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鉴于创新要素流动受到省域户籍、财政等政策的影响，以省域为研究载体，研究省域协同创新主体间互动可以动态反映在同一基础条件下创新驱动经济的协同过程。以复合系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包含科技服务子系统的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理论模型，基于湖北、湖南和江西三省2009-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比较各省复合系统中子系统有序度、协同度以及各个协同创新子系统有序度，发现不同地区创新优势不同，各地协同创新联盟核心创新主体应有差异；政府是否参与协同创新应有所选择；湖北省复合系统应深化科技服务子系统下层子系统与高校子系统、科研机构子系统间联系；江西省复合系统应以产业子系统为突破口，形成多向发展的可能。
关键词：创新驱动；协同创新；复合系统；协同度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协同创新是创新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当今创新的新范式，其中，区域以其自身创新资源特色在驱动当地经济发展过程中成为最活跃的经济单元。与此同时，我国区域协同以政府为主导，户籍、财政、税收、教育等制度因素对创新要素在区域特别是省域之间的流动具有重大影响[1]。各省政府管理方式、产业发展规划定位、科技金融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各成体系，创新要素在各省之间流动困难，导致省际之间协同创新活动较少。有关省域协同创新的研究始于对创新活跃地区协同创新规律的观察和分析，之后延伸到协同创新活跃地区与非活跃地区的比对，以推进创新非活跃地区的创新活动。这些研究侧重地区间创新水平差异分析，缺乏对不同地区内部创新主体之间协同过程的考量；侧重于地区创新成果评价，较少关注协同过程。鉴于创新要素流动受到省域户籍、财政、税收、教育等政策的影响，以省域为研究载体，研究协同创新主体间互动可以动态反映在同一基础条件下创新驱动经济的协同过程。通过对协同创新过程中主体间协同的分析，可为各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确定位提供依据，也可为创新能力较弱的省份推动协同创新打开突破口，最终有助于形成基于当地创新基础和要素资源的协同创新生态体系。
协同创新联盟通过契约或股权联结形成网络化新型组织，联盟内部各主体之间按照合作规则协同逐步演化形成有序的新组织结构，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1]。协同学中，自组织内部序参量变化是整体效应凸显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对于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的协同评价有别于当前投入产出效率和效益的结果评价，注重协同过程中协同创新主体为促使形成整体效应的协同行为评价。业界已有不少学者提到协同度可以成为协同创新评价的有效工具。吴笑、魏奇锋等[2]认为协同度是度量跨组织协同创新效果的有效工具，可以表征复合系统各创新要素协同一致的程度，协同创新过程既是创新要素的协同也是创新主体的协同，鉴于此，协同度亦可表征复合系统中各创新主体协同一致的程度。王进富、张颖颖、苏世彬[3]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中提到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协同度是指协同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相互作用的一致性程度，反映系统主体行为协调程度，且协同度评价可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测量仪。为此，本文依据复合系统理论，选取中部三省协同创新联盟2009-2014年连续6个年度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包含科技服务子系统的产、学、研、科技服务多主体的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模型，测度三省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有序度和协同度，并描绘其发展趋势。在省域截面，从整体协同度、有序度以及复合系统中各个子系统3个层面，对比分析引致三省协同创新联盟协同创新合作水平波动的原因，探索创新驱动战略下省域协同创新规律，为提升地区协同创新能力提供参考。
(1)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 协同创新联盟通过契约或股权联结形成网络化新型组织，联盟内部各主体之间按照合作规则协同演化，形成有序的新组织结构，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依据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CAS)，在整个联盟过程中，各创新主体不断以自身变化适应其它主体的变化及系统演进，并保持一定的吸引力，使内部资源不至于流失消耗，外部资源不断进入，内外物质、能量、信息不断交换，创新优势持续累加，协同创新联盟系统自我强化效应逐渐彰显。艾晓玉、尹继东[4]基于CAS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协同创新动态演进机制，对协同创新主体及其行为进行了复杂适应性分析，认为协同创新相对产学研合作创新扩充了创新参与主体，协同创新是一种异质相关的创新组织间协同。依据主体功能性特征，将协同创新主体区分为经济型主体、技术型主体、引导型主体和服务型主体。
(2)协同创新协同评价。 目前对协同创新评价的研究集中在协同过程的效率或绩效评价方面，构建的指标体系大都基于投入和产出指标。近年也有文献开始对产学研科技联盟创新系统协同度进行比较研究。如杜弼云等[5]运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测度中部六省的产学研科技联盟创新系统协同度，发现不同省份协同度以及有序度高低不均，创新协同发展趋势不稳定。但研究者依旧延续了效率评价的特征，在确定科技联盟子系统序参量时选择还是投入产出指标，依据投入产出的效率评价框架，发现投入结构不协调则产出协同度低。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是一种有目的性的社会协同，协同创新主体行为直接受控于主体目的，因而评价创新主体协同程度应该尝试从主体行为出发，从主体间协同行为指标中选择子系统的序参量，以更合理地测度创新主体协同关系。邓富民、张金光等[6]在研究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测度时，从复杂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出发，提出基于协调度-管理熵的区域协同创新测度方法，选择的指标体系有两类：创新主体有序度和知识转移度。其中，创新主体有序度选用了大量创新主体间互动指标，通过协调度和管理熵两种方法的实证比对，发现两种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测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定量测度协同创新联盟协同合作水平的指标选取提供了有益参考。
(3)复合系统协同度与子系统有序度。 协同创新联盟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所谓自组织系统，是指在一定的边界条件下，由系统内部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或信息反馈、协调和整合来控制和强化系统组织[7]。同时，协同创新联盟是“社会协同”，需要创新主体运用自身优势进行合作，以实现自组织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度有序到高度有序。协同学中序参量通过描述系统演化过程中子系统或者系统各要素由一种相变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相变状态，表示系统有序结构和类型，并显示不断演化的新结构整体协同程度，真正决定系统形成和演化的也正是系统序参量。系统论中的协同度是指系统中子系统或者系统要素在发展过程中协同一致的程度，它描述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者各要素间协调程度。借助系统论，协同度评价可用作产学研协同创新测量仪，通过对某一时期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协同能力进行度量，可以反映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协同程度[3]。因而，基于协同学和系统论，在研究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时，研究子系统的序参量和协同度是必不可少的。协同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创新主体不断合作，各创新要素不断循环，并因系统的开放特征不断吸引创新主体加入或者退出，协同创新联盟主体不会一成不变，原有的复合系统模型需要根据不断吸纳的新主体不断完善。杜弼云、牛冲槐等[5]在研究产学研科技联盟创新系统协同度时，将产学研科技联盟分为3个子系统：产业子系统、高校子系统和研发子系统。但是，随着协同创新的深入开展，各创新主体在协同创新联盟中分工细化、专业化，科技服务子系统连接原有各创新主体的重要桥梁作用逐渐展现出来，并日益引起协同创新联盟的重视。有学者将科技服务子系统作为一个新生子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发现科技服务子系统有下层子系统，如人才子系统、场所子系统等[8]。
纵观以上文献，基于协同学、系统论和协同创新联盟开放系统的特征，有必要构建一个包括科技服务子系统的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描述复合系统状态的系统序参量和协同度应是凸显创新主体互动的指标，客观评价协同创新联盟的协同程度，并运用协同度揭示协同创新联盟的问题所在，为规范协同创新主体行为提供参考依据。
2.1 子系统选取
Leydesdroff(2003)作为“三螺旋”概念的最初提出者之一，认为创新系统越复杂就越会产生更多的熵，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并开始将创新系统视为复合系统，该复合系统包括3个子系统，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内部互换信息，以克服复合系统不确定性并实现系统的完整性[9]。可见，从早期开始，学者们就发现协同创新是一个复合系统，并把协同的主体视为不同子系统。
表1 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主体子系统构成的文献梳理
学者协同创新联盟复杂系统构成主体构成(提法)观点Etzkowitz等[10]、李廉水[11]、王成军[12]政产学研“三螺旋”创新模式将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主体统一起来,形成知识领域、行政领域和生产领域的三力合一国家经贸委等(1992)、陈劲[13]产学研协同创新、产学研战略同盟1992年组织实施的“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是最初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孔祥浩等[14]、杜兰英等[15]政产学研用中介机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四轮驱动”、“五轮驱动”、“六轮驱动”等并有新的主体不断加入,形成了多主体合作创新体系,也展现了协同创新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温兴琦等[16]、陈晓红等[17]、金林[18]、唐艳丽等[19]、陈劲等[20];艾晓玉(2014);李晓锋[9];许水平等[21]、解学梅等[22]、孙立梅(2011)科技中介成为协同创新主体之一、战略联盟、网络化、虚拟化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
通过对协同创新主体相关文献的梳理，结合本研究目的，选取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的子系统如下：产业子系统、科技中介服务子系统、高校子系统、科研机构子系统。本研究并未将政府作为一个子系统，主要由于政府是协同创新的一个辅助主体，是引导型主体。在中国，政府又可以干涉中介机构如金融机构，从创新资金要素方面影响协同创新联盟主体的活动，如通过税收政策影响产业子系统，通过教育政策影响创新人力资源要素，政府子系统更多的是一个综合体，将它单独作为一个子系统不便于分清其它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同时，考虑到后续实证研究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合理性，在此不将政府单独作为一个子系统。
(1)科技服务子系统。协同创新联盟已发展成以知识增值和价值创造为核心的一种高级组织模式，科技服务子系统处于创新知识创造者持有者与创新知识需求者之间，充当咨询服务、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培训服务、人才和技术中介之间的桥梁，并贯穿于协同创新整个过程。通过桥梁作用，协同创新联盟实现知识技术流动，促进各参与主体间互动，实现创新体系内有效链接。
(2)高校子系统。高等院校作为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源泉，能极大地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在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中，高校是技术供给主体，也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主体。高校为企业输送各类专业人才，以人力资源为纽带，促成双方广泛合作，也为企业研发工作提供场地、设备等资源，使其间接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还能针对企业特定需求直接提供技术支持，通过高校优秀研发团队进驻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或者企业在高校设立专门实验室用于新产品研发及新技术再创新等方式，全面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因此，与高校、科研机构组建协同创新联盟，能让企业获得人力、物资、技术等方面的丰富资源，有效解决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3)科研机构子系统。科研机构作为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源泉，能极大地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在协同创新联盟复杂系统中，科研院校是技术知识的供给主体，同时，科研机构参与相关政策或者法律制定，提供专家咨询服务等。但科研机构在协同创新联盟中与高校子系统具有不同功能：高校的功能为产业子系统输入大量创新人员，附着在这些创新人员身上的创新知识创新技能为产业创新子系统提供重要的创新要素，同时，实现子系统之间物质、能力和信息交换，为整个复合系统演化提供重要推动力。但是，科研机构子系统除进行科学研究和创新知识创造之外，还会以专家的身份参与相关创新政策或者法律制定、提供战略规划等[6]，通过影响协同创新联盟外围环境，对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演化产生影响。
(4)产业子系统。经济利益驱动是协同创新联盟最重要的驱动力，协同创新联盟以产业为主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但是，产业发展能力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产业子系统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需要协同科技服务、高校、科研机构子系统获取满足市场需求的资源与能力，实现经济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综合以上分析，构建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如图1所示。
图1 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模型框架
2.2 子系统指标选取
借助以往文献，将协同创新联盟分为4个子系统，各子系统选取如表2所示的指标进行测度。
根据协同创新联盟复杂系统协同度模型，本文利用2009-2014年湖北省、江西省和湖南省三省的子系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相关年度的统计年鉴。鉴于原始数据的量纲不一致，直接参与计算处理会出现错误并缺乏合理性，本文对原始数据采用级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3.1 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构建
孟庆松、韩文秀[23]从系统学角度创新性提出复合系统的复合因子、协调机制等概念，并构建了复合系统协同度测量模型，之后经济学社会学中复合系统大量采用该模型进行协同度量评价等[24-25]。本文借鉴孟庆松、韩文秀的成果以及后续拓展的研究成果，构建适合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的协同度模型。假设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为S，协同创新联盟子系统为Sj(j=1,2,3,4)，其中，S1是科技服务子系统，S2是高校子系统，S3是科研机构子系统，S4是产业子系统。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是一种自组织系统，经历从无序到有序再到协同的过程，整个发展过程中需要使用序参量描述Xj=(xj1,xj2,xj3...xji),i∈[1,n],βji≤xji≤αji，其中，xji依据对因变量的影响分为两类即正向影响因素和负向影响因素。当xji为正向影响因素时，其取值越大则系统有序度越高；当xji是负向影响因素时，其取值越大则系统有序度越低。序参量的分量为：
在此构建的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的影响因素均为正向影响因素，且考虑到为了保证序参量的分量经过处理后均为正，不影响后续处理，取：
Sj(xji)=
×0.9+0.1
Sj(xji)∈[0.1,1]
一般子系统序参量有序度的测量可以使用几何平均法和线性加权平均法，本文考虑到使用线性加权平均法在确定权重时无法克服主观性，故采用几何平均法集成拟合子系统的有序度：
sj(xj)=
依据复合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变过程，给定初始时刻t0，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将t0时刻设定为2009年度，各个子系统在t0的有序度为
复合系统演变过程的下一时刻为t1，则在t1时刻有序度为
取2010年度。同理，下一轮计算中，t0时刻为2010年度，t1时刻为2011年度，以此类推，分别获得2010、2011、2012、2013、2014年度的复合系统有序度。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的协同度为：
S(X)=θ
其中，参数θ是调整正负的：
θ=
,j=1,2,3,4
随着子系统各自有序度涨落有别，并相互交换信息、物资与能量，整体协同度可正可负。一般而言，S(X)的取值越大，说明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的协同性越佳。
表2 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各子系统指标体系
子系统指标符号单位类型科技服务子系统X1服务的企业总数X11万家+服务的总收入X12亿元+为企业增加的销售额X13亿元+政府投入X14亿元+高校子系统X2高等学校R&D人员全时当量X21万人年+高等学校R&D经费内部支出X22亿元+高等学校R&D经费内部支出政府资金X23亿元+高等学校R&D经费内部支出企业资金X24亿元+高等学校R&D经费外部支出X25亿元+高等学校R&D经费外部支出对国内高校支出X26亿元+高等学校R&D经费外部支出对国内企业支出X27亿元+高等学校R&D经费外部支出对国内研究机构支出X28亿元+高等学校R&D课题申请数X29项+科研机构子系统X3科研机构R&D人员全时当量X31万人年+科研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X32亿元+科研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政府资金X33亿元+科研机构R&D经费内部支出企业资金X34亿元+科研机构R&D经费外部支出X35亿元+科研机构R&D经费外部支出对国内高校支出X36亿元+科研机构R&D经费外部支出对国内企业支出X37亿元+科研机构R&D经费外部支出对国内科研机构支出X38亿元+科研机构R&D课题数X39项+产业子系统X4大中型工业企业R&D全日时当量X41万人年+大中型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X42亿元+大中型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政府资金X43亿元+大中型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企业资金X44亿元+大中型企业R&D经费外部支出X45亿元+大中型企业R&D经费外部支出对研究机构支出X46亿元+大中型企业R&D经费外部支出对高校支出X47亿元+大中型企业R&D项目数X48项+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X49亿元+有R&D活动企业数占比X50%+
3.2 中部三省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测算
将中部三省的协同创新联盟分别视为一个复合系统，运用以上构建的复合系统模型，将各个复合系统分为科技服务子系统、高校子系统、科研机构子系统、产业子系统。通过运算可以获得中部三省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的子系统有序度和整体协同度，如表3所示。
3.3 中部三省协同创新联盟复杂系统协同度比较分析
(1)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的比较结果如表4和图2所示。从图2可知，整体协同度的变化幅度较大，三省各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这与我国整体协同度较低的情形相符。其中，江西省的整体协同度较好，这与江西省4个子系统的体量较小息息相关。江西省的GDP产值、高校数量、科研机构数量均较湖北、湖南省小，可见子系统自身复杂程度也会影响整体协同。子系统越简单，协同数据表现越好。反之，协同创新联盟整体协同度数据较好，并不能表明协同创新联盟中各个主体表现优良。
(2)基于各省截面的有序度比较。对于湖北省复合系统，协同度的趋势线表明，湖北省协同创新联盟的协同度呈现下降趋势，如图3所示。复合系统内部子系统中，产业子系统呈现上扬趋势，说明湖北省产业子系统协同情况较好。其它3个子系统即高校子系统、科技服务子系统和科研机构子系统都呈现不同程度的震荡上扬趋势，其中，科技服务子系统呈现震荡后下降的迹象。
表3 三省协同创新联盟有序度及协同度
区域指标200920102011201220132014湖北科技服务子系统0.74940.89410.76120.74910.90170.5924高校子系统0.931410.93050.97550.88651科研机构子系统0.73480.93290.42510.54630.89431产业子系统0.41790.50600.48030.62500.62570.6474复合系统协同度0.1147-0.1048-0.0556-0.0426-0.0947湖南科技服务子系统0.27560.24060.28440.26890.32610.4998高校子系统0.76050.55540.65010.10000.54330.4651科研机构子系统0.29920.20070.25120.23380.24730.2681产业子系统0.45040.61510.48530.57370.76860.6846复合系统协同度-0.1039-0.0722-0.060170.0903-0.06979江西科技服务子系统0.15320.23040.41790.34920.35990.5290高校子系统0.16920.14440.16170.26940.22310.1421科研机构子系统0.18880.14950.21420.21390.20290.1860产业子系统0.41670.12590.18060.19510.17850.1529复合系统协同度-0.06840.0582-0.0134-0.0173-0.0493
表4 中部三省复合系统协同度
地区20102011201220132014湖北0.1147-0.1048-0.0556-0.0426-0.0947湖南-0.1039-0.0722-0.06020.0903-0.0698江西-0.06840.0582-0.0134-0.0173-0.0493
图2 三省协同度比较
对于湖南省复合系统，湖南省协同创新联盟协同度呈现上扬趋势，整体协同效应较好，如图4所示。科研机构子系统异常平稳，呈直线发展态势，说明湖南省内有关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力度不够，虽然水平较平稳，但是没有提升，科研机构协同创新动力不足或者行动不力，而其它子系统即高校子系统、科技服务子系统和产业子系统均呈现震荡上扬趋势。震荡程度最大的当属高校子系统，震荡年份出现在2012年度。究其缘由，我国2011年提出“2011提升计划”，提出了四个面向，其中之一是面向高校，旨在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从2012年开始各省高校纷纷建立“协同创新中心”，2012年度教育部、财政部“2011计划”评审认定了14个协同创新中心。“2011计划”从2012年度开始实施，4年1个周期。湖南省内中南大学主导的“有色金属先进结构材料与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入围第一批“2011计划”，该中心联盟了1家兄弟院校(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联合了2家科研院所(轻合金研究院、粉末冶金研究院)，同时还联合了6家企业，这6家企业主要都是湖南省内企业，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大飞机、高超飞行器、发动机、高端基础装备等领域。该协同创新中心中中南大学和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主要以自己拥有的平台提供场地，实质创新主体是企业。故而，2012年湖南省高校子系统的有序度并没有因中南大学该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而提升，产业子系统有序度反而有微弱提升，然后一直呈现上扬态势。
图3 湖北省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有序度及协同度
图4 湖南省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有序度及协同度
对于江西省复合系统，如图5所示，江西省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的整体协同度较平稳，呈现水平发展趋势，未出现提升整体协同性的突破口。科研机构子系统与产业子系统发展趋势较同步，呈现平稳上扬趋势。科技服务子系统震荡上扬，高校子系统有震荡轻微下行趋势。
图5 江西省协同创新联盟复合系统有序度及协同度
(3)基于复合系统各子系统的比较。 对于科技服务子系统，如图6所示，在协同创新联盟科技服务子系统中，湖北省一直领先于中部其它几个省份，拥有绝对优势，但是存在高位震荡。2009年汉口银行创新设立湖北省第一家专业科技支行——光谷支行，开展科技金融服务创新。 2010年联想控股成为汉口银行第一大股东，汉口银行建设“中国硅谷银行”，服务科技创新战略初步确立。同年12月1日，汉口银行科技金融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全国首家“1+N”式一站式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一站式、综合化金融服务。武汉光谷还启动了“资本特区”建设，设立了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超市”，积极推动企业与金融机构协同互动，有效满足创新资金需求，提升了企业创新积极性。湖北省内科技金融服务积极为协同创新凝聚资金优势，为拉升湖北省科技服务子系统有序度奠定了基础。通过向邻近省份学习，江西省和湖南省均呈现微弱上扬趋势。
图6 科技服务子系统有序度
如图7所示，高校子系统有序度受到我国近年来创新政策的影响，比如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打造区域创新体系、强调基础创新能力培育以及实施“2011计划”。其中，“2011计划”对高校子系统的影响最直接，因而，开始实施后，2012年高校子系统有序度各省之间发生了显著变异。江西省和湖北省在全国大环境的熏陶下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唯独湖南省高校子系统的有序度在2012年度不升反降，主要是由于湖南省应对“2011计划”的行动较迟缓。湖北省高校子系统有序度一直位居中部省份之首，这与湖北省内高校众多息息相关。
图7 高校子系统有序度
如图8所示，从科研机构子系统来看，湖南省与江西省有序度水平几乎持平，有低位趋同的特征，而湖北省以2011年为界，高位震荡上扬，且远高于另外两个省的水平。但湖北省科研机构子系统有序度2011年出现下滑然后上升，究其缘由，在于国家的“2011计划”，创新主体的关注力集中在高校创新能力提升上，忽视了科研子系统。
图8 科研机构机构子系统
如图9所示，近6年来，湖北省和湖南省产业子系统呈较明显上升趋势。江西省产业子系统有序度从2009年高位下降至2010年低位后，一直低位徘徊，这与占据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较大份额的绿色光源特别是光伏产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光伏产业自2008年开始逐步走向低谷，至2010年全行业出现亏损，行业景气度持续低迷，并延续至2012年。全国光伏组件的产能和产量占全球60%，多晶硅产能和产量占全球40%，产能过剩明显，一度成为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直到2015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才将光伏产业和风电产业移出产能过剩产业之列。同时，由于欧美双反及全球需求趋缓，靠低价竞争占领市场的出口模式已走不下去。国内光伏产业受到内外的双重打击，占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较大份额的光伏产业发展态势掉头向下，产业发展前景直接影响产业创新资金，而且产业也是创新知识技术的转化场所。
图9 产业子系统有序度
(1)不同地区协同创新优势不同，各地创新联盟核心子系统应有差异。 协同创新联盟的建立，旨在提升创新能力、推动各地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各地区优势产业发展态势、发展水平极大地影响主体创新活动。协同创新联盟中主体的功能不同，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因而不同地区协同创新的优势不同，协同创新联盟的核心主体也应有所不同。同时，随着创新活动的深入，创新驱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激励全民创新，不断有创新主体参与和退出协同创新联盟，协同创新面临较多的契约以外的不确定性。为了应对契约以外的不确定性，协同创新联盟需要一个拥有较强号召力的创新主体，在面对创新不确定性时能够拥有果断决策力，在面对风险时能够迅速凝聚联盟内各个创新主体。虽然创新主体边界模糊，但是，有关联盟的共同目标尚存，为了实现联盟创新目标，联盟内部应有核心创新主体，这个核心创新主体通常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或者美誉度，有着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就像是一个大家族有名望的长者，在协同创新联盟中这些核心创新主体具有较高的权力地位。在知识创新基础薄弱和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倡导以产业子系统为协同创新核心主体、其它主体协同的模式。通过经济利益驱动，产业子系统与相关产业融合，与跨区域创新主体链接，推动本产业本地其它子系统创新。而在知识创新基础好和水平较高的地区，则通过创新驱动，以知识、技术的生产供给单位如高校子系统、科研机构子系统为该地区协同创新核心主体，其它主体协同供给相应创新要素。在服务业较发达的地区，通过服务驱动，以科技服务子系统为核心，充分供应创新人才政策、金融政策、科技政策。
(2)在不同目标的协同创新联盟中，政府参与应有所选择，要有助于其它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分析各省各子系统的有序度以及协同度可以发现，各地区高校子系统均在2012年度发生震荡，这与2012年实施的“2011计划”不无关系。虽然“2011计划”旨在提升高校创新能力，但是，遵循全面开放、多元投入的原则，吸纳了社会多方面的投入和支持，集聚了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资源，积极促进了协同创新联盟的快速形成。从首批14所高校主导的协同创新中心来看，有14个兄弟院校、12个科研院所、9个企业、6个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参与，占总数的比重分别为100%、85.71%、64.29%和42.86%。政府在各类协同单位中参与比例最低。政府在参与四大类“协同创新中心”时表现不同：科学前沿类和行业产业类无政府参加，文化传承类和区域发展类政府必定参加。可见，协同创新中心作为一种协同创新联盟形式，政府是否参与协同，应当依据协同创新联盟目标不同而有所选择。科学前沿类创新活动是有益于整个国家甚至人类发展的创新活动，主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从事的是突破性创新。这种创新活动需要宽松的环境，高校子系统以及科研子系统利用自身学术链接可以形成跨地域的虚拟创新区域，因而地方政府的参与可以尽量减少。而面向区域发展类的协同创新中心，政府必定参加，提供基于区域发展的重要引导作用以及政策支持。政府不参与行业产业类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是简政放权，激发产业的市场活力，提升市场效率。政府参与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在于推动整个社会创新，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创新精神，尊重劳动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夯实全社会创新创业的素质基础。
(3)湖北省复合系统应深化科技服务子系统下层子系统与知识生产供给子系统间联系。 从三省协同子系统有序度对比来看，湖北省无论是在各个时间段还是各个子系统内都首屈一指，这与湖北省内高校林立、科研院所密集、研究人员众多等息息相关。2014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学校数量分别为：江西22所、湖北57所、湖南62所。而从事研究与发展的人数分别为：江西5 257人、湖北47 079人、湖南36 518人。学校数湖北排第二，从事研究与发展的人数湖北排第一。湖北省科技服务子系统、高校子系统以及科研子系统有序度均遥遥领先于其它省份对应子系统，但湖北省产业子系统的有序度居于中间偏上水平，整体协同度水平居于中间水平。武汉“光谷”强在信息通讯产业，却没有与同在武昌的高校组成“协同创新中心”，该区域科技子系统在产业子系统和高校子系统间的桥梁作用发挥不大，科技服务子系统与高校子系统、产业子系统协同不佳。科技子系统自身也是一个复合系统，包含创新人才子系统、创新资金服务子系统等。湖北科技服务子系统有序度远远高于其它两省，主要由于科技服务中创新资金子系统与产业子系统衔接较好。应通过政府引导，根据高校子系统、产业子系统的需求，进一步细化科技服务子系统，加强科技服务子系统中知识产权管理，发挥科技服务子系统在高校子系统与产业子系统之间的桥梁作用。
(4)江西省复合系统应当以产业子系统为突破口，形成多向发展的可能。 相比科技服务子系统和科研子系统，江西省内高校子系统和产业子系统协同创新的有序度更低，因为高校子系统是长期积淀形成的，江西省更应该在产业子系统上寻找突破口。江西省内产业多以农业、旅游业、矿业为主，为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但是，江西省产业子系统特色显著，依据现有光伏产业基础和产业回暖态势，可通过建设产业高度集聚的特色新能源产业园区，实现以光伏产业为主体的新能源产业集聚化、规模化发展；依据江西铜、钨、稀土等独特的资源优势，打造新材料研发生产基地；依据鄱阳湖、庐山、井冈山等发展旅游产业。在产业子系统形成多向发展的可能，提升产业子系统创新有序度，然后，以产业子系统作为江西省内协同创新联盟核心创新主体，引领与拉动其它创新子系统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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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贤贤)
Comparison Research on the Level of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across Provinces under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Abstract：The fluxility of innovation factors is affected by the household, the fiscal policy and so on. Th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body among the same province is helpful to show that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pushing economics. Based on CAS theory, this article construct a synergy innovation complexity system theory model which include the technology affiliate system, and do som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rovinces: Hubei, Hunan, Jiangxi panel Data using the complexity system model. By comparing from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the whole coordination, the different affiliate systems in the complexity system. It can get som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the synergy innovation alliances should have different innovation core subjects considering of the advantage industries and the base of innovation knowledge and capacity. The local governor should choose the different innovation alliances to take part in according to the aim of innovation alliances. Hubei complexity system should deep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ub-technology service system and the knowledge supply affiliate system. Jiangxi complexity system should lay the breakout on the industry system and find out pos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Key Words：Innovation-driven; Collaboration Innovation; Complexity System; Coordination
收稿日期：2017-06-06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6Q177)
DOI：10.6049/kjjbydc.2017020295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6-003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