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个人创新意识关系研究

熊艾伦,蒲勇健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对比中、美两国样本,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个人创新意识的影响。结构方程模型输出结果显示,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有积极作用,但认知型社会资本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社会资本中的社交活动因素有助于创新意识提高,但信任和价值观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另外,社会资本对不同群体创新意识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关键词:社会资本;结构方程模型;创新意识;价值观

0 引言

2015年国务院政府报告中提出要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作为引领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双引擎。“双创”的目的是要使创业创新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而是多数人的机会。与企业不同,个人的创新活动可能最初只是为了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实际困难,没有明确的任务导向,也非以盈利为目的[1],但这种行为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且加快了不同群体和阶层间的流动与融合,形成良性和谐的社会互动。影响个人创新能力的因素很多,社会资本无疑是常被讨论的变量之一。按照Nahapiet和Ghoshal[2]的定义,社会资本可以视为个人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总合。以往研究大多着眼于社会资本对促进高科技企业或研发团队创新能力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3]。由于被视为一种获取资源的手段或工具,企业组织或研发团队会自然而然地利用社会资本去提升创新能力,而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则缺乏这样的需求和动力。因此,研究社会资本对普通公众创新意识的作用有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文献回顾

1.1 社会资本概念

近年来社会资本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普遍使用的理论工具。由于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理论,目前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定义还未形成共识。社会学派将社会资本理解为特定的社会网络结构以及结构中包含的各种信息和资源。政治学派则将社会资本理解为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社会组织的特征。而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则将社会资本理解为包含社会互动关系数量和质量的各种制度与规范[4]。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应该分为两大维度——结构型和认知型。前者通常是指客观存在的社会网络以及相关组织、规范、制度和章程。后者是指主观上共享的价值观、信任和道德规范[5-6]。结构型社会资本是可以直接观测到的,因此是相对客观的;而认知型社会资本更多的是内心思想的体现,因而是相对主观的。如果说认知型社会资本促进了互惠互助、信任、团结的期望,那么结构型社会资本就导致了互惠行为的产生。

1.2 社会资本与个人创新意识

创新通常是指以现有知识和物质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以获得一定经济效益。尽管不同学科领域对创新的定义有所差异,但创新行为通常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即原创性和价值性[7]。创新意识则是个体对创新以及创新带来的价值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待创新的态度。创新意识是创造性思维的前提条件,而创造性思维是创新意识的必然结果[8]

探讨社会资本与个人或团队创新能力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1973年格兰纽维特就强调社会网络对信息流通和扩散的作用。由于社会网络是结构型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要素,因此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增进知识的互惠与分享来提高个人或团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9-10];而网络中心位置以及“结构洞”对资源获取能力提升的作用更显著[1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很便利地通过网络或其它通讯技术获取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构型社会资本的重要性降低。Polanyi将知识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前者指的是那些易于存储、记录和传播的知识,后者指的是那些很难被有效表述和转移的知识,并需要以特殊方式(师传徒授)扩散和传递。也就是说隐性知识是高度个人化的,并在个人的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可以说,显性知识对应的是知识管理理论中的正式知识,即依赖于正式的组织制度,有固定的内容程序或形式。而隐性知识属于非正式知识,其依赖于个体的社会关系,是独立于组织制度之外的[12]。Allen等[13]指出对于创新而言,非正式知识的作用可能比正式知识更显著。这主要是因为隐性知识的创造、传播和显性化是创新优势的主要来源。

认知社会资本与创新意识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创新型人格特质上。首先,信任是认知型社会资本的主要元素。心理学研究认为,信任感最初萌芽于孩童时代的成长过程。随着孩子与同辈及长辈游戏、学习和交往的不断深入,信任感得以扩散和强化,最终植根于人格特质中。而信任的对象也从父母、亲戚扩展到社会甚至陌生人[14]。人之所以选择信任而非背叛行为,主要是因为对忠诚、公平、互惠等要素存在价值期望。对他人信任程度高的个体都愿意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实现合作共赢,因此属于外倾型人格。这种人格有助于知识分享因而也有利于创新意识培育[15]。此外,无论何种文化背景的社会个体,其对家人的信任程度往往高于陌生人。这主要是因为对陌生人缺乏了解,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对陌生人信任程度较高,可能说明该个体善于处理不明朗情况,具有较高的模糊容忍度。

既有研究表明,模糊容忍与个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相关,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创新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低模糊容忍度的个体不太适应不确定环境,容易产生担忧和焦虑情绪。也就是说,低模糊容忍度的个体面对概率分布未知的模糊选项或概率分布已知的风险选项时,倾向于高估负面结果并选择预防或逃避[16]。而高模糊容忍度的个体能够承受前景不明朗状况,坚持工作,直至新的理论、思想或产品诞生[9]。此外,模糊容忍度强化了个体探索新方法以解决复杂问题的内在动力。因此,拥有较高水平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个体一般都具有模糊容忍人格[17]。国外不少学者也从实证角度考察了模糊容忍和创造力的关系。Tegano[18]发现教职人员的模糊容忍与MBTI创造力得分在5%水平上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1。Zenasni 等[13]利用问卷调查获取的数据(N=89)证实了模糊容忍和创造力的相关性,并发现父母的模糊容忍程度也和子女创造力相关。

1.3 工作性质、社会资本与创新意识

哈佛商学院教授Amabile[19]将影响个人创造力的要素分为三类,即知识技能、思维能力和创新动机。可以说结构型社会资本影响了知识和技能的获得,而认知型社会资本与思维能力相关。创新动机更多来源于生活和工作。因此,本文将受访者的工作性质作为主要控制变量。既有研究表明,工作中的创新动机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动机是指职员认为这个工作是有趣、吸引人以及具有挑战性的。而外部动机则是指该项工作给予创新活动一定的奖赏或激励[20]。因此,专业性较强的职业具备一定创新动机,因而更能激发个人创新意识。而一些非专业性工作,尤其是体力劳动可能不具备较强的创新动机。选择工作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资本往往与职业获得存在关联。根据Lin[27]的研究,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体获得更体面、社会地位更高的工作。例如教师、公务员、医生等,而这些工作对智力要求较高,有助于创新型思维的塑造,三者之间存在一定互动关系。因此,本文将重点考察认知型社会资本、结构型社会资本与创新意识的关系,同时,为得到稳健的实证结果,将工作性质作为控制变量。

2 数据来源、模型与研究假设

2.1 数据来源

以往涉及社会资本与创新关系的文献很多,但受数据易得性的限制,跨文化比较研究缺乏。因此,本文将对比中国样本和美国样本,使用的是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第7轮数据。该数据库在社会资本研究中极为常见,美国数据中包含1 928个样本,中国数据中包含412个样本。这是因为尽管WVS中每个国家的样本总数都超过2 000个,但中国数据中有太多包含缺失值的样本,所以去除之后仅剩412个有效样本。

2.2 模型、变量与假设

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社会资本与个人创新意识的关系。如图1所示,模型一共包含4个潜变量,分别是结构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工作性质和创新意识,观测变量一共12个。以信任为主要元素构建认知型社会资本,包括对陌生人信任水平(Trust1)、对外地人的信任(Trust2)和对与自己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的信任(Trust3)。早期的社会资本研究常用“对大多数人的信任”作为测量普遍信任的指标,但Delhey等指出该指标可能只适用于西方社会。这主要是因为东西方文化有不同的信任半径(radius of trust)。即东方人倾向于将朋友、亲戚视为“大多数人”,而西方人倾向于将陌生人视为“大多数人”[21]。因此,本文使用3个指向性更明确的指标衡量信任水平。

图1 社会资本与个人创新意识路径分析

结构型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构建主要基于Lin的研究,包含个人教育水平(EDU)、参加社会活动频率(Activity)以及与朋友交流获取资讯频率(Friend)3个维度[22]。一般而言,教育水平越高,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越强烈。这是因为教育是区分社会群体的重要指标,学历较高的个体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意愿相对较高[23]。文中的教育水平是一个程度分为1-10的等级指标。社会活动参与频率根据受访者参与社团组织数量进行评分。数据中共包含10类社会团体的参与信息。如果受访者没参与任何团体记为0分,如果参与了所有类型团体则记为10分;在与朋友交流对应的问卷中,将是否经常通过与朋友和同事交流获取资讯的程度分为1-5个等级变量。显然,与朋友交流越多,获取的资讯越多,社会资本可能越丰富。

创新意识由3个观测变量构成,均来源于WVS数据中的Schwartz量表。3个变量对应的问卷题项分别是:“我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imagination)”,“创造力和新观点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Idea)”,“从事有风险和挑战的事对我来说很重要(Risk)”。国内研究个人创造力、创新绩效以及创新行为的学者很多,使用的量表也主要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并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24-26]。但研究创新意识的文献不多,如Lebedeva等[27]探讨了社会资本与创新态度的关系。因此,关于创新意识的度量主要借鉴他们的研究。

工作性质包括所从事工作是否要求创新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是否要求团队合作(Teamwork)、对脑力活动的需求程度(Mental)3个观测变量。这实际上是研究工作动机对个人创新的影响。尽管这几个变量与常用的测量工作动机的变量不一致,但也基本涵盖了工作动机的内涵。在模型中认知型社会资本与工作性质、认知型社会资本与结构型社会资本之间被双箭头连接,这意味着本文假定这几个潜变量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认知型社会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都属于社会资本,因而必然存在关联。同时,相关理论也指出社会资本影响个人工作获得,而个人职业或社会地位又影响社会资本积累,因此可以假定它们相互影响。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结构型社会资本促进创新意识;

H2:认知型社会资本促进创新意识;

H3:工作性质对创新意识有促进作用;

H4:工作性质与结构型社会资本相关;

H5:工作性质与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关;

H6: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相关。

2.3 样本分类

尽管社会资本概念源于西方,但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具有一定普遍性。如果社会资本在某些国家或地区能够解释个人创新意识的差异,那么相应地可以推广至其它地区。因此,跨文化研究有助于检验理论工具的可靠性和适用性。除了考虑国别差异外,性别差异也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方向。以往研究指出,社会个体在使用和积累社会资本上存在性别差异。例如男性通常对积累社会资本更积极,同时,也更擅长将情感型社会关系转化为利益型社会关系[28]。而中国女性因为承担过多的家庭责任使得这种性别差异更显著。创新意识方面也是如此,Pilarmatud 等[29]考察了性别对个人创新性思维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水平对男性的创新性思维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创新性思维的评分上则要明显高于低教育水平的女性。这意味着教育水平和创新性思维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Sbaer 和Ckaufman[30]认为个体创新能力的性别差异可能并不源于先天性因素,而主要受后期环境的影响,例如父母、老师对男生和女生的不同期待。鉴于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女性对创新和冒险可能持有更加审慎的态度。因此可以预测,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的促进作用在男性中表现更显著,并且在中国这种差异可能更突出。

H7: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体现在男性身上。

除此之外,本文还将考虑社会等级是否对社会资本和创新意识的关系带来差异性影响。按照林南等人的思想,社会等级决定了社会资本质量。例如农民工群体在进城就业时经常使用关系网络来寻找工作,但大多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但当大学生或其他高学历求职者使用关系网络时,往往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这看似矛盾的结果背后体现的是社会资本质量的差异。个体社会地位越高,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等级越高,由社会资本带来的收益也越高[27]。由此可以预计,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的促进作用在社会中上层群体中体现得更明显。

H8:中下阶层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的促进作用有限。

3 实证检验

3.1 信度分析与独立样本T检验

本文使用问卷调查数据,在进行实证分析前先进行信度分析,以检验各个变量的异质性或稳定程度。本文使用克朗巴哈系数法进行异质性检验。一般而言,检验系数在0.60以上即可认为是可信的;在0.8以上是最理想的结果。由表1可知,结构型社会资本、创新意识和工作性质的信度检验满足基本要求;认知型社会资本的信度检验达到理想水平,因而可以作进一步分析。

表1 信度检验结果分析

潜变量名称Crobach'sAlpha观测变量数量认知型社会资本0.8253结构型社会资本0.6023创新意识 0.6763工作性质 0.6643

在对比中国和美国数据之前,还需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考察分组回归的必要性。如果两组样本的变量均值和方差没有显著区别,可考虑放弃分组分析;即便进行了分组,回归所得系数的差异可能不大。表2给出了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样本中认知型社会资本以及结构型社会资本各指标的方差和均值都存在显著差异,工作性质和创新意识各指标的差异较小。尤其是创新意识等3个指标中,只有从事有风险和挑战的事的方差存在显著差异。由于考察的核心变量(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分组分析具备一定必要性。

3.2 全样本实证检验

通过对比可知,中国和美国的样本中各变量的显著性基本一致,但系数存在差异。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有正面促进作用,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267和0.215。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的影响均不显著。工作性质也对创新意识有显著影响,说明脑力劳动者或团队合作者拥有较高创新意识。工作性质和结构型社会资本显著相关,也就是说从事脑力劳动的个体通常受教育水平较高,参与社会活动也比较积极,因而拥有较多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在中国样本中,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无显著关联,而在美国样本中该关联性较强,但只在10%水平上显著。同样,工作性质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弱。总体而言, 假设H1得到了验证,并与Lebedeva等的研究结论一致[27];假设H2未被证实,无论是美国样本还是中国样本,都显示这一因果关联不存在;假设H3得到证实,也佐证了冯旭等关于工作动机与个人创新关系的研究[29];假设H4、H5、H6没有得到完全证实,三者间的相关性总体较弱。

表2 独立样本T检验

F-testSig.T-testSig.对陌生人信任水平77.660.00-20.520.00对外地人信任水平94.070.00-11.880.00对与自己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信任83.310.00-12.580.00参加社会活动频率24.540.00-4.830.00与朋友交流获取资讯频率97.530.00-33.090.00个人教育水平46.190.00-3.650.00脑力活动1.270.269.940.00团队合作3.910.071.640.11创造性思维4.810.0312.480.00创造力和新观点2.720.09-0.100.92从事有风险和挑战的事2.540.11-4.420.00富有想象力2.680.100.640.52

在中美两国样本中,教育水平影响结构型社会资本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82和0.768。一般而言,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有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和动力,因此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更加积极。朋友交流在中国样本中对结构型社会资本的影响系数为0.504,而在美国样本中则下降到0.341,但影响仍然显著。三种信任水平的一致性程度较高,这也说明信任陌生人的受访者通常对外国人以及持有其它宗教信仰的人抱有更包容的心态。总体而言,模型基本通过拟合优度检验,绝大部分指标达到或者接近标准值,只有RMR指数距离标准值差距较大。该指数检验模型的残差水平,残差水平较高说明有较多部分未能被模型解释。受数据限制,本文的4个潜变量每个只包含3个观测变量,而创新意识和社会资本是多维度概念,因此难免遗漏变量。此外,美国样本的模型拟合优度高于中国样本,说明该理论模型更适合美国,这也意味着在中国社会资本与个人创新意识的关系可能更复杂。

3.3 性别分组实证检验

表4和表5输出了基于性别分组的实证结果。结构型社会资本在中国男性样本中对创新意识有正面影响,路径系数为0.247,但对女性样本无显著影响。而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的影响在美国样本中无显著性别差异,均在5%水平上显著,路径系数分别为0.295和0.312。在4个子样本中,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均无显著影响。因此可以认定,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没有明显促进作用,工作性质对创新意识存在显著影响,但这种作用在中国女性样本中未有体现。这可能是因为中国职场的性别不平等使得工作团队对女性期望较低,因此女性的创新内在动机不足。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社会地位都是构成结构型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女性来说,参与社团活动对积累社会资本的作用更显著。此外,想象力对于中国男性来说不是创新意识的主要构成要素,也就是说,偏好风险挑战和具有创新观点的男性并不都认为自身具有较高水平的想象力。总体而言,假设H7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尽管美国样本中的性别差异不大,但在中国样本中观测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

表3 社会资本与创新意识的实证结果

影响路径中国标准化系数P美国标准化系数P结构型社会资本→创新意识0.267**0.215**认知型社会资本→创新意识0.0460.2560.0570.353工作性质→创新意识0.296**0.415***结构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0.1140.1210.256*工作性质———结构型社会资本0.586***0.622***工作性质———认知型社会资本0.1260.1080.198*结构型社会资本←教育水平0.782***0.768***结构型社会资本←社团活动0.253**0.363***结构型社会资本←朋友交流0.504***0.341***认知型社会资本←信任陌生人0.631***0.801***认知型社会资本←信任外国人0.923***0.921***认知型社会资本←信任不同宗教信仰的人0.799***0.642***工作性质←团队合作0.308***0.355***工作性质←脑力劳动0.821***0.757***工作性质←创造性0.241**0.694**创新意识←想象力0.242**0.341***创新意识←创新观点0.814***0.807***创新意识←风险挑战0.492***0.502***

数据来源: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

表4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样本χ2/DFGFIRMRRMSEAPNFIPGFINFITFICFI评价标准<5>0.9<0.08<0.06>0.5>0.5>0.95>0.95>0.95美国 2.890.9660.1090.0460.6550.5820.9430.9240.968中国 2.160.9450.1450.0620.6560.6230.9110.9130.912

表5 基于性别分组的社会资本与创新意识实证结果

影响路径中国(男)系数P中国(女)系数P美国(男)系数P美国(女)系数P结构型社会资本→创新意识0.247**0.1190.1760.295**0.312**认知型社会资本→创新意识0.0260.3750.0710.3280.0270.3810.0180.422工作性质→创新意识0.311**0.1030.1380.285***0.332***结构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0.1890.1080.1610.1730.221*0.256*工作性质———结构型社会资本0.699***0.521***0.656***0.548***工作性质———认知型社会资本0.1070.1410.0760.2060.202**0.152*结构型社会资本←教育水平0.831***0.707***0.783***0.789***结构型社会资本←社团活动0.271**0.347**0.278**0.311**结构型社会资本←朋友交流0.356**0.301**0.454***0.328**认知型社会资本←信任陌生人0.685***0.581***0.823***0.828***认知型社会资本←信任外国人0.875***0.978***0.858***0.872***认知型社会资本←信任不同宗教信仰的人0.801***0.806***0.531***0.601***工作性质←团队合作0.472***0.297**0.706***0.678***工作性质←脑力劳动0.748***0.809***0.771***0.678***工作性质←创造性0.228**0.388**0.378**0.406***创新意识←想象力0.1820.2370.385***0.341***0.339***创新意识←创新观点0.852***0.831***0.771***0.824***创新意识←风险挑战0.513***0.561***0.403***0.413***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

3.4 社会阶层分组实证检验

在WVS数据中,受访者被要求对自身社会等级进行主观评定(1-5级),得分越高表示社会等级越高。将第三至第五级视为中上层人士,将第一级至第二级视为社会下层。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结构型社会资本还是认知型社会资本,对中国下层受访者的创新意识都无显著促进作用;工作性质对创新意识的影响同样未能在10%水平上显著;结构型社会资本与中国中上层受访者的创新意识相关,但仅在10%水平上显著。美国样本的实证结果与中国恰好相反:社会资本和工作性质对底层民众的创新意识有一定影响,但对中上层民众的创新意识无明显促进作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仍然和中美社会背景的差异有关。Lin等指出,在美国社会资本可能是多维度的,而在中国社会资本倾向于单一维度。因此,在某个领域拥有较高声誉和地位的美国人并不总能从社会资本中获利[31]。总体而言, 假设H8没得到完全证实。

表6 基于性别分组的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样本χ2/DFGFIRMRRMSEAPNFIPGFINFITFICFI评价标准<5>0.9<0.08<0.06>0.5>0.5>0.95>0.95>0.95美国(男)2.850.9680.1060.0550.6630.5830.9310.9280.948美国(女)2.170.9580.1150.0570.6640.5830.9320.9250.947中国(女)1.720.9290.1720.0610.6250.5920.9110.9260.923中国(男)1.450.9450.1820.0450.6450.6020.9280.9370.953

表7 基于社会阶层分组的社会资本与创新意识实证结果

影响路径中国(下层)系数P中国(中上)系数P美国(下层)系数P美国(中上)系数P结构型社会资本→创新意识0.2140.2270.426*0.328*0.0090.190认知型社会资本→创新意识0.0350.6640.0240.9830.0670.1810.0560.722工作性质→创新意识0.1170.1810.0060.8260.374***0.1390.168结构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0.0110.8690.291**0.287**0.329**工作性质———结构型社会资本0.444**0.729***0.565***0.757***工作性质———认知型社会资本0.2120.1950.1860.1460.1260.1980.211**结构型社会资本←教育水平0.348**0.624***0.367***0.406**结构型社会资本←社团活动0.1640.2410.249**0.267**0.404**结构型社会资本←朋友交流0.502**0.263**0.565***0.427***认知型社会资本←信任陌生人0.694***0.559***0.864***0.827***认知型社会资本←信任外国人0.891***0.959***0.862***0.866***认知型社会资本←信任不同宗教信仰的人0.812***0.784***0.565***0.522***工作性质←团队合作0.179*0.1850.1440.386***0.454***工作性质←脑力劳动0.911***0.892***0.640***0.735***工作性质←创造性0.262**0.1910.1690.717**0.716***创新意识←想象力0.1640.1060.238**0.281***0.439***创新意识←创新观点0.908***0.703***0.705***0.924***创新意识←风险挑战0.432**0.487***0.456***0.381***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

表8 基于社会阶层分组的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样本χ2/DFGFIRMRRMSEAPNFIPGFINFITFICFI评价标准<5>0.95<0.08<0.06>0.5>0.5>0.95>0.95>0.95美国(下层)3.140.9750.1210.0500.6630.5870.9320.9250.947美国(中上)2.590.9680.1110.0520.6520.5840.9160.9240.946中国(中上)1.740.9360.1380.0570.6000.6070.8930.8620.896中国(下层)1.560.9320.1830.0530.6130.6040.8280.8950.901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研究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与创新意识的关系,并使用中美两国数据进行对比,同时,将样本细分以考察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和社会阶层差异。结果发现,结构型社会资本有利于信息流通和知识分享,因而促进创新意识提升。尽管理论指出认知型社会资本与塑造创新型人格特质有关,包括外向、乐观、模糊容忍等,但这一假设没有在本文中得到证实。通过样本细分发现,中国女性的结构型社会资本对其创新意识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而美国样本中不存在这种性别差异。美国样本中中下阶层民众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与创新意识相关,而中国样本中中上阶层的结构型社会资本与创新意识相关。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社会阶层差异和文化差异。

4.2 理论与实践意义

现有文献大多以高科技企业员工或相关研发团队为研究对象,这类人群对创新有着强烈的内在和外在动力,很自然地会利用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获取研发所需的信息与资源。因此,社会资本对丰富创新能力、培养创新意识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本文并没有聚焦这些特殊产业或行业,而是以普通民众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具备一定创新性。对于普通人来说,社会资本的积累和使用可能没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此时对创新意识的提升可以视为一种副产品(by-product)[32]。因此,本文的结论有助于丰富社会资本理论。中国政府目前号召的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实际上与西方国家倡导草根创新(grassroots innovation)的主张类似,都强调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而不将创新创业看作是少数专业人士的工作。当然创新需要面临成本和风险,而创新意识的提升能够使社会个体积极、正面地看待这些风险和成本,从而促进实际创新行为的产生。国发(2015)32号文件中已经提出许多关于促进普通民众创新创业的实质性政策意见,本文尝试讨论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的促进作用,结论证明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有一定积极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提升民众的社会交往、社会互动来促进创新意识的培育。此外,通过对比中国和美国样本发现,社会资本对创新意识的提升作用没有在中国女性群体和中下层群体身上体现出来。以往研究指出,女性在创新研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3],而社会中下层又是“万众创新”战略的主要实施对象。因此,对于这些传统创新弱势群体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受数据的限制,本文使用的中国样本数量较少,同时每个潜变量仅包括3个观测变量,难免存在一定策略误差。既有研究表明,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塑造外倾型人格特质有一定积极作用,而在与创新意识相关的众多非智力因素中,性格或人格特质又是研究的重点。以往文献指出,创新能力较强的个体往往具有高度好奇心和勇于挑战的冒险精神[34],广泛的兴趣和充沛的精力[35],高度自律、独立判断、愿意承担风险、模糊容忍等[36]。本文以信任作为认知型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并在理论层面指出了信任与模糊容忍的关联。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验证认知型社会资本与其它创新人格特质的关系,以充分揭示社会资本与创新意识乃至创新能力的关联。

参考文献:

[1] RAJUL G J,CHELLIAH J,RAMANATHAN V.Exploring grassroots innovation phenomenon through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an Indian grassroots innovator [J].South Asian Journal of Global Business Research, 2015,4(1):27-44.

[2]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23(2): 242-266.

[3] ZHENG W.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from individuals to nations: where is empirical literature directing U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0, 12(2): 151-183.

[4] 马得勇. 社会资本:对若干理论争议的批判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08(5):74-81.

[5] PAXTON P.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 105(1): 88-127.

[6] KRISHNA A. Understanding, measuring and utilizing social capital: clarifying concepts and presenting a field application from India[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4, 82(3): 291-305.

[7] JSTERNBERG R, LUBART T. Investing in creativity[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6, 51(7): 677-88.

[8] 孙敬全,孙柳燕.创新意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6.

[9] 柯江林, 孙健敏, 石金涛,等. 企业R&D团队之社会资本与团队效能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知识分享与知识整合为中介变量[J]. 管理世界, 2007(3):89-101.

[10] 马鸿佳, 侯美玲, 宋春华. 社会网络、知识分享意愿与个人创新行为:组织二元学习的调节效应研究[J]. 南方经济, 2015(6):100-113.

[11] 邓渝, 邵云飞. 创新网络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个人知识收益的影响[J]. 中国科技论坛, 2016(7):130-134.

[12] 原欣伟, 王建仁, 薛宏全. 组织内正式与非正式知识共享研究[J]. 情报科学, 2009, 27(8):1144-1151.

[13] ALLEN J, JAMESA, GAMLEN P. Formal versus informal knowledge networks in R&D: a case study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J]. R & D Management, 2007, 37(3): 179-196.

[14] 豆宏健. 从信任人格、信任关系到信任文化——信任:发展与和谐的社会资本[J]. 陇东学院学报, 2015(3):63-66.

[15] 周志民, 李楚斌, 张江乐,等. 网上组织公民行为、结构洞嵌入与消费者品牌行为研究:以在线品牌社群为背景[J]. 营销科学学报, 2014, 10(2):1-14.

[16] 黄仁辉, 李洁, 李文虎. 不确定性容忍度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及其情景依赖性[J]. 心理科学, 2014(6):1302-1307.

[17] ZENASNI F, BESANCON M, LUBART T. Creativity and 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 empirical study[J].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2008, 42(1): 61-73.

[18] DEBORAH W. Relationship of 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d playfulness to creativity [J].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0,66:1047-1056.

[19] AMABILE T.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a componential conceptualiza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45(2):357-377.

[20] 卢小君, 张国梁. 工作动机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J]. 软科学, 2007, 21(6):124-127.

[21] DELHEY J, NEWTON K, WELZEL C. The radius of trust problem remains resolved[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4,79:1260-1265

[22] LIN 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J].Review of Sociology, 2003, 25(1): 467-487.

[23] HELLIWELL J F, PUTNAM R D. Edu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J].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1999, 33(1): 1-19.

[24] 张光曦, 古昕宇. 中庸思维与员工创造力[J]. 科研管理, 2015(S1).

[25] 冯旭, 鲁若愚, 彭蕾. 服务企业员工个人创新行为与工作动机、自我效能感关系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9, 21(3):42-49.

[26] 邓渝, 范莉莉. 初创小微型企业员工多样性与个人创新行为:一项跨层次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4(1):147-154.

[27] LEBEDEVA N, OSIPOVA K, CHERKASOVA L. Values and social capital as predictors of attitudes towards innovation[R].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WPBRP 10/SOC/2012.

[28] EMMERIK I.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cre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capital: a multilevel study[J]. Social Networks, 2006, 28(1): 24-37.

[29] PILARMATUD M, IRODRIGUEZ C, DELGRANDE J. Gender differences in creative thinking[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3(5): 1137-1147.

[30] SBAERJ, CKAUFMAN J. Gender differences in creativity[J].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2008, 42(2): 75-105.

[31] LIN N, FU Y, CHEN CJ. Social capital and its institutional contingency: a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M]. Rouledge, 2013:15.

[32] LAKE R L, HUCKFELDT R.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 Political Psychology, 1998, 19(3): 567-584.

[33] 杨丽,大数据下中国女性R&D人员群体状况计量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16(12).

[34] RUNCO M A, NEMIRO J, WALBERG H J. Personal explicit theories of creativity [J].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1998,32:1-17.

[35] FURNHAM A, BATEY M, ANAND K. Personality, hypomania,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8, 44(5): 1060-1069.

[36] AMABILE T, CONTI R, COON H. Assess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5): 1154-1184.

(责任编辑:胡俊健)

Social Capital and Its Relation to Innovation Awareness

Xiong Ailun, Pu Yongj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Based on World Value Survey,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innovation awareness in China and USA.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llustrate that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exerts posi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awareness; the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however is not significant. Therefore, social activitie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novation awareness, whereas trust value exhibits no significant sign. By studying sub-samples, we further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innovation awareness is different for various social groups.

Key Words:Social Capital;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Innovation Awareness; Value

收稿日期:2016-12-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3034);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5BAG10B00)

作者简介:熊艾伦(1987-),男,湖南怀化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瑞典皇家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资本、技术创新;蒲勇健(1961-),男,重庆人,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博弈论、产业组织、可持续发展等。

DOI:10.6049/kjjbydc.2016090463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6-002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