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化器控制力、企业柔性与创新孵化绩效关系研究

摘要：通过对陕西省429家在孵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层次回归分析，考察“孵化器控制力—企业柔性—创新孵化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孵化器优势对在孵企业创新的前置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孵化器控制力与企业协调柔性存在倒U型关系；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对孵化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协调柔性贡献更大；孵化器控制力不仅直接与创新孵化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还通过协调柔性间接影响创新孵化绩效。

关键词：孵化器控制力；企业柔性；创新孵化绩效；协调柔性；资源柔性

0 引言

在创新孵化过程中，无论是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区域科技企业孵化能力的提升，还是科技创新创业环境的营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培育，都需要孵化器协调控制[1]。张力和刘新梅[2]研究认为，孵化器作为孵化网络发挥哺育功能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其控制力是促进在孵企业成功孵化、提高创新绩效的重要保证。然而，国内外孵化实践表明，即便是在资源禀赋较高的孵化器中，也普遍同时存在孵化成功进入资本市场与不能毕业退出孵化器两种极端状态的在孵企业。这一不可忽视的现象引发学术界思考：区别以往致力于提高孵化器服务水平、改进孵化器运营模式的研究，亟需对孵化器控制力是否总能产生积极的创新孵化绩效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探索。

不过，仅仅考虑孵化器作用不足以诠释动态的创新孵化过程。王国红、周建林等[3]建议从二元关系互动视角对创新孵化绩效的形成进行剖析。那么，面对孵化器控制力，在孵企业能动性如何体现呢？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观，对接大量潜在创新性和成长性外部资源，积极获取与支配这些资源，关键在于在孵企业柔性。企业柔性能够克服组织惰性，应对外界环境变动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冲击，实现价值创造。柔性大小可以有效解释同一孵化器下在孵企业创新孵化绩效的异质性。由此，进一步探索在孵企业柔性在孵化器控制力与创新孵化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既可以补充已有孵化器与在孵企业互动对创新孵化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考察孵化器控制力的作用路径；也有助于解答实践中孵化器控制力如何与在孵企业柔性相匹配，以便取得满意创新孵化成果的问题，助力创新孵化决策。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孵化器控制力与创新孵化绩效

创新孵化绩效是指孵化器凭借自身禀赋及资源网络与关联的创新主体紧密合作，向在孵企业提供启动资金、服务支持、运作资源等[4]，协助在孵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取得在孵企业技术创新实力、成果转化水平和风险规避能力提升这一综合创新孵化成果[1]。虽然其测量聚焦于在孵企业，但并不影响其反映孵化器等其他创新主体对创新孵化成果的共同作用。现有研究认为，在创新孵化绩效中，孵化器起到重要作用，但尚不清楚其能否总是起积极作用。

借鉴权力论的观点，填补结构洞[5]，作为创新孵化网络关键引擎(王国红等，2015)的孵化器对包含在孵企业在内的孵化网络成员具有相对控制力。孵化器控制力是指孵化器凭借个体禀赋、资源占有等优势提供对其它网络成员生存和发展有重大影响的资源，而具有干预、规范、监督其它成员行为的单向权力。它通过契约控制和社会控制实现。契约控制即孵化器凭借其网络位置，建立契约与激励机制，干涉、监督和规范其它网络主体行为，以保证各方利益，降低机会主义可能性，共同促进创新孵化的正式控制。社会控制即孵化器以信任、声望为基础，通过创业网络社会关系建立共同价值取向，减少在孵企业间的不一致性，实现在孵企业的自我控制。

当孵化器控制力以协助和支持表现时，在孵企业跟从选择带来的创新孵化收益会令在孵企业愿意合作。此时，孵化器控制力不但能够为企业稳健执行计划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而且能够为在孵企业信息、技术成本降低和人力资本节约减少信息冗余[6]，并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7]，为知识与技术的高效转化提供条件。其中，孵化器契约控制力有助于在孵企业更快获取孵化网络中的信息与资源[8]，促进企业合法性程度的提高，为企业创新孵化获取竞争优势。孵化器社会控制力则有助于孵化网络成员降低对抗程度和交易成本，增强成员间交流、信任和承诺，保证创新孵化成功的可能性[9]。因此，出于经济动机(如降低交易成本)和战略动机(如提高合法性)，在孵企业认为，孵化器致力于解决问题，进而接受孵化器控制，以提升合作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共赢，积极影响创新孵化绩效。

然而，孵化器控制力存在阈值效应。在孵化器过度控制下，在孵企业不跟从选择带来的损失会令在孵企业认为受到威胁，被动跟从带来情绪恶化和不满，降低合作意愿[10]，不再全心全意促进创新孵化绩效的提高。若孵化器契约控制力过强，过度控制会带来锁定问题，由路径依赖导致冗余信息和技术[11]。此外，治理能力较弱的企业，其知识与技术可能被其他成员侵占[12]，这会对创新孵化绩效产生不良影响。若孵化器社会控制力过强，过度交互会增加企业转移成本，降低在孵企业获取外部互补性信息与技术的可能性，约束探索和应用新知识的自由，阻碍创新思维与外部合作意愿的产生、对具有专业技能的优秀人才的吸纳，以及对复杂环境的感知(尹苗苗等，2015)，不利于创新孵化绩效提升。而对于孵化器而言，过强的孵化器控制力会导致孵化器有限的资源过度分散，大而求全的控制反而会忽视孵化器真正需要着力发展的结构和关系等，削弱为在孵企业服务的能力，间接降低创新孵化绩效。

总之，孵化器控制力能够提高创新孵化绩效，同时，过强的孵化器控制力其积极效用可能会被负面影响抵消，即可能在创新孵化绩效中起消极作用。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孵化器控制力与创新孵化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1.2 孵化器控制力与企业柔性

企业柔性是企业识别并快速应对环境变化、加速企业内外互动、挖掘可支配资源潜在用途、协调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动态能力。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是企业柔性的两个重要方面。依据李琳和苏中锋[13]的界定，前者是指企业可支配资源以及潜在资源的适用性和延展性，后者是指构建适应战略变动的资源组合和关系组合的能力。无论孵化器控制力多强，在孵企业能力才是创新孵化绩效的直接来源。二者如何匹配达到最大效益，助力孵化实践决策，可借鉴权变理论的观点。权变理论认为，企业外部环境能够显著影响企业内部能动性，因而在孵企业柔性也必然受到孵化器控制力的影响。

在资源柔性方面，新创企业入驻优势资源供给者——孵化器，易于接近、利用、获取、交换和共享稀缺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孵化器，网络内成员间的互动与合作越频繁，孵化器自身资源基础越充实，资源转化选择越多[14]，资源柔性也越强[15]。其中，契约控制清晰规定了资源交换的内容与方式，降低了孵化器与在孵企业间的资源冲突、执行成本和转移风险，避免了资源需求不匹配导致的内耗，保证了有形资源的时效性。社会控制能够为在孵企业建立网络成员间身份认同，提供异质性网络合作成员，打破组织边界，有助于开展更细节的技术知识分项和资源深度互换，弥补在孵企业资源短板，为其改善现有资源结构提供社会支持[16]。

在协调柔性方面，在孵企业受限于现有能力，独自进行内部资源配置时往往容易决策失误。经验丰富的孵化器会依据自身禀赋帮助企业正视外部环境变化。孵化器通过契约控制引导在孵企业资源利用，凭借掌握的先前经验与了解的先进技术，对在孵企业资源协调给予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评价，以培养并提高在孵企业协调柔性[17]。并且，孵化器通过社会控制为在孵企业提供海量信息，督促在孵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互动，了解成员技术偏好、资源偏好和成功偏好，重塑资源组织路径，避免企业权衡协调柔性时出现偏颇。

然而，过度的孵化器控制对企业协调柔性具有破坏性[18]。不同类型的在孵企业因自身发展方向、核心技术、企业文化等不同，在企业资源获取和协调等方面与孵化器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在孵企业在接受孵化器控制的同时要保持一定自主性，以实现资源获取与协调上的创新诉求。而孵化器为保证自身控制地位，维护现有权利，会限制在孵企业与网络成员关联，降低资源流动效率，干涉企业资源自主性[19]。在有限理性下，孵化器对在孵企业进行契约控制时，不可能完全考虑到在孵企业所面临的未来环境，在在孵企业生存成长过程中，现有资源使用目标和功能可能发生巨大改变，因而其契约控制质量是有限的。而在社会控制上，过度的核心节点控制力，以及过大的自由度和行动范围会使在孵企业各方面“受制于人”，使在孵企业突破现有技术和资源的欲望与孵化器控制权维护陷入“负和博弈”。因此，过度的孵化器控制会对企业协调柔性产生负面影响。

总之，孵化器在以往企业孵化过程中形成了专有经验、知识和一定规模的孵化网络，对在孵企业资源获取与配置有独到的认识，在在孵企业发展运营中，可就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提供专业化指导，减少企业试错代价，促进在孵企业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的提升。不过，无论是契约控制还是社会控制过强，都会加剧在孵企业离心力，阻碍在孵企业与孵化器，以及在孵企业之间的互动，影响企业自主协调积极性，使企业协调柔性的提高受到阻碍。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孵化器控制力对资源柔性具有正向影响。

H3：孵化器控制力与协调柔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1.3 企业柔性与创新孵化绩效

虽然有研究指出，企业柔性不利于企业稳定开展创新活动，且保持柔性有时是一种单纯的消耗，并不能带来创新孵化绩效的提升。但此结论对于资源有限的在孵企业并不完全适用。在孵企业从事的创新行为代价大、风险高、变动性强，创新资源的灵活转化和高效利用十分重要。企业柔性程度决定了企业转化成本和速度，在孵企业凭借迅速推广抢占市场的创新产品和对顾客需求的高度敏感性获取竞争优势，有助于企业从创新中获取利益 (吴晓云等，2015)。

资源柔性是企业未被货币衡量的无形资产之一，在动态环境下，选择柔性高的资源可降低企业创新战略风险，增强对未来情景骤变的反应力、选择性和适应性，在竞争对手管理认知受制于因果模糊性导致的局限性时，凭借时间和成本优势，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抢占稀有创新资源，优先研究新技术和新产品，占领新市场。

协调柔性是最富有创造性的企业能力。创造性地探索、识别、获得、组合资源，实现资源价值，是克服创新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企业协调柔性能力有利于识别资源的潜在功能。迅速占有新资源可深化企业资源认知，重新进行资源组合，配合企业内部颠覆性革新管理，开展创新活动，取得更优创新绩效[20]。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资源柔性对创新孵化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5：协调柔性对创新孵化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1.4 企业柔性的中介作用

基于静态主义的分析逻辑，孵化器控制力是在孵企业创业活动的外在环境、创新孵化绩效的外生变量，关注的是网络外部环境影响，然而缺乏了对创新主体行为内在异质性和能动性的解释，忽略了在孵企业柔性对孵化器控制力的反馈以及可能对创新孵化绩效产生的潜在影响。这不利于孵化器控制力与在孵企业柔性的匹配，更不能如实反映整个联合孵化过程。

创新孵化网络中网络成员的互动与协调是创新动力的来源。孵化器控制力的强弱决定了创新资源的多寡。资源柔性的发挥降低了动荡环境下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协调柔性的施展使得创新资源物尽其用。关联众多创新主体的孵化器能够直接或间接为在孵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物质和智力支持，提高在孵企业搜寻、识别、加工、组合各类资源的能力。经过外在资源与内在资源交互，在孵企业会产生全新的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即网络成员协同作用产生集体创新能力的价值创造行为——创新孵化绩效。

据此，结合H2-H5，企业柔性作为中介变量很好地体现出了孵化器控制力对企业柔性的作用，然后传导到创新孵化绩效。即孵化器控制力不仅仅直接对创新孵化绩效产生作用，而且通过企业柔性间接对创新孵化绩效产生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资源柔性在孵化器控制力与创新孵化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H7:协调柔性在孵化器控制力与创新孵化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合上述假设，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与信效度检验

本文研究样本为陕西省在孵企业，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数据。问卷由在孵企业中熟悉资产配置与技术创新状况、拥有决策权、与孵化器对接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填写。研究所使用问卷由访谈、设计、初试和修改产生，并设计了反向测项。为保证问卷质量，在题项设计上避免涉及企业隐私，问卷允许匿名作答，在问卷说明处告知调查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于2014年3月至2014年9月发放问卷720份，回收458份，回收率为63.611%。在回收的458份问卷中，无效问卷29份，有效问卷429份。问卷收集渠道主要包括：①通过孵化器与在孵企业取得联系，进行实地调查；②通过孵化器举办讲座、会议等，对在孵企业进行问卷调查；③委托孵化器向在孵企业发放电子问卷。

在孵企业来自24家孵化器。本文依据孵化器性质将在孵企业划分为两组，对问卷进行方差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样本特征无显著差异，因而非回答偏差不明显。通过哈曼单因子法，对所有观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在未旋转情形下，第一个主成分载荷为25.874%。因此，同源偏差不明显。

研究样本中，在孵企业平均创业年限为3年，高技术企业占27.273%，平均年销售额在300～500万元之间。具体样本特征见表1。

信度检验使用内部信度系数，问卷整体信度为0.711，孵化器控制力信度为0.728，企业柔性信度为0.703，创新孵化绩效信度为0.864，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00，说明问卷内部信度较高。

由于所有题项来自成熟量表，问卷内容效度良好，经SPSS检测，KMO值为0.804，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有5个因子大于1个置信水平。载荷达到59.979%，除1个题项为0.449外，其余因子载荷均大于0.500。因此，问卷结构效度较好。

从问卷质量和数据实用性角度考虑，本文不采用客观数据，使用Likert-5点量表进行测评。为确保问卷效度及信度，本文采用已广泛认可的量表，然后根据本文研究特点进行微调，以作为数据收集的工具。

(1)因变量：创新孵化绩效。由于创新孵化绩效研究较少，本文在现有创新绩效及孵化绩效研究的基础上，参照唐丽艳和周建林等(2014)对创新孵化绩效的测度，采用在孵企业成长状况、创新能力和孵化全程风险管理水平度量创新孵化绩效。

(2)自变量：孵化器控制力。本文从控制方式角度，将控制力划分为契约控制和社会控制2个维度。契约控制题项参考Dyer和Singh[21]的量表，社会控制题项参考Uzzi[22]的量表，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4)中介变量：企业柔性。相较于部分学者选择的能力柔性，协调柔性概念更能直观反映企业对资源和关系的管理能力，因而本文从资源柔性和广义的协调柔性(包括资源探索能力)方面度量企业柔性。借鉴Li[23]等人的研究量表，设计资源柔性测量指标3个，协调柔性测量指标4个。

(5)控制变量：在孵企业销售额、年龄、行业，以及入驻孵化器的级别。

3 实证分析

各变量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经共线性检验，各项间方差膨胀因子均远小于10，因而各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3.2 回归分析检验

运用SPSS软件，采取层次回归法对本文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验证研究假设，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其中，模型1检验了6个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资源柔性的影响；模型4检验了6个控制变量对协调柔性的影响；模型2、模型3和模型5、模型6分别检验了自变量契约控制、社会控制及其平方项对中介变量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的影响；模型7检验了控制变量对因变量创新孵化绩效的影响；模型8检验了自变量契约控制、社会控制对因变量创新孵化绩效的影响；模型9检验了在中介变量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作用下，自变量契约控制、社会控制对因变量创新孵化绩效的影响；模型10检验了自变量契约控制平方项、社会控制平方项对因变量创新孵化绩效的影响；模型11检验了在中介变量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作用下，自变量契约控制平方项、社会控制平方项对因变量创新孵化绩效的影响。

主效应：从回归结果模型8和模型10可以看出，孵化器控制力的平方与创新孵化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H1得到验证。

中介效应：依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4]的中介效应分析步骤，用层次回归法验证资源柔性与协调柔性在孵化器控制力与创新孵化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由回归结果模型1-模型6可以看出，孵化器控制力对资源柔性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孵化器控制力的平方对协调柔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H2和H6不成立，H3通过了检验。模型9显示，协调柔性和资源柔性均与创新孵化绩效显著正相关，只是协调柔性标准化系数大于资源柔性标准化系数，即协调柔性的加强对创新孵化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H4和H5得到了验证。对比模型10和模型11可知，引入中介变量协调柔性后，孵化器控制力对创新孵化绩效的影响下降，而协调柔性仍与创新孵化绩效显著正相关。因此，可认为协调柔性在孵化器控制力与创新孵化绩效的倒U型关系中具有部分正向中介作用，支持了H7。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创新孵化绩效为目标，探索了孵化器如何影响企业柔性，进而对创新孵化绩效产生作用，研究结论不仅充实了孵化器与在孵企业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还对联合创新成果——创新孵化绩效提升的关键路径进行了遴选。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 孵化器控制力与协调柔性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在一定阈值内，孵化器嵌入创新孵化网络程度越深，其对在孵企业控制力越强，企业资源识别、使用、转化的可能越大，协调柔性越强。而当孵化器控制力程度在一定阈值后，孵化器控制力的强势则限制了在孵企业关联其它网络成员的可能。由此，在孵企业与潜在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减少，在孵企业竞争优势降低，长期路径依赖加剧了企业协调柔性下降。

(2)企业柔性对创新孵化绩效具有正向作用，且协调柔性比资源柔性贡献更大。说明在动态环境下，保持资源柔性在降低企业创新活动风险的同时，也会由于资源专用性不强而产生进入壁垒低等问题，而协调柔性提供的新组合和新资源具有不可模仿性，在创新活动中能够获取较强竞争优势。

(3) 孵化器控制力不仅直接与创新孵化绩效呈倒U型关系，还通过协调柔性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这一发现与现有研究略有不同。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孵化器控制水平较低，在某些方面制约了在孵企业的发展。但是，这并不表示孵化器必须亲历亲为，将在孵企业放入自己构建的温室，确保在孵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万无一失。过于强势的孵化器控制会压抑在孵企业的热情和活力，通过与网络成员消极合作降低创新绩效，使抵触、不满等情绪通过协调柔性的束缚进一步扩散，久而久之，在孵企业创新能力僵化、机会成本增加、竞争优势不再凸显，出现“娇子如杀子”的悲剧。当然，如果孵化器控制力强度在合理范围内，企业能自主选择孵化器的服务和资源，在利益驱动下，在孵企业会努力加强与孵化器的交流，与多方网络成员合作开展创新活动，取得共同的创新成果。高水平的协调柔性使稀有资源物尽其用，争取较高创新孵化绩效。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孵化器角色定位和在孵企业提高创新孵化绩效具有以下启示：

(1)对于孵化器而言，本文指导意义在于：①积极联合网络成员开展创新活动，扩大自身影响力，以吸引更多网络成员参与创新孵化，促进网络节点增加，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吸引双管齐下，增强网络控制力，发挥马太效应；②切实发挥桥梁作用，帮助在孵企业对接多元化资源，促进网络成员关联和创新合作，在磨合期过后适时退出，以降低孵化器机会成本；③维护创新孵化网络关系与创新文化氛围，助力创新资源流动；④争取政府对在孵企业创新活动的政策扶持，加强对企业创新的引导和资源投入，推进企业研发的顺利进行；⑤注重差异化服务，培养在孵企业创新能力。在孵化初期，以“保姆型”角色对在孵企业“授之以鱼”，在孵化后期，以“教师型”角色对在孵企业“授之以渔”。

(2)对于在孵企业而言，本文指导意义在于：①新创企业入住孵化器、嵌入创新孵化网络有助于优化企业生存环境，获取新产品开发所需的互补性资源和能力支持，缩短产品研究和开发时间，提高在孵企业创新孵化绩效，同时在利用创新孵化网络资源促进在孵企业创新孵化绩效提升过程中，企业柔性是重要的影响路径与转化机制；②在孵企业应积极参与创新孵化网络，增加与孵化器的互动，关联网络成员以积累长期社会资本；③应高效利用一切可获得的创新资源，增强创新实力，开展创新合作，扩大创新规模，实现协同共赢，追求更高创新孵化绩效；④应注重提升适应动态环境的企业柔性，利用孵化平台获取及时、准确的市场动态和技术信息，迅速反应，抓住创新机遇，获取竞争优势和协同创新价值；⑤依托自身禀赋，培育社会资本，发展核心竞争力，提高网络地位，以增强在孵化网络中的话语权，在博弈中获得应有利益，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本文局限性表现在：①仅探访了陕西省在孵企业，结论普适性需要进一步验证；②由于研究目的和篇幅限制，对于孵化器控制力阈值的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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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Research among Incubator Control，Corporate Flexibility and Innovation Incubation Performanc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Tested by the questionnaire of 429 incubatees in Shaanxi and passed by the multiple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search for Investigation relationship of "incubator control-Flexible Enterprise-Innovation Incubation Performance" from resource flexibility and coordination flexibility,and further study the preprocess impact of incubators advantage on incubatees innov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ubator control hav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on coordination flexibility and innovation incubation performance; resource flexibility and coordination flexibility have a positive effects on innovation incubation performance; incubator control not only have the direct influence on innovation incubation performance，but also have the indirect influence on innovation incubation performance by coordination flexibility．

Key Words：Incubator Control; Corporate Flexibility; Innovation Incubation Performance; Resource Flexibility; Coordination Flexibility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2144，71372173，70972053)；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4GXS4D153)；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0126118110017)；陕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2014KRM2-16，2012KRZ13，2014KRM28-2，2013KRM08)；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015JZ021)；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D231，13D217)；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研计划项目(16JZ043)

作者简介：王兆群(1989-)，女，陕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投融资管理与创新管理；胡海青(1971-)，男，陕西西安人，博士，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业企业管理与中小企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