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内隐追随-外显追随匹配视角，探讨中心化追随者原型和理想化追随者原型对领导者感知的领导-成员交换(L-LMX)影响以及工作要求的调节作用。通过问卷调查对一个157人的样本进行多时段施测，结果发现，内隐追随可分为中心化追随者原型和理想化追随者原型。相较于中心化追随者原型与外显追随的匹配，理想化追随者原型与外显追随的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领导者工作要求负向调节两种原型的作用效果。
关键词：内隐追随；中心化追随者原型；理想化追随者原型；领导-成员交换
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LMX)一直是领导力研究领域的重点，其核心思想是：受资源限制，领导者会与不同追随者发展差异化(从高质量的社会情感关系到低质量的社会情感关系)社会交换关系[1-3]。高质量的LMX有诸多积极效果，它意味着领导者将追随者视为“圈内人”，并给予其更多的资源、支持和帮助。高质量的LMX还会激发追随者做出更多对组织有益的行为，如更高的工作绩效、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4]。
学者们认为，LMX质量是领导者和追随者互动的结果：追随者对双方关系的贡献会影响领导者对双方关系感知以及后续互动行为；领导者对双方关系的贡献会影响追随者对双方关系的感知和互动行为。双方互动最终形成了二者之间一定强度的关系[5,6]。现有研究认为，关系双方对LMX的评定一致，因此，偏重于从一方角度(尤其是从追随者角度)来评定LMX[7]。但实证研究发现，领导者感知或评定的LMX(简称L-LMX)与追随者感知或评定的LMX(简称F-LMX)并不一致。Gerstner与Day[8]发现，L-LMX与F-LMX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29，Sin等[9]也发现二者仅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r=0.37)。因此，学者们提出，为深入理解LMX成因，探讨哪些因素影响了F-LMX及哪些因素影响了L-LMX是必要的[6]。
在LMX研究中，当前学界对F-LMX研究给予了更多青睐，而对于L-LMX关注较少(Gerstner与Day[8]的统计显示，69个研究关注F-LMX，仅22个研究关注L-LMX)，而L-LMX影响因素研究更为鲜见。事实上，LMX理论特别强调L-LMX的重要性，因为领导者是资源的拥有者，其在双方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说L-LMX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交换关系的后续发展[4]。因此，有必要对L-LMX成因进行更多研究。
学者们主要基于单一视角从追随者自身特征或领导者自身特征两个方面对L-LMX影响因素进行探索。Wayne与Ferris[10]发现追随者的印象管理(如领导者关注策略)对L-LMX有显著正向影响。Sy[11]发现领导者的内隐追随对L-LMX有显著影响。van Gils等[6]认为，结合领导者和追随者两方面特征有助于深化对L-LMX成因的理解，基于匹配视角，他们提出L-LMX受领导者内隐追随(追随者原型，指领导者心目中与追随者特质或行为有关的认知结构或图式，简称IFTs)和外显追随(现实中某个具体追随者的特质或行为，简称EFTs)匹配(简称IFTs-EFTs匹配)的影响，但IFTs-EFTs匹配和L-LMX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实证检验。本文结合Junker与van Dick[12]提出的追随者原型分类方法——EFTs分为中心化追随者原型(CIFTs)和理想化追随者原型(IIFTs)，对van Gils等[6]提出的L-LMX影响因素模型进行拓展，并实证回答EFTs同CIFTS或IIFTs之间的匹配(即EFTs-CIFTs匹配和EFTs-IIFTs匹配)能否影响L-LMX，以及EFTs同哪种原型匹配更能影响L-LMX的问题。此外，本文结合图式联结主义模型，探讨领导者工作要求的调节作用。
本文预期贡献：①从外显追随和内隐追随匹配的角度，探讨L-LMX成因，丰富L-LMX成因研究；②分析中心化追随者原型和理想化追随者原型对L-LMX的作用，并结合图式联结主义模型分别探讨它们与L-LMX的关系边界条件，拓展van Gils等[6]提出的L-LMX影响因素模型；③首次对Junker与van Dick[12]提出的两类追随者原型(CIFTs和IIFTs)的作用效果进行比较，加深对IFTs的理解。
1.1 内隐追随及两种原型
内隐追随(IFTs)是当前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热点，其被定义为个体所持有的与追随者特质或行为相关的认知结构或图式，也叫追随者原型[11,13-15]。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追随者原型主要是指一类追随者所具有的特征而非某个具体追随者所具有的特征。领导者和追随者均有其IFTs或追随者原型，当前研究大多关注领导者IFTs领域。例如，研究发现领导者IFTs正向影响领导者对追随者的绩效期望和喜好[11,16]。特定追随者的特质或行为(EFTs)同领导者IFTs的匹配会影响领导对该追随者的授权，二者越匹配领导者越会给予更多授权[17]。虽然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成果，但在两个方面仍待推进：①IFTs的作用后果有待进一步研究，以便增进对IFTs作用的理解，完善IFTs理论[12]；②在对IFTs进行测量时，由于指导语不同(如Sy[11]要求一般的追随者，而Derler与Weibler[18]则要求理想的追随者)，那么这两类指导语所测量的是否为同一类追随者原型？从IFTs得分均值(Sy的研究中IFTs均值为4.48；而Derler和Weibler的研究中IFTs均值为6.3)来看相同。但如果不同，如何理解两类追随者原型的作用？本文基于结合原型分类思想，解释不同指导语下两类追随者原型，并探索它们对L-LMX的影响。
近年来，原型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将原型分为中心化(Central Tendency-Based)原型和目标导向(Goal-Oriented)原型。中心化原型即一般化原型或平均化原型，是指某特定类别的具有最一般特征的原型，在该类别中多数人会拥有这种或这些特征，如取得平均成绩的学生。理想化原型(目标导向原型)最接近某个特定目标，类别中只有少部分成员拥有这些特征，他们能够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同类别相关的某种特定目标，如获得优秀成绩的学生[19]。学者们将这种中心化原型、目标导向原型(理想化原型)的思想应用于领导者原型和追随者原型的分类中，将中心化领导者或追随者原型视为一般领导者或追随者表现出的特质或行为，将理想化领导者或追随者原型视为少数优秀的领导者或追随者表现出的特质或行为。在内隐领导(简称ILTs，也称领导者原型，指追随者心目中与领导者特征有关的认知结构或图式)研究领域，学者们已经发现区分理想化领导者原型和中心化领导者原型是有价值的，特定领导者与中心化领导者原型匹配对追随者的影响，完全由领导者与理想化领导者原型匹配的中介作用而实现[12, 20]。由于IFTs与ILTs具有相似的运作机制[11]，因此，将IFTs区分为中心化追随者原型和理想化追随者原型，这对于深入理解IFTs的作用后果和整合当前不同指导语下的研究十分重要。
1.2 内隐追随对领导者感知LMX的影响
对于IFTs与领导者感知LMX(L-LMX)之间的关系，van Giles等[6]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他们将IFTs视为领导者对追随者的要求或期望，并认为L-LMX与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期望与追随者作出的贡献有关：①当特定追随者特质或行为(即EFTs)与IFTs相匹配(EFTs-IFTs匹配)时，意味着该追随者满足了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期望，领导者感知到追随者在二者关系中投入了更多资源，因而感知到高质量的L-LMX；②当特定追随者特质或行为(EFTs)无法满足领导者的期望，即EFTs-IFTs匹配程度低时，领导者会认为追随者付出少，因而感知到低质量的L-LMX。
虽然van Giles等[6]对IFTs与L-LMX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并未对不同类型的追随者原型作用加以说明。IIFTs是领导者的期望，但事实上CIFTs也可视为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期望。这是因为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企业均按照一定目标(比如胜任工作)来招聘员工或追随者。因此，现有追随者群体可被视为一种偏理想化群体(该逻辑同van Quaquebeke等[20]对中心化领导者原型的认识一致——由于组织有目的地进行选拔，中心化领导者原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偏理想化群体)。CIFTs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领导者心目中理想的追随者，因此，当EFTs同CIFTs一致(EFTs-CIFTs匹配)时，领导者也会感知到较高质量的L-LMX。但在工作中，IIFTs更符合领导者对追随者的要求，因此，EFTs-CIFTs匹配不如EFTs与IIFTs匹配(EFTs-CIFTs匹配)对L-LMX的影响力大。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EFTs-CIFTs匹配、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H2：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要强于EFTs-C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
H3：EFTs-IIFTs匹配同EFTs-IIFTs匹配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1.3 领导者工作要求的调节作用
当个体以图式为基础进行信息加工时，不可忽视背景对加工过程的影响。领导力或追随力感知联结主义模型特别强调了背景的作用，认为个体使用领导者或追随者图式的偏好会随加工背景的不同而变化[21]，即个体以ILTs或IFTs为基点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受背景影响。具体而言，当个体加工资源短缺或认知负荷较高时，人们更倾向于依靠图式进行思考(即不利用外界信息，仅依据既有图式进行判断)，此时人们的判断会更刻板化[22]；当个体加工资源相对丰富或认知负荷较低时，个体会充分利用外部刺激信息，并基于图式和外部信息之间的比较或匹配进行思考。在ILTs最新研究中，Epitropaki等[23]实证检验了认知资源限制对内隐领导和外显领导匹配同追随者评定的LMX(F-LMX)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发现个体认知负荷越低，二者关系强度越大(即越倾向基于内隐领导和外显领导匹配形成自己的判断)。工作要求所描述的正是职场中需要个体持续付出认知或情感努力的现象[24]。高工作要求会消耗个体大量的信息加工资源，此时个体可能会简化加工以实现认知经济。因此，领导者工作要求越高，他们越不会基于EFTs与IFTs之间的匹配来感知L-LMX。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EFTs-C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随领导者工作要求变化而变化，当领导者工作要求低时，EFTs-C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更大；
H5：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随领导者工作要求而变化，当领导者工作要求低时，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更大。
2.1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主要为组织基层领导与部分中层领导。为了尽可能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进行多时点数据采集：在时间点1对EFTs-CIFTs匹配程度、EFTs-IIFTs匹配程度、工作要求、与评定的追随者在当前岗位上共事时长、领导者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变量进行测量。1个月后(即时间点2)，再次对这些领导者进行测量，要求他们报告与前期评定的追随者之间的L-LMX。
共174名调查者参与了研究，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157份有效问卷。被调查者平均年龄为38.2岁(SD=13.2)。男性领导者112人(占比72.3%)，平均年龄36.1岁；女性领导者45人(占比27.7%)，平均年龄39.5岁。
2.2 测量工具
(1)匹配变量测量。对于EFTs-CIFTs匹配和EFTs-IIFTs匹配的测量，本研究采用基于维恩图(Venn-Diagrams)的直接测量法(图1是测量EFTs-IIFTs匹配的维恩图，测量EFTs-CIFTs匹配的维恩图与此类似，唯一不同在于将理想追随者替换成一般追随者)。 van Quaquebeke等[20]研究发现，采用这种方法测量匹配效应有效，并且由于该方法操作简单，颇受研究匹配的学者们推崇[19, 24]。本研究采用Sy[11]开发的IFTs问卷中9个积极追随者原型项目(代表项目如忠诚、可信、不断超越等)。在测量EFTs-IIFTs匹配时，要求领导者回答某特定追随者在各特征上的表现同其心目中理想追随者在多大程度上一致；在测量EFTs-CIFTs匹配时，要求领导者回答某特定追随者在各特征上的表现同其心目中一般追随者在多大程度上一致。测量均采用Likert7点计分(1为完全不一致，7为完全一致)。EFTs-IIFTs匹配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3，EFTs-CIFTs匹配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
(2)领导者工作要求测量。采用Karasek[26]开发的6个项目工作要求量表。该量表采用likert5点计分(1为非常不同意，5为非常同意)，代表性项目如“我的工作量是非常沉重的”，“在工作中，我有很多时间无事可做”(反向计分)。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图1 EFTs-IFTs匹配测量的维恩图
(3)L-LMX测量。为评估领导者感知到的LMX，采用学界通用的LMX-7量表。该量表既适合进行追随者评定，也适合进行领导者评定。Hui等[27]发现，该量表在中国组织情境下也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量表由7个项目组成，采用Likert 5点计分(1为非常不符合，5为非常符合)，代表性项目如“我了解某某在工作上的问题与需求”，“我利用我的职权帮助某人解决工作的重大难题”。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4)控制变量。借鉴Zhang等[28]研究成果，对领导者和追随者在当前岗位上共事时长、年龄匹配程度、性别匹配程度、教育水平匹配程度等变量进行控制。
在假设检验之前，首先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变量间的独立性。由于Sy[11]的积极追随者原型问卷由3个因子组成，因此，本文EFTs-CIFTs匹配、EFTs-IIFTs匹配分别拥有3个因子，再加上工作要求和L-LMX各一个因子，最终检验八因子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结果发现，八因子模型同数据拟合良好(χ2=581.41，CFI=0.93，IFI=0.94，TLI=0.92，RMSEA=0.06)，优于次优竞争模型3(Δχ2=424.23，p<0.05)。因此，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变量间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H3指出，EFTs-IIFTs匹配同EFTs-IIFTs匹配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由表1可见，二者相关系数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r=0.41，p<0.01)，H3得到了支持。由表1可见，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也基本符合本文假设，变量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表1 变量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123456781.年龄匹配2.性别匹配0.123.教育匹配0.060.064.共事时间0.080.10-0.055.EFTs-IIFTs匹配0.080.17*0.010.19*(0.73)6.EFTs-CIFTs匹配0.070.18*-0.040.19*0.41**(0.75)7.工作要求0.00-0.010.02-0.01-0.130.15(0.92)8.L-LMX-0.100.19*-0.020.130.51**0.24**-0.16*(0.93)均值(Mean)6.240.571.2824.774.325.353.003.29标准差(SD)4.820.501.069.680.510.520.980.91
为进行研究假设检验，本文进行回归分析(见表2)。H1与H2指出，EFTs-CIFTs匹配、EFTs-IIFTs匹配同L-LMX均存在正相关，并且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大于EFTs-C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将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后，再将EFTs-CIFTs匹配纳入回归方程，发现后者与L-LMX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β=0.18，p<0.05)(模型2)。将EFTs-IIFTs匹配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模型3)，发现EFTs-IIFTs匹配与L-LMX之间的正向关系达到统计显著水平(β=0.47，p<0.01)，但此时EFTs-CIFTs匹配与L-LMX之间的关系不再显著(β=0.01，ns)。该结果基本支持了H1和H2。
H4指出，领导者工作要求调节EFTs-CIFTs匹配、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由模型4可见，在对控制变量、工作要求及EFTs-CIFTs匹配进行控制后，将EFTs-CIFTs匹配同工作要求的乘积项(交互作用项)纳入回归方程(见模型5)，交互项同L-LMX之间的关系达到统计显著水平(β=-0.21，p<0.01)。图2直观地呈现了这一调节效应：当领导者工作要求低时，EFTs-C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更强；当领导者工作要求高时，EFTs-C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更弱。为检验H5，本文对变量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将控制变量、工作要求、EFTs-IIFTs匹配、EFTs-CIFTs匹配及工作要求×EFTs-CIFTs匹配(交互作用项)纳入方程，再把工作要求×EFTs-IIFTs匹配(交互作用项)纳入回归方程(模型7)，交互项系数达到统计显著水平(β=-0.22，p<0.01)。由图3可见，当领导者工作要求低时，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更强；当领导者工作要求高时，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更弱。模型7显示，将工作要求×EFTs-CIFTs匹配和工作要求×EFTs-IIFTs匹配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前者同L-LMX之间的关系不再显著(β=-0.12，ns)。
表2 L-LMX对自变量回归方程模型
变量L-LMX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控制变量年龄匹配-0.14-0.14-0.16*-0.15*-0.11-0.14*-0.14*性别匹配0.20*0.17*0.120.17*0.140.110.12教育匹配-0.01-0.00-0.01-0.01-0.02-0.02-0.02共事时间0.120.090.040.090.090.040.02主效应工作要求-0.13-0.05-0.04-0.03EFTs-CIFTs匹配0.20*0.020.18*0.14*0.030.02EFTs-IIFTs匹配0.48**0.43**0.35**交互效应工作要求×EFTs-CIFTs匹配-0.29**-0.21**-0.12工作要求×EFTs-IIFTs匹配-0.22**F20.80*30.61**10.43**3.53*9.55**9.49**9.62**R20.070.110.290.12*0.200.340.37ΔR20.07*0.04*0.19**0.12*0.07**0.34*0.03*
图2 工作要求对EFTs-CIFTs匹配与L-LMX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图3 工作要求对EFTs-IIFTs匹配与L-LMX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4.1 理论与实践贡献
(1)实证检验了内隐追随-外显追随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新视角加深了对L-LMX成因的理解。以往研究主要从追随者或领导者视角探讨L-LMX成因，领导者视角忽视了特定团队中同一领导者和不同追随者之间的差异化交换关系[11]，而追随者视角又忽视了领导者自身的作用[9]。Uhl-Bien等[29]提出，在探讨领导者感知或行为影响因素时，结合追随者和领导者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是必要的。本研究基于van Giles等[6]提出的理论框架，发现EFTs-CIFTs匹配、EFTs-IIFTs匹配均与L-LMX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该结果首次检验并支持了van Giles等[6]提出的L-LMX影响因素模型，回应了学者们关于加强L-LMX影响因素探索的呼吁[4]。本研究也对Uhl-bien等提出的影响追随力结果(即领导行为或感知)的反转视角模型(Reversing the Lens)提供了支持例证。
(2)深化了IFTs-EFTs匹配同L-LMX之间关系边界条件的理解。本研究发现，领导者工作要求会负向调节EFTs-CIFTs匹配同L-LMX之间以及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当领导者工作要求较高时，EFTs-CIFTs匹配同L-LMX以及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正向关系更弱；而当领导者工作要求较低时，它们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此结论同Epitropaki与Martin[23]关于ILTs匹配效应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Epitropaki与Martin[23]发现，追随者的工作要求负向调节内隐领导同外显领导匹配与追随者感知到的LMX之间关系。本研究在边界条件上对van Giles等[6]提出的模型进行了拓展，也提示后续研究者在探讨IFTs作用效果时，应考虑边界条件。后续研究还可以考虑其它因素的调节作用，比如认知闭合需要。研究表明，当个体认知闭合需要高时，个体更倾向于依据图式进行信息加工[30]。因此，领导者认知闭合需要也可能调节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
(3)加深了对IFTs类型及其作用后果的理解。本文发现，CIFTs和IIFTs的作用效果并不完全相同，EFTs-IIFTs匹配与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较EFTs-CIFTs匹配与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更大。今后在对IFTs进行测量时应统一指导语，加强对理想化原型探讨可能更具价值。此外，本文发现EFTs-IIFTs匹配完全中介EFTs-CIFTs匹配与L-LMX之间的关系。根据连续信息加工模型(Sequent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一个对象只有在被识别为一般类别或中心化原型后，才能进入进一步加工——与理想化原型比较[20]。本研究支持这种连续信息加工模型，也为整合现有基于不同指导语测量的IFTs研究成果提供了启示。
(4)本研究对于管理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对于追随者而言，被领导视为“圈内人”(即更高质量的L-LMX)是追随者获得领导者更多资源和支持的重要前提。本文发现，相较于EFTs-CIFTs 匹配和L-LMX的关系，EFTs-IIFTs匹配和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更大，且后者完全中介EFTs-CIFTs 匹配和L-LMX之间的关系。该结果启示追随者要展示出与IIFTs一致的特征，做领导者心目中的“秀林之木”，而不能随大流(效仿大多数人的表现)，这样才能让领导者将其视为圈内人，从而获得更多支持。此外，领导者工作要求负向调节EFTs-IIFTs匹配与L-LMX之间的关系，这提示追随者应择机展现自己与IIFTs相匹配的特征，这样对领导者的影响效果可能更好。对于领导者而言，本研究有助于其理性认知自己的态度。Payne与Gawronski[31]认为，认知原型通常在潜意识层面存在，只有在给予特别关注时才能意识到。本研究能够让领导者理性认知内隐追随的作用，这对于在高工作要求环境下领导者消除对追随者的刻板化认知具有启发意义。4.2 研究不足与展望
(1)本文使用被调查者直接报告的方法测量内隐追随和外显追随的匹配程度，虽然这种方法在已有研究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0]，但其无法对匹配双方进行更精细的考察(如IIFTs和EFTs在高分端时的匹配对L-LMX的影响同二者在低分端时的匹配对L-LMX的影响是否相同)。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使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方法，详细探讨不同匹配模式对L-LMX的影响[13]。
(2)本文基于van Giles等[6]研究提出了外显追随与内隐追随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但由于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无法直接检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激活不同认知原型，采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3)样本量有限。虽然有学者指出，如果在样本量较少的情况下得到的结果能够达到统计可接受水平，就能说明变量之间关系的存在[33]。但在今后研究中增加样本容量，或者对本研究结果在不同领域样本中重复检验，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仍然是必要的。
4.3 结论
基于内隐追随-外显追随匹配视角，通过多时段施测收集数据，探讨了中心化追随者原型和理想化追随者原型同L-LMX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者工作要求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EFTs-CIFTs匹配、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均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强度更大，并且能够完全中介EFTs-CIFTs同L-LMX之间的关系。领导者工作要求对EFTs-C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以及EFTs-IIFTs匹配同L-LMX之间的关系均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但工作要求对前者的调节效应会被对后者的调节效应完全中介。该研究结果从一个新视角丰富了L-LMX成因研究，促进了中心化原型和理想化原型分类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中的应用，也为职场中追随者如何成为领导者的“圈内人”提供了具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杨晓, 谭乐. 团队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内涵、测量、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3):156-160.
[2] LIDEN R C, SPARROWE R T, WAYNE S J.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the past and potential for the future[M]//G FERRIS. 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7.
[3] ROCKSTUHL T, DULEBOHN J H, ANG S, et al.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and culture: a meta-analysis of correlates of LMX across 23 countri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2, 97(6): 1097-1130.
[4] DULEBOHN J H, BOMMER W H, LIDEN R C, et al. A meta-analysis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integrating the past with an eye toward the fut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38(6): 1715-1759.
[5] GRAEN G B, UHL-BIEN M. Relationship-based approach to leadership: development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theory of leadership over 25 years: applying a multi-level multi-domain perspective[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995(6):219-247.
[6] VAN GILS S, VAN QUAQUEBEKE N, VAN KNIPPENBERG D. The x-factor: on the relevance of implicit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theories for leader-member exchange agree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0, 19(3):333-363.
[7] SCHYNS B, DAY D. Critique and review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issues of agreement, consensus, and excellence[J].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0, 19(1):1-29.
[8] GERSTNER C R, DAY D V. Meta-analytic review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correlates and construct issu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7(82):827-844.
[9] SIN H P, NAHRGANG J D, MORGESON F P. Understanding why they don’t see eye to eye: an examination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agreemen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4): 1048-1057.
[10] WAYNE S J, FERRIS G R. Influence tactics, affect, and exchange quality in supervisor-subordinate interactions: a laboratory experiment and field study[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0, 75(5): 487-499.
[11] SY T. What do you think of follower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0, 113(1): 73-84.
[12] JUNKER N M, VAN DICK R. Implicit theories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of implicit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theories[J].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4, 25(6): 1154-1173.
[13] SHONDRICK S J, LORD R G. Implicit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theories: dynamic structures for leadership perceptions, memory, leader-follower processes[M]// HODGKINSON G P, FORD J K.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Chichester：Wiley & Sons,2010.
[14] 孔茗, 钱小军. 被领导者“看好”的员工其行为也一定好吗？——内隐追随对员工行为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15, 47(9): 1162-1171.
[15] 曹元坤，祝振兵. 内隐追随理论：概念、测量、前因及后果[J]. 心理科学进展，2015, 23(2): 280-288.
[16] WHITELEY P, SY T, JOHNSON S K. Leaders′ conceptions of followers: implications for naturally occurring pygmalion effects[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2, 23(5)： 822-834.
[17] 彭坚, 冉雅璇, 康勇军. 事必躬亲还是权力共享？——内隐追随理论视角下领导者授权行为研究[J]. 心理科学, 2016, 39(7): 1197-1203.
[18] DERLER A, WEIBLER J. The ideal employee: context and leaders′ implicit follower theories[J].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14, 35(5): 386-409.
[19] BARSALOU L W. Ideals, central tendency, and frequency of instantiation as determinants of graded structure in categorie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 Cognition,1985, 11(2): 629-654.
[20] VAN QUAQUEBEKE N, GRAF M M, ECKLOFF T. What do leaders have to live up to? contrasting the effects of central tendency versus ideal-based leader prototypes in leader categorization processes[J]. Leadership, 2014, 10(2), 191-217.
[21] MARTIN R, EPITROPAKI O. Rol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on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 (ILT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work attitudes[J].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01,22(4): 247-262.
[22] MACRAE C N, BODENHAUSEN G V. Social cognition: thinking categorically about other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0, 51(3): 93-120.
[23] EPITROPAKI O, MARTIN R. From ideal to real: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role of implicit leadership theories on leader-member exchanges and employee outcomes[J]. Th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5, 90(4): 659-676.
[24] NG K, ANG S, CHAN K. Personality and leader effectivenes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leadership self-efficacy, job demands, and job autonomy[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8, 93(4): 733-743.
[25] VAN QUAQUEBEKE N, VAN KNIPPENBERG D, BRODBECK F C.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the role of subordinates′self-perceptions in leader categorization processes[J].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1, 22(2): 367-382.
[26] KARASEK R A. Job demands, job decision latitude, and mental strain: implications for job redesig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9, 24(6): 285-308.
[27] HUI C, LAW K S, CHEN Z X.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affectivity,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perceived job mobility on in-role and extra-role performance: a Chinese case[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9, 77(5): 3-21.
[28] ZHANG Z, WANG M, SHI J. Leader-follower congruence in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work outcom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1): 111-130.
[29] UHL-BIEN M, RIGGIO R E, LOWEC K B, et al. Followership theory: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4, 25(3): 84-104.
[30] 刘雪峰，张志学.认知闭合需要研究评述[J]. 心理科学进展, 2009, 17(1): 51-55.
[31] PAYNE B K, GAWRONSKI B. A history of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where is it coming from? where is it now? where is it going[M]//GAWRONSKI B, PAYNE B K. Handbook of implicit social cognition: measure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New York：The Guiord Press, 2009.
[32] SHANOCK L R, BARAN B E, GENTRY W A, et al. Polynomial regression and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a powerful approach for examining moderation and overcoming limitations of difference scores[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010, 25(4): 543-554.
[33] MA L, QU Q. Differentiation in leader-member exchange: a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approach[J]. Leadership Quarterly, 2010, 21(2): 733-744.
(责任编辑：张 悦)
Which Kind of Followers Will Be Treated as Insiders by Leaders? The Impact of 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ies on L-LMX
Abstract：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ies (IFTs)-ex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ies (EFTs)fit, this paper explores both the impact of central tendency-based follower prototype (CIFTs) and ideal tendency-based follower prototype (IIFTs) on leader perceived leader-member exchange (L-LMX),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work demands on that impact.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a sample composed of 157 leaders，and the results found that IFTs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IIFTs and CIFTs), which had different func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Ts-IIFTs fit and L-LMX was stronger th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Ts-CIFTs fit and L-LMX. Job demand nega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Ts-IFTs fit and L-LMX.
Key Words：Implicit Followership Theories；Central Tendency-Based Follower Prototype；Ideal Tendency-Based Follower Prototype；Leader-Member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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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3-0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40015；71562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16YJC630183)；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GL1546)；江西理工大学重点项目(HSFJ2015-K10)
DOI：10.6049/kjjbydc.2016120588
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1-01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