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0.87880.9538.企业利用合约漏洞来扩大自身利益0.80040.364不确定性AVE=0.855CR=0.6651.在企业业务领域,消费者产品偏好随时间改变0.89219.4862.在企业业务领域,消费者产品偏好随时间改变0.83814.4693.在企业业务领域,消费者产品偏好随时间改变0.7047.267信任AVE=0.878CR=0.5911.如果环境改变,企业相信供应商愿意提供援助和支持0.76121.4452.当作出重要决定时,供应商关心企业福利0.74018.9613.当企业与供应商一起分享问题时,企业会得到响应与理解0.79327.0504.当企业与供应商一起分享问题时,企业会得到响应与理解0.79033.9895.当企业面临非常重要的事情时,企业可以得到供应商支持0.75822.064

表3 结构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以德报怨策略机会主义行为自变量交易可观察性0.200***交易复杂性0.066*交易可观察性×交易复杂性0.161**以德报怨策略-0.182**控制变量公司成立时间-0.020公司规模-0.044不确定性0.247**信任-0.211**AdjustedR20.0670.295

注: +p<0.10、*p<0.05、**p<0.01、***p<0.00

如表3所示,交易可观察性有一个显著正向作用(β=0.200,p<.01),H1得到支持。交易复杂性调节作用正向且显著(β=0.161 p<0.01),H2得到支持。以德报怨策略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是负向且比较显著(β=-0.182 p<0.01),假设H3得到支持。图1描绘出交易复杂性和交易可观察性对以德报怨策略的交互作用。

4 结语

以前研究通过很多视角探讨关系治理机制问题,但针对合作者对竞争行为反应战略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实证数据检验,提出以德报怨策略作为一个针对合作者竞争性行为的合作反应战略,能够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本文论证以德报怨策略能够有效帮助合作双方保持合作关系。实证研究支持H3,即以德报怨战略能够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愿意接受以德报怨策略的一方对合作者行为非常满意,且在将来合作中能够更好地配合。同时,本文从交易属性视角探索以德报怨策略的前因变量。细化激励企业采取以德报怨策略的交易属性,能进一步控制合作者投机行为。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交易可观察性(H1)能解释以德报怨策略,且受交易复杂程度的调节作用(H2),即交易复杂程度越高,交易可观察性对以德报怨策略的影响越大。

本文验证了以德报怨策略如何削弱机会主义行为,识别出可观察性和复杂性对以德报怨策略的影响。交易可观察性越强,交易越复杂,企业越倾向于采取以德报怨策略。企业采取以德报怨策略能够减少合作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即使合作方已经采取了剥削行为。

本文对于如何控制买卖双方机会主义行为反应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通过检验以德报怨策略削弱买卖双方关系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现,交换关系是一个动态复杂过程,两者关系受交易双方行为的影响。企业不能仅仅依赖合同当前规定来发展合作关系,还需通过双方后期努力维持和发展关系,如可采取以德报怨策略。也即,买卖双方稳固的关系需要双方维护。其次,本研究指出了双方可见交易属性的重要作用。在交易中,其有助于双方清楚交易过程和交易复杂程度。随着时间进展,当前安排可使得一方为了维持双方关系而对另一方的竞争性行为作出以德报怨反应。也即,当前交易安排影响将来交易选择,并且最终控制未来机会主义行为。交易可观察性是企业双方通过主观努力控制的。因此,合同管理和交易管理对双方将来的机会主义行为具有一定防范作用。

然而,本文还存在以下局限性:在数据收集方面,问卷调查研究采用样本可获得性而非随机性收集数据,主要是为了提高问卷回收率,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误差。所收集的数据是单边数据,在以后研究中自变量、因变量采用不同数据源效果可能更好。在实际应用中,受委屈企业以德报报怨策略可能会被对方所用。因此,受委屈企业可同时采取以德报怨策略和监控机制,未来研究需考察两种策略的联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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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敬敏)

The Mechanism of Accommodation Affecting Opportunism: based on High Technology Firms

Yang Hairu

(Management School,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Drawing on self-enforcing agreeme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cus on exploring how a wronged firm's accommodation helps govern the exchange partner'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what drives a wronged firm's accommodation. The survey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73 seller firms in China. The hypothesized relationships were examined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analysi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wronged firm's level of accommodation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observability of the exchanges and this positive relationship is moderated by complexity of exchange. Accommodation, as a cooperative response strategy, curtails opportunism in buyer seller relationships.

Key Words:Accommodation; Transaction Observability; Transaction Complexlity; Opportunism

DOI:10.6049/kjjbydc.2017040262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7-0106-05

收稿日期:2017-06-19

基金项目: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5EGI0044);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C160062)

作者简介:杨海儒(1978-),女,天津宝坻人,博士,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创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