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罗富碧,刘 露

(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0030)

摘 要:近年来,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果逐渐受到学者们关注。为此,基于2009-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752个样本值,从研发投资视角考察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说明与政治晋升机会较小的国企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大的国企高管更注重企业绩效;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在晋升当年,高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减少研发投资;研发投资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并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国有企业;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企业绩效;调节效应

0 引言

近年来,有关具有“准官员”身份特征的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究越来越多,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高管行为,而且有助于厘清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影响因素。国有企业不仅要承担政府官员转嫁的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还要完成经济目标;企业以价值最大化作为自身发展的基本目标,经济绩效是国企高管晋升考核的标准。因此,同时具有“经纪人”和“社会人”身份的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作用下,需要采取一系列行动实现企业绩效增长,以完成晋升考核的经济目标。国企高管的战略选择和行为决策对企业绩效具有决定性作用。高管的策略选择和行为决策种类繁多,如研发投资、并购重组、产品竞争、形象工程、在职消费等。其中,研发活动作为企业重大战略选择,对企业创新能力培养与竞争力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促进企业绩效增长的内生动力。但是,研发活动的风险性、收益滞后性、资金占用大、周期长等特性极大制约了研发项目的投资与开展。面对政治晋升激励,国企高管一方面希望通过研发活动提升企业绩效,完成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又担心研发活动的风险性和资金占用影响企业其它活动的推进。因此,本文从研发投资视角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试图解决以下问题: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如何?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研发投资是否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起调节作用?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

国外企业产权结构相对明晰,企业目标仅为公司价值最大化,不需要承担特有的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因而国外企业高管作为企业最高层几乎没有政治晋升空间。国外文献中高管变更往往是对业绩较差的高管解聘,从而国外企业高管变更与公司绩效往往负相关[1]。相对而言,中国国企高管变更情形复杂得多: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控制在政府手中,国企高管需要完成政府官员转嫁的经济指标、政治指标和社会指标;另一方面,虽然国企改革已开展30多年,但行政层面的改革推进非常缓慢,国企高管人事任免权仍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掌握。在此制度背景下,具有政府官员和职业经理人双重身份的国企高管显现出的政府官员倾向性更为强烈,具有更强动机追求政治职位晋升。宋德舜和宋逢明[2]发现董事长免职与公司绩效恶化正相关。赵震宇等[3]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总体变更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徐细雄[4]的研究结果表明,作为隐性激励机制的政治晋升比显性的薪酬激励有着更为显著的激励效果,特别是对国有企业高管而言,当高管面临的晋升机会较大时,这种激励效应能显著改善企业业绩。田妮和张宗益[5]对政治晋升激励与货币薪酬激励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对总经理而言,政治晋升激励能够显著提高货币薪酬激励对绩效的敏感性;深入检验表明,两者结合使用能使企业绩效得到进一步提升。杨瑞龙等[6]利用2008-2011年央企负责人职位变动数据,从经验上分析经济绩效、政治关系以及个人特征对央企领导人政治升迁的影响,发现良好的经济绩效和政治关系均有利于央企领导晋升。刘青松和肖星[1]研究发现,高管变更存在门槛效应,当业绩低于门槛值时,业绩越差被降职的可能性越大,承担社会责任不能降低降职的可能性;当业绩高于门槛值时,业绩的提升并不能增加晋升的可能性,此时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影响晋升的主要因素。因此,无论国企高管是出于政治晋升激励还是为了避免降职惩罚,都有动机实现企业业绩最大化。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1.2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

与其它投资项目相比,研发投资具有周期长、风险高,投资回报具有滞后性、对当期现金流影响较大等特点,使得管理者难以预测研发投资收益,产生削减研发投资的动机,进而制约企业研发活动的进行。Dechow和Sloan[7]研究发现,接近离任或退休的高管会削减研发投入,以企业未来利益为代价提高当前收入。Bushee[8]认为CEO在离任前通常会减少R&D支出,并且R&D支出同高管任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刘运国和刘雯[9]证实了即将离任的高管的确没有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由于研发投资金额较大、周期较长,严格的会计制度使得该项支出不能及时资本化,短期内导致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进而使得企业绩效下降,而经济绩效又是反映国企高管任职情况、影响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概率的重要指标。因此,在高管离任前,会从自身利益的角度权衡成本与收益,作出减少研发投资的决策。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负相关。

1.3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研发投资被认为是增强企业内生增长力的有效手段,是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引擎。研发活动不仅可对资源进行重整利用,优化企业工艺流程,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产品成本,还是形成差异化、异质性、独占性产品和服务的过程,能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机会和可持续竞争优势。企业通过技术研发提高工作效率,通过产品开发获取新客户群、开发新市场、扩大占有率,从而为企业带来绩效提升。目前关于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但大部分研究表明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性。Hirschey和Weygandt[10]、Young 和Jordan[11]、张其秀等[12]、孙维峰和黄祖辉[13]实证研究发现R&D投资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丁勇[14]研究发现研发能力对高新技术企业绩效的影响大致呈上升趋势,且存在U型关系曲线。李璐和张婉婷[15]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与制造类企业当期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研发资金对当期绩效的贡献度明显大于研发人员贡献度;此外,研发资金投入对制造类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影响存在滞后性,滞后期为两年,且影响程度在滞后一期达到最大值。仇云杰和魏炜[16]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重新考察了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发现企业研发行为能够有效提升其绩效,存在研发投入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和利润率水平比没有研发投入的企业约高3 个百分点。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1.4 研发投资的调节作用

研发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绩效。研发活动并不会直接提高企业绩效,而是通过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与利用,形成创新能力,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而企业绩效又会影响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李春涛和宋敏[17]认为高管激励能促进企业创新,但是国有产权降低了激励与创新的促进作用。温军和冯根福[18]发现,即便是拥有丰富经验和创新意识的企业高管,也会因为创新活动的风险和短期财务状况下降而不愿承担创新导致的短期低绩效,及给自己职业生涯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谢尚委和廖宝丽[19]通过对2009-201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研究发现:高层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与企业研发投入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说明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激励有助于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相对于股权激励,政治晋升对国企高管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晋升到更高政治级别会使国企高管在权力、地位等各方面获得更大收益;国企高管在就任时对政治晋升有一定预期,而高水平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能够提高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预期效应,因而国企高管会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行为动机,最终提升企业绩效。因此,引入研发投资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研发投资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14年我国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剔除相关资料不全和数据残缺的公司,最终得到752个样本观测值。研发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高管政治晋升数据经查阅公司年报、新浪财经、金融界、百度、谷歌等网站手工搜集整理得到。

2.2 变量设计

2.2.1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

《公司法》规定,高管人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管人员。但是在国有企业中,企业领导人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基本上由行政任命,在职位上具有更高政治晋升可能性。此外,为了确保企业决策效力,很多企业领导人都将两权合一或者三权归一,即董事长兼任党委书记,或者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一肩挑,形成一把手独揽大权的局面。因此,本文将政治晋升的高管定义为对企业经营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一把手”(董事长)和“二把手”(总经理)。

借鉴刘青松和肖星[1]、杨瑞龙等[6]对职位变更的分析方法,根据高管离职去向,将高管变更分为晋升和非晋升两类。在进行判断时,对公司职位和兼职情况遵循“就高不就低”原则,具体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另外,出现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变更时,以董事长变更数据为准。

2.2.2 研发投资

采用研发投资强度衡量企业研发投资。这是因为与总量指标相比,研发投资强度更能反映与企业规模、市场地位相适应的研发投入情况,在不同企业间更具可比性。研发投资强度一般采用研发总费用与营业收入比值(刘运国和刘雯[9],何霞和苏晓华[20],陈闯和刘天宇[21])或者研发总费用与总资产比值(韩鹏[22],邵毅平和王引晟[23])度量,本文采用前者衡量企业研发投资。

2.2.3 企业绩效

国资委规定,国企负责人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主要为会计业绩指标,因而本文采用会计业绩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企业绩效评价指标。

表1 国企高管职位变更情况分类

高管变更离职去向晋升 (1)调任平级政府职位或者更高级别政府职位;(2)在本公司或同级公司职位上升;(3)调任股东或集团单位管理层(如母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非晋升平级调动、降职、涉案、退休、解雇等其它情况的职位变更

2.2.4 控制变量

除研发投资外,高管个人特征、企业特征和股权结构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本文引入高管年龄、学历、任期、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性和股权集中度作为控制变量,用以控制其它因素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此外,在实证研究中还控制了行业和时间虚拟变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具体变量设计与定义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符号、名称及定义

变量符号变量名称变量定义roe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promotion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晋升=1,非晋升=0rd研发投资强度研发总费用/营业收入p_rd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强度的交互项先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和研发投资强度进行中心化后再相乘age年龄取值为董事长/总经理在样本期的年龄edu学历1=中专及中专以下,2=大专,3=本科,4=硕士研究生,5=博士研究生,6=其它tenure任期董事长/总经理已在职年限lnsize企业规模企业总资产的对数lev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grows企业成长性营业收入增长率ownership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industry行业虚拟变量,该行业取1,否则取0year年度虚拟变量,当年取1,否则取0

2.3 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以下5个模型用来检验三者关系:

roe=a0+a1promotion+ControlVariables+ε1(1)

rd=b0+b1promotion+ControlVariables+ε2(2)

roe=c0+c1rd+ControlVariables+ε3(3)

roe=d0+d1promotion+d2rd+ControlVariables+ε4(4)

roe=e0+e1promotion+e2rd+e3p_rd+ControlVariables+ε5(5)

本文利用模型(1)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型(2)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的关系,模型(3)检验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模型(1)、(4)和(5)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研发投资在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间的调节效应。参照Sharma等[24]的研究,研发投资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调节效应的识别及对其调节变量类型判定过程为:当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强度交互项具有统计显著性时,说明研发投资对二者关系起调节效应;当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关系时,则研发投资仅为调节变量;当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显著相关时,则研发投资是半调节变量。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统计软件Stata 12.0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研发投资强度均值为4.31%,虽然超过了2%的基本生存线,但未达到世界公认的使企业具有竞争力5%的水平;极差约为0.727 9,表明国企研发投入存在严重不足、投入水平差异大。表4为运用Excel统计的2009-2014年国企高管晋升研发费用披露情况,可以看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总体呈现出先逐渐下降,然后趋于稳定的态势,晋升率最高为2009年达53.85%,最低为2012年仅32.12%。

3.2 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净资产收益率和研发投资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10 1和-0.096 6,研发投资与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121 9,这些结果与研究假设吻合,初步表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存在一定相关性。

3.3 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并且估计了聚合在行业性质层面的稳健性标准误差。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roe-0.01571.512-29.8823.27promotion0.3280.4701rd0.04310.06810.0001020.728p_rd0.08564.337-6.72215.05age51.936.393575edu3.5550.74615tenure4.6043.011114.71lnsize22.421.32418.6729.02lev0.5630.2070.01561.65grows0.4614.156-0.725103.8ownership39.0815.593.6284.11

表4 2009-2014年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年度分布

年份晋升非晋升合计晋升频率(%)2009761353.852010346910333.012011398112032.502012449313732.1220136313319632.1420146012318332.79合计24750575232.85

表5 变量间相关系数检验

roePromotionrdp_rdageedutenurelnsizelevgrowsownershiproe1promotion0.01011rd0.1219***-0.0966***1p_rd0.01400.00980.02321age0.0380-0.1767***0.0741**0.01961edu-0.00770.1103***-0.02200.0028-0.2321***1tenure0.0512-0.0622*-0.0195-0.0771**0.2749***-0.0789**1lnsize0.03470.1918***-0.0814**0.00740.1575***0.1815***0.05691lev-0.01890.0458-0.00880.0332-0.05960.0053-0.03070.2626***1grows0.0157-0.0387-0.0419-0.00240.01380.0007-0.00310.02330.03571ownership0.03710.0881**-0.1476***0.03540.0713*0.0324-0.01800.3532***0.04330.05171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3.3.1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

表6中的模型(1)是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和企业绩效的回归分析。从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Promotion的回归系数为0.034 4,在10%的水平上显著,即企业绩效与国企高管晋升机会显著正相关,说明与政治晋升机会较小的国企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大的国企高管更注重企业绩效,并会努力实现政治晋升所需达成的经济目标,H1得证。

控制变量中,高管年龄、任期、企业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学历、企业资产负债率对企业绩效存在抑制作用。总体而言,高管年龄越大、阅历越丰富,对事情的考虑越长远与深入;任期越长,对企业情况了解越充分,越能够正确把控企业经营方向,作出最优决策;大规模企业不仅具有规模效应,而且在资金、人力、物力方面具有小企业不能企及的优势;一定程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保障企业决策的及时有效性,能够对企业绩效起到促进作用。高管学历对企业绩效存在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由于高管的高学历使得团队成员间教育层次差距加大,在企业决策时容易产生分歧,从而表现出激进或者独断。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一方面使得外部投资者在对企业进行投资时缺乏信心,影响外部资金引入;另一方面,企业需要不断偿付大量债务,使得投资资金减少,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3.3.2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

表6中的模型(2)是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和研发投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在5%水平下显著负相关,H2得证,说明国企高管在晋升当年,为了完成晋升考核经济指标、政治指标、社会指标等,会减少研发投资支出,以企业未来利益为代价增加现时收入。研发投资是一项长期投资,持续研发投入能给企业带来更大价值,符合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国企高管因离职而减少研发投入,可能会对企业未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研发投资与高管年龄显著正相关,与企业规模显著负相关。

表6 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变量(1)roe(2)rd(3)roepromotion0.0344*-0.00688**(2.44)(-2.64)rd4.143**(3.39)age0.00404**0.000324**0.00176(3.25)(2.75)(1.61)edu-0.00529***0.000346-0.00599(-6.12)(0.25)(-1.13)tenure0.0269**-0.001180.0316***(3.81)(-1.85)(4.78)lnsize0.0240***-0.00899**0.0666**(9.06)(-3.00)(2.74)lev-0.195***0.0135-0.254***(-6.03)(1.63)(-11.32)grows0.00464-0.0001200.00485(0.84)(-0.31)(0.69)ownership0.00287***-0.0001520.00353***(18.73)(-0.96)(6.30)industry控制控制控制year控制控制控制Constant-0.752***0.210**-1.658**(-16.61)(3.80)(-3.10)Observations752752752R-squared0.0110.3600.034

注:***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括号内为基于行业类别的稳健性标准t值,下同

3.3.3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

表6中模型(3)是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回归分析结果。研发投资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回归系数为4.143,在5%水平下显著正相关,H3得证,表明研发投资活动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通过技术研发对产品进行开发、创新,最终达到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3.3.4 研发投资的调节效应

根据温忠麟等[25]对不同类型自变量和调节变量间调节效应的分析方法研究,本文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分析步骤为:①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进行回归;②加入研发投资强度为自变量;③加入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强度的交互项。在构建交互项时先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和研发强度进行均值中心化处理,再对产生的交互项p_rd进行模型估计,回归结果见表7。由表7可以看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强度的交互项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研发投资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发投资增强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H4得证。此外,模型(4)和模型(5)中研发投资强度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均显著,说明研发投资是半调节变量。

表7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1)roe(4)rd(5)roepromotion0.0344*0.0632***0.0626***(2.44)(4.97)(4.68)rd4.173**4.161**(3.42)(3.42)p_rd0.00388**(2.72)age0.00404**0.00269*0.00255*(3.25)(2.16)(2.13)edu-0.00529***-0.00673-0.00706(-6.12)(-1.28)(-1.36)tenure0.0269**0.0318***0.0322***(3.81)(5.04)(4.87)lnsize0.0240***0.0616**0.0618**(9.06)(2.69)(2.70)lev-0.195***-0.251***-0.253***(-6.03)(-11.50)(-10.26)grows0.004640.005140.00514(0.84)(0.71)(0.71)ownership0.00287***0.00350***0.00346***(18.73)(6.38)(6.27)industry控制控制控制year控制控制控制Constant-0.752***-1.631**-1.626**(-16.61)(-3.20)(-3.21)Observations752752752R-squared0.0110.0340.034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选取资产报酬率(roa,息税前利润/平均资产总额)代替roe衡量企业绩效,控制变量中用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top3)代替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ownership),以此验证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8。

表8 稳健性检验

变量(1)roa(2)rd(3)roa(4)roa(5)roapromotion0.0180*-0.00681*0.0311***0.0308**(2.12)(-2.30)(4.17)(3.96)rd1.916**1.930**1.924**(3.31)(3.35)(3.33)p_rd0.00205**(3.05)age0.00176**0.000305*0.0007160.001170.00110(2.91)(2.45)(1.29)(1.87)(1.82)edu-0.00668***0.000465-0.00722**-0.00757**-0.00772**(-4.32)(0.30)(-3.37)(-3.30)(-3.34)tenure0.0144**-0.001110.0165***0.0166***0.0168***(3.74)(-1.74)(4.52)(4.74)(4.61)lnsize0.0168***-0.0103**0.0394**0.0367**0.0369**(8.88)(-3.14)(2.84)(2.84)(2.84)lev-0.176***0.0147-0.206***-0.204***-0.206***(-21.03)(1.67)(-10.98)(-11.36)(-10.59)grows0.00229-0.0001750.002490.002620.00263(0.78)(-0.41)(0.67)(0.69)(0.69)top30.00195***0.0001110.00169***0.00173***0.00171***(18.89)(0.64)(4.75)(5.19)(4.98)industry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year控制控制控制控制控制Constant-0.427***0.226**-0.881**-0.864**-0.862**(-11.85)(3.80)(-3.10)(-3.22)(-3.22)Observations752752752752752R-squared0.0150.3600.0340.0350.035

4 结论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提出研究假设,然后基于2009-2014年披露了研发费用且发生高管变更的752个国有上市公司样本值,从研发投资角度考察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潜在负效应。一方面,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激励下,更加注重企业绩效增长,努力完成晋升所需的经济指标。可见,政治晋升作为激励国企高管的一项重要手段,有其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在政治晋升前夕,国企高管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会产生通过减少研发投资支出增加现时业绩的动机,而研发投资的减少可能对企业未来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具有潜在的负效应。为了充分发挥政治晋升激励的积极作用,减少对企业发展不利的短视行为,政府部门在制定国企高管晋升考核体系时,应注重企业发展质量指标,确保国企长期健康发展。

(2)研发活动是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创新驱动与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通过研发投资提升企业绩效是实现企业壮大,形成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研发投资带来的技术、工艺和产品革新可产生新的增长点,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企业发展战略选择中,要重视研发投资战略带来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并借此不断提升企业经济绩效。

(3)研发投资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随着研发投资强度加大,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绩效的正效应也加强。这种正向调节作用使得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的激励作用下会更加注重企业绩效增长。这为深入理解企业研发投资行为、明晰国企高管行为决策、完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和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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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思睿)

Political Promo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ecutives,R&D and Performance

Luo Fubi, Liu L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executives' political promotion in China. In this paper, we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romotion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D by using 752 sample of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2009-2014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s observed between political promotion and performance, indicating executives who have higher political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rporate performance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have lower political promotion opportunities; political promot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R&D, in the promotion year, executives, proceeding from their own interests, will reduce R&D spending; R&D expenditures stimulate performance significantly; R&D investment play a regulato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political promotion and performance.

Key Words:State-owned Enterprise;Political Promotion; R&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oderate Effect

收稿日期:2016-11-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GL05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JY054)

作者简介:罗富碧(1974-),女,重庆人,博士,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公司财务、公司治理;刘露(1993-),女,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DOI:10.6049/kjjbydc.2016090041

中图分类号:F2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6-00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