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与地区差异视角下企业GVCs升级研究

黄蕙萍,袁 野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低端锁定”效应是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地区差异为视角,通过在一般性产品价值链理论中纳入融资约束变量,探求了融资约束降低对于我国不同地区企业GVCs升级的贡献差异。结果发现,由于企业被“低端锁定”程度和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融资约束降低对于各地区企业GVCs分工地位的提升效果有所不同,且这种差异多方位决定了不同融资工具对我国企业GVCs分工地位提升效果。据此,提出适合不同地区企业GVCs升级的金融发展对策与建议,并发现合理调配和使用融资工具,是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融资约束;地区差异;全球价值链升级

0 引言

“低端锁定”效应是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面临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我国企业往往被“锁定”在低价值增值环节,并在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过程中遇到发达国家的阻碍。因此,我国企业难以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难以迅速缩小。

对于我国企业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分工地位,实业界和学术界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其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如何沿着价值链各环节升迁上。然而,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重要事实是:在这一升迁过程中,企业往往需要通过金融借贷获取从事这些环节生产所需的固定资产、研发投入及管理费用等。《2012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对中国2 7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高达22.4%的被调查企业认为当前融资环境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阻碍。研究表明,融资约束制约了我国企业在GVCs中的价值创造能力,更有学者认为融资约束是决定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关键因素[1-3]。因此,缓解融资约束,创新金融制度,有助于我国企业摆脱“低端锁定”,进而实现GVCs升级。

然而,由于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和要素禀赋,该进程在我国地区层面上存在较大的不平衡。首先,企业在GVCs中被发达国家链主企业“低端锁定”的程度不同(以下简称被“锁定”程度)。东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其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依赖性较强。因此,东部地区较早地面临“低端锁定”效应,且其被“锁定”程度较高。相反,西部地区并未全面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且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依赖程度较小,因此被“锁定”程度较低,企业较易通过嵌入GVCs而获取分工利益。其次,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尽管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各地区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当下,东部地区已逐渐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金融市场。因此,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健全的资本市场促进GVCs升级。相反,中西部企业仍然面临较为单一的融资渠道和匮乏的金融资源,企业留存收益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资本市场并未对企业GVCs升级起到足够支撑作用。

因此,由于被“锁定”程度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区企业GVCs升级对于各融资渠道的依赖作用有所不同。实际上,企业升级应结合各地区自身面临的被“锁定”程度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动态调节升级依赖的融资方式,从而保障企业GVCs升级效率。忽略该问题,会使得金融资产配置效率降低,导致“低端锁定”期限延长。

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重点分析以融资约束降低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制度创新对于不同地区企业GVCs升级的贡献,并基于不同地区企业的被“锁定”程度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探求适合各地区企业升级的融资渠道。通过定量分析,本文发现:①由于企业被“锁定”程度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同,融资约束对于不同地区企业分工地位提升的贡献存在差异,东部企业能够较好地通过外源信贷提升分工地位,而中西部省份则倾向于利用内源约束放松;②商业信贷约束主要源于价值链中的其它企业,其可能由于被“锁定”程度加大而加深。因此,西部地区可以较好地利用商业信贷实现升级,而东中部地区则次之;③不同地区应该根据被“锁定”程度大小决定使用何种金融工具,由此可以动态满足企业升级目标,进而提升融资约束降低对于GVCs升级的效率。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运用中国微观企业样本数据,构造内源、外源及商业信贷融资约束评价体系,核算融资约束降低对于各地区企业GVCs升级的贡献,从而将地区差异纳入融资约束促进GVCs升级的分析框架;②由于上游化指数可以分析我国企业从事高价值增值环节的概率,因此本文研究各地区企业在GVCs中的被“锁定”程度,并将其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结合,深入探讨融资约束降低对企业GVCs升级贡献差异的原因;③依靠分析结论,本文简要规划适合各地区实现GVCs升级的融资渠道。

1 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问题,学界已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最早对此问题的讨论源自Gereffi[4],其在总结东亚国家发展思路后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可通过贴牌生产(OEM)实现由参与技术研发(ODM)到形成独立品牌(ODM)的路径升级,且这种升级路径伴随着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而自动实现。然而,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在某些技术复杂度较高且价值增值较大的环节,我国企业却遇到了发达国家企业的强有力阻击,所谓“自动实现升级”的观点往往受到挑战。

对此,学界进行了多方面探索:首先,Schmitz[5]和Ponte等[6]认为,应该从链主企业与被“锁定”企业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企业应通过提升价值链中的供求关系而建立一个较为稳定的相互协调机制,以缓解发达国家企业与发展中国家企业之间存在的冲突。在此基础上,Humphery等[7]、Ponte等[8]和Ponte(2014)等将协调机制范围扩展到产业和政府维度。Ponte认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升级过程中应该通过发挥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从而实现产业升级。Ponte(2014)将公共部门纳入分析框架,认为公共部门参与可以加速企业升级速率,提升产业升级效果。

其次,学者对升级概念进行了拓展。刘维林(2012)认为,被“俘获”企业应该在追求功能升级的同时注意产品架构维度升级,进而在传统升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升级维度。吴义爽、蔡宁[9]则认为,与其追求先嵌入后升级,还不如在嵌入位置上作相应调整,直接嵌入产品价值链高端环节。刘志彪、张杰[10]强调了国家价值链(NVCs)的概念,并由此建议先通过构建合理的国家价值链,再嵌入全球价值链,以避免陷入“低端锁定”困境。此外,刘明宇等[11]、曾繁华等[12]和王雷(2013)等也都对此进行了探索。

然而,在以上分析中,融资余额往往未引起足够重视。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高、金融体制不完善问题限制了我国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所以,近年来,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日益引起学界关注。吕越(2015、2016)按照企业进入GVCs决策、参与GVCs程度及GVCs分工提升3个维度递进关系,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融资约束在影响企业是否嵌入GVCs及嵌入程度的同时,还限制企业GVCs分工地位的提升。此外,Manova和Yu利用中国海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于面临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其往往只能从事低价值增值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而融资约束较低企业则往往能够从一般贸易中获取更多价值增值。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尽管融资约束对于企业GVCs升级的积极效应已被探讨,但学者却忽略了我国在地区层面上的不平衡,由此可能引发企业GVCs升级效率降低,甚至造成“低端锁定”期限延长。因此,有必要在各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分工格局的基础上,就各地区企业对于不同融资的依赖程度进行分析,以挖掘不同融资工具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提升GVCs升级效率。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还有Grossman等[13]、Williamson[14]的成果。该类文章从理论经济学方面解释了企业边界问题,并由Antras等[15]、Nunn(2011)等人将其应用于全球价值链领域,目前已成为从企业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课题,这些研究深入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本质及内涵问题。

2 模型、变量与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融资约束降低对于各地区企业GVCs升级的贡献。实证思路为:分别利用东部、中部及西部数据分析融资约束降低对于企业GVCs升级的贡献程度。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各地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体化程度,当企业边界变大时,其能够承担更多高价值增值环节生产,进而脱离“低端锁定”。解释变量为各类融资约束指标。

2.1 样本数据

本文主要利用2002-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分析,最终选取235 636家企业,共计379 720个样本,该数据库具有以下优点:①该数据是基于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最为详细的数据;②从企业数据入手可以获取较为全面的融资约束评价体系,并为对比不同地区不同融资方式的贡献提供数据来源;③Antras(2008)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企业国际化以追求贸易利得而转向全球资源整合与布局。因此,只使用进出口数据将忽略其它负责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企业在GVCs分工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其所包含的企业主要通过3种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首先,企业通过进出口参与全球价值链;其次,企业通过负责整个产品价值链中某个环节参与全球价值链;最后,外资企业通过FDI、外包等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

2.2 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按照企业所属地区,本文将企业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类。在此分类的基础上,按照企业所在地区分析融资约束降低对于企业GVCs升级的贡献。根据已往经验性研究,本文模型由Antras等[16]提出。但是,由于Antras(2013,2016)并未考虑融资约束对于此类分工格局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融资约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从而得到基本回归方程为:

lnYit=β1Ui×1(ρij>ρmed)+β2Ui×1(ρij>ρmed)+

β3·1(ρi>ρmed)+βFin·Finit+βx·Xit+εit

(1)

各变量说明如下:

(1)lnYit3为企业it年的一体化程度,计算方式为:企业工业增加值与销售收入比值的对数(Buzzell和Levy(1985)等),其代表企业在产品价值链中承担生产任务范围变化情况。当企业有能力承担更多生产任务时,其往往可以由此获取较高的价值增值。

(2)Ui为上游化指数(Upstreamness),其代表企业所属行业在价值链中相对于其它行业的地位(Fally,2011;Antràs,2013等),其计算公式为:

U1i=1×+2×+

+…

(2)

其中,Yi为投入产出表中i产业的总产出,其可以表示为:

(3)

式(3)表明,i产业总产出等于其被用于最终产品消费部分Fi和其作为其它产品的中间品投入而被消费部分Zi。后者可写为∑dijYj,其中dij为其它产业对该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因此,式(2)的含义在于企业所属行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等于其各阶段消耗数量的加权平均。该指数成功刻画了不同产业之间的相对地位关系,其值越小说明相对于其它产业而言该产业越靠近最终商品。本文采用Antràs(2015)等人通常处理上游化指数的方法,即利用美国2002基准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379个产业的上游化指数,并利用表中使用的I-O 6位产业编码(6-digit I-O industrycode)与我国国民产业分类目录(GB/T4754—2002),对我国工业企业的上游化指数进行合并与分解,结果得到495个产业上游化指数(见表1)。之所以使用美国投入产出表,是因为该表包含的产业较多、代表性较强,能够准确刻画价值链中各产业的地位。Antràs(2012)对此种计算方法进行了详细讨论,并同时基于OECD提供的17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了相应产业上游化指数,并在此基础上证实不同国家上游化指数有较强的相关性,由此说明以上计算方法比较可靠。

表1 我国产业对应的上游化指数

产业编码名称上游化指数产业编码名称上游化指数3723电车制造1.00124159镍钴矿采选4.72473721汽车整车制造1.00124190铜矿采选4.72473722改装汽车制造1.00124155铅锌矿采选4.72471320饲料加工1.01904043有机化学原料制造4.9678

(3)1为表示价值链类型的虚拟变量。在本文基准模型中,弹性因素是影响价值链类别的决定性因素。本文采用Antràs(2015)的方法,得到495个产业的相应弹性值。对于价值链分类,本文采用弹性值的中位数作为分类依据,即如果弹性大于中位数,则认为该产品所在价值链为互补型价值链,该值为1。否则,产品价值链为替代型价值链,该值为0。

(4)Fin代表企业融资约束测度。本文实证部分主要通过内源融资约束、外源融资约束和商业信贷3个方面对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进行测度(阳佳余等[17])。

内源融资是指企业依靠留存收益进行融资。本文分别采用企业现金存量比率和现金流量作为反映内源融资约束水平的指标。其中,现金存量比率反映企业通过各时期销售收入累计实行内部融资。而现金流量则反映企业利用某一特定时期现金流量实现内部融资。

外源融资是指企业通过金融中介,以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获取资金。本文分别采用有形资产净值率和流动比率作为测算指标。其中,有形资产净值率作为反映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指标,用于刻画企业长期外源融资约束。流动比率作为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指标,用于反映企业短期外源融资约束。

商业信贷融资是指企业通过供货方与采购方获取融资的方式。本文采用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应付账款占总负债比例作为测度指标。

(5)X为控制变量。本文按照Antràs(2003)、Nunn和Trefler[18]的方法将固定资产密集度、中间品投入密集度、研发投入密集度和管理费用密集度4个层面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进一步将年份、企业类型虚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以控制时间波动及企业注册类型对于解释变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融资约束基本统计量描述结果见表2。

3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利用上游化指数对于我国企业分工地位被“低端锁定”的背景进行分析。图1为上游化指数核密度估计结果。其中,图1(a)、图1(b)分别为互补型价值链和替代型价值链下东中西部地区的上游化指数分布情况。根据Antras(2013)的观点,在互补型价值链中,越靠近下游则价值增值越高,由此企业获取的利润也就越多。而在替代型价值链中则截然相反,越靠近上游企业价值增值能力越强,进而获取的利润也就越多。由此,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东部和中部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积极性较高。东部和中部地区凭借劳动要素禀赋和区位优势得以在GVCs分工中获取利益,且其对外开放水平成功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不断调整,上述两个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中始终受到来自发达国家链主企业“锁定效应”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东部和中部从事高价值增值的概率较低,从事中间生产环节的概率较高。此外,在替代型和互补型两类价值链之间,东部与中部上游化指数分布差异较小,说明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呈现出固化特征。

表2 融资约束基本统计量描述

变量东部中部西部现金流量88276.45131010.4212398.1(2211727)(1753826)(1976187)现金比率0.6400.7120.705(0.220)(0.211)(0.215)有形资产净值率4.6917.4216.685(0.048)(0.051)(0.060)流动比率3.6854.39910.328(224.018)(200.371)(638.674)应收账款/总资产0.2010.1310.130(0.185)(0.146)(0.147)应付账款/总负债0.2570.2250.220(0.344)(0.313)(0.316)

注: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的标准差

(2)西部地区不同于其它两个地区,在互补型价值链中,西部地区尽管能够以较大的可能性从事下游环节生产,但其分工参与程度不高。而在替代型价值链中,西部地区不仅没有机会负责整个产品价值链生产,且其被“锁定”效果也强于其它两个地区。

(3)中部地区受到来自东部地区的影响而难以实现分工地位跃迁。由图1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在两类价值链中都难以实现高价值增值环节生产。究其原因在于,中部地区一方面广泛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但由于技术水平不高、要素禀赋落后而较难实现分工地位提升。

综上所述,我国不同地区分工格局的差异实际上决定了各地区企业在分工体系提升过程中“低端锁定”程度不同。所以,本文从上述讨论入手,分析三大地区融资约束放松途径选择。

表3为利用企业内源融资进行价值链升级的结果。其中,列(1)、列(2)和列(3)为利用现金流量作为反映内源融资约束指标的分析结果。结果发现,东部地区较好地利用了内源融资约束进行价值链地位提升,中西部次之,且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列(4)、列(5)和列(6)则是利用现金比率作为衡量内源融资约束的指标,分别分析了东中西3个地区融资约束降低对于企业国际地位提升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其结果与利用现金流量进行分析存在一定差距,即西部地区能更好地利用内源融资约束实现价值增值,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差。原因在于:内源融资对于企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内源融资充足说明企业能够累积充足的现金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对于金融体制不够健全的地区而言,内源融资约束贡献较大恰恰反映了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的特点。因此,西部地区现金比率贡献较大显著反映了其资本配置效率较低、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的特性。此外,对于西部省份而言,由于现阶段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程度还不够,其在升级过程中被“低端锁定”程度较小。因此,西部省份可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取分工利益。而另外两个地区在分工格局中面临的“锁定效应”较严重,因此其升级阻力也较显著,致使内源融资约束缓解对于分工地位提升的效果不明显。

图1 分工地位地区差异比较

表3 内源融资约束与企业GVCs升级

变量(1)(2)(3)(4)(5)(6)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β1-0.0482***-0.00638**-0.0315***-0.0408***-0.00302-0.0275***(-27.15)(-2.58)(-6.99)(-21.44)(-1.18)(-6.02)β20.0380***0.116***0.176***0.0527***0.113***0.146***(14.70)(32.29)(23.69)(19.14)(30.41)(19.33)β30.176***0.287***0.521***0.205***0.277***0.433***(21.02)(22.73)(20.99)(23.05)(21.28)(17.19)现金流量0.0940***0.0513***0.0496***(89.18)(32.97)(18.88)现金比率0.329***0.258***0.508***(30.05)(24.78)(24.67)年份控制是是是是是是类型控制是是是是是是N14822657216193931594936175121386adj.R20.0950.0580.0700.0360.0350.069

注:括号内代表标准误,******分别代表估计系数通过10%、5%和1%显著性水平检验,下同。此外,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省略了控制变量回归结果

表4为外源融资约束对不同地区分工地位提升的贡献。其中,列(1)、列(2)和列(3)为利用有型资产净值率的回归结果,而列(4)、列(5)和列(6)则为利用流动比率进行分析的结果。结论如下:首先,东部地区外源融资约束有效促进了该地区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可以看出,无论是反映长期外源融资约束的有形资产还是短期外源融资约束的流动比率,对于东部地区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均作出了贡献。其原因在于,东部地区金融体制较为完善。因此,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容易被克服,且有能力实现投资规模扩大及技术创新。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外源融资约束限制下与东部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目前,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完善,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体系落后等原因,其信贷体系无法为从事高价值增值的企业提供充足而有效的融资服务。

另外,就我国企业分工地位差异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始终面临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不高的问题。此时,外源融资更偏向于高分工地位企业,而对于还处于低分工阶段且升级潜力较大的企业未给予充分支持。因此,融资约束在影响分工地位的同时,企业分工地位也会反过来作用于融资约束。结果,中西部地区限于分工地位不高而导致金融市场对于其分工地位提升的推动作用无法显示出来。

最后,短期信贷可为企业价值链升级作出贡献。短期信贷(李科,2011)有助于企业提升负债能力和投资水平,并由此引发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但是,我国短期信贷发展水平不高,短期信贷市场信息不完备及政府关联较为严重。因此,债权人和投资者并不完全具备依靠短期信贷考察企业运营的能力。所以,总体而言,分工地位提升对于短期信贷的敏感程度较低,且对于西部企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无显著促进作用。

表5考察了商业信贷约束对不同地区企业分工地位的影响。其中,列(1)、列(2)和列(3)为利用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的回归结果,而列(4)、列(5)和列(6)为利用应付账款占总负债比例进行分析的结果。商业信贷实际上主要通过价链中上下游企业的关系实现融资。当下,我国企业面临较为严重的低端锁定问题。因此,一方面,商业信贷提升可使企业累积较为充足的运营资本,从而促使其分工地位提升;而另一方面,链主企业也可能为避免上下游企业竞争而对我国中东部企业实行较为严格的融资约束,因此其作用大小也是我国企业“低端锁定”效应的一种衍射。所以,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商业信贷对于西部地区企业分工地位提升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处于参与国际分工的起始阶段,其被“锁定”程度较低。因此,通过商业融资约束缓解,可以较好地帮助其主动参与分工,并由此提升其价值增值能力;其次,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即使商业信贷能够帮助其提高分工地位,效果方面也相对较差。

表4 外源融资约束与企业GVCs升级

(1)(2)(3)(4)(5)(6)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β1-0.047***-0.005*-0.029***-0.0472***-0.00525*-0.0290***(-24.90)(-1.96)(-6.29)(-24.75)(-2.03)(-6.28)β20.0533***0.123***0.177***0.0534***0.122***0.176***(19.11)(32.74)(23.28)(19.10)(32.47)(23.09)β30.226***0.307***0.518***0.225***0.306***0.516***(25.20)(23.50)(20.51)(25.13)(23.37)(20.40)有形资产净值率0.144***-0.092*-0.130*(4.88)(-2.38)(-2.08)流动比率0.000016*0.00002***-0.000046(2.25)(6.46)(-0.44)年份控制是是是是是是类型控制是是是是是是N15949361751213861590516148121338adj.R20.0200.0250.0390.0200.0240.039

表5 商业信贷约束与企业GVCs升级

变量(1)(2)(3)(4)(5)(6)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中部西部β1-0.043***-0.0044-0.029***-0.0472***-0.00517*-0.0296***(-22.77)(-1.74)(-6.42)(-24.79)(-2.01)(-6.42)β20.0542***0.121***0.172***0.0534***0.123***0.177***(19.59)(32.42)(22.62)(19.17)(32.73)(23.26)β30.212***0.300***0.501***0.226***0.307***0.519***(23.81)(23.00)(19.83)(25.20)(23.51)(20.58)应收账款/总资产-0.246***-0.136***-0.259***(-19.53)(-9.47)(-9.34)应付账款/总负债-0.0451***-0.0344***-0.131**(-6.22)(-4.44)(-2.84)年份控制是是是是是是类型控制是是是是是是N15949361751213861594936175121386adj.R20.0270.0260.0440.0200.0240.040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融资约束降低对企业GVCs升级贡献的地区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1)在全球价值链中被“锁定”程度决定融资约束降低对于GVCs升级的贡献。目前,东部和中部企业面临较为严峻的“低端锁定”,由此使得降低内源融资、商业信贷约束对我国企业分工地位提升的贡献比西部小。因此,东中部企业应该重点通过企业内部金融制度完善提升其投资效率,以实现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体而言,企业可建立完善的激励制度,提高企业内部资金运转效率。另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内部金融制度创新,推进信息化进程与产业融合,以保障资本投入内部协调成本不致过高。对于西部地区企业而言,应构建更为完善的外部金融体系,使企业资金来源多样化,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系统性风险。具体而言,可深化金融制度改革,提升现有利率市场化水平,并积极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信贷市场。

(2)金融市场对于东部地区企业GVCs升级有较好的效果,中部次之,西部最差。东部地区拥有较为健全的金融体系,因此可充分利用外源融资实现GVCs升级。由于信息不完备性,外源融资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GVCs升级的贡献较小。因此,东中部地区应继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并逐渐弱化政府的作用,减少政治关联,增强金融要素的流动性。而中西部地区则应拓展金融市场广度,提升资金来源多样化水平,完善中小企业投融资制度,进而促使该地区更多企业获取充足的资金支持。

(3)我国企业商业信贷对于被“锁定”程度的依赖最强。商业信贷可以提升企业运营水平,并合理利用上下游企业的关联实现分工地位的提升。但目前,我国企业面临的“锁定”使得链主企业不愿为我国企业提供信贷。因此,商业信贷可以较好地促进西部地区企业GVCs升级,而在其它两个地区则效果一般。为此,应鼓励企业进一步参与GVCs升级,支持企业“走出去”,并通过价值链上企业之间的金融合作,实现分工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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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敬敏)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irms' Upgrading alo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Huang Huiping,Yuan Ye

(School of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Low-end locked" effect is a main problem of China's firms while participat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s(GVCs).By introducing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 into general GVCs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hinese firms upgrading along the GVCs from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financial system differences.The results show that becaus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exist among the degree of "Low-end locked" effec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releas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contributes differently to GVCs upgrading of Chinese firms in dimension of regional. These differences also determine financial tools have different efficiency on firm's upgrading along GVC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summarize some upgrading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of firms, and mentioned that reasonable adjustment and use of financial tools is effective means for firm while participating the GVCs.

Key Words:Financial Constraints; Regional Differences; Firms' upgrading along the GVCs

收稿日期:2017-05-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D08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21j0141);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2015-zy-127)

作者简介:黄蕙萍(1966-),女,吉林柳河人,博士,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问题、企业国际竞争战略;袁野(1991-),男,青海西宁人,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企业。

DOI:10.6049/kjjbydc.2017020394

中图分类号:F2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2-008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