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本文研究模型
摘 要：网络权力是企业网络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探讨了在中国集群情境下，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与之合作的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同时引入关系资本，探究其调节效应。运用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对238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得出：核心企业知识权力、地位权力及感召权力均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正相关；此外，关系资本正向调节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合作行为；关系资本
近年来，中国进入了全面而深刻的转型和改革时期，集群作为一种介于企业和市场的中间形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集群网络快速发展的背后，资源的稀缺性和异质性导致集群网络内成员企业需要通过合作来共享资源[1]，这直接导致转型经济下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相比过去而言变得更为重要。根据权利依赖理论，处于一个网络中的企业间资源依赖关系会导致企业网络权力的产生，这种由资源依赖而产生的企业网络权力会对网络中企业间合作行为产生影响。随着集群网络中各企业实力差距不断加大，核心企业借助网络权力，采取分包等方式，形成了以自我为主干，配套企业辅助围绕的弹性网络圈[2]。有学者从路径依赖的角度出发，认为核心企业拥有先进的知识技术创造力，从而拥有比其它企业更强的吸收有用知识的能力[3,4]。而核心企业对网络资源的占有优势使得集群内网络权力出现不平衡[5]。一般而言，集群网络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主要是指核心企业能够凭借自身优势或影响力支配或调控与之合作的配套企业的相关行为，从而相对于合作的配套企业，其整体绩效的提升具有优势[6]。自此概念提出后，学者们围绕其对配套企业的合作影响机制进行了广泛积极的讨论，但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分歧。例如，一部分学者认为，核心企业通过运用网络权力可以有效协调网络成员的行为，促进成员间交流与合作[7,8]。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核心企业有些网络权力的运用可能会损害成员间的合作关系，加剧竞争行为[9]。该研究领域之所以存在分歧，是因为现有文献在探讨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时，没有考虑其它因素[2]。只有打开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影响关系的“黑箱”，解析其它对两者关系产生影响的因素及其影响机制等关键问题，才能真正了解核心企业该如何运用网络权力。可见，聚焦于集群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机制，紧扣了当前集群网络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核心企业网络权力领域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
在探索集群中核心企业网络能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这个新兴研究领域时，学者们注意到了关系资本的重要影响作用。潘锡泉、项后军(2012)研究发现，企业关系资本投入的增加能有效提升集群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的可信程度，成为维持集群长远发展的有效机制[10]。目前，中国集群网络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特殊时期，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集群网络中企业间的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这种现实背景使得关系资本成为集群中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合作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然而，本文发现，关于关系资本在集群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之间是否起调节作用，目前尚缺乏理论研究和实践认识。
为此，本文主要关注3个有趣的问题：第一，在集群网络中，企业由于实力的不同和对资源占有份额的差异必然会导致核心企业拥有更大的网络权力，那么，在经济转型和集群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核心企业网络权力的运用是否会影响配套企业的合作行为？第二，集群中核心企业的网络权力可分为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网络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如何？是否会截然相反地影响与配套企业的合作关系？第三，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均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那么，关系资本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是否在集群中核心企业的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的合作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为了解答上述3个问题，本文以中国东部地区产业园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依赖视角，探讨集群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关系资本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实证检验了集群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揭示了关系资本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可以丰富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领域相关理论，有效指引集群中核心企业运用网络权力和关系资本提升与配套企业的合作关系。
1.1 集群网络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
企业间协调配合促使集群成员跨越各自领域，使企业权力迅速扩展为集群网络权力，呈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关系网。关于网络权力的来源，Pfeffer(1978)指出，当组织中企业个体依赖性不对等时，企业间的权力制衡性也将不再对等，组织权力由此产生。网络权力主体即核心企业，由于其本身享有对集群的操纵控制权，从而间接影响了与之合作的企业行为，使集群网络权力集中于核心企业本身[11]。集群核心企业网络权力除了对配套企业有影响力、控制力之外，在集群网络活动中也能够起到支配、影响、控制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作用，对集群利润分配有直接决定权[12,13]。集群核心企业的网络权力是不断增长的，核心企业在集群中可通过获得更多资源以维持企业竞争优势(党兴华，2014)。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核心企业网络权力来自于企业关键性资源优势、知识优势、地位优势，从而影响了配套企业合作行为。
对于集群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的分类，现有研究主要从权力强制性角度，将网络权力划分为强制权力与非强制权力[14]，具体而言即强制性权力、奖赏性权力、法定性权力、专家性权力、参照性权力5种权力[15-17]。目前，大多数学者参照这种划分，主要代表有Gaski[18]、Gulati R[19]、谢永平[7]等。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发现，核心企业中网络知识权力、地位权力、企业自身影响力在集群活动中同样发挥了作用[20,21]。张巍、党兴华[22]从权力配置角度，将网络权力划分为知识权力及位置权力。从对资源控制和权力来源的角度出发，可将网络权力划分成知识权力、位置权力以及感召权力[23]。本文认为，权力产生的根源是依赖关系，而集群网络中企业之间主要是由于对资源依赖而产生的权力。本文采用邵理辰等[23]的划分方法，这种划分依据不仅具有前沿性，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了集群中核心企业感召权力的存在，这种潜在力量会对配套企业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这是以往研究划分依据中欠缺的。因此，本文将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划分为知识权力、地位权力、感召权力。
配套企业合作行为是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得以实施的保障。本文主要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这个层面来考察集群成员行为。集群给成员带来的更多是互补性资源、技能和合作行为，以寻求最大化利益[24]。Martin等[25]强调集群网络中成员之间的联系、合作与互动，认为集群成员的行为特点对集群整体发挥着很大的影响作用。成员合作行为能够为各方成员提供有利的外界信息，有助于产生协同效应并提升产品服务价值，降低市场风险和成员间的交易费用等，从而提高集群实力[26]。
从资源学派的观点来看，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的资源依赖理论强调集群组织权力，该理论的提出者普费弗(Jeffrey Pfeffer)等从资源优势互补的角度出发，将集群组织整体视为一个政治行动家，认为集群组织中各种策略行为的发生无不与试图获取互补资源、控制相关配套企业的核心权力行为有关。普费弗等也分析了集群组织内部的权力问题，认为任何企业在资源和组织目标间总是存在着某种战略差距，同时集群组织核心企业往往具有关键性资源优势和能力，组织间资源依赖导致了核心组织对其它组织的控制，掌控集群整体的组织成员能够很好地发挥带动作用，促使组织成员采取配套行为，影响了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因此，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面对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关系，核心企业所扮演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能够有效激励配套企业为了共同的集群目标参与集群合作共享[27]。这种角色定义源自集群核心企业具有着强大的知识、地位及感召等能力。换言之，基于核心企业网络权力，核心企业能够有效促进成员间资源共享与合作，在合作过程中激励配套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
下面将依次论述各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作用关系。
(1) 知识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关系。集群网络中企业的知识权力是指企业由于拥有其它企业所不具备的知识、技术资源，从而使其它企业对其产生依赖而产生的权力。知识权力来源于企业对知识的支配和控制地位[28]。知识权力在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的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所独占的知识、技术资源越多，其知识权力就越大，对配套企业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也越强。同样，对于配套企业而言，核心企业拥有的知识权力越大，吸收有用知识的能力越强，则其越愿意服从核心企业的指挥，与核心企业的合作意愿也越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产业集群中，核心企业知识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正相关。
(2) 地位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关系。集群网络中企业的地位权力是指由于企业在所处的集群网络中具有特定的地位而产生的权力。这种权力是集群网络中所有成员公认的一种契约与规则。处于集群网络中核心地位的企业通过其地位优势影响配套企业的行为，从而导致核心企业地位权力的产生。集群网络中的核心企业可通过地位权力控制产品在市场中的投入和主导利益分配，也可用于指导配套企业的行为，提升组织绩效。核心企业地位权力越大，配套企业对利益分配的话语权越小，这将有可能增加配套企业的不公平感知。此外，核心企业的位置权力能够有效规范与配套企业的合作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产业集群中，核心企业地位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正相关。
(3) 感召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关系。核心企业以自身独特的魅力使其它企业产生认同感，使配套企业更愿意与之合作，听从其领导，由此而产生的权力被称为感召权力。核心企业的感召权力越大，其对配套企业的指挥和安排就越容易被接受，从而有助于增强网络凝聚力，巩固网络品牌效应，与配套企业的合作绩效也将更为突出。同样，核心企业感召权力越大，配套企业对核心企业的信任感越强，与核心企业的合作意愿将越强烈，合作的稳定性也将越强。可以认为，核心企业的感召权力有利于促进与网络中配套企业的合作行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产业集群中，核心企业感召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正相关。
1.2 关系资本在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中的调节作用
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因而对于企业问题的研究不能忽视从考察企业社会关系资本的角度切入[29]。集群中关系资本的作用力是影响集群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以信任和交流为核心的关系资本对集群配套企业合作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企业之间可以自由分享资源和免费服务，不必担忧机会主义问题的发生。同样，在集群核心企业的研究中，核心企业的关系资本可能也会影响配套企业行为的广度与深度。强关系资本可以促进集群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产生，而弱关系资本则会成为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阻碍。
关于关系资本的正确定义，本文沿用罗珉[30]的观点，即关系资本是指运用资金往来、合作协议等方式，使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起能够对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分配、利用，并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各种事项的总和。关于关系资本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关系资本的高投入可以加强企业成员之间的联系，促进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之间的信息吸收和交换，促进企业间合作共赢[31]；另一方面，关系资本的减弱会使合作企业之间降低信任感，阻碍集群企业的沟通和交流[32]。关系资本投入不仅能够降低集群网络中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而且能够在以互惠为导向的集群关系中，对企业价值的创造发挥重要作用[33]。有研究发现，企业关系资本投入的增加能有效提升集群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的可信程度，成为维持集群长远发展的有效机制[10]。在集群网中，关系资本能够促进企业成员信息共享和优势互补，有利于集群网络价值创造，能够有效降低集群核心企业对相关配套企业的操纵控制力，从而提高集群网络整体核心竞争力[34]。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当集群中核心企业的网络权力受到以交流和信任为主体的关系资本的作用时，集群配套企业往往愿意积极配合，与核心企业达成合作共享。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关系资本调节了核心企业知识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关系：核心企业知识权力与成员合作行为的正相关关系在关系资本高时会显著增强。
H5：关系资本调节了核心企业地位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关系：核心企业地位权力与成员合作行为的正相关关系在关系资本高时会显著增强。
H6：关系资本调节了核心企业感召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关系：核心企业感召权力与成员合作行为的正相关关系在关系资本高时会显著增强。
综上，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研究模型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问卷调查对象主要选取中国各地区符合本次调查要求的集群企业，要求其曾是或现为集群网络中的企业个体。本次调查问卷于2014年11月中旬至2015年2月上旬全部回收完毕。共回收问卷287份，主要依靠实地走访调研收集问卷，获得目标样本354家企业，其中有309家同意参与本次调研。每次调研前均与被调研企业的负责人取得联系，要求企业中与对方企业有直接和间接往来的员工均参与本次调研，包括人力资源、运营营销、产品研发设计、技术支持、质量维护等部门。选择这部分员工作为调研对象的原因在于，该部分人员较全面了解集群网络中企业间现状和联系，了解集群网络发展形势，具有代表性，与本次研究目的相匹配。
考虑到同源方差对调研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将调研划分为不同时间段，同时向不同组成人员发放问卷以保证数据质量，即向人力资源经理、各团队主管及团队参与成员分别派发问卷。由团队主管报告本企业工作特征、企业间合作行为、企业发展基本概况、参与集群绩效成果等；由团队成员填写企业网络权力特征、企业间关系资本等具体问题；由人力资源经理汇报企业规模、企业员工统计特征。安排所有参与调研的成员现场集中填写问卷，由调研团队面对面地向填写者说明本次调研目的及形式，向调研对象承诺本次问卷收集的匿名性和学术性。对于一小部分临时有事未能到场的参与者，采取电子问卷投递方式向其发放问卷，并给人力资源负责人留下承诺书和事项说明，请负责人帮忙发放与回收。
本次研究采取纵向研究设计，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由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和各团队成员(不包括团队经理层或主管)完成问卷中对企业基本情况、网络权力、关系资本特征的调查；两个月后，邀请团队主管对企业间合作行为进行评价。经统计，本次调研86%的问卷被填写并回收，其中64%的问卷通过集中场所填写并回收，剩下14%的问卷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发放至各部门。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87份(包含电子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高达83%，在后期的问卷整理阶段，剔除了49份重复及不符合要求的无效问卷，最终在假设检验中，有238份问卷数据被纳入数据分析。
总体来看，本次调查所收集问卷的行业地区分布、规模分布、隶属关系等基本特征与中国当前集群企业特征较为接近，能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出当前中国集群企业的发展状况，具有较高代表性。本次样本总体情况如下：从企业成立时间来看，样本主体为成立时间为5～20年的企业，保证了样本选取具有成熟企业已建成的特征；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约占42.4%，其次为股份制企业、国有企业等，说明样本选取能够覆盖各个企业类型；从企业主导行业来看，软件信息产业和加工制造业分别占32.8%和28.9%；企业已有员工数则反映了企业的规模问题，其中大型企业占40.7%,中型企业占47.5%，小型企业占11.8%，说明问卷覆盖范围较广。因此，从样本总体信息来看，本次问卷调查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2 变量设计
在模型实证检验中，有关量表编制、条目设计等过程都决定着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和解释性。为了更可靠地检验模型信度和效度，问卷量表的设计尽可能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而针对本文网络权力划分方式的相关文献却较少。因此，本文通过专家访谈及对企业实地走访调查，最终确定了各量表考核条目。本文量表设计采用Likert量表，划分为5个分值，“完全不同意”由1表示，“完全同意”由5表示。
(1) 核心企业网络权力。有关核心企业网络权力的测量，本文沿用邵理辰(2012)的量表，对核心企业网络知识权力设计了3个题项，分别为：①集群中核心企业新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②集群中核心企业具有较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③集群中核心企业拥有稳定且强大的知识储备。
表1 样本基本信息描述统计
项目类别频次(个)频率(%)调查人群职务高层管理者4318.1中层管理者6828.6基层成员12753.3企业成立时间5年以下5924.85～10年9138.211～20年5723.920年以上3113.1企业性质国有4117.2股份制7431.1民营10142.4其它229.3企业主导行业加工制造业6928.9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7832.8文化和商务服务业5322.3其它3816.0企业员工数20人以下2811.820～100人11347.5100～300人7330.7300人以上2410.0
注：N=238
本文对核心企业地位权力设计了3个题项，分别为：①集群中配套企业认同核心企业战略选择的程度；②集群中核心企业在市场中有较高市场占有率；③相较于配套企业，核心企业具有较高技术贸易指数。
同样，本文对核心企业感召权力也设计了3个题项，分别为：①核心企业在集群中常提出鼓舞人心的战略与企业目标；②核心企业在进行决策时能够考虑集群成员整体利益；③核心企业面对风险时愿以较高自身成本为代价。
(2) 配套企业合作行为。对于集群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测量，本文参考任建新[35]有关集群企业合作行为特征的量表，并根据企业实际走访调查结果进行了改动，最后确定为4个测量条目：①配套企业与集群核心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程度；②配套企业与集群成员之间信息共享程度；③配套企业与集群成员之间资源投入程度；④与核心企业的稳定合作关系有助于本企业提升自身影响力。
(3) 关系资本。针对集群关系资本的测量，由于当前国内外文献中没有较成熟的量表，本文在文献梳理过程中开发总结出一些条目，再通过专家访谈、调研的形式确定关系资本的3个测量题项为：①核心企业与集群配套企业之间交流频繁程度；②集群中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合作行为信任程度；③为了追求集群目标，愿意投入人力、物力去维护企业间关系。
(4) 控制变量。在本文研究过程中，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需加入控制变量。因此，本文选取了行业竞争度、公司规模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对于本次企业量表数据采集而言，行业竞争程度与公司规模是影响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配套成员合作行为的重要因素。在集群中，行业间竞争越激烈，集群企业对关键性资源的权力实施越强。同样，在整个集群网络中，由于企业规模不同，其企业网络权力的表现形式及溢出效应也各不相同。企业规模越大，整体实力越强，企业赋予的网络权力就越大。
3.1 信度、效度及相关性分析
本文运用SPSS17.0软件工具进行实证数据检验。表2显示了本量表测量条目的信效度分析结果，量表信度通过Cronbach α系数来检验。由表2可知，本文有关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均大于0.7，说明该量表符合内部一致性信度要求，通过了检验。
为了判定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和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测量质量，本文对核心企业网络权力的3个维度和合作行为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假设的4因子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指数：
=2.59，RMSEA=0.086，RMR=0.088，NFI=0.94，CFI=0.96，GFI=0.85；同时，量表中各变量测量条目对应的因子载荷介于0.56～0.89之间，大于0.5，并均在0.01水平下显著(见表2)，量表中所有变量的AVE值均在0.5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
接下来，在对自变量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及因变量配套企业合作行为进行相关性检验时，放入控制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表明可以作进一步相关性回归检验。
3.2 回归分析及假设检验
本文应用层级回归法验证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回归分析检验中，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准确、可靠，本文添加了行业竞争度、公司规模这两个变量作为本量表控制变量。
同时，对于关系资本即调节变量的作用效果验证，从表4结果可知，Model3a的数据结果表明，在加入关系资本的调节变量作用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增强(ΔR2=0.049，P<0.01)，关系资本对配套企业的合作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305,P<0.01)。Model3b的结果表明，在主效应的基础上，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并增加交互项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增强(ΔR2=0.054,P<0.05)，关系资本正向调节核心企业网络知识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β=0.154,P<0.05)。因此，假设H4得到了验证。
由Model4a的数据结果可知，在加入关系资本的调节变量作用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增强(ΔR2=0.09,P<0.01)，关系资本对配套企业的合作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337,P<0.01)。然而Model4b的结果显示，在主效应的基础上，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并增加交互项后，关系资本对核心企业网络地位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β=-0.137,P>0.05)。因此假设H5未得到验证。
表2 量表信效度检验
变量测量指标载荷T值AVECRCronbachα系数知识权力集群中核心企业新产品技术含量较高0.5948.210.5650.8970.896集群中核心企业具有较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0.8443.51集群中核心企业拥有稳定且强大的知识储备0.842.69地位权力集群中配套企业认同核心企业战略选择的程度0.8246.900.5160.8890.888集群中核心企业在市场中有较高市场占有率0.7546.22对比配套企业,核心企业具有较高技术贸易指数0.5644.38感召权力核心企业在集群中常提出鼓舞人心的战略与企业目标0.8341.030.7290.7880.788核心企业在进行决策时能够考虑集群成员整体利益0.8943.97核心企业面对风险时愿以较高自身成本为代价0.8436.18合作行为配套企业与集群核心企业之间合作关系程度0.7746.790.6250.8730.872配套企业与集群成员之间信息共享程度0.8346.16配套企业与集群成员之间资源投入程度0.7949.44与其它企业的长期稳定合作有助于本企业在网络中建立地位以及影响力0.7741.65关系资本核心企业与集群配套企业之间交流的频繁程度0.7040.210.580.8640.863为了追求集群目标,愿意投入人力、物力维护企业间关系0.8243.45集群中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合作行为的信任程度0.7646.73
注：N=238； AVE为平均提取方差值，CR为临界比值
表3 变量描述统计及简单相关系数
序号变量均值标准差12345671行业竞争度3.280.91612企业规模2.480.8410.396**13知识权力3.820.8630.1330.584**14地位权力3.850.849-0.57-0.0570.0715感召权力3.530.8830.0250.025-0.0070.344**16合作行为3.750.8230.0070.0070.1150.420**0.779**17关系资本3.770.8790.0370.0370.0840.377**0.698**0.817**1*
注：N=238；* P<0.05 ** P<0.01 (下同)
首先，对网络权力与网络成员合作行为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由表4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核心企业知识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0.291，P<0.05)，核心企业地位权力与配套成员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0.56，P<0.01)，核心企业感召权力与配套成员合作行为显著正相关(0.337，P<0.01)。因此，本文假设H1、H2、H3均得到验证。
由Model5a的数据结果可知，在加入关系资本的调节变量作用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增强(ΔR2=0.022,P<0.01)，关系资本对配套企业的合作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381,P<0.01)。Model5b的结果表明，在主效应的基础上，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并增加交互项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增强(ΔR2=0.025, P<0.05)，关系资本正向调节核心企业网络感召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关系 (β=0.126, P<0.05)。因此，假设H6得到验证。
基于集群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现有研究成果及不足，本文将自变量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划分为网络知识权力、地位权力及感召权力，基于238家集群企业调研数据，运用实证方法重点探究了在关系资本的调节作用下，集群网络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关系，最终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集群核心企业网络知识权力、地位权力、感召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核心企业网络权力的实施会促进集群中依附企业等配套企业的合作行为，提高集群核心竞争力；其次，通过考察关系资本的调节效应，本文发现，以交流和信任为主体的关系资本正向调节了核心企业网络知识权力、感召权力与配套成员之间的关系，即在网络强关系作用下，显著增强了核心企业网络知识权力、感召权力对成员合作行为的影响关系。该研究结论可为理论和实践提供重要参考。
表4 初始回归模型与调节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Model1Model2Model3aModel3bModel4aModel4bModel5aModel5b行业竞争度0.0220.074-0.853-0.5410.0370.037-0.063-0.049公司规模0.4450.267-0.669-0.3620.1470.1470.1820.187知识权力0.291*0.273**0.247*地位权力0.56**0.401**0.362**感召权力0.337**0.223*0.216*关系资本0.305**0.228**0.337**0.442**0.381**0.21**知识权力*关系资本0.154*地位权力*关系资本-0.137感召权力*关系资本0.126*R20.0150.6650.7140.7190.7550.7550.6870.69△R20.049**0.054*0.09**0.09*0.022**0.025*F3.495**31.42**47.96**40.51**59.13**48.766**42.06**35.22**
注：N=238；* P<0.05 **P<0.01
4.1 理论贡献
本文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基于文献归纳，从权力实施来源上，将集群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划分成网络知识权力、地位权力及感召权力，在变量选取上，突破了大多数学者对网络权力仅从强制权力和非强制权力进行的划分，突出强调核心企业网络权力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为后续学者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其次，证实了在关系资本作用下，核心企业网络权力与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深化了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作用机理的认识，为今后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参考借鉴。
4.2 实践价值
本文对集群核心企业如何在今后的日常生产管理中促进配套企业实施合作行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在集群网络环境下，核心企业网络权力能够积极有效地引导配套企业成员行为，提高集群竞争力。集群核心企业应更多地发挥自身拥有的知识权力、地位权力及感召权力，通过与配套企业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建立起相互信任关系，以实现成员之间的合作共赢。其次，核心企业需注意在关系资本的作用下，避免因网络权力使用可能引发的企业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核心企业可以通过拓宽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渠道，建立稳固的信任合作机制，实现知识、资源共享等，加大关系资本投入。总之，提高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的关系资本，并合理有效地运用自身网络权力，将有助于促进配套企业实施符合集群整体利益要求的行为，达到企业的本质期望，实现集群企业风险共担、收益共赢。
4.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尚存不足，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数据大部分来源于中国东部省份，是否具有全国范围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观察讨论。同时，未来研究数据的采集范围可以更大、更全面，可探讨在不同产业或不同行业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配套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第二，本文实证研究中的量表大都来自国内外成熟量表，但有关关系资本的量表是本文基于对国外相关文献的归纳梳理尝试建立的，该量表在中国集群企业情境下的适用性如何，还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 GULATI R.Does familiarity breed trust? the implication of repeated ties for contractual choice in allianc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1):85-112.
[2] 谢永平,韦联达,邵理辰.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创新网络成员行为影响[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4,19(3):72-78.
[3] LUKE P,MAXINE R.Networking and innov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vidence [Z].Laneaster University Management School,2004.
[4] HINTERHUBER H H,HIRSCH A.Starting up a strategic network [J].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Review,1998,10(3):185-208.
[5] PETTIGREW A M.Information control as a power resource [J].Sociology May,1972,6(2):187-204.
[6] FREEMAN V C.Networks of innovators：a synthesis of research issues [J].Research Policy,1991,47(20):363-379.
[7] 谢永平,党兴华,张浩淼.核心企业与创新网络治理[J].经济管理，2012,11(3):60-67.
[8] 谢永平,党兴华,毛雁征.技术创新网络核心企业领导力与网络绩效研究[J].预测,2012,31(5):21-27.
[9] 潘锡泉,项后军.产业集群中的可信承诺及治理——基于非对称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关系资本视角的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2(9):32-41,155,156.
[10] SKINNER S J,GASSENHEIMER J B,KELLEY S W.Cooperation in supplier-dealer relations[J].Journal of Retailing,1992,68(2):174-193.
[11] PFEFFER J,SALANCIK G.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M].Stanford Business Books,2003.
[12] PETTIGREW A M.Information control as a power resource[J].Sociology May,1972,6(2):187-204.
[13] 易明,李想姣,陈延辉.产业集群网络权力关系配置与集群剩余分配合理化[J].企业文化改革与发展,2011,6(8):161-164.
[14] VISSER J J，VLAAR P W L,NEVES M F.The concept of power illustrated with the Dutch pork chain[C]//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ain management in agribusiness and the food industry.Netherlands:Wageningen University,2000:379-387.
[15] LORENZONI G,ORNATI O A.Constellations of firms and new ventures[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88,38(3):41-57.
[16] 党兴华,王芳.核心企业知识权力运用对技术创新网络关系治理行为的影响——基于关系能力角度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33(12):77-86.
[17] 罗宾斯.组织行为学[M].孙健敏，李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56-361.
[18] JF GASKI.The effects of discrepant power perceptions in a marketing channel[J].Psychology&Marketing,1984,1(3-4):45-56.
[19] GULATI R.Does familiarity breed trust? the implications of repeated ties for contractual choice in alliance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12(38):85-112.
[20] COHEN W,LEVITHAL D.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ning and innovation [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2):128-152.
[21] DYER J H,NOBEOKA K.Creating and managing a high-performance knowledge-sharing network:the Toyota case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3):345-367.
[22] 张巍,党兴华.企业网络权力与网络能力关联性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网络的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1,7(7):23-27.
[23] 邵理辰.创新网络中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对网络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2,4(9):129-130.
[24] NIELSEN R.Cooperative stratsg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8,21(9):475-492.
[25] MARTIN KILDUFFA,DANIEL J.Brassb,organizational social network research:core ideas and key debat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0,15(4):132-143.
[26] 卢福财,胡平波.网络组织成员合作的声誉模型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5,17(2):73-79.
[27] DHANARAJ C,LYLES M,STEENSMA H K.Managing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transfer in IJVs:the role of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the impact on performanc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5,21(35):428-443.
[28] HJH SALMA BEE HJ NOOR MOHAMED ABDUL LATIFF,HASSAN A.Rise and fall of knowledge power:an in-depth investigation[J].Humanomics,2008,24:17-27.
[29] GRANOVE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15 (6):1360-1380.
[30] 罗珉.组织管理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1] 陈伟丽,王雪原.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关系分析[J].科技与管理,2009,5(3):63-67.
[32] KAUFMAN A,WOOD C H,THEYEL G.Collaborationand technology linkages:a strategic supplier typolog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11 (6):649-663.
[33] HARTER JAMES K,SCHMIDT FRANK L,HAYES THEODORE L.Business- unit- leve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 satisfaction,employee engagement,and business outcomes:a meta-analysis [J].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2,87(2):268-279.
[34] STEWART.Intellectual capital:the wealth of new organizations[M].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1997.
[35] 任建新．企业竞合行为选择与绩效的关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6.
(责任编辑：云昭洁)
The Influence of the Network Power of the Core Enterprise in the Cluster on the Cooperation Behavior of the Supporting Enterprises——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elationship Capital
Abstract：Network power is one of the hot issues in enterprise network.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re enterprise network power on the cooperation behavior of the supporting enterprises in the cluster situation.At the same time introduces the relationship capital,and explores its moderating effect.Using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of 238 enterprises,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s that:The knowledge power,status power and influence power of the core enterprise are all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cooperation behavior of the supporting enterprise.In addition,relational capital is positively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enterprise network power and the cooperative behavior of the supporting enterprise.
Key Words：Core Enterprise; Network Power; Cooperation Behavior; Relationship Capital
收稿日期：2016-10-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GL044)；52批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2012M521055)；“第六批”国家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3T60527)；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合作项目 (2013GXS2D02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3120)；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骨干教师项目(苏教师[2014]1号)(44205168)；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项目(JSLX2014050)
DOI：10.6049/kjjbydc.2016080225
中图分类号：F2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3-00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