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5省236家新创企业的调研数据，从利益相关者的制度逻辑入手，分析了风险投资者和政府机构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往期绩效和利益相关者介入新创企业发展时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的新创企业倾向于采取利用式创新，而获得政府机构资金扶持的新创企业倾向于探索式创新；②新创企业往期绩效越好，其在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后采取利用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小，而在获得政府机构资金扶持后采取探索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大；③风险投资机构介入新创企业发展的时间越长，新创企业采取利用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大，而政府机构介入新创企业发展的时间越长，新创企业采取探索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大。
关键词：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往期绩效；介入时间
创新已被证实是影响科技型企业绩效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于新创科技型企业而言，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1]。创新带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或新商业模式，往往能让新创企业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从而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新生劣势的存在[2]，绝大多数新创企业创新资源不足。因此，如何从外部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取资源，成为新创企业创新的关键。虽然已有研究证实了风险投资者[3-4]与政府[5]两类利益相关者在新创企业资源供给方面的重要作用，但这些研究主要从资源供给视角探讨利益相关者对新创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未关注其对新创企业创新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即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是否会影响新创企业创新模式。
制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指出，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制度逻辑会影响新创企业行为模式[6-7]，这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可行的切入口。制度逻辑是指，一个组织对什么是有意义、合理性的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感知与评价[8-9]，是组织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认知和行为偏好，对组织决策和选择存在根本性影响。由于新创企业成立时间较短，往往缺乏稳定的制度逻辑，因此，掌握关键资源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制度逻辑可能会影响新创企业的行为模式[10]。Pahnke等[1]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体投资者、公司投资者和政府机构的制度逻辑会影响新创企业选择技术创新还是产品创新。现阶段制度视角下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模式选择影响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1]，尤其对于这种影响的内外部情境因素还缺乏足够了解。
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①在新创企业成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类利益相关者——风险投资者和政府，其制度逻辑如何影响新创企业创新模式(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选择；②这种影响是否受到组织层面其它因素影响，如新创企业往期绩效及利益相关者介入新创企业发展的时间。本研究通过对5个省份236家新创企业进行问卷调研，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实证研究，试图构建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影响新创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权变模型。
1.1 探索式技术创新和利用式技术创新
创新是新创技术型企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已有研究从类型学视角对创新行为进行了区分，如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11]等。基于March[12]提出的探索(Exploration)与利用(Exploitation)二元框架，学界将技术创新划分为探索式技术创新和利用式技术创新。其中，探索式技术创新是指，依靠当前知识或脱离既有知识进行新产品设计或新市场开发，从而形成新的知识基础；利用式技术创新则是在现有知识基础上，提升组织既有的技能、过程和结构[13-14]。
现有研究已对这两种类型技术创新的前因变量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吴俊杰等[15]检验了企业家社会网络4种属性对两类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发现广泛性、异质性有助于探索式创新，而达高性、广泛性和关系强度有助于利用式创新。蔡宁和潘松挺[16]指出，弱关系的低成本和低信息冗余度特征有助于异质性信息传递，从而更加有利于探索式技术创新；强关系企业间的高信任有助于复杂知识传递，对利用式创新的作用更为显著。该观点得到盛亚和李玮的支持，并进一步将齐美尔连接纳入分析，发现弱齐美尔连接有利于探索式技术创新，而强非齐美尔连接有利于利用式技术创新。除网络前因外，Jansen等[17]、孙永风和李垣[18]、李忆和司有和[19]对组织结构因素进行了考察，但研究结论在集权化和正规化对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上并不一致。杨大鹏等[20]发现，创业导向有利于探索式技术创新，而客户导向有利于利用式技术创新。另外，他们还考察了外部环境的调节作用，指出在高技术动荡情形下保持高创业导向更有利于企业开展双元技术创新，而在相对稳定的技术环境下保持高客户导向更有利于企业开展双元技术创新。
综上所述，学界已对网络、组织结构、组织战略导向、外部环境在诱发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上的差异化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从其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可以发现，在考虑可能存在的情境变量基础上构建权变影响模型是未来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外，现有研究忽视了第三方主体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尤其是掌握关键资源的外部利益相关者。
1.2 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
早期制度理论研究关注规范和共享预期如何影响成熟企业行动，而近期研究对象转向新创企业。这些研究发现，制度逻辑会影响组织目标设置及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其内部运作机制和外部互动方式[7,21]。对于新创企业而言，早期制度逻辑往往有着明显的创始人烙印，这种烙印会随着企业不断发展而逐渐强化或消失。另外，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10]，新创企业创立之初往往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因而可能会受制于资源提供者，主要表现为观念的强制性灌输及行为决策的不完全自主性。也就是说，未形成完善制度逻辑的新创企业，其行为决策模式往往受到与其存在紧密关系并为其提供关键资源的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影响。即便是那些已基本形成制度逻辑的新创企业，当外部利益相关者掌握其发展所需的基础性资源时，一旦两种制度逻辑发生冲突，企业便无法完全按照自有制度逻辑进行决策，甚至有可能被迫遵循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制度逻辑进行决策。
Pahnke等[1]最早从制度视角探讨了个体投资者、公司投资者和政府机构的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在选择技术创新及产品创新方面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受个体投资者和公司投资者资助的新创企业倾向于采取商业创新，受政府机构资助的新创企业倾向于采取技术创新。曾萍等[24]将制度基础观与早期资源基础观结合起来，探讨了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政府支持更有利于企业实施探索式创新，民营企业和制度发展水平高的地方企业能有效利用政府支持开展探索式创新。研究从国有和民营企业以及地区制度环境入手，间接诠释了两类投资主体制度逻辑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综上分析可知，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制度逻辑会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但现阶段对于这种影响如何体现在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中及其是否受到其它内外部情境变量影响的认识仍相对缺乏，这也正是本研究尝试解决的问题。
1.3 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与新创企业技术创新
借鉴Pahnke等[1]和Thornton等[7]的做法，从制度逻辑的三要素入手，分析利益相关者对新创企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三要素分别为：①规范基础(basis of norms)，是指关于盟友、权力和合法性的基本规则；②战略基础(basis of strategy)，是指组织中成员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和优势；③偏好基础(basis of attention)，是指成员关于如何获取成功以及哪些事情需要值得关注的假设。
1.3.1 风险投资机构制度逻辑与新创企业技术创新
(1)风险投资机构的规范基础。风险投资机构通常依托于个体投资经理和新创企业，投资经理往往有着较高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管理经验，可能对其负责的投资行业技术发展现状有一定了解，但并不精通[23-24]。风险投资机构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投资成功率以及帮助新创企业开拓市场和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25]。从权威性看，风险投资机构采用的是典型的垂直型管理模式，投资经理负责跟踪汇报被投资企业状况，再由投资机构高层管理者进行投资决策。此外，风险投资机构往往对新创企业技术决策有着较高的决定权，这也意味着新创企业采取何种创新模式往往受到风险投资机构的影响[25]。
(2)风险投资机构的战略基础。风险投资机构通常将自身视为商业导师，能够将技术成功转化为产品[26]。它们确信对产品市场和消费者的深入了解能为处于相对技术劣势的企业在同等情况下获得更好发展，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风险投资机构在选择投资对象时，不仅将高技术水平作为评价标准，更关注创业团队情况。此外，由于新创企业失败率普遍较高，风险投资机构通常会采用“多对象、少资金”的投资方式，这种低成本投机式战略导向使其更倾向于引导新创企业利用已有的技术和产品进行创新。
(3)风险投资机构的偏好基础。风险投资机构的基本经验逻辑为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效益最大化。因此，其核心工作旨在帮助新创企业在最短时间内获得里程碑式成长(通常为成功的IPO)。许多学者研究指出，这种目标设定通常与利用式创新的契合度更高[27]，因为探索式创新往往需要消耗更长时间获得收益，尽管收益可能更大，但失败率也更高。此外，探索式创新通常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如果风险投资机构鼓励新创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自身往往会陷入承担道德风险和花费较多时间用于监管的选择困境。
综上所述，风险投资机构在产品市场和消费者市场的资源优势、精通公司管理和市场开拓而非技术创新、期望短期回报最大化等制度逻辑，使其更倾向于鼓励新创企业开展利用式创新，而非探索式创新。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支持的新创企业，相比未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的新创企业而言，更有可能开展利用式创新，而非探索式创新。
1.3.2 政府机构制度逻辑与新创企业技术创新
(1)政府机构的规范基础。政府机构通常会设立专职部门面向新创企业开展扶持工作。由于扶持的产业及内容不尽相同，资金会分散于不同政府机构中。这些部门具体负责资金的申请和发放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筛选出符合国家乃至区域重点发展产业扶持导向的企业[1]。但政府机构通常不参与扶持项目的具体评审工作，尤其在近几年我国高度重视财政资金申请规范性建设的大背景下，大学、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在项目评审上的决定权得到了充分体现，并成为创业扶持项目及企业技术创新项目能否立项的关键[22]。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科研一线的评审专家在评审项目时往往更看重项目的原始创新度，也就是说，提出一项新技术通常会比改良现有技术更受青睐。
(2)政府机构的战略基础。从政府机构的身份看，扶持项目管理部门通常将自身视为技术创新的引导者和财政资金的看守者[1]。对于前者，政府机构希望扮演推动目标产业发展的角色，目标产业通常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通过鼓励新创企业依托某项突破性核心技术开拓全新市场；对于后者，政府机构在筛选项目时，遵循一套标准化流程，如专家评审、项目公示，凸显出公平性、合规性是项目筛选的核心准则。
(3)政府机构的偏好基础。与风险投资机构关注项目的盈利性不同，政府机构更关注充分激发创业者科研自主性，鼓励创业者探索前沿技术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化产品[28]。此外，政府机构希望借助筛选过程实现对高质量创业项目的分层，从而为拥有新技术或有志于开发新技术的创业项目提供资源与保障。由于这些项目的商业前景往往具有高不确定性，不被其它投资机构看好，因而很可能会因为缺乏创新和研发资源而夭折[29]。
综上所述，政府作为管理地方事务、实施宏观调控以解决市场公共投入不足的机构，其依托的制度逻辑可能更倾向于支持企业开展探索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具有高风险性，需要大量资源投入，使其不受普通投资者青睐。但这类创新一旦成功，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技术进步，对于区域乃至国家创新进程及技术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因此，支持探索式创新是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30]。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获得政府机构资金的新创企业相比未获得政府机构资金的新创企业，更有可能开展探索式创新，而非利用式创新。
1.4 往期绩效的调节作用
新创企业受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影响的根源在于，新创企业需要“讨好”利益相关者以获取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资源。这种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创企业的决策自由性。但是，如果新创企业具有较好的往期绩效，这种决策自由度将会得到显著提升。Feldman[31]和Voss等[32]的研究均表明，相对于往期绩效较差的组织而言，往期绩效较好的组织更有可能进行自主决策，即使这些决策与现有规范存在较大偏离。新创企业通常希望借助创新实现竞争优势，而该目的更可能由探索式创新实现。因此，如果新创企业具有较高的决策自主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开展探索式创新，而非利用式创新。
综上所述，对于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的新创企业，若其往期绩效较好，受到风险投资机构的决策约束更小，从而不必完全顺从风险投资机构的制度逻辑而开展利用式创新；对于获得政府机构扶持的企业，较好的往期绩效意味着更充足的研发资金，一方面为其开展探索式创新提供了资源保障，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契合政府机构偏好探索式创新的制度逻辑，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企业往期绩效越好，获得风险投资机构注资的企业采取利用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小；
H4：企业往期绩效越好，获得政府机构扶持的企业采取探索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大。
1.5 介入时间的调节作用
许多学者已就时间在组织结构及战略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33-35]，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介入新创企业运作和管理的时间会影响新创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这种影响会因利益相关者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
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其基本制度逻辑在于获取高额投资回报，凭借自身在企业管理和市场拓展方面的经验，往往会介入新创企业管理和决策活动，并对其施加一定压力[1]。对于新创企业而言，需要借助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谋求发展，因而可能会采取顺从策略来维持良好关系以获取长期资金支持。而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这种顺从关系会降低企业决定权和自治权。随着时间推移，新创企业对风险投资机构的依赖性会逐渐提高，甚至会完全丧失决策权[10,32]。因此，风险投资机构介入新创企业运营管理的时间越长，新创企业越有可能遵从风险投资机构的制度逻辑，从而采取风险投资机构偏好的利用式创新。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5：风险投资机构介入新创企业运营管理的时间越长，新创企业采取利用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大。
对于政府机构而言，其基本制度逻辑在于激发新创企业探索创新的积极性。此外，政企与企业的关系正从“直接管制型”向“间接引导型”转变，极少干预新创企业管理与决策活动。自主经营决策权的保留会使新创企业更倾向于开展有利于自身长期发展的探索式创新，该偏好在政府长期资金支持情境下尤为明显。关于企业对政府依赖性的研究指出，企业对政府依赖性提高会增加企业的政治化行为，如参与政治活动、将政策目标纳入经营目标中等[37-39]，即企业会迎合政府的制度逻辑而实施政府关心的事宜。因此，政府机构对新创企业资金扶持的时间越长，新创企业越有可能迎合政府机构的制度逻辑，从而采取其偏好的探索式创新。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6：政府机构对新创企业资金扶持的时间越长，新创企业越倾向于采取探索式创新。
2.1 研究对象和调研过程
调研对象来自浙江、江苏、四川、湖北、山东5个省份，通过当地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获取在孵新创企业名册，而利用在孵企业研究新创企业已被许多学者证实是科学可信的[5,28]。根据不同情况，问卷采用电子邮件或纸质问卷两种发放方式，由孵化器运营管理者协助进行回收。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57份，回收289份，剔除漏填、错填的53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36份。考虑到问卷设置的新创企业绩效等敏感数据，该回收率及有效问卷率尚可接受。在有效样本中，浙江省48份，江苏省44份，四川省有36份，湖北省52份，山东省56份，各省份样本分布相对均衡。为了控制行业导致企业在创新战略上的差异，样本仅选择单一行业——软件研发。其原因在于，软件研发一直是创新密集型行业，恰好是本研究的最佳情境。借鉴Amezcua等[28]、项国鹏和黄玮[5]的观点，本研究中的新创企业是指成立时间在8年以内的企业。此外，为了获得相对准确的往期绩效数据，成立时间少于1年的企业不在调研范围内。
2.2 变量测量
因变量为探索式与利用式创新，其测量量表源于Jansen等[17]的研究，分别由6个题项组成，量表信度已获众多学者认可，并被盛亚和李玮检验证实，在转型经济国家中也具有较高信度。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测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自变量为风险投资机构介入和政府扶持，主要考察新创企业是否受到这两类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影响。借鉴Pahnke等[1]的测量方法，通过设置虚拟变量进行测量。对于风险投资机构介入变量，若新创企业曾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则编码为1，未获得则编码为0；对于政府扶持变量，若新创企业曾经获得政府机构扶持资金则编码为1，未获得则编码为0。
调节变量为过往绩效，用新创企业前3个年度销售收入总和的平均数表示。若企业成立时间未满3年，则以实际存续年份数的年均销售收入替代，取其自然对数。以销售收入作为新创企业绩效测量指标，已得到众多学者认可与推崇[5]。考虑到风险投资机构和政府机构在介入方式上的差异，调节变量介入时间采用不同的测量方式：风险投资机构的介入时间采用新创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后的年份数占总设立年份数的比值进行测量；政府机构的介入时间采用新创企业获得政府扶持资金的年份数占总设立年份数的比值进行测量。
参照以往研究，本研究对企业规模(以员工数测量)、成立时间(设立至调研期的年份)、所处地域(构建5个虚拟变量进行测量)等变量进行控制。
2.3 信度检验
如表1所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3和0.88，均大于0.8，且量表各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及累计方差解释率均处于相对良好的范围内，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表1 量表题项及验证性因子分析
构念题项描述载荷信度累计方差解释率(%)探索式创新1我们企业会接受超出现有产品和服务以外的需求0.8980.9376.572我们会发明新的产品和服务0.9113我们会在本地市场上试验新产品和服务0.8454我们会对对本企业而言是完全的新产品和服务进行商业化0.7975我们经常会利用新市场中的新机会0.8956我们企业定期会使用全新的营销渠道0.898利用式创新1我们经常改进现有的产品和服务0.8150.8864.172我们会定期对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实施小修改0.8803我们在本地市场上引入已经在其它市场上存在的改良的产品和服务0.6754我们会改进我们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效率0.7835我们会增加现有市场的规模经济0.8246我们会为现有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0.815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研究采用多层回归分析逐步进入法检验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尽管各模型变量的VIF值均未超过临界值2，表明各变量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研究仍参照以往学者的做法，通过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计算交互项，尽可能降低误差值。
表2 变量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MeanS.T12345678探索式创新3.761.11利用式创新5.260.720.06过往绩效98.5626.980.180.09风投介入0.331.680.280.040.16政府介入0.572.850.060.340.13-0.01风投介入时间1.831.480.13-0.030.220.010.01政府介入时间2.791.89-0.020.110.120.000.020.03企业规模35.6815.440.02-0.010.080.03-0.010.010.02企业成立时间3.422.360.050.030.07-0.020.020.020.04-0.01
注：N=236，相关系数超过0.11表明在0.05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企业所处区域未在表中加以呈现
模型1和模型4仅放入了控制变量。H2和H5检验了两类利益相关者介入(即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风投介入(即风险投资机构的制度逻辑)对探索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β=0.03，n.s.)，但对利用式创新的正向影响显著(β=0.34，p<0.001)，H1得到支持。政府介入(即政府机构的制度逻辑)对探索式创新在显著正向影响(β=0.32，p<0.001)，但对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不显著(β=0.08，n.s.)，H2得到支持。模型3检验了过往绩效和政府介入时间在政府介入和探索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如回归分析结果所示，新创企业往期绩效对政府介入与探索式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β=-0.23，p<0.001)，政府介入时间对政府介入和探索式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β=0.19，p<0.01)，H4和H5均得到支持。模型6检验了往期绩效和风投介入时间在风投介入和利用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如回归分析结果所示，新创企业往期绩效对风投介入与利用式创新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β=-0.15，p<0.01)，风投介入时间对风投介入与利用式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β=0.33，p<0.001)，H3和H5均得到支持。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调节效应，研究参照以往学者的做法，绘制了交互效应图(见图1、2、3、4)。
表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探索式创新模型1模型2模型3利用式创新模型4模型5模型6企业所处区域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企业规模-0.08-0.07-0.060.030.020.02企业成立时间0.030.030.020.020.01-0.01风投介入时间-0.18**-0.14*-0.13*0.080.070.06政府介入时间0.11*0.10*0.08-0.12*-0.08-0.07过往绩效0.16**0.13*0.12*0.060.050.05自变量-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风投介入(H1)0.03-0.010.34***0.23***政府介入(H2)0.32***0.29***0.08-0.12*交互效应风投介入*过往绩效(H3)-0.15**政府介入*过往绩效(H4)0.23***风投介入*风投介入时间(H5)0.33***政府介入*政府介入时间(H6)0.19**R20.070.28***0.34***0.100.26***0.31***ΔR20.21***0.06**0.16***0.05**
注：N=236，表中为标准化后的回归系数；*p<0.05，**p<0.01，***p<0.001
图1 过往绩效在风投介入和利用式创新关系上的调节作用
图2 过往绩效在政府介入和探索式创新关系上的调节作用
基于5省236家新创企业问卷调研数据，从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入手，分析了风险投资者和政府对新创企业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往期绩效和利益相关者介入新创企业发展的时间是否对其发挥调节作用。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支持的新创企业更有可能实施利用式创新，而获得政府机构资金扶持的新创企业更有可能实施探索式创新；②往期绩效越好的新创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后实施利用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小，而获得政府机构资金后实施探索式创新的可能性更大；③风险投资机构和政府机构介入新创企业发展的时间越长，获得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后新创企业实施利用式创新的可能性越大，而获得政府机构资金后新创企业实施探索式创新的可能性更大。
图3 介入时间在风投介入和利用式创新关系上的调节作用
图4 介入时间在政府介入和探索式创新关系上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理论贡献：
(1)本研究通过探索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如何影响新创企业创新类型选择，拓展了现有制度逻辑研究理论。现有关于制度逻辑的研究表明，制度逻辑会影响组织自身的行为模式和绩效[1,6,7]，本研究则证实了组织制度逻辑还会影响另一组织的行为模式。对于新创企业而言，由于存在新生劣势，其发展往往需要外部利益相关者支持，这种依赖关系使得新创企业更容易受到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的影响。本文发现，风险投资机构以盈利为目的的制度逻辑会使受其资助的新创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利用式创新，而受政府机构资金支持的新创企业更倾向于实施探索式创新。
(2)本文从资源依赖视角入手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类型影响的权变性。资源依赖理论已就单向依赖关系中弱势方如何降低对强势方依赖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合并、多样化、成长等[10]，本文则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指出新创企业良好的往期绩效能降低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而利益相关者较早(频繁)介入新创企业则会加剧这种影响，可以说本研究初步构建了制度逻辑发挥作用的权变模型。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样本取自孵化器，尽管这一样本来源已被很多学者认可，但孵化器的人工筛选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可以对更多新创企业展开研究，以检验与拓展本研究结论。其次，尽管本文深入分析了两类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类型选择的影响，但有一种特殊情况并未探讨，即当新创企业同时受到两种或多种利益相关者制度逻辑影响时，如何进行创新类型选择。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多制度逻辑影响下新创企业行为模式选择，以进一步丰富现有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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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思睿)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New Ventu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Examining the Effect of Past Performance and Intervention Duration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data from 236 new ventures in 5 provinces,this paper draw on the institutional theory ,examined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logic of venture capitalists (VCs) and government on new venture'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and whether this effect is influenced by new ventures' past performance and intervention duration.The results shows:①new firms with relationships with VCs will achieve more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than new firms without them,while new firms with relationships with government will achieve mor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an new firms without them;② when past performance of new firms with relationships with VCs appeared better,their tendency to choose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will be lower,and when past performance of new firms with relationships with government appeared better,their tendency to choos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will be higher; ③new firms with relationships with VCs will be more likely to choose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over time,and new firms with relationships with government will be more likely to choos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over time.
Key Words:new ventures; 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past performance; intervention duration
DOI：10.6049/kjjbydc.2017050204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7-0091-08
收稿日期：2017-06-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ZDA03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JBK120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