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知识生产与认知方式变迁为线索，考察大学(包括科学研究机构)与企业(产业)从不可通约转为可通约的过程，该过程大致可分为独立式阶段、接触式阶段和协同式阶段。通过研究产学研协同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产学研协同演进特点，进而提出推进产学研协同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学研协同；知识生产方式；知识认知方式；演变
不同创新理论与模式对产学研协同的认识各不相同。例如，对于政府在产学研协同中的作用，线性创新模式认为，政府对产学研合作的贡献主要在于支持基础研究[1]；在系统创新模式阶段，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认识到了政府在整个创新系统中的作用[2]；之后的“三螺旋”理论则明确认定政府、大学、产业之间的互动是改善创新条件的关键[3]；而到提出开放式创新后，政府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推动创新的外部资源[4]。从本质上而言，产学研协同是围绕知识生产的协同。产学研协同模式的不同，受制于知识生产方式认知的差异。本文通过对知识生产方式与知识认知方式的历史嬗变过程进行分析，提出推进产学研协同的对策建议。
根据法国著名学者布尔迪厄的观点，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field)[5]，如学术场域、经济场域等。学术场域与经济场域一开始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场域，具有各自的话语体系，互不干涉，具有不可通约性。但是随着知识生产方式与认知方式的演变，学术场域与经济场域独立发展的状态被不断打破，两个场域的边界相互渗透、相互交融，逐渐由不可通约转变为可通约，并且形成了一个新的产学研场域，这便是通常所说的产学研协同演变过程。根据学术场域与经济场域密切程度的差异，大致可将该过程分为独立式、接触式和协同式3个阶段。
在独立式发展阶段，学术场域与经济场域的知识生产缺少交集，这主要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知识生产的目的在于求知而非求用，因而该阶段也可称为产学研合作的萌芽期。1.1 生产方式——前知识生产模式
知识生产伴随着人类的发展。科学脱胎于宗教，与社会应用最早接触于天文学领域，科学知识的生产服务于航海需要，间接有关于生产。英国为航海需要设立的经度局，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家官方资助研发机构[6]。
在知识价值属性越来越被社会认可的同时，知识生产要进一步扩大规模，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组织化，二是职业化。组织化解决的是知识生产的效率问题，职业化解决的是知识生产者的生存问题。伦敦皇家学会(1662)、巴黎科学院(1666)等机构的相继成立，代表了当时知识生产组织化的趋势。知识生产组织化促进了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科研活动的开展。
虽然知识生产出现了组织化的特点，但并不意味着知识生产开始职业化了，这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知识生产本身具有不可预测性，不能预测应用前景，生产者无法将知识生产作为一种稳定的收入来源；二是专利保护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生产新知识的收益得不到保障[7]，由于这两个原因，科研人员在筹措经费时困难重重[7]。因此，早期的科学研究，只能是自己出资或受有钱人资助进行。19世纪初叶，大部分科学研究工作仍然在皇家科学普及协会或富有者的私人实验室等地方进行[7]，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是业余爱好者。
率先将知识生产进行职业化尝试的国家是德国。当英、法高校还在持续反对新科学时，18世纪初叶，德意志的大学竞相设置科学讲座，其中李比希的实验室最为有名[8]。1810年，德国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主张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在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第二职能(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于1868年第二帝国时期，在大学的结构之外，创立了高级研究实践学院，目的是把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9])。但是，科学研究进入校园并未解决学术场域与经济场域分离的问题，因为当时的研究都是“纯研究”。
“纯研究”不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问题，西方企业为获取技术知识，创新出了工业实验室制度。在19世纪，纺织工业是最重要的工业，从属于纺织工业的主要科学为化学，因而，化学成为了19世纪最重要的科学。19世纪60年代，德国染料制造商率先建立自己的实验室，雇佣科学家开发产品，工业实验室初具雏形。但是，工业实验室真正发展是在德国颁布《外观设计法》(1876年)和《专利法》(1877年)之后，这两个法律为知识产权提供了法律保护，工业科学因此成为工业部门创新的主要手段[10]。然而，在20世纪以前，很少有工业实验室将重心放在新事物的创新上，大多数公司建立实验室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生产而进行分析，工业实验室的主要贡献不是发明或发现新知识[11]。
这一时期的知识生产已经明显表现出组织化与职业化的特点，但是与工业之间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该距离便是科学与技术的距离。因此，相对于知识生产模式1和2而言，该时期的知识生产模式可称为前知识生产模式，或称为知识生产模式0。
1.2 认知方式——前学院科学知识观
在19世纪晚期之前，知识的认知方式呈现出3个主要特点：
(1)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知而非求用。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2]，追求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求知而非求用。这种观念，至今仍具有一定影响。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后，解决了科学家的生存问题，但并未解决学术与经济分离的问题，原因在于，德国人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即在大学和研究所里，技术和纯科学是相互分离的[13]。知识本身就是目的，这被称为自由的现代性的理想，也被称为学术科学或“纯粹”科学。洪堡认为，大学从事纯科学研究，追求真理，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
(2)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从依附到共生。在中世纪，科学依附于宗教，不具有独立性。启蒙运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的束缚，开启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发展历程。科学和理性经过启蒙运动后，渐入人心。启蒙运动相信理性并敢于求知，认为科学和艺术知识的理性发展可以改进人类生活。但是，科学并未从根本上摧毁宗教信仰。例如夏平认为，16世纪、17世纪西欧的许多技术进步都受到宗教力量的驱使[14]，科学与宗教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共生与互补的模式，至今仍然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15]。
(3)求知过程中人的主动性得到了认识。传统的知识论认为，求知的过程就是探索真理的过程，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对象就是真理。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在近代有两条进路，一条是经验论，另一条是唯理论。无论对于经验论还是唯理论而言，人类的认识过程都是静态、被动的。后来，康德在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中，首次明确强调了人类认识的主观能动性问题[16]。康德认为，知识认知对象都是由人依据自身的先天原则主动建立起来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起到了主导作用[16]。
在接触式发展阶段，学术场域与经济场域的知识生产有了交集，但是受制于线性模式的影响，产学研之间的交集更多仍体现为理论对应用的支持或是应用对理论的引导，产学研还没有被真正意识到是一个共同体。2.1 生产方式——知识生产模式1
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组织化的现代性，彻底动摇了自由的现代性理想[17]，知识生产进入了现代性生产模式。
在这一时期，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190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第三职能，即后来所称的“威斯康星思想”(Wisconsin Idea)。大学的职能不断拓展，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关系日渐密切，产学之间的合作逐步开展。从场域发展情况来看，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经济场域与学术场域从各自独立到开始频繁接触，经济场域与学术场域发生了联系，产学研之间的合作表现为共建合作平台、技术转让、项目委托等方式。例如，1925年成立的威斯康星校友基金会负责处理威斯康星大学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事务。自成立以来，校友基金会的技术许可收入成为威斯康星大学仅次于联邦资助的第二大研发资助来源。2005年3月，校友基金会因在技术转移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得了美国技术创新最高荣誉奖“国家技术奖章”[18]。
如果说在20世纪以前，大学还处于社会边缘化地位，那么进入20世纪之后，大学逐渐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并在大科学(Big Science)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将大科学模式带入了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引起了小科学(Little Science)与大科学的争论。小科学是一种基于科学家个人或小团体展开的知识生产活动，而大学科往往是基于国家战略目标而开展的大规模知识生产活动。两种模式各具特点(黄振羽，2014)，小有小的好处，大有大的烦恼。我国虽然在小科学方面，整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差距，但在大科学方面，却取得了“两弹一星”、大飞机等科研项目的成功。
以小科学为基础的组织化的现代性大学知识生产模式被吉本斯称为知识生产模式1。该模式界定了“好科学”(good science)的标准[19]：设置和解决问题的场景主要由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学术兴趣所主导；知识积累是在本学科内部完成的，新发现基于之前已有发现之上，这犹如俄罗斯套娃，强调知识发展的连续性；在质量控制上，模式1的知识生产质量评价与控制依靠于同行评议。
2.2 认知方式——学院科学知识观
早在17世纪，一些学术团体通过“通勤线路”，构成了一所“无形学院”[20]。从19世纪后期开始，大学、企业和国家行政机构开始创立系统创新网络，在20世纪，这些网络特征愈加明显[11]。但这种互动的界限是清楚的，分工是明确的。这种分工理念源于对科学与技术关系的认识。人们一直认为，科学与技术是线性的，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是应用研究的知识源泉[21]，这种理念假设科学与技术间的知识流动是单向地从科学发现流向技术创新，即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线性模型。其中，持该观点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曾任美国杜鲁门总统时期科学发展局主任的布什(Vannevar Bush)，其《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为人们在20世纪后期理解科学及其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主要范式，并影响至今。
科学与技术的线性关系根源于学院科学(Academic Science)的认识。学院科学在19世纪早期初露端倪，于20世纪早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科学社会学奠基人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提出了科学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标志着学院科学进入了规范化发展阶段。科学规范结构也是科学的精神气质，即CUDOS机制，包括公有性(Communalism)、普遍性(Univers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独创性(Originality)和怀疑主义(Scepticism)[10]。该CUDOS机制本质上是小科学机制，主张科学家研究的自由，突出科学家个人兴趣，强调研究的自制特征，但缺乏对科学与技术、科学与产业融合的重视。在实际运行中，CUDOS机制是由科学共同体而非科学技术共同体确立和执行的，制约了产学研之间的合作。
在该时期，一门新的学科——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诞生了，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步发展起来，又称“科学的科学”。J·D·贝尔纳于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形成，同时开创了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的先河。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是在社会学中存在的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领域。科学社会学由贝尔纳开创，而确立科学社会学基本问题和框架的则是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发展，说明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在加强，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距离在缩小。
在协同式发展阶段，学术场域与经济场域的知识生产者开始认识到，知识生产并不存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截然区分，创新越来越离不开学术场域与经济场域的无缝合作，不同的知识生产者越来越朝着组建共同体的方向发展。3.1 生产方式——知识生产模式2
从20世纪后半期起，知识生产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知识与应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17]。科学和社会均已成为边界彼此渗透的竞技场，相互融合并服从于同样的协同演化趋势[22]。
20世纪80年代之交是美国在技术转化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1980年，美国出台《拜杜法案》(Bayh Dole Act)，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加速了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商业运用，推动了产学研之间的互动。《拜杜法案》通过后，美国所有获得政府研究资助的大学，几乎均建立起了技术许可办公室(TLO)。从此之后，大学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它们共同推动了科学与技术的创新。20世纪末，“学术资本主义”概念兴起，宣示了知识成为“资本”时代的来临。一方面，大学在校企合作中得到了发展，斯坦福大学时任校长卡斯帕尔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演讲时指出，斯坦福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是斯坦福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23]；另一方面，企业也从校企合作中得到了实惠。
在这一时期，知识生产不仅仅是智力活动，还进入了生产过程之中，并在应用过程中不断再创造[19]。整个科学文化都在发生变化，科学的“新体制”或“新模型”概念开始流传，知识生产模式2开始出现。知识生产模式2的特点是应用情景中的知识生产、跨学科、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强调社会问责与反思性，以及更加综合、多维度的质量监控[17]。
从场域发展情况来看，原本由于所掌握经济资本与学术资本的差异，经济场域与学术场域各自独立。而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推动了经济资本与学术资本之间的转译(translation)，实现了两种异质性资本之间的流通，经济场域与学术场域在边界处形成了一个新的场域——产学共同体场域，这说明经济场域与学术场域开始进入协同发展阶段。产学研合作已经从单纯一般性的相互支持，越来越朝着深度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各种创新联盟、创新社群、协同创新中心不断涌现，创新活动从单部门单链合作向跨部门单链合作，再向复合部门网络合作转型，这种一体化转型，并非指组织结构一体化，从松散型向紧密型转变，而是指创新活动一体化，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纳入到一个创新系统或创新生态中思考。
3.2 认知方式——后学院科学知识观
20世纪70年代，科学、技术、教育等诸多领域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昭示着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学院科学开始让位于后学院科学。齐曼[10]概括出了后学院科学的5个特点(PLACE)：所有者归属(归属性，Proprietary)、服务于局部(局域性，Local)、权威所统辖(权威性，Authoritarian)、任务来定向(定向性，Commissioned)和专门性人才(专门性，Expert)。在后学院科学下，科学与技术之间的鸿沟日渐消融，为此，法国科学哲学家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提出了新的名词——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24]。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提出了技术科学的概念。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共同体、工程共同体、创新共同体逐步发展壮大。这说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了，而是相互交织、协同发展的关系。无论是斯托克斯提出的巴斯德象限，还是刘则渊[25]提出的新巴斯德象限，都强调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混生性。同时，将产学研合作纳入创新生态系统视角考虑，也为解决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传统战略思维和组织架构转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26]。
在后学院科学下，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也逐渐发展起来。SSK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后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地位，曾经一度为西方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学派。默顿学派关注的是科学的社会建制，并未从认识论角度对科学知识进行考察。他们认为，科学的发展受制于社会因素，但科学知识本身具有内在真理性，人们可以通过理性思维认识到这种真理性[27]。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科学知识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认为科学探索过程本质上是社会化的，可以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科学知识本身。当然，研究科学、技术与知识关系的学术流派并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尤其是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科学实践哲学逐步兴起，科学被认为是一个实践活动的领域、一种地方性知识和一种实践方式。
从上述粗略的历史分析来看，知识生产方式受制于知识认知方式，而知识认知方式又根植于知识生产方式。在知识生产与认知方式转变过程中，产学研协同表现出3个显著的转变特点，这3个转变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政府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1)产学研协同从线性式向生态化转变。对产学研协同的认识，经历了从线性到系统性再到生态化的过程，产学研协同的本质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生态进化的过程，其目标是各方达到共生(symbiosis)。而从进化的角度而言，共生有两种模式：对抗性共生和合作性共生。对抗性共生，如寄生虫和宿主之间的协同；合作性共生，如宿主和共生生物之间的协同[28]。显然，产学研协同应该朝着合作性共生的方向努力。因为对抗性共生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共生，没有实现价值增值，而只有合作性共生才能实现价值增值。从推进产学研协同的政策视角来看，通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搭建良好的配套支持平台、制定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举措，建设良性生态系统，推进产学研协同，将是今后政策的重中之重。
(2)产学研协同从计划性向自主性转变。在线性创新阶段，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资助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以计划的方式推动创新。而生态式的产学研协同，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变异、选择、保留的过程。变异的过程是盲目的，但不是完全随机的。政府的作用应该是拉马克式的，通过塑造渐进式诱导变异的机制，依靠市场无形之手的选择，保留好的变异，从而使产学研各方朝生态化发展的方向协同[28]。相反，用动员同质性资源的组织化方式去组织产学研异质性资源，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非市场的手段去解决产学研的运行问题，将创新的自生秩序硬生生纳入管理秩序，这在基本思路上就是有问题的。
(3)产学研协同从标准化向地方性转变。地方性主要是指在知识生成和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context or status)[29]。离开特定情境和用法,知识的价值和意义便无法得到确认[30]。同理，对于产学研各方而言，其很难脱离特定情境，用一个标准去评价不同产学研协同的好坏。生物进化的方向并非越来越高级，而是越来越适应环境。评价产学研协同的标准在于其对环境的适应性，即不同环境下，协同的方式是具有地方性的。只有适应当地环境的协同，才是真正的协同。任何忽视情境要素、追求统一模式的协同，都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 V.布什.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范岱年,解道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4.
[2] 王春法.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八个基本假定[J].科学学研究，2003，21(5)：533-538.
[3] 亨利·埃茨科威兹.三螺旋[M].周春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3.
[4] HENRY W.CHESBROUGH.The era of open innovation[J].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03，44(3)：35-41.
[5]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33-134.
[6] 达娃·索贝尔.经度[M].肖明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3.
[7] J·D·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用[M].陈体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 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卷二)——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M].伍况甫,彭家礼,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425-426.
[9] 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25,90.
[10] 约翰·齐曼.真科学[M].曾国屏,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183,184,13.
[11] 约翰·V·皮克斯通.认识方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M].陈朝勇,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3,164.
[12] R MCKEON.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M].New York:Random House,1941.
[13] D.E. 斯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M].周春彦,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31.
[14] 乔尔·莫基尔.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M].段异兵,唐乐,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54.
[15] 张秀华.科学与宗教关系探究的新进路——对近年中美科学与宗教学术会议的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28)：88-95.
[16] 邓晓芒.《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4,21.
[17] 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9, 30,125.
[18] 王志强.研究型大学与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13-215.
[19] 迈克尔·吉本斯，卡米耶·利摩日，黑尔佳·诺沃茨曼，等.知识生产的新模式[M].陈洪捷,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9.
[20] D·普赖斯．大科学小科学[M]．宋剑耕,戴振飞,译.北京：世界科学社，1982：74．
[21] 李正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49.
[22] 海尔格·诺沃特尼,彼得·斯科特,迈克尔·吉本斯.反思科学(不确定性时代的知识与公众) [M].冷民,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5.
[23] G.卡斯帕尔.斯坦福大学的成功之道[J].高等教育研究，1999(3)：1-5.
[24] DON IHDE.Technoscience and the ‘other’continental philosophy[J].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2000(33)：59-74.
[25] 刘则渊，陈悦.新巴斯德象限:高科技政策的新范式[J].管理学报，2007，4(3):346-353.
[26] 陈健，高太山，柳卸林，等.创新生态系统：概念、理论基础与治理[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33(17)：153-160.
[27] 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M].林聚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14-16.
[28] 约翰·齐曼.技术创新进化论[M].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24,17-41.
[29] 吴彤.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23(11):87-94.
[30] 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36-44.
(责任编辑：云昭洁)
A Study on Evolution Rout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ies: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Production Mode and Cognitive Style of Knowledge
Abstract：Regarding the change of production and cognitive of knowledge as the clue,it investigates process from incommensurability to commensurability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ies. This proces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independent type, contact type and collaborative type. By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ies and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ion synergy evolution,it is helpful to put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ies.
Key Words：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ies; Production Mode of Knowledge; Cognitive Style of Knowledge; Evolution
收稿日期：2016-10-28 基金项目：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G16JY-05)
DOI：10.6049/kjjbydc.2016080605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1-0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