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诺贝尔科学奖多获得性成因分析及对中国科研管理的启示

王成军1,王永慧2,余晓芳2

(1.安徽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2.安徽财经大学 创业与企业成长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41)

摘 要:自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以来,国内引发了众多学者对于诺贝尔科学奖的极大关注。纵观诺贝尔科学奖100多年的颁发历程,美国无疑是获奖最多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亚洲获奖最多的国家。为此,分析了美国、日本诺贝尔科学奖多获得性的主要成因,并提出针对中国科研管理的一些引领性建议和可能性举措。

关键词:诺贝尔科学奖;多获得性; 管理启示

1 问题的提出

2015年10月诺贝尔科学奖揭晓,共有9位个人和一个机构(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获奖,其中物理、化学、生理医学三大类诺贝尔科学奖项的8位得主共有两位日本人,两位美国人(其中阿奇兹·桑卡拥有土耳其美国双国籍),各一位加拿大、瑞典、爱尔兰、中国人。华人科学家屠呦呦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中国科学家。同时,这也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在拥有众多第一荣誉的同时,屠呦呦也引起了颇多关注。首先是针对青蒿素的发明,绝不是屠呦呦一人力所能及,其包含了众多科研人员的心血。因此,对谁是青蒿素第一发明人出现了争议;其次,作为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和无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她的获奖让人联想起前些年多次提及的“钱学森之问”,也更带来了对中国人才培养、选拔、奖励制度的质疑和反思;再次,屠呦呦获奖是否仅仅是中国学者在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方面的昙花一现?这其中,又该如何解除这一“魔咒”、进一步寻求更大进展与积极突破呢?

自1901诺贝尔获首次颁发至今已有897人获奖,其中自然科学类奖获奖者有585人,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美国(261人)、英国(82人)、德国(71人)、法国(31人)、日本(19人)。实际上,这些自然科学类奖获奖者中美国国籍获奖者约占45%(含美籍华人8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诺贝尔获奖者共22位(不包括外籍日裔获奖者),其中有13人是2000年以后的获得者,并且都是自然科学类奖获奖者,几乎是每年一位获奖者。日本政府在2001年3月颁布的第二期《科技基本计划》中提出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到2016年已实现一半[1]。虽然科学技术发达程度不能简单仅以诺贝奖获得者数量衡量,但面对美国遥遥领先的获奖数量及日本的井喷现象,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迄今为止只有一位本土自然科学类奖获奖者,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选拔、奖励制度方面应进行一些考量、比较、学习和借鉴。

2 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有利条件

2.1 从获奖数量看美国国家政策发展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人数呈逐渐上升趋势(见图1)。诺贝尔科学奖最初设立20多年主要是由欧洲科学家获得。1901-1913年,全球共46人次获奖,而美国仅有一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生在190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随着一战爆发,大批欧洲一流科学家被迫逃难流亡到美国,从而使得美国人才实现极大储备和卓越提升。1914-1945年,全世界共有95人次获奖,其中美国21人次,占27.11%。1946-2000年,全世界共有327人次获奖,其中美国179人次,占54.74%。2001-2016年,美国共有62人次获奖,占全世界获诺贝尔科学奖122人次的50.8%[2]。美国先后在1934年、1946年、1968年、1976年、1983年、2006年共6次包揽诺贝尔科学奖。显然,美国获诺贝尔奖人数如此之多与美国政府积极的政策支持、巨量资金投入、良好的教育环境密不可分。

2.1.1 美国科技政策制定与推进

从建国至二战爆发期间,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推动农业科技研发,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案。1787年,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与采用度量衡标准。该法案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出在一定期限内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对美国乃至全球科学技术进展影响深远。1790年,美国颁布了专门的专利权法案,进一步确立各种专利权相应保护期限,不仅澄清了公私权限间的利益边界,还使得欧洲一些科技成果在美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正是由于该时期美国政府制定了积极的科技政策和鼓励民间技术革新,才有力助推了美国种类繁多的个体发明者与中小型科研机构纷纷创立[3]

图1 每年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中的美国获奖者人数

二战初期的1940年,为研制新型战略武器并带动先进制造技术升级,美国组建国家防务委员会。1941年,美国设立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统筹诸多政府、企业、大学合作研究计划,经实施后实现了不少突破性进展。例如,“曼哈顿计划”的卓越执行促使原子弹等核武器研制成功并开创了核能时代,而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应用则促进了信息技术迅猛发展。1950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创立,成为美国现代科技政策正式稳固确立的象征。

冷战时期,为进一步保持科技领域优势,美国政府在1957年改组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并于次年通过《航空航天法》组建国家航空航天局。该时期,在以军事为主并不断推动军事技术民用化的科技政策指导下,美国科技实力得到迅猛发展和提升。1976年,作为美国重要的基础性科技法案,《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优先法》获得国会通过(黄传慧,2013)。1980年,由国会通过并于1984年修改的《拜杜法案》,则进一步激发和增进了美国大学科研人员的热情和活力。

2.1.2 美国政府从经济上鼎力支持

二战时期,为满足战争需求,联邦政府加大基础科研投入力度,打造了以国防为主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体系。期间,在美国科技研发总投入经费中,联邦政府投入占1/5,其余资金筹措主要借助于社会组织、私立院校及研究机构,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农业与国防领域科技研发。其中,美国联邦政府将科技研发资金的76.3%用于农业与国防科技研发项目[4]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国防科技投入力度开始下降。实际上,由于美国经济赤字和通货膨胀严重,整体科技投入也呈萎缩态势。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科技进步对国家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更广泛地参与到各领域科技研发项目中,鼓励基础性、探索性研究,并大力支持应用开发研究。在此期间,联邦政府应用研究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达20%以上。据中国科技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999年,美国联邦政府科技经费的33.68%用于各学科基础研究。

进入21世纪,鉴于对科技创新的战略性认识,美国联邦政府不得不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在原有基础上开始逐年增加科技资金投入。中国科技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政府科技研发费用达到1 400亿美元,远远高于其它各国。2014年,联邦政府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总额达1 428亿美元,其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费用总额达到681亿美元,非国防研发经费达到696亿美元。

2.2 从获奖者年龄、学历看美国教育方式、教育环境

据陈玥[5]及http://Nobelprize.org提供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简历,从408位美国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年龄看,截至2015年,年龄在36~40岁的获得者约占25%,这一年龄段的获奖者占比最多;其次是31~35岁、41~45岁分别约占22%、19%;年龄段在26~30岁、46~50岁的获奖者比例分别约占11%、10%;其它年龄段获奖者约占13%。不难发现,这些美国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具有创新能力强、创新年纪轻等特点,这与美国各级各类创新教育密不可分:①美国从初等教育开始就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在对学生进行初等教育时鼓励其多提问题,不强调死记硬背而是更注重开展课题研究;②美国高等教育保持着自由教育的传统,重视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坦言:“作为美国科学家,血统与身份说明不了什么。对于一个一流的科学家而言,开放的社会、自由的环境是培育其成长最重要的外在条件。”③美国高校学生较早拥有科研实践机会,如MIT自1969 年就积极开展“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UROP)。美国很多高校都具备为大学本科生提供参与科研实践的能力,并且除学校(或院系)外,为了让优秀人才更早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实验室、科学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本科生科研计划;④美国创新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校,为了形成全国性创新氛围,企业还设立了许多高水平科研团队及实验室,如贝尔实验室。这种创新的社会再教育不仅形成了一种创新文化,也为社会上有创造性的人才提供了机会,为创新增添了活力。

表1 华裔科学类诺贝尔获奖者信息

姓名毕业院校获奖时间获奖项目国籍李政道浙江大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1957物理学奖美国杨振宁西南联大、清华大学、芝加哥大学(博士)1957物理学奖美国丁肇中“台湾建国中学”、密歇根大学物理(博士)1976物理学奖美国李远哲“国立台湾大学”(学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1986化学奖中国台湾朱棣文罗彻斯特大学(学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1997物理学奖美国崔琦奥古斯塔纳学院(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1998物理学奖美国钱永健哈佛大学(学士)、剑桥大学(硕士,博士)2008化学奖美国高锟伍尔维奇理工学院(本科)、伦敦大学学院(硕士)2009物理学奖英国、美国

通过对历届美国籍诺贝尔奖得主个人自传及简历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是诺贝尔奖诞生的摇篮,其中共有153位诺贝尔奖得主就读过哈佛大学,101位就读过哥伦比亚大学[6]。自诺贝尔奖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科学类诺贝尔奖华裔获奖者共有9位,其中只有2015年屠呦呦一人为中国本土科学家,其他8人除一位是中国台湾人、一位拥有美国和英国双重国籍外,其他都是美籍华人。并且从表1可以看出,李政道和杨振宁都在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就读过,其他人接受的都是美国高等教育,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研究型大学高等教育及美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成就。

另外,获得诺贝尔奖不仅与科学家个人素质和能力有关,外部条件也至关重要。①大学可以获取充足的研究经费,二战以前联邦政府对待科研的态度较为消极与被动,更不会关注大学研究,此时大学研究经费主要靠私人基金会资助,这也与图1显示的二战以前其诺贝尔奖获得者较少相吻合。后来,受二战影响,美国政府为了国防建设逐渐加强对大学的资助,尤其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从经费上保障基础科学研究是其成为科技大国的必要条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政府支持大学科研经费比例有所提高,但并不对大学和科研机构实行硬性管理,更不对科研人员实行机械量化的成果考核;②吸引外来科学家,注重培养和储备科研人才。美国高校注重培养和储备科研人才,对科研人才给予充分尊重,为其提供自由学术环境,由此形成了培养和储备科研人才的良性循环。美国大学为教授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且普遍实行有条件的终身聘用制。《1915 宣言》明确宣称:教授享有判断学术独立性及言论发表的充分自由;除因道德缺陷或资质不够外,教师不得被随意解职;教师受处分前有申诉和辩护的权利。作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科恩伯格曾说:“在终身聘用制保护下,可以10多年潜心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内钻研,而无任何外在压力迫使他出功利性应景成果。[7]”这种自由的学术环境、丰厚的报酬、有利的移民政策使其成为吸引它国科技人才最多的国家。

3 日本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有利条件

截至2016年,日本共获得19项诺贝尔奖,在全球排名中位居第五,共有22位日籍诺贝尔获奖者。进入21世纪后,日本诺贝尔学奖成井喷式发展,2000年以后共有13位获奖者,并且都是自然科学类奖获得者,其中化学奖获得者5位、物理学奖获得者6位、医学奖获得者2位。基于此,本文对日本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成长环境、教育基础、科研过程、创新思维特点进行探究和挖掘,对于优化中国科研环境,培养中国超一流世界级科学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1 从获奖数量看日本“诺贝尔计划”的实施

进入21世纪后,日本诺贝尔奖获奖数量达到13人,占整个日本诺贝尔奖获奖数量的60%左右,虽然与美国相比差距依旧巨大,但作为亚洲诺贝尔奖头号强国,如此井喷式发展充分体现了日本科技实力。另外,获奖者取得重大发现时期都在20世纪70、80年代。这说明,日本诺贝尔奖成井喷式发展并非偶然,更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日本从技术模仿到技术立国长期以来重视科学技术积累的产物。

表2 诺贝尔奖获奖者时间信息

姓名获奖时间重大发现时间出生时间奖项汤川秀树194919351907物理学奖朝永振一郎196519411906物理学奖江崎玲于奈197319581925物理学奖福井谦一198119511818化学奖利根川进198719711939生理医学奖白川英树200019761936化学奖野依良治200119801926化学奖小柴昌俊200219871938物理学奖田中耕一20021983-19871959化学奖下村修200819561928化学奖小林诚200819721944物理学奖益川敏英200819721940物理学奖南部阳一郎(美籍)20081960-19701921物理学奖根岸英一201019771935化学奖铃木章201019791930化学奖山中伸弥201220071962生理医学奖天野浩201419891960物理学奖赤崎勇201419891929物理学奖中村修二(美籍)201419931954物理学奖梶田隆章201519961959物理学奖大村智20151988-20031935生理医学奖大隅良典201620131945生理医学奖

3.1.1 日本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推进

日本学者中山茂及中国学者节艳丽等根据日本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问题及诺贝尔奖获奖情况,将日本基础科学研究发展分为5个阶段[8]:第一阶段为战后恢复期,二战期间日本同其它国家一样科技研究主要围绕军事需要进行。二战后,日本战败,虽然科技研究方向逐渐转变,但其军事设施被迫解体[9]。由于受战争的影响,日本资金匮乏、基础研究设施薄弱,二战后日本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模仿型“技术立国”阶段。第二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末及60年代快速增长期。这一时期由于美苏冷战,美国出于战略需要对日本进行扶持,日本得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通过自身努力逐渐消化、开发应用技术,使得日本钢铁、造船、汽车和化工等重工业及电子和半导体得以迅猛发展。伴随着工业的不断复兴,日本经济也迅速回复,基础性研究逐渐进入高速成长期。该时期,日本政府加大了基础研究投入,尤其是对企业的支持。由此,日本战后科学技术逐渐进入繁荣时代。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转型期,这一时期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企业科研扶持力度,也正是由于对企业自主研究的重视,才有后来从日本岛津制作所出来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与此同时,日本还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到1979年高等教育对于二战后日本提升科技实力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第四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政策支持,其中1986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是日本推进基础研究的政策基础。

第五阶段为变革时期,前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改变,国家间竞争逐渐转向经济战场,各国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严格限制技术乃至科学信息外流,迫使日本走向自主创新道路。1995年11月,日本提出“科技立国”的基本国策,尤其注重和推崇基础研究。1996年,日本在《科学技术基本计划》5年计划中明确提出改善基础研究环境、技术研究投入、人才培养等具体数字目标。在第一个5年计划的基础上,随后2001年、2006年和2011年,日本内阁围绕“鼓励创造、发展科学”主题相继制定了3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设立了各项科学发展具体目标。其中,在第二个计划中正式提出“诺贝尔计划”(在未来50年使本国诺贝尔奖获奖者人数达到30)。1990年以来,日本研发强度(科研经费占GDP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充分表明了日本发展科技的决心(见表3)。

表3 部分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GDP比重 (%)

国家199019952000200520102015美国2.652.522.742.622.832.85日本2.852.773.043.323.263.67中国0.680.570.901.321.762.10

3.1.2 日本政府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

科技政策的有效执行需要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二战致使日本经济受到重挫,二战后日本借助美国扶持,通过发展重化工业、派遣人员去国外学习、成立“日本生产力本部”等一系列计划促使经济逐渐恢复,1955-1961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61%[10],经济发展步入正轨。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企业开始转向“新技术志向型”,并通过“新产业体制”运动促使日本产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1970年,日本成为首个举办世界博览会的亚洲国家,标志着日本成功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1978-2009年,日本一直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80年代开始出现“泡沫经济”现象,但总体处于平稳增长状态,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才使日本认识到创新及改革的重要性。1980年,日本提出“技术立国”战略,随后又发布《科学技术白皮书》明确科技发展战略,并在1997年《市场主义宣言》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并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直至2003年开始回升。即便在这种情况下,1991-1995年大学研究费也增长了1.3倍,并且在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提出日本研发强度至少要与欧美等国持平[11]。伴随着日本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完善,其经济逐渐回升,到2003年GDP达547万亿日元,约占世界总量的14%、亚洲的60%,其中人均GDP远超美国,达到37 561美元。不难看出,有效的科技政策、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科研投入极大程度上助推了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的实现[12]

3.2 从获奖者年龄、学历看日本教育方式、教育环境

由表2和表4中不难看出,自进入21世纪以来,除中村修二和南部阳一郎为日本裔美籍外,其余日本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不仅都是在日本接受教育(除田中耕一为学士学位外,其余都是博士学位),且其获奖工作主要也是在日本本土开展和完成的。从获奖者年龄看,日本诺贝尔获奖者普遍较为年轻,像小柴昌俊、铃木章、根岸英一、山中伸弥等取得重大发现时年龄都在40~50岁,甚至根岸英一、益川敏英和梶田隆章3位科学家不满40岁。从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年龄分布可以看出,这些人具有创新能力强、创新年纪轻等特点。同时,这也说明,近些年日本诺贝尔奖人数骤增与日本多年来形成的各级各类优质创新教育密不可分。

首先,日本初等及中等教育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兴趣与个性,给予学生充分自由。其次,日本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以下特点:①大学管理制度自由。日本国立大学管理权力通过教授分配到教授受理,教授以评议会、教授会等方式参与大学管理,有效减少了外界对大学的干预,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自由环境[13];②经费制度宽松。日本大学财政制度从早期的“积算校费+特定教育研究费制”到21世纪的“教育研究基础校费制”,其中积算校费具有均等性,特定教育研究经费具有竞争性。无论是哪种经费在使用用途和方向上都无特定限制,这就为大学科学研究提供了充分自由。白川英树曾表示:他和野依良治的研究正是受益于这种积算校费。另外,除政府支持日本国立大学科研经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企业和基金会,这充分保证了经费的充足性及稳定性,为长期研究提供了保证;③实行讲座制。教学研究经费使用权力、积算校费分配对象等集中于讲座,有助于形成以学术为志业的精神及多学科交叉与融合趋势;④注重官产学合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就将促进自主技术开发作为大学与产业改革的目标。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为日本进行大幅自主技术创新带来了新契机。1986年,日本出台《大学与民间等的合作研究》,将产学合作转化为制度性合作,促进产学研合作程度不断加深;⑤科研定位在“巴斯德象限”,强调基础研究的应用性和应用研究的基础性。

表4 日本2000年以后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信息

获奖时间姓名重大发现研究机构毕业院校2001野依良治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学士、硕士、博士)2002小柴昌俊东京大学东京大学(学士、硕士、博士)、罗切斯特大学(博士)2002田中耕一岛津制作所东北大学(学士)2008小林诚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学士、硕士、博士)2008益川敏英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学士、硕士、博士)2008下村修名古屋大学长崎大学(学士)、名古屋大学(硕士、博士)2010铃木章北海道大学北海道大学(学士、硕士、博士)2010根岸英一雪城大学东京大学(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博士)2012山中伸弥京都大学、UCSF神户大学(学士)、大阪市立大学(硕士、博士)2014天野浩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大学(学士、硕士、博士)2014赤崎勇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学士)、名古屋大学(硕士、博士)2015大村智北里大学山梨大学(学士)、东京理科大学(硕士)、东京大学(博士)2015梶田隆章东京大学埼玉大学(学士)、东京大学(硕士、博士)2016大隅良典东京工业大学东京大学(学士、硕士、博士)

4 美日获诺贝尔奖的经验与启示

4.1 中国实际反思

我国在探讨“中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稀缺性及其突破”时,实际上也可以将其转化为另一个议题,即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生前向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提出:“为什么咱们国家大学在1949年后没能培养出一个世界级原创性思想家或有创见的科学家?”就中国现实背景和具体国情而言,2011年3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马建堂在公布了一系列世界各国数据比较分析后指出:“中国尚待继续努力,因为在诸多领域整整落后于美国一百年[14]。”

中美两国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一定差距。1905年,美国城镇化率接近50%。1906年,罗斯福总统怒扔香肠激发了含食品洁净在内的美国进步运动。回观国内, 2011年初,中国城镇化率刚过50%,也正面临着诸多食品安全问题考验。2002年,浙江大学一位资深管理学教授指出:“从科研管理意义上来说,中国至少要比美国落后一百年。”

21世纪初,《洛桑报告》显示,中国科技竞争力基本只稳定在25~28名之间。2014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宣称,中国在《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位列第28位。该报告认为,中国仍然处于效率驱动阶段,创新能力排名第40位;科学研究机构质量排名第39位[15]。2016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称,中国依然只位列全球竞争力第28名。不仅如此,科技应用程度和就绪度作为体现经济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在13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分别为第81和59位[16]。斯加鲁菲[17]在《硅谷百年史》中指出:“中国仍落后硅谷20年。”

因此,我国应当直面现实,针对问题,积极努力、不断改进、力争超越。诚如一位学者所讲:“我们现在所孜孜探究并试图解决的一切课题,都当根植于中国问题本身的具体土壤场境里来!”当前,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努力完善科研管理体系、提升科技竞争力。

4.2 评价体系改革

一般而言,由科学研究引发的科研管理应有自身声誉机制保障和约束。显然,它不同于政府管理,也不同于企业管理。然而,中国科研资源配置、科研成果评价等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科研经费存在大量浪费现象,大量论文只是为应付考核、评价、晋升而发表,缺少其应有的创新价值[18]。职称评定繁杂、五花八门的经费申请及繁琐冗长的报账系统严重束缚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面对大量事务性琐碎工作,许多科研人员闪光的思想、创新创意无法展现和释放。一些无关科学研究实质内容的繁琐程序挤占了科研人员太多时间和精力,也耗尽了其积极性和创造力。

如何破解科研管理中的“学术金融”、“孕妇理论”、“保姆当政”、“诸葛亮的扇子”等困境?具体而言,在职称评定过程中,新任教育部长陈宝生认为“今后职称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建立称职就当自动晋级的职称制度”[19],即“现行职称评审制度和标准已成有关部门寻租盘剥权力和利益的市场,种种腐败丑陋行为极其恶劣地损害了教育价值、教育公正的实现,严重挫伤了从教人员的积极性,职称数额指标限定也严重扼杀了教师的成长空间和进步愿景。因此,可借鉴台湾地区教师任期内够条件直接晋升的做法:一是改善部分教师收入待遇较低等问题;二是鼓励教师在更高层面追求学术竞争与荣誉激励,以更好地形成“招聘最优秀的人,让他们在这里开心”的良好局面,以有效推动中国科研事业发展。

在奖项评审上,陈传席[18]指出:“诺贝尔奖为什么权威可信?简单来讲,获奖者不需要自吹自擂。国内部分评奖可适当学习一下诺贝尔奖评选,由职能部门邀请一些学术权威专家参与,由其推荐人选或作品,再从中评比。若某权威专家自身作品也被推荐,那么评其作品时,他必须回避。评好之后,再公布。这样能避免徇私舞弊。其实,虽然每年生产海量论文著作,但真正的好作品应当得到专家公认。时下,好作品评不上奖,问题就在于不是评好作品,而是评关系、权势或利益输送。”席酉民和张晓军[20]指出,科研工作者如何摆脱各种扭曲心灵和行为的行政事务,将成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的重要试金石。

4.3 思想市场建设

科斯[21]指出:“中国面临着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的严重问题。”他认为:“‘钱学森之问’清晰表明,激荡活泼的思想市场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形成或维持学术优秀的基本条件,更是自由经济和开放社会必备的前提。只有在一定的思想市场环境中,人才的多样性才不会萎缩和枯涸,高层次人才才会不断涌现,而这也正是中国近些年经济领域内出现诸多弊端的主要原因。勇于挑战权威、敢于批判思维而又有宽容精神的公众,是良性思想市场扎根和生长的土壤。中国政界高层应该建立更多自信开放的思想市场,包容并推动大学精神独立、学术自治,科研管理事业不断实现突破并取得更大进展。”

事实上,如科斯[22]所言:“尽管保持思想市场自由开放,无法阻挠遏止邪恶思想或错误观念的滋生蔓延,但经验表明,人为压制思想市场的建立只会带来越发糟糕的局面与不堪设想的后果。一个表现精良的思想市场,不仅能培育宽容精神与包容意识,而且还是针对自负、纠正偏见、辩明真理的一副有益的解毒剂。”不言而喻,如果思想市场的正常发育受到抑制和禁锢,最终将会通过传导效应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日趋受挫与恶化[23]。而这也正是通常所言及的,集思广议、博采众长便于跳出原有思维框架或僵化格式。

显然,在一个开放健康的社会,错误思想很难危害社会的存在根基,更不要说影响社会稳定。因为各种思想在一起充分碰撞,可以让人们通过比较和选择避免误入歧途。思想市场若能得以建立和形成,将进一步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真正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不断保持可持续性与创新活力。更大的价值在于,中国复兴和科研进展无疑尤其需要依赖并融合于现代外部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来有一天,中国若能成为全球思想创造和文化输出的中心,那也就自然破除了“撒切尔夫人诅咒”——“中国不足顾虑和威胁,因它在未来100年内甚至更多时间里,根本无法为世界贡献出任何新思想新观念。”

纵观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史,每一个重大进展的取得往往都是基于一次思想束缚、辩驳、挣脱与突围的结果。实践检验真理大讨论,使中国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随后,在不断的思想禁锢、争论、反复与挣脱中,中国开始承认商品经济并接受市场经济,直至将非公经济纳入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到如今,中国又面临一些关键性选择,在新一轮思想碰撞与交锋中,应有效突破和克服这些体制机制障碍,使中国改革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走得更加坚定和顺畅[23]

4.4 诺贝尔奖获奖国家及得主的经验借鉴

近一个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融合程度越来越高。具体来讲,随着化学、生物、新材料等产业的兴起,科学对于创新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著。同时,伴随着新科技浪潮的不断涌现,诺贝尔科学奖成果商业化趋势愈加显著。现实中,一些对于国民经济及社会科技发展有重大引领或推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新兴通信、生物制药、节能环保、纳米技术等,均是依赖于科学作为雄厚奠基而衍生的,它们经常是经济中最具前瞻性和活力的领域,其创立可能激发产业变革,甚至推进经济结构转型[24]。另外,随着中国科教兴国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不断实施,对于诺贝尔科学奖(含研究成果及作者成长因素)进行研究尤为重要。

尽管诺贝尔科学奖项存在各种争议,但它毕竟是彰显一国科技实力与水平的重要指标。尽管中国GDP已经位居全球第二,可就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创新能力而言,却一直排在20名之外[25]。那么,应如何实现中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取上的实质性突破呢?其一,从中国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及英国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的金牌突破来讲,不妨将这种举国体制的某些良好做法适当借鉴到中国科研管理领域来;其二,从美国和日本多年性举措看,既要重视可能很快带来实效的应用技术,又要强调短期无法产生效益却需要花很长时间和昂贵经费的基础研究;其三,加强对公众做诺贝尔科学奖科普工作,激发青少年学生的科学兴趣及批判性思维。

针对如何实现诺贝尔科学奖项突破、引领国家发展战略、助推社会创新创业内涵等议题,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日本制订50年内30人诺贝尔获奖计划的同时,韩国在20世纪末及2008年两度制订了“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计划”,并投入巨资进行支持和实施。俄罗斯2010年2月创立了斯科尔科沃创新城(SkTech,又称“斯科尔科沃学院”),旨在建成一个可与硅谷相媲美的创新生态系统,其思路是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创业创新有机联结成为整体,任务是汇聚智力资本、鼓励开发各种高技术[26]。这些举措尽管不像日本那样直接,但通过战略计划制订、相应组织体系设计优化,势必增强国家科技竞争力,从而起到间接推动作用。

5 结语

美国诺贝尔奖得奖数量排在第一位,日本进入21世纪后获奖数量快速增长,这些并非偶然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两国科研人员能够在诺贝尔奖上实现重大突破,主要由于两国具备促使他们专注于科研工作的“软环境”。首先,这与两国政策、经济实力、教育制度等因素密切相关。美国诺贝尔奖得奖数量长期领先于日本,首先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引导,进而带动整个国家科技发展。而日本则得益于二战后相关立法和政策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使得科技发展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从美国科技政策发展史及日本诺贝尔奖计划看,科技政策实施离不开强大经济实力的有效支撑。因此,国家政策支持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是科技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其次,从教育来看,虽然美国和日本从文化到思维、教育方式都有很大不同,但其都十分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从初等教育开始就培养学生兴趣并给予其充分自由使其开拓式发展。除外部制度环境外,高校内部制度环境和非正式约束也极其重要,高等院校拥有创新、自由的学术风气,且高校与企业合作密切。两国积极的经费支持、充分的学术自由和公正的评选制度不仅使科研人员有选择研究内容的自由,还为科研人员全身心投入科研活动解决了后顾之忧。对于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本土获得者刚刚突破零的中国而言,美日两国的卓越做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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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敬敏)

On Multiple Accessibilities to the Nobel Prizes in Sciences in USA and Japan as with Some Enlightenments for Chinese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Wang Chengjun1,Wang Yonghui2,Yu Xiaofang2

(1.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Research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 Business Growth,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41,China)

Abstract:Many people ar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and kicking something around the Nobel Prizes in sciences after Tu Youyou got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since 2015. On generally consideration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Nobel Prizes in sciences, USA obtained the most in the world. Meanwhile, as Chinese neighbor, Japan obtained the most in Asia. Furthermore, it offers some essentially leading deliberation on constructive advice and countermeasures which should be polished up for Chinese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Key Words:Nobel Prizes in Sciences; Multiple Accessibilities; Management Enlightenments

收稿日期:2017-05-19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5CGL010);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SK2014ZD003);安徽财经大学校级项目(ACKY1711ZDB)

作者简介:王成军(1972-),男,安徽利辛人,管理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及管理、官产学三重螺旋、统计计算数学;王永慧(1993-),女,河南新密人,安徽财经大学创业与企业成长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创新管理;余晓芳(1991-),女,安徽六安人,安徽财经大学创业与企业成长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绩效比较。

DOI:10.6049/kjjbydc.2017030616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3-0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