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出发点，针对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实际，以北京市为例，从耗散结构角度分析了北京市产业结构系统的困境，以及造成北京市产业结构失衡的熵增因素，提出产业结构生态化是特大城市未来产业结构演化方向。基于生态城市产业发展相关理论，结合耗散结构理论，提出通过引入含有负熵流的生态化政策与技术，如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养高新技术人才等，引起城市产业结构涨落，形成新的稳定结构，是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的重要解决途径。
关键词：特大城市；耗散结构；产业生态转型；产业结构
特大城市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和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核心。根据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我国将特大城市定义为城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是联合国定义的100万人口的5倍，人口快速膨胀已超环境极限。另外，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以“粗放”的生产、消费、排放为特征，造成城市人口无序扩张、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病”。生态文明理念是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产物，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的具体目标，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
当前国内外生态城市研究与实践主要关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制度建立等领域，产业发展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然而，产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支柱，是生态城市建设成功的关键。对于如何推动特大城市产业结构生态化这一问题，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多从静态视角分析产业结构的形成与成长，这种孤立的模块化分析方法不能厘清产业集群发展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但城市产业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有密切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类似于生物迁徙关系，是一个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动态但有序化的结构。因此，把产业系统当作相对独立的“孤岛”是不合适的。为了解决这种缺陷，本文将耗散结构理论引入产业结构动态系统分析中，以便更好地解释系统中存在的协同效应，从而得到更贴近现实情况的结果。
目前基于耗散结构的产业结构相关研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史玉民[1]、王龙[2]、张文龙[3]等通过类比产业结构与耗散结构，将耗散结构理论运用到宏观产业结构分析中，建立非平衡演变模型，阐述了产业结构演化规律。刘云刚[4]分析了大庆市产业发展特征，探讨了转型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对策。田苗[5]实证分析了资源枯竭型城市东川的产业转型问题。张生玲[6]利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认为突破依赖困境的关键在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与新企业进入。蒋荷新[7]对比了全球城市产业结构演变规律，认为人口较低水平的教育结构是制约上海市产业高端化的原因。但城市产业结构发展受到地域、经济发展速度等因素的制约，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城市中单一产业发展。王正明[8]通过建立产业系统熵分析模型解析风电产业发展有序程度，结果显示风电产业超高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可以通过推进产业整合提高产业结构有序度。王芳[9]依据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系统的演化发展条件、运行机制进行定性研究，发现系统演化状态随着系统总熵变化而变化。高长元[10]建立了高技术虚拟产业集群耗散结构演化模型，认为建立准入退出机制可以推动集群不断地从一个耗散结构跃升到新的耗散结构，促使集群稳步有序地成长。胡大立[11]将耗散结构用于单一行业，通过建立行业系统熵分析模型，对当前行业发展不足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
以上研究促进了耗散结构在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中的应用，但缺乏对特大城市产业系统的研究，忽略了城市产业系统未来生态化趋势，没有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的现有特点及发展要求提出针对性分析，缺少应对内部管理熵增长的具体机制，难以得到相应的应对策略。本文以北京市为例，应用耗散结构理论，结合国内外产业转型思路，对我国特大城市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提出解决办法。
耗散结构理论由普利高津(Prigogine)于1969年提出。普利高津认为当宏观的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时，可以通过负熵流的引入补偿系统内熵增，使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不遵守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热力学熵增原理。通过与外部环境的能量、物质、信息交换，在特定条件下产生自组织现象[12]，形成由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的稳定结构。在管理系统中，该理论描述了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物质、信息交换，使内部的要素负熵增加，有序度增加的程度大于自身无序度增加的程度，从而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这种现象实际上是管理系统自组织、自适应的表现。
产业结构具有耗散结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城市产业结构内部是复杂的多元系统，涉及组织形式、政策体制、技术水平等多方面要素，各要素存在非线性关系，通过相互关联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②产业结构往往是动态的，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波动都有可能引起整个系统变化，演化形成新的结构；③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内部系统的运行会通过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与外界发生交换。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类似于耗散结构非平衡演变过程，技术创新推动形成新技术产业，当整体结构状态的变化超过阈值时，原有结构产生分形，形成新的产业结构，这类似于一种耗散结构向另一种耗散结构的跃迁。
依据自然熵增理论，单个封闭系统总是自发地趋向于熵增的方向，即系统无序性增强，对应于城市产业结构则是整体效率降低的过程。为了保持城市产业结构的稳定状态，城市必然要处于开放状态，与系统外界进行能量、信息、物质交换，类似于耗散结构，引入负熵流，推动系统产生自组织有序化，使城市系统保持平衡状态。对于系统无序度，可以通过管理熵与耗散结构效应的加和进行表征，即系统的总熵值为内部熵增与外部负熵流之和：
S=Se+Sh
其中，K表示内部管理熵权重和外部引入的负熵流权重；B、C分别表示管理熵和负熵要素的管理系数；P表示系统内部管理熵要素影响值变化的概率和系统外部引入的负熵流要素影响值变化的概率，∑P=1。
根据熵增加原理，Se<0，而Sh可正可负，则可由S=Se+Sh来衡量系统演化状态。
(1)当总熵值S<0时，有|Se|<|Sh|，说明系统输入的负熵流大于系统熵的产生，系统向有序度增加方向演化。
(2)当总熵值S>0时，有|Se|>|Sh|，此时系统的熵产生大于系统输入的负熵，系统向有序度降低方向演化。
北京市作为我国典型的特大城市，具有人口、企业和建筑物高度密集、资源要素高度集聚、政治文化及对外交往频繁、辐射能力和影响力大等显著特征，作为一个开放的城市，其发展受到外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环境的制约，同时，城市产业结构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复杂的联系具有非线性特征，符合耗散结构的基本特点。城市产业结构健康状态可以通过一定的标准来确定，总体呈现相对的理论阈值；当城市产业结构健康水平下降、系统呈现病态，系统出现失衡甚至崩溃即非平衡态时，针对具体要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北京城市产业结构存在非平衡趋势。
3.1 第一产业资源矛盾突出、市场体系不健全
北京市第一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消耗、高产出”的鲜明特点，城市化进程加快造成特大城市对周边的大量兼并，引起土地资源紧缺，“高投入、高消耗”的生产模式，造成耕地用养失调。第一产业系统内部管理熵快速增加，依赖与外界系统的能量与物质交换维系系统的稳定平衡，巨额的物质消耗与较低的资源利用效率使得北京农业发展需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而保障农业市场体系的服务，如土地流转市场、农业融资市场、农业人才市场等服务发展较慢，造成一系列土地冲突问题。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行为导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2014年北京市受污染耕地超过8万hm2；劣V类水质河占市内河水总长的41%；郊区县50%以上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3]。
3.2 第二产业发展停滞、污染与产能矛盾突出
北京早期就开始发展工业、制造业，目前继续高速发展遭遇困境。北京市在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产能增加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经济收益，产业规模和结构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也带来了各种负面影响，产能增加使城市面临各种环境问题，尽管工业对GDP的增长贡献度逐年递减，但仍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如图1所示。城市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废弃物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成为重要的管理熵增加要素。传统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使城市发展面临如下环境问题：①大气污染。工厂快速发展大量使用含碳燃料，导致CO2等温室气体排放过量造成热岛效应，大量硫化物及PM2.5造成城市雾霾加剧，也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威胁；②水污染。水资源需求巨大及工业废水排放导致水体污染，造成城市水资源短缺严重威胁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工业生产；③固体废物污染。工业垃圾产生集中，处理困难，引发“垃圾围城”。传统的填埋处理方式造成土地资源紧张，危险废弃物未得到及时处理便进行排放，造成土壤污染。城市在利用资源进行经济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废弃污染物。目前这些污染均未得到妥善治理，严重破环了系统的基础环境要素，使系统走向非平衡态。
由于目前大部分废弃物无法循环利用，资源-生产-废弃这种线性生产模式带来的污染物给系统造成了严重负担，整个城市系统管理熵Se在这一环节大幅提升，无序度大大增加，系统趋向不稳定状态，这也是多数特大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难题。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1 2008-2015年北京市各产业增加值占比
3.3 第三产业发展乏力
北京从2008年开始施行产业梯度转移，经济增长由依靠第二产业转为依靠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占GDP总量的70%以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制造企业迁到周边中小城市、制造业在城市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带动经济增长动力日趋减弱等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导致系统稳定性降低。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第三产业吸收的劳动力增速有限，内部熵增上涨。北京市第三产业发展均衡性不足，金融、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而教育卫生、环保等行业发展缓慢。如图2所示，2015年北京市金融业增加值为3 926亿元，比2014年增长16%，占全部第三产业的21%，而2015年教育行业的增加值仅比2014年增长8%，为965亿元。与此同时，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业的就业人数却很少，人才匮乏成为制约这些新兴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外，北京市城区严重扩张，大量农转城居民从第一产业中解放，但缺乏相应的求生技能，限制了就业范围，无法大量吸纳闲置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大量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低端”第三产业，如批发和零售业2015年增加值为2 352亿元，就业人口为69.3万人。第三产业发展不健康，导致系统效率降低。因此，城市耗散系统管理熵Se增加，推高系统无序度。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图2 第三产业主要行业GDP增加值
3.4 传统行业利润不足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劳动力成本低曾是中国的最大优势，只需要引进技术与投资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这一优势使得城市可以低熵增路径保持高速发展。然而，随着城市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这一优势逐渐被削弱，人口老龄化作为重要的管理熵增要素也正加快削弱进度，使得一些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利润受到了很大影响。传统行业利润逐渐下滑，生产优势逐渐削弱，向城市外围迁移是未来的趋势。
北京市传统行业曾对提振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整体经济环境变化，原有的优势产业变为劣势产业，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新环境下，继续保有与发展传统行业不仅不能有力推动经济发展，反而成为重要的管理熵增要素，传统产业只能以高熵增为代价推动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传统行业使系统出现衰变迹象，我国部分老工业区已经印证了这一趋势。
3.5 科技型企业发展缓慢
城市产业结构演变是技术创新涌现与选择应用随机结合的结果，但是，发达国家城市产业结构高端化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组合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组合转化为主导。北京市2015年从事研究和事业发展的企业有261家，其中私人企业不足1/5，而城市发展相匹配的新兴环保产业个数仅为46家。科技类新型企业创造生产力的潜力是巨大的，但作为创新型企业，其风险也显著大于传统企业，在科研以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然而由于经营风险高，这类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对一些中小企业尤其如此。由于抗风险能力差、缺乏实体抵押物，导致科技型企业难以从商业信贷中获取资金，这直接制约了科技型企业发展。同时，这类企业还面临国外成熟的同类企业的竞争压力，一旦市场被国外的强大寡头占领，中国本土科技企业就更加难以发展壮大。
产业结构演化从以第一产业为主到以第二产业为主，再到特大城市以第三产业为主，每一种产业结构都在原有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综合北京市产业结构系统现状分析可知，相比城市产业结构进程较慢的大中型城市，特大城市已经进入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随着特大城市整体经济环境变化，传统产业从原本的熵减要素转变为熵增要素，低熵的新技术产业还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成为城市系统管理熵增加的重要组成部分，结构缺损引起城市系统趋向于不稳定的非平衡状态。现阶段依赖大量系统外资源的投入来维持系统稳定，通过出口与投资两大途径引领经济增长。然而，这种大量消耗外部资源的发展方式越来越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利于特大城市的健康发展。因此，促进特大城市产业系统的低熵化运行，在新常态下达到新的可持续耗散均衡状态，做到因势利导，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特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诉求。
产业结构生态化是指按照生态经济的原理和规律构建高效、和谐的产业结构系统，使多个生产体系或环节之间通过系统耦合和资源的多层次利用，实现高效率产出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这一过程以推进整个系统优化为目标，而且在系统改进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内在质量提升。
产业结构生态化要求产业结构发展与区域资源结构相协调，根据本地区要素禀赋，发展优势产业，并获得区域比较优势，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在产业集群规划的引导和构建中，要求各产业类型构成合理，污染排放少，环保产业和资源节约、资源高效利用产业得到长足发展，高消耗、高污染产业比重小，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我国特大城市产业转型是全球化与新经济背景下的“双转型”，目的在于对以规模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不发达、产业层次相对偏低的产业结构进行全面调整和升级。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符合生态文明战略规划，因此，应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列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目标。与传统工业化过程不同，特大城市需要通过新型产业化，从产业结构中挖掘出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潜力。首先，注重以创新为导向的第三产业发展。其次，对高消耗、高排放的第二产业进行减物质化改造和提升，在第二产业中倡导清洁生产，扶持具有生态工业性质的行业与企业。最后，大力发展对生产和消费废弃物进行再加工和再利用的“静脉”产业，将资源环境压力转变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4.1 调整管理熵：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熵增方向发展
在类别比例上，优化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三次产业比例，大力发展低熵的第三产业，通过降低物质产品生产产业比重，满足整体产业系统物质减量化要求，缓解资源环境压力。资源循环达成的低物质消耗与新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有助于内部管理熵Se降低。
在结构水平上，推进整体质量和生态效率向高层次演进。根据社会需要的差异性、层次性、变化性，在保持主导产业、支柱和基础产业持续高效发展的同时，不断发展新兴产业，使产业结构整体素质和生产效率向更高层次不断演进。一方面，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关联度和聚合质量，增强三次产业间互补整合关系和相互转换能力，达到三次产业相互促进、相互服务的协调发展态势；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和发展以生态化技术创新为支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扭转资源要素向低端产业流动的格局。同时，强化现代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能力，提升整个产业系统的技术水平。优化系统内部结构，将管理熵Se增幅控制在较低水平。
4.2 提升驱动力：构建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制度保障体系
由北京市产业演化模型分析可知，由于占用资源量大，参数K(内部管理熵权重和外部引入的负熵流权重)、N(集群企业数量饱和值)较大，λ(新兴企业与原有企业利用资源的相似度)偏高，目前已经形成了具有强烈路径依赖的固化产业结构，北京城市系统自发的涨落不足以使系统整体自发地走向有序化状态。因此，在优化的初期阶段有必要借助政府的强制外力促进涨落形成，新的平衡态形成后系统自发地跃迁才能走向自组织状态。通过制度保障与财政支持让新技术产业渡过利润薄弱的初期阶段，促进企业规模与数量增加，当新技术企业的利润与风险持平时政府再逐步退出市场，使产业进入成熟发展的新阶段。现阶段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应推行绿色GDP核算，摒弃单纯强调经济业绩的考核体系，树立全新的生态考评体系和生态政绩观，实行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将产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探索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我国目前的循环经济相关法律体系按基本法、专门法与相关法的框架构成[11]。《循环经济促进法》于2009年正式实施，作为体系中的基本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减量化优先”为原则，全面制定了循环经济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专门法包括《清洁生产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等，相关法包括《再生资源回收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具体行政法规，总体上形成了完整的法律框架，有利于在指导性框架下积极引导并促进生态化循环经济发展。当然，在积极尝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现有循环经济相关法律多以授权性条款为主，强制性不足，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在循环经济体系建立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未来应在实践中积极构建政府主导与市场规律相结合的推动体系，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环境法规和环境标准等制度安排，为市场经济活动划定生态边界；通过对产业生态化项目给予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经济手段，建立产业生态化发展的利益驱动机制；通过提供信息、技术与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提高市场运转效率。
4.3 引入负熵流：发挥北京市知识技术富集优势，引导优质资源合理有序流动
人才引进与知识技术导向的科技创新有助于向城市系统引入足够的负熵流Sh，是最具效率的系统有序化途径。目前，需要统筹城市主体功能区发展，依据各功能区的发展目标和功能定位，结合自然禀赋条件及当今产业升级趋势，合理进行功能区产业发展目标定位和空间规划布局。通过功能区产业发展政策设计与安排，采取项目审批倾斜、区域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行政经济调控手段，引导优质资源合理、有序流动，从而实现城市功能区间产业合理分工与相互协作，形成各功能区优势互补、城乡良性互动的共同发展格局。
引入科技型企业以促进产业更新是引入负熵流Sh的重要途径。但是，新技术行业风险较大，其发展受到许多阻力的影响，能否由市场自发推动产业更新往往因各城市条件不同而导致结果差异显著，对城市企业集群发展可以以演化方程表示如下：
单一类型企业模型：假设产业集群在形成初期只存在同质企业，则企业数量增速与基数x成正比，即有
企业数量增长呈现无限增长的指数函数，但现实中集群资源有限。因此，集群企业数量存在一个饱和数量，以N表示，同时，考虑系统内部企业自然更替，设破产率为r，有：
多类型企业模型：放宽单一类型企业假设，当集群内拥有两类企业时，如果资源被两类企业共享，则可以描述为：
集群拥有3类及以上企业类型时，可以得到具有类似结构的描述方程组。
为了更符合现实环境，在模型中继续增加企业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参考何继善[14]的理论设定，将新兴企业视为由原有企业变异分化而来。新兴企业的出现作为一个随机事件，对应于耗散结构中的涨落。这种涨落需要符合一定外部条件：①新兴企业从形成、发展到消亡的整个过程具有随机性，其主要影响因素是新兴技术产生与应用的不确定性；②当新兴企业数目达到一定阈值后，产业系统发生质变，即涨落达到突变程度。
由导数方程
的解可知，当
时，产业集群趋于平衡态数量N-rk。若由于新兴技术的冲击，原有企业类型x1变异分化为新兴企业x2，涨落达到阈值后，则有
新兴企业的参数值k、N、λ与原有企业不同，以λ表征新兴企业与原有企业利用资源的相似度，则整个系统的方程可描述为：
对照模型进行分析可知，北京市属于传统物质资源贫瘠的城市。由于历史发展中大量吸收城市外部资源进行本地建设，导致第一、第二产业的结构比例较高，这种产业结构依赖大量吸收系统外部资源来维持产业稳定运行，形成了具有强烈路径依赖的固化产业结构。当涨落尺度不足时，新兴企业的自发发展并不能达到足够数量以突破阈值，由系统自发的突变涨落并不能形成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同时，传统产业对物质资源的占用导致新兴企业缺乏足够的发展空间。目前北京市急需脱离对系统外部周边地区资源过度消耗的状态，减少对外界环境资源的吸收，充分利用系统内优势资源(如知识产业、科技产业等)，形成新的生态循环经济体系。因此，需要外部力量促进涨落尺度的提高，重视北京市丰富的知识与人力资源，制定倾斜性的金融融资政策，构建完整架构的支持体系，以形成导向性的资源利用与产业发展政策系统，调整引资方向，提高涨落尺度，使涨落尺度达到阈值。如此产业系统才能完成由一个稳定态向另一个理想稳定态的过渡，产业结构优化才能达到自发有序调整状态。
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低技术和中低技术的传统产业，传统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一直高于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比重。但是，传统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远不如高科技产业，同时，环境矛盾突出，传统发展模式也不符合生态文明理念。特大城市的主要支柱型产业已经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引起产能过剩等负面效应。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根本途径，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着巨大的引领作用。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生态综合效益，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控制、生态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发展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兴生态化产业在体现当前社会需求的同时，具有较高增长率，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导入阶段，经过市场筛选，进入由小变大的成长阶段，成为主导产业的前身。以高科技、高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具有比传统产业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不仅相同体量的企业能贡献更高的产能，而且企业内系统向系统外排放的废弃物量也处于较低水平。加快传统产业生态转型，必然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促进城市整体经济结构达到生态化、绿色化的标准(见图3)。
我国特大城市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矛盾日益突出，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生态化转型是解决两者矛盾的重要路径。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升级，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三大产业生态化转型升级的同步发展，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从依赖资本密集型和重工业的发展方式，加速向知识、技术导向型的发展方式转变。借鉴国外城市产业结构生态转型的成熟经验，有利于优化我国特大城市生态转型的实践路径。充分利用特大城市物流能力强、科技人才多等优势，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转型，以高科技新兴产业为主体，促进城市向生态化、绿色化方向发展，优化三次产业比例结构，是国外发达城市的普遍路径，也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可借鉴经验。
5.1 科技创新驱动是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转型的关键
科技创新是重要的负熵流引入途径。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定位与中小城市及城镇有着很大区别。因此，经济发展重心不宜放在传统的高耗能、高物质流需求的产业，发达国家的区域中心城市大部分都以第三产业发展为主，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这对中国城市发展而言是很好的借鉴经验。未来的知识经济主导趋势要求中国科技水平迅速提高，而中心城市丰富的人才资源与技术资源有利于实现科技驱动的经济转型，有利于区域中心城市发挥示范与辐射作用。
5.2 充分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调控作用
政府调控是促进优化涨落形成的必要条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调整往往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变动，传统产业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可能会妨碍创新型企业进入市场，同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规模优势使新兴企业难以与之有效竞争。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有必要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创造有利的政策和投资环境，保护处于幼年期的新型产业。
图3 北京市产业生态转型系统耗散结构
5.3 重视新兴产业在城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产业调整是管控内部管理熵的主要方式。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是产业转型升级，过去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中国大量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在过去的发展中也的确起到了推动作用，发挥了中国的自身优势。然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后，城市经济快速发展要求城市整体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明显满足不了这种需求，同时，中国工资水平的整体上升导致劳动力成本优势渐渐消失，这也对产业升级提出了更为紧迫的要求，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是重要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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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贤贤)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s Mega Cities based on the Dissipative Theory——A Case Study of Beijing
Abstract：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origin, the paper analyz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system of B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 aiming a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s mega cities. Present that the entropy factors of Beijing include imbalance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ecologica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evolution of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related theory of ecological c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restructure of ecological industry of China's Mega city, such as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cultivating high-tech talents, which can lead c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be a new and stable state.
Key Words：Mega City; Dissipative Theory; Industrial Ecology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收稿日期：2017-02-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1422034，7167030506)
DOI：10.6049/kjjbydc.2016120004
中图分类号：F1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4-004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