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影响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曹 宁,任 浩,王建军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092)

摘 要: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组织价值创新绩效。构建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影响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概念模型,并将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引入该模型。基于268家以模块化方式运行的样本企业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发现:核心企业治理能力所包含的系统设计能力、合作主导能力、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均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产生了正向影响。其中,系统设计能力对组织价值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其它依次为关系协调能力、知识重构能力和合作主导能力;在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下,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会增强对组织价值创新的正向影响,而系统设计能力和合作主导能力会削弱对组织价值创新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模块化组织;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组织价值创新;环境动态性

0 引言

飞速发展的全球经济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推动着产业组织的形态演进。以企业间功能耦合为特征的模块化组织[1],在跨界融合逻辑下,凭借多主体协同创造价值等优势[2],开始席卷产业运行和企业运作的多个领域,成为一种极具竞争力的组织模式。作为起源于复杂系统管理理念的组织形式[3],模块化组织中拥有关键资源或占据优势地位的核心企业,是组织中资源、知识、价值的扩散与集成中心[4],依托其与独立成员企业形成的规则和各种强、弱关系,协调着价值链各模块单元的优势资源与核心能力,以实现组织价值、各模块价值与顾客价值的同步提升[5]。以IBM为首的越来越多的企业深入践行模块化组织与战略,在获取关键资源、强化竞争优势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绩效。然而,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模块化组织中分散决策的成员企业在组织流程、发展实力、认知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很容易引起模块间目标不匹配、关系不协调、价值相背离[6]等问题,从而产生权力博弈和利益冲突[7]。在此情境下,作为模块化组织的运营主体[8],核心企业肩负着多边关系治理及知识扩散的使命,其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模块化组织的多边协同及价值潜力的释放。

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核心企业治理能力。Pittaway等[9]指出,核心企业是创新网络中吸收和创造知识最快的企业,核心企业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对网络进行管理与协调的能力,是创新网络扩张与成功的关键。Perks和Moxey[10]以市场导向的创新网络为情境,探讨了核心企业任务分工能力及资源共享能力对网络绩效的影响。谢永平等[11]以创新集群为研究情境,探讨了核心企业网络权力、关系能力等治理要素在网络协调中的重要作用。王伟光等[12]对产业创新网络中核心企业的控制力进行了研究,认为核心企业控制力强弱与知识溢出效应存在很大关系。郝斌等(2013)从企业间非对称关系出发,将核心企业对成员企业的正式和非正式影响力称为企业间领导力,认为网络组织的运营效率离不开核心企业领导力。然而,上述研究大多采用理论推断、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或关注于创新网络、产业集群等情境下核心企业治理要素的某个维度,缺乏对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系统研究,也缺乏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与模块化组织独特的价值创新优势结合在一起进行系统考察与实证分析,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空间。与此同时,情境依赖观指出,动态环境是影响市场定位及企业治理决策的重要变量[13]。目前,中国正处于复杂动态的经济转型时期,环境动态性如何调节核心企业治理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鉴于此,本文构建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组织价值创新绩效及环境动态性这3个变量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基于268份以模块化方式运行的样本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概念模型中的研究假设。以期通过相关研究,丰富和发展组织网络层面的治理理论和价值创新理论,并为动态环境下企业模块化组织运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指引。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

作为一种基于价值共同创造动机而形成的企业动态聚合体,模块化组织的多重、多层次嵌套关系结构中隐匿着网络权力的不对等性(郝斌等,2013)。其中,拥有关键资源或占据组织优势地位的核心企业[4],依托其跨边界协调与影响成员创新动机、决策与行为的能力,影响着模块化组织的价值创新与发展演进,本文将这种能力定义为核心企业治理能力。核心企业治理能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管理能力,它是核心企业系统构建与界面设计、成员选择与任务分配、关系协调与知识转移、模块重构与知识创造等一系列能力的综合[14]。Baldwin 和 Clark[2]首先提出,主导模块的规则设计能力是支撑模块化系统运作的关键。Schilling和Steensma[15]指出,核心企业利用模块化分工与耦合机制,与优质成员企业建立起正式契约关系,从而拥有了主导参与各方履行义务、完成任务的能力。谢永平等[11]深入分析了技术创新网络,认为核心企业在创新网络的初创和成熟阶段,分别通过关系治理能力和网络化设计能力推动企业间合作创新行为。郝斌等(2013)基于企业间领导力理论,提出核心企业通过学习与结盟培育的跨边界知识重构能力,对组织后续的协同价值创造作用重大,特别是在跨市场、跨产业的价值创新方面,核心企业知识重构能力有助于组织大幅度拓展知识基础。本文借鉴学者们对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相关研究成果,基于模块化组织治理对象的外部性和治理过程的多阶段性,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划分为系统设计能力、合作主导能力、关系协调能力、知识重构能力4个维度。这4种治理能力对模块化组织的价值生成及有效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1.2 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影响

价值创新是由Kim和Mauborgne[16]提出的一种充分竞争环境下的企业增长战略。其中,“价值”是顾客视角的概念,体现为顾客消费产品而获得效用。“创新”则是生产层面的概念,体现为企业通过新技术、新生产工具、新要素组合方式为顾客提供系列化、个性化的产品[17]。价值创新一方面使流向客户的价值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为模块化组织及其成员模块带来了创新、质量、技术、效率、市场、客户等多个维度的价值增值[18]。模块化组织促进了分工深化与价值融合,充分彰显了价值创新的优越性[19]。但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实现,依赖于核心企业合理的治理系统设计。有较强治理能力的核心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其系统设计能力、合作主导能力、关系协调能力、知识重构能力,影响成员模块的生产与创新合作行为,推动组织整体、各模块及顾客的价值增值。

1.2.1 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

系统设计能力是指核心企业基于顾客价值诉求,对组织系统的整体结构、关联界面和检测标准作出明确规定的能力[2]。系统设计能力本质上是核心企业对系统架构进行前瞻设计的高阶、累积性学识和创造性能力[17]。当系统规则以明确的、成文化的方式确定下来,并被成员企业认可后,它便成为一种可置信的规则,组织内各成员企业均有遵守系统规则的责任。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影响表现在:一方面,对系统进行模块化设计,并赋予各模块创新自主权,可以促进模块间“背靠背”竞争和局部功能模块创新[2],增加模块化组织的知识存量,为核心企业灵活选择模块单元,实现系列化、个性化产品开发提供机会;另一方面,依据吸收能力理论,系统设计能力强的企业,往往具有对顾客价值诉求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行业规则的更强认知,能够及时有效地从合作伙伴、竞争对手、顾客等外部创新主体识别、吸收和整合异质性知识模块[19],提高模块化组织知识转移的效率和准确性,实现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潜力的释放。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1.2.2 核心企业合作主导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

合作主导能力是指核心企业筛选合适的模块供应商,通过合同契约促使各参与方履行义务、完成合作任务的能力[14]。模块组合系统中核心企业承担着组织“中心签约人”的角色[20]。根据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与核心企业签约的成员模块具有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动机,甚至是隐瞒、谎报、滥用知识和信息等机会主义者[7]。为了降低上述风险,核心企业合作主导能力非常重要。核心企业合作主导能力主要表现为识别、筛选与模块化组织匹配的成员企业,并通过正式合同将成员企业的自利和投机行为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的能力。核心企业合作主导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合作主导能力较强的核心企业,能够有效制定成员企业的资质评估和等级评定标准,减小不合适成员进入模块化组织的风险,降低已处于合作状态的成员企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第二,较高的合作主导能力意味着核心企业能够通过正式合同,界定模块企业间知识共享的内容和边界,提高合作过程的透明度[21],以及模块企业间知识交易、共享的意愿,进而增加为顾客提供创新方案的机会。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核心企业合作主导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1.2.3 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

关系协调能力是指核心企业引导各参与方形成共同目标与价值观,进而协调冲突、增进信任,推动关系不断优化的能力[11]。模块化组织是一个分布着异质性知识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合作时间的推移,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逐渐发展出各种类型的强、弱关系,并演化出独特的基于共享、信任等社会化情感联系的协调能力[4]。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被认为是协调企业间关系、挖掘异质性知识的关键因素[21]。以英特尔为代表的核心企业,就是通过发展与供应商的信任关系而保持其平台领导者地位的[22]。首先,以信任和情感认同为基础的关系协调有助于拉近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间的心理距离,增进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间的相互信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完全契约带来的监督成本和协调成本[23];其次,模块化组织中蕴藏着丰富多样的隐性知识,以情感认同为基础的关系协调为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的持续互动和深入接触提供了机会,能够激活嵌入在关系中的隐性知识,提升模块间知识的吸收与转移效率[24],加快模块化组织价值生成。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1.2.4 核心企业知识重构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

知识重构能力是指核心企业对模块化组织中涌现出的大量异质性知识进行有效识别、获取、内外部重构和创造的能力。知识资源观认为,模块化组织是一个灵活分散的知识生产体系,为核心企业进行知识获取、吸收、组合与创造提供了重要平台[15]。作为模块化组织的“系统集成商”,核心企业知识重构能力对组织战略转型和竞争优势形成起着关键作用[24]。知识重构能力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绩效:一方面,较强的知识重构能力意味着核心企业能够跨越业务边界,识别和获取互补性知识资源。不断增多的异质性知识资源为核心企业更新创新观念提供了重要支持,并带动模块化组织成员企业认知、态度、行为方面的改变[25];另一方面,较强的知识重构能力,预示着核心企业具备融合成员模块不同知识的能力,能够将系统中涌现出的知识与企业自身资源进行重构,形成解决特定任务的知识体系,使模块化组织为顾客创造价值成为可能[24]。由此可以推测,核心企业知识重构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核心企业知识重构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1.3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动态性是指环境变化难以预测的状态[26]。主流学者一般以市场需求与产业技术变化程度来衡量环境动态性[27]。根据情境依赖观,环境动态性是影响企业间交互行为的重要因素[13]。企业只有根据环境变化规律,变革其行为模式,才能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与组织价值创新活动也会受到环境动态性的影响。

当环境动态性较低时,模块化组织所面对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变化容易预测,组织价值创新过程中的问题大多可以预见。核心企业通过事先设计的系统规则、合作协议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内容和目标进行明确界定,约定模块化分工情境下各单元模块的职责任务、发生冲突时的处理方式、任务交付时的检测标准,即可保障模块企业间低成本协同基础上的知识转移[25]。当环境动态性较高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迅速变革的技术活动、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模块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会很快过时,模块化组织已有架构、界面和标准也很容易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而失去价值。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并增多的不确定性,核心企业需要对系统规则和合同契约进行柔性化设计,以保证后续问题发生时能够得到良好处理[27]。系统规则和合作协议越正式、越详细,核心企业对冲突和意外进行灵活处理的空间就越小,模块化组织的价值创新过程就愈缺乏灵活适应性。因此,在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和合作主导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积极影响会被削弱。

与核心企业相对正式的系统设计能力和合作主导能力相反,核心企业基于共同愿景、相互信任和密切沟通的关系协调能力,能够发挥其柔性协调的功能,解决迅速变革的技术和动态市场需求等环境带来的各种问题,创造出有利于企业进行深层次知识共享的环境[23]。与此同时,核心企业基于顾客价值诉求的知识重构能力,具有适时调整企业间知识交流内容和方式的作用,有利于企业间显性知识共享和深层次知识交流。由此可以推测,随着环境动态性的提高,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积极影响会得到强化。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关系;

H5b: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核心企业合作主导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关系;

H5c: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关系;

H5d: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核心企业知识重构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

图1 本文概念模型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的设计采用Likert 5级量表法。为确保量表信度和效度,本文尽量采用国内外学者已经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并根据实地访谈和小范围测试结果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正。其中,对模块化组织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测量参考Baldwin和Clark[2]、Tiwana[19]以及Schreiner和Corsten[26]的量表,共设计了系统设计能力5个题项、合作主导能力6个题项、关系协调能力4个题项以及知识重构能力5个题项。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绩效的测量参考郝斌和Anne-Marie Guerin[17]的研究成果,从合作任务完成情况和创新成果方面共设计6个题项进行测量。对环境动态性的测量借鉴Kohli 和Jaworski[13] 的研究成果,从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程度等方面设计4个题项进行测量。为了排除一些干扰因素,本文还增设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可能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造成潜在影响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根据企业员工人数取对数值测量;企业年龄根据企业经营年限测量。上述变量具体测度题项见表1。

2.2 数据收集

为了保证取样数据质量,本文尽可能选择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制造、航天航空等模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内企业作为调查对象。在正式调查前,课题组先在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放了50份预调研问卷,回收41份,根据测试结果对问卷进行修改后,形成正式问卷。在正式问卷发放阶段,本文通过3种途径获得样本企业数据:一是现场回收,通过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EMBA、MBA课堂,现场发放138份纸质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97份;二是对长三角区域的企业进行筛选和实地调研,共发放问卷115份,回收有效问卷73份;三是以Email和邮寄方式通过个人关系网络发放问卷152份,共回收有效问卷98份。经统计,共发放问卷405份,有效回收26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66.17%。此外,对3种来源渠道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后发现,通过不同方式获取的样本数据在企业规模、企业性质、企业年龄等基本特征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0.1),因而数据可以合并使用。样本特征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2.3 信度与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量表信度和效度,本文采用SPSS19.0软件对核心企业治理能力4个维度、环境动态性以及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绩效量表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Cronbach α系数均超过0.7,各变量组合信度(CR值)均超过判定标准0.6,说明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满足信度要求。具体结果见表1。

内容效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是量表效度检验的主要内容。本文各变量测量均采用国内外学者使用过的成熟量表,并参考专家学者的意见修正而来,因而所用量表内容效度良好。通过对六因子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模型所有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χ2=583.035;χ2/df=1.495,NFI=0.917,CFI=0.955,GFI=0.950,IFI=0.907,RMSEA=0.043),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0.001),证明测量模型拟合良好,所有构念的聚合效度通过了检验。此外,表1显示,各变量AVE值(平均变异方差抽取量)均超过临界值0.5;表3显示,各变量AVE值平方根均大于其所在列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表明各构念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能够满足进一步研究需要。

表1 测量模型的变量测量

变量题号测量题项标准化回归系数α值AVE值组合信度CRSD1贵公司高度重视顾客的价值诉求0.733SD2贵公司善于将业务模块或职能外包给合作企业0.750系统设计能力SD3贵公司能对合作企业作出明确的职责分工0.6850.8470.52750.8479SD4贵公司建立了与合作企业稳定、明确的衔接界面0.708SD5贵公司与独立运营的合作企业在权力上相互影响0.753CD1贵公司与合作企业签订专属、详细的合作协议0.745CD2贵公司能对合作企业的履约行为进行严格监管0.711合作主导能力CD3贵公司对合作企业的交付成果进行公平选择0.6980.8750.54000.8756CD4贵公司与合作企业有应对分歧和冲突的预案措施0.755CD5贵公司能对合作企业的供货能力进行持续评审0.754CD6贵公司能及时调整与合作伙伴的不恰当关系0.744RC1贵公司与合作企业在价值观方面彼此认同0.687RC2贵公司与合作企业经常相互给予支持和关心0.719关系协调能力RC3贵公司与合作企业员工经常进行非正式交流0.7650.8530.53890.8537RC4作重大决策时贵公司能够考虑合作企业的利益0.754RC5出现分歧时贵公司与合作企业共同协商解决问题0.743KC1贵公司能识别合作企业的发展潜力和有价值资源0.834知识重构能力KC2贵公司善于吸收合作企业的有价值资源0.8350.8990.69100.8994KC3贵公司能将吸收的知识资源与自身知识进行整合0.821KC4贵公司根据新知识调整现有业务流程和惯例0.835ED1贵公司处于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0.798环境动态性ED2顾客不断对贵公司产品和服务提出新的要求0.7180.8260.54520.8271ED3市场上推出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在不断变化0.726ED4贵公司所在行业的技术发明和创新很快0.708VIP1组织完成了合作创新的预期目标0.751VIP2通过合作,组织产品和服务质量有所提高0.719组织价值创新绩效VIP3通过合作,组织技术运用和专业性有所提高0.7050.8730.53880.8749VIP4通过合作,组织产品和服务供应效率有所提高0.733VIP5通过合作,组织市场地位有所提高0.699VIP6客户对组织的满意度有所提升0.793

表2 样本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

特征分类样本量占比(%)特征分类样本量占比(%)企业规模100人以下4918.3企业年龄不足2年114.1101~500人5219.42~5年4416.4501~1000人6725.06~10年6624.61000~5000人6323.511~15年5420.25000人以上3713.815年以上9334.7企业性质国有企业6223.1所属行业电子信息6925.8民营企业12145.1生物医药4416.4中外合资4215.7机械制造5922.0外商独资3814.2航天航空5119.0其它51.9其它4516.8

3 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对各变量平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从表3可以看到,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绩效与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r=0.620,P<0.01)、核心企业合作主导能力(r=0.572,P<0.01)、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r=0.585,P<0.01)、核心企业知识重构能力(r=0.519,P<0.01)、环境动态性(r=0.371,P<0.01)及控制变量企业规模(r=0.292,P<0.01)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这一研究结果初步证实了本文预期假设。下面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作更为精确的验证。

表3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矩阵(N=268)

变量123456781.企业规模12.企业年龄0.640**13.系统设计能力0.315**0.143*0.72634.合作主导能力0.229**0.0840.686**0.73485.关系协调能力0.331**0.0680.600**0.627**0.73416.知识重构能力0.216**0.1050.608**0.497**0.494**0.83137.环境动态性-0.148*-0.1090.325**0.278**0.291**0.347**0.73848.组织价值创新0.292**0.1110.620**0.572**0.585**0.519**0.371**0.7340均值2.953.654.044.024.173.753.943.98标准差1.3101.2260.6130.6530.6000.8460.7700.599

注:对角线为AVE值的平方根;**p<0.01(双侧);*p<0.05

3.2 假设检验

为验证相关假设,本文以组织价值创新绩效为因变量,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共设置了7个回归模型,如表4所示。

表4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因变量:组织价值创新绩效)

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控制1.企业规模0.0440.0410.0420.0430.0430.0440.043变量2.企业年龄-0.018-0.017-0.018-0.022-0.019-0.020-0.0223.系统设计能力0.317**0.309**0.306**0.301*0.297*0.296**自变量4.合作主导能力0.183**0.181**0.178**0.168**0.155**0.153**5.关系协调能力0.259**0.255**0.254**0.245**0.264**0.244**6.知识重构能力0.198**0.193**0.199**0.192**0.188**0.206**调节变量7.环境动态性0.037**0.034**0.034**0.032**0.033**8.系统设计能力×环境动态性-0.114**交互项9.合作主导能力×环境动态性-0.146*10.关系协调能力×环境动态性0.139*11.知识重构能力×环境动态性0.105**R20.0950.5340.5440.5530.5500.5490.557ΔR20.4390.0100.0090.0060.0050.012F值13.939**49.836**44.397**40.030**39.534**39.431**40.725**

注:表中列示的为标准化回归系数;**表示P<0.01;*表示P<0.05

其中,模型1的解释变量仅包括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变量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分别为系统设计能力、合作主导能力、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调节变量环境动态性;模型4—模型7在模型3的基础上逐一加入了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以验证环境动态性对核心企业治理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表4说明了以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绩效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结果。从模型1可以看出,控制变量对组织价值创新绩效没有影响。从模型2可以看出,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对组织价值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系统设计能力回归系数为β=0.317(P<0.01)、合作主导能力回归系数为β=0.183(P<0.01)、关系协调能力回归系数为β=0.259(P<0.01)、知识重构能力回归系数为β=0.198(P<0.01),且与模型1相比,模型2的解释力R2有所增加,F值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假设H1、H2、H3和H4均获得支持。

观察模型4-模型7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环境动态性与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交互作用明显。其中,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与环境动态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β=-0.114(P<0.01),核心企业合作主导能力和环境动态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β=-0.146(P<0.05),说明环境动态性对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合作主导能力与组织价值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与环境动态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β=0.139(P<0.05),核心企业知识重构能力与环境动态性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β=0.105(P<0.01),说明环境动态性对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与组织价值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且与模型3相比,模型4、模型5、模型6和模型7的解释力R2得到增强,F值也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假设H5a、H5b、H5c和H5d均获得支持。

为了形象地显示环境动态性在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本文按照Aiken和Wes的建议,以高于和低于环境动态性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描绘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如图2-图5所示。

3.3 实证结果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支持了H1、H2、H3和H4的假设,即证实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所包含的系统设计能力、合作主导能力、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正向作用。其中,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对组织价值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它治理能力对组织价值创新的影响。这与以往网络治理理论强调基于信任构建和情感承诺的关系治理能力的观点不同[19]。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所设计的系统规则有助于缓解模块企业行为不可观察、任务难以界定所带来的协同困境,系统规则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组织价值创新活动能否顺利开展,因而系统设计能力所发挥的治理作用要高于依赖人际间信任和情感的关系治理能力。研究结果还显示,核心企业合作主导能力、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这表明,模块化组织中的核心企业在提升系统设计能力的同时,还应培育和发展多元化的关系协调能力、知识重构能力和合作主导能力,这些治理能力平衡作用,将有助于降低企业间风险与协调成本,增加企业间知识吸收与融合程度,显著改善模块化组织创新活动的协同性,快速形成差异化的产品创新方案,进而使模块化组织的整体绩效与价值链中的位势上升到一个较高区间。

图2 环境动态性对系统设计能力与组织价值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3 环境动态性对合作主导能力与组织价值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4 环境动态性对关系协调能力与组织价值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本模型同时检验了环境动态性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H5a、H5b、H5c、H5d。这表明,随着环境动态性的提高,模块化组织中合作伙伴行为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合作伙伴欺骗、披露信息错误、减少知识共享等机会主义行为会威胁到模块化组织合作秩序的构建。此时,核心企业需要提升治理能力,以协调和激励合作关系。核心企业提高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能够满足组织价值创新过程对于响应速度的要求,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绩效起到了积极强化作用;而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和合作主导能力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无法满足组织价值创新过程对于知识共享、柔性学习的要求,反而削弱了组织价值创新绩效。这一结论与近年来网络组织治理研究所提出的“网络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发挥还取决于特殊情景”的逻辑相一致(李维安,2014),说明核心企业治理能力不同维度的作用效果是有边界的。

图5 环境动态性对知识重构能力与组织价值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4 结语

模块化组织这一新型高效的组织模式已被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运用于价值创新活动中。本文从环境动态性视角,构建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对模块化组织整体价值创新的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支持了本文假设。本文研究结果表明:①模块化组织中存在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其本质是核心企业、成员企业与模块化组织协同演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②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在降低模块化组织协调成本、整合异质性创新资源、促进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系统设计能力对组织价值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其它依次为关系协调能力、知识重构能力和合作主导能力;③环境动态性在核心企业治理能力与组织价值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其中,其在核心企业系统设计能力与合作主导能力作用于组织价值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而在核心企业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作用于组织价值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第一,界定了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的范畴。以往研究多关注于各种类型的核心企业,鲜有研究重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在继承和集成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理论、组织治理理论的基础上,认为核心企业治理能力是模块化组织中的核心企业依托其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所形成的,影响成员企业技术、市场选择以及与其它企业跨边界互动关系,进而影响模块化组织创新发展方向与速度的能力;第二,发现了模块化组织中核心企业治理能力不同维度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差异化贡献,揭示了环境动态性对核心企业治理能力不同维度与组织价值创新关系的不同调节作用,从而架起了组织治理理论与价值创新理论之间的桥梁,为提升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绩效提供了新颖的解释视角。

上述研究成果为中国企业更好地构建和管理模块化组织提供了管理启示:首先,在开放式创新和竞争环境下,企业价值创新活动应顺应产业组织网络化、模块化发展趋势,建立多种类型的模块化创新网络。面对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需求,模块化创新网络需要有治理能力的核心企业以及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成员企业积极参与。有了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在模块化组织中的良好互动和知识交流,模块化组织的总体绩效水平和在价值链中的位势才有可能处于一个较高区间;其次,已经构建和运营模块化组织的企业,应摒弃传统的管控型治理理念,追求协同、共赢等治理思想,特别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动态加剧和全球化竞争带来的挑战,核心企业应综合提升其关系协调能力和知识重构能力,以满足组织价值创新对于知识共享、柔性学习和响应速度的要求。

本文验证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对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动态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以下研究不足和局限:一是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主要来自有明显模块化分工和行业影响力的制造企业,在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现代服务业模块化组织中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二是本文仅将环境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未来还应进一步探讨企业间合作网络特征、合作时长等潜在变量是增强还是削弱了核心企业治理能力与模块化组织价值创新的关系,以便得到更细化、更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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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云昭洁)

The Research of the Impact of the Governances Capacity of the Core Enterprise on the Value Innovation of Modular Organization: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Cao Ning,Ren Hao,Wang Jian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Abstract:In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environment,the level of governance of the core enterprise in the modular organization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valu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odular organization.Based on the systema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fferent governance capacities of the core enterprise and the value innovation of the modular organization,the article constructs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overnance capacities of the core enterprise and the value innovation of the modular organization,which modera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dynamic.Then,depend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268 enterprises which operating in a modular mode,the article does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hypothesis of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s.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governance capacities of the core enterprise,which are system design ability,cooperation ability,coordination ability and knowledge reconstruction ability,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valu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odular organizati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ifferent governance capacities of the core enterprise and the value innovation of the modular organization are positively regulated by dynamic environment.

Key Words:Modular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Capability of Core Enterprise; Value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Dynamic

收稿日期:2017-05-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2085,7127204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102067);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青年项目(16YJC630129);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5ZS088)

作者简介:曹宁(1982-),女,河南南阳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模块化组织治理;任浩(1959-),男,上海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组织与合作战略、创新管理;王建军(1982-),男,江苏溧阳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治理、创新管理。

DOI:10.6049/kjjbydc.2017020260

中图分类号:F2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2-007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