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制度逻辑及技术逻辑在新创企业发展阶段调节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
摘 要：技术逻辑为新创企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制度逻辑使新创企业获得合法性，二者都有助于提高新创企业创新绩效。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受到环境的影响，在新创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的作用不同。在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新创企业发展不同阶段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理论命题，建构了以新创企业发展阶段为调节机制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创新绩效；新创企业；创新行为；创业发展阶段
新创企业，又称新企业、创业企业，一般是指处于发现商业机会、形成实体组织阶段的企业。通常将创立年限在8年以下的企业看作新创企业，然而，根据统计数据，中国超过半数以上的新创企业会在两年内创业失败，能够成功度过4年创业期的企业不足一半。即使在有着优良创新创业基础的美国，其新创企业5年的存活率也未超出50%。高的技术研发活力为新创企业创新提供内生动力。因此，应重视技术创新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即技术逻辑，研究表明，企业技术逻辑导向对于创新绩效有着积极影响[1]。传统观点认为技术创新能否成功地引进与传播，主要在于其是否具有更优的内在性能和经济优势，这一观点默认了只要是本质上更好的技术创新就一定能获得公众认可，忽视了新技术的引进必须面对新进入“门槛”。而造成新进入“门槛”的主要原因是创新合法性约束，关注这一合法性的获得即制度逻辑。由于资源有限，新创企业资源获取难度较大，并且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需要很好地利用上述两种逻辑，以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化的创新绩效。为了更好地指导创新实践，制度逻辑和技术逻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成为学者们持续关注的话题。
关于制度逻辑、技术逻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但是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技术逻辑强调技术研发的意愿和能力，Robbins[2]指出重视技术创新的探索者会不断开发新产品。技术先进性会使新创企业获得竞争优势，赢得市场。Gatignon和Xuereb[1]假定顾客偏好高技术产品，研发新产品更有利于获得销售收入，并提高创新绩效。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只有技术创新有效地生成产品，并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获得好的绩效，技术对企业来说才是有意义的[2]。新技术不一定获得认可，因为顾客对新产品不了解，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或者情感依赖的原因，他们可能忠于之前的产品。如果一味关注技术，则会陷入“创造力竞争”的怪圈，消耗企业资源，对企业发展产生抑制作用[3]。同样，合法性的获取对企业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4,5]，对企业创新绩效也有重要促进作用。首先，合法性决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认可度，有助于从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关键资源[5] ，应用于企业创新。其次，有学者提出通过模仿获得合法性，克服创新者的不确定性[6]，将使创新产品更容易进入市场，因为市场新进入者往往面临新产品或服务方面的“新进入缺陷”。但是，合法性强调制度的同构作用，如果仅仅采取依从型战略来获得合法性，盲目地模仿、遵守，将不利于创新。上述结论的不一致很可能因为学者们都是研究企业所处某一阶段采取某种逻辑导向的某种状态，没有从动态变化视角看问题，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影响效果也就随之发生变化。
因此，有学者开始研究制度逻辑和技术逻辑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变化。有研究者指出合法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15]，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宽松性会在合法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也有学者指出技术导向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会随着环境改变而变化。但是，上述研究多从单一视角展开分析，没有将制度逻辑和技术逻辑放在同一个框架下研究二者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而事实上，随着新创企业发展的推进和深入，企业制度逻辑和技术逻辑的内容与作用会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在新创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根据不同逻辑的作用大小，作出相应的导向选择。本文试图将制度逻辑、技术逻辑放入一个框架内，并采用纵向动态研究方法，在新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对比不同逻辑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大小。
1.1 制度逻辑
制度逻辑早期研究强调单一制度逻辑，但是无法解释企业在制度同构作用下行为的多样性。因此，制度多元性理论兴起，它认为制度是复杂的，由多个层次的制度环境构成，它们之间可能相互影响甚至冲突[7]。有学者将制度逻辑划分为国家逻辑、市场逻辑、社会公益逻辑[8]，也有学者将制度逻辑划分为资本主义市场逻辑、科层制的政府逻辑、民主逻辑、核心家庭逻辑等。制度逻辑的划分是复杂的，本文概括地认为制度逻辑能够深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使人们形成统一的认知框架[9,10]。制度逻辑是能够影响与塑造人们观念和行为的一系列社会层面的文化、信仰及准则。这些社会制度环境指引企业依据社会环境确保自身行为的合理性，企业会判断不同制度的主次，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11]。
因此，关于制度逻辑的研究常常与企业合法性的获取联系在一起。新制度理论强调通过组织的同构作用获取合法性[9,10]。合法性的划分方式多样，但尚未统一，Scott从制度压力角度将合法性分为管制、规范和认知3种合法性；Suchman[12]从组织目的角度出发，认为组织关注合法性是为了避免因外部制度约束而丢失客源等不利影响，抑或为了得到政府政策支持而采取的一定手段,其将合法性划分为规制、规范和认知。上述两种划分方法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基础。本文主要研究新创企业制度逻辑导向，因此，采用Suchman组织目的的划分方式，认为企业以制度逻辑为导向获得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以及认知合法性。规制合法性涉及政府、相关机构和协会等对其管辖范围内企业所制定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规则、行业标准等；规范合法性则以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为依据。与规制合法性要求企业做正确的事不同，规范合法性是指社会群体对企业“做合乎道德伦理的事”的预期，取决于社会公众依据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和社会道德规范对企业的主观评价；认知合法性是事物通过不断传播被人们所知晓而产生的，是否具备认知合法性取决于社会公众对企业的熟知和认可程度。因此，企业制度逻辑能否获得合法性，需要从相关部门公布的制度条文、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道德准则以及市场知名度与接受度3个方面考虑。
1.2 技术逻辑
组织领域常将技术逻辑作为一种战略导向进行研究。关于技术逻辑，有学者从意愿的角度，认为一个技术逻辑导向的企业会主动学习和追寻新知识以供企业研发。也有学者提出技术能力的观点，认为技术逻辑导向是指利用技术建立新的解决方案以满足顾客新的需求。后来学者多整合这两种观点，认为企业重视技术并愿意投入资金研发或者改进产品，生产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促进企业绩效提升。Gatignon[13]假定顾客偏好高技术产品，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技术逻辑不是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而是以企业创新行为作为中介变量，并且受到环境等因素的调节作用。另外还有其它一些主流视角，如Manu从企业创新视角，认为技术逻辑导向是企业创新导向的一个分支。王一夫从技术迁移视角，认为技术逻辑导向以技术迁移为导向，以实现技术创新和应用为目标，最终实现产业化发展。以Berthon等为代表的学者们从技术先进性角度，认为技术逻辑导向是指企业依靠一直开发或获取最新技术来推出新的商品或服务。还有学者从区域或行业发展的角度，认为一个以技术逻辑为导向的企业会积极推广新技术、利用新技术进行研发，以技术创新和应用来调整、更新产业结构，从而增强区域经济的市场竞争力或行业发展潜力。
总的来说，技术逻辑就是企业将技术作为竞争要素的意愿[14]。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技术逻辑导向是指企业更为重视主动学习新知识、自主研发或者获取其它先进技术，开发新产品或者建立新的解决方案，满足客户新需要，增强自身市场竞争力，进而推动整个行业发展。
1.3 技术创新行为
探索和利用是组织学习行为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内容，最先由March[15]提出探索和利用的定义与内涵，他认为探索与“搜寻、改变、冒险、实验、游戏、灵活性、发现”等词汇相关，而利用则涉及“细化捕获、选择、生产、效率、实施和执行”。之后，探索和利用也被应用于其它研究领域，如战略管理、创新管理以及企业或组织层面的技术创新行为研究，这是技术创新研究向行为层面的深入，不同于产业层次探讨的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
在March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们开始对探索式技术创新和利用式技术创新进行探讨，他们认为探索式技术创新是脱离现有知识积极探索新知识的技术创新行为，是一种较高成本和风险的创新[16]，常用来为新的消费者提供服务，涉及新产品研发、全新分销渠道探索、新的细分市场开发，这些全新的知识、技能和流程对增强企业产品创新的灵活性、新颖性和多样性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探索式技术创新常用来发现新机会，开辟全新的市场领域[17]，有学者认为消费者偏好富有新颖性的产品，不断推陈出新，能够吸引消费者的关注。除此之外，探索式技术创新也有助于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通过将市场中搜寻到的新信息融入组织技能与常规活动中，促进企业技术变革，提高企业创新能力[3]。
利用式技术创新是指利用现有知识，优化组织结构，提高组织能力，它以稳定、小幅、渐进为特点，常为现有顾客群体提供更完美的体验，涉及丰富已有知识和能力，升级和拓展产品或服务的功能与种类，改进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优化企业已拥有的分销渠道等。利用式技术创新常用来满足已有顾客群体的需求，并通过强化现有知识、技能、流程提高组织运行稳定性和效率 ，有利于组织长久发展；另外，由于学习曲线效应，利用式创新可以有效提升组织效率。根据创新存在的路径依赖，利用式创新结果一般是可预测的，可以降低新创企业技术创新风险。
1.4 新创企业发展阶段
所有生物都会经历产生、成长、成熟和死亡的过程。新创企业与一般企业不同，Lewis[18]提出了适合小企业的发展阶段划分方法，即形成阶段、生存阶段、成功阶段、起飞阶段、资源成熟阶段。朱秀梅等将新企业划分为孕育、初创和早期成长阶段，又因为在孕育时期企业还没有成立，所以，企业成立阶段以及早期发展阶段成为以往创业研究的重点。Coviello认为创业机会识别阶段、机会开发阶段、成长阶段是创业研究的重点，创业企业进入稳定期后，不再属于创业研究范畴。蔡莉和单标安[19]提出，创业年龄低于8年的企业都属于创新企业的范畴，提出新创企业发展三阶段即创建阶段、存活阶段以及成长阶段。Littunen[20]认为创业年限在1～3年的企业属于创建阶段,4～6年处于生存阶段[51]，7～8年属于成长阶段。然而，有学者认为这种方法简单地以年限来划分，已经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的多样性，Greiner根据企业年龄等特征，将新创企业成长分为创建、存活、发展、扩张和成熟5个阶段。
本文在Greiner划分的基础上，将新创企业发展划分为创建、生存和成长3个阶段。在创建阶段，新创企业的主要任务是识别创业机会，将创意转化为新产品，尽可能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研发出具有自身核心价值的产品或服务，成立新的企业，然后尽快进入市场，通过一系列细微的创新，不断更新，使新产品或服务得到市场认可；在生存阶段，新创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对经过市场检验的产品或服务进行精准投放，实时了解客户需求，做到有的放矢，在市场中争得一隅之地，以最少的付出赢得最有价值的认知；在成长阶段，新创企业开始盈利，此时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市场地位，对产品缺陷和客户服务体验采取零容忍策略，新创企业目标由销售导向转为利润导向，通过不断创新加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
1.5 新创企业创新绩效
企业创新绩效一般用于评价企业创新活动效率和效果，考虑到测量数据的易获取性，很多学者采用企业专利作为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如专利与新产品数量。但是，有学者指出以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有很大的局限性，并认为采用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衡量更为恰当[21]。相较于以上提到的单一维度，更多学者认为需要采用更全面的方式进行创新绩效测量，因为企业创新绩效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如Gemünden等早在1996年就提出产品创新成功和工艺创新成功两个方面，除产品的开发、改进与成功外，更要考虑产品生产过程，强调通过产品生产工艺改造提高企业创新效率。后来的学者多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进，如刘学元等[22]提出创新绩效变量的6个测量项。国外研究者Baker和Grinstein[23]则采用开发新产品、满足客户需求新方式、近3年相对于竞争对手销售收入对创新绩效进行整体评估。还有学者提出企业创新绩效应该包括企业社会效益，如将企业创新活动带来的社会知名度纳入考虑，同时指出一个企业良好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声誉能有效提高销售业绩。
因此，本文综合已有研究，认为创新绩效涉及新产品技术开发、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投入产出率这3个衡量指标。新创企业创建阶段的目标是建立企业，此时还没有进行新产品销售活动，创新绩效表现为新产品技术开发；在新创企业生存阶段，企业需要获得价值认知，针对客户偏好开辟市场，此时企业创新的目标主要是实现销售，得以生存。因此，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分析创新绩效；在新创企业成长阶段，企业不仅仅满足于销售，而要获得利润，企业要考虑创新活动的成本，改进工艺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此时创新绩效表现为新产品投入产出率。
在创建阶段，新创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企业，还未进行销售活动，企业关注的创新绩效主要是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对于制度逻辑来说，此时企业对市场标准和制度还不够了解，也难以确定消费者及合作者的偏好，因而通过制度逻辑追求合法性不但难以获得一致性和可信性，而且会消耗资源，也难以获得效益。从技术角度来看，此时亟需将想法转变成产品，通过技术逻辑不断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帮助企业获得先动优势，抓住创业机会，将想法转化为产品，抢先于对手行动，获得技术优势，快速进入市场。企业不断采用新技术，不断迭代更新产品，并在小范围内试验，以此确定消费者偏好，为下一阶段更大范围内投入新产品获得销售收入奠定基础。此时企业通过技术逻辑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提高创新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1：在新创企业创建阶段，企业创新绩效主要通过技术逻辑获得。
在生存阶段，主要任务是将通过市场验证的产品形态更大范围地投入市场，这时企业容易遭受新进入门槛，必须通过获得合法性来克服这一阻碍[24]。经过市场上的摸索，企业越来越了解市场的标准和制度，企业通过遵从这些制度获得规制和规范合法性。对市场有一定的了解后，可以通过模仿现存比较成功的企业，突破新技术缺陷，为市场所接受并获得合法性。Oehme等[25]提出，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模仿可以作为初期创新的捷径，获得合法性后促进企业销售收入提升。随着合法性的获得，企业得到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资源[26]，有利于企业发挥技术导向对创新绩效的促进。因为此阶段的目标是在了解市场与客户的基础上获得合法性，并有针对性投入产品、获得销售收入。Binz等指出技术创新与既定的社会规则和惯例不协调，往往面临市场的怀疑，顾客出于风险和偏好的考虑，不接受新开发产品。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在获取合法性的同时兼顾技术创新，但是，新创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应优先关注合法性的获取。另外，企业间交互活动引起技术扩散，企业创新技术在同行之间传播，新生企业将面对市场上大量同质产品的竞争，此时对技术创新进行过多投入反而是不利的。综上，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在新创企业生存阶段，企业创新绩效促进效果主要由制度逻辑产生。
在成长阶段，新创企业内部资源得以积累，并获得较多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得以从他们那里获取资源。基于环境宽松性调节理论，当企业较容易从外部获得所需资源时，企业有意而为的合法化行动的效果会被弱化，若再对其增加投入，则收效甚微。但此时资源足以进行技术开发，对于顺利度过生存阶段的企业，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新创企业的供给能力也亟需增强。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其市场地位，形成核心竞争力，实现持续发展。通过技术导向开发出更多无法轻易模仿的新产品，获得竞争优势，抢占市场份额，获得更多销售收入，更新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有利于企业摆脱价格战，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保持企业活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27]。这一时期企业开始追求利润，创新绩效表现为新产品投入产出率。技术导向能够带来更高产出并且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创新绩效提升。因此，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3：在新创企业成长阶段，技术逻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更好。
通过理论回顾可以发现，制度逻辑和技术逻辑都会促进新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但是，制度逻辑和技术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企业成长不断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新创企业发展阶段在制度逻辑和技术逻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中起到调节作用。综上，本文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在新创企业创建阶段，企业首先需要进行商业机会识别，探索式技术创新通过对未知知识的探索和新开发机会的尝试，往往能发现新的商机。在技术逻辑导向下，将识别出的机会转化为产品并推向市场。但新生企业往往面临新进入门槛，又难以获得合法性，因而难以冲破这种门槛的阻碍。探索式技术创新通常会产生一系列异质性技术和产品，帮助企业快速进入一个新的市场领域，并且拥有先进入者的优势。此时难以确定消费者偏好，探索式创新可以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使得消费者形成未来偏好，帮助新创企业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建立竞争优势[28]。相比较而言，利用式创新往往局限于已有知识和经验，由于企业惯性而产生对以往路径的依赖，不利于发现新机会和开发新市场。
图1 制度逻辑及技术逻辑在新创企业发展阶段调节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
而在新创企业生存阶段，企业能否成功迈过“新进入门槛”，不是取决于其内在的技术和经济优势，而是取决于社会的认可，即合法性。因而生存阶段的新创企业必然在制度逻辑下开展社会关系创新行为。同时，受到新创企业资源和能力的约束，不宜再采取探索式技术创新，而需要对创建阶段的探索式技术创新成果进行消化吸收。在生存阶段，利用式技术创新成为优先选择，加快产品入市，提升新创企业创新的知名度，促进创新合法性，这种利用式技术创新行为的技术逻辑应该在制度逻辑指导下进行，可以帮助提升创新合法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4：在新创企业创建阶段，企业在技术逻辑下应采取探索式技术创新行为，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
命题5：在新创企业生存阶段，企业在制度逻辑下应采取社会关系创新行为以及制度逻辑与技术逻辑交互下的利用式创新行为，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高。
在新创企业成长阶段，新创企业克服了生存危机，市场需求不断增加，供给能力亟需增强。在成长阶段，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扩张生产规模，拓展销售渠道。利用式技术创新在丰富产品线、优化销售渠道方面具有优势。此时企业开始关注利润的提高，不断扩大销售和减少成本，利用已有知识改进生产工艺，减少开发成本。王林等[3]也表示利用式技术创新在提升新产品开发速率和减少成本上有更好的表现，很适合现有市场的进一步开发。这一时期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市场占有能力显得非常重要。满足未被竞争对手占据的市场，可以避免与成熟企业直接竞争，帮助新创企业不受竞争干扰，更加专注自身成长。利用式创新不仅有利于企业低成本、高效率地保持已有市场，而且有利于企业利用现有经验和知识，更准确地判断市场变化方向[29]，使新创企业获得更加长久的发展，并为企业平稳度过成长阶段奠定基础。相较而言，探索式技术创新没有先验经验对市场的判断，这种新尝试可能存在失误，存在更高风险。Cembrero & Sáenz[30]指出专注于勘探可能导致“失败陷阱”，即组织无法从创新中获得回报。这种不确定性会影响新创企业利润稳步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6：在新创企业成长阶段，企业在技术逻辑下应通过利用式技术创新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
在不同发展阶段，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发挥着不同作用，并且在相应的逻辑导向下，会指导企业采取不同创新行为来获取创新绩效。在新创企业创建阶段，企业创新绩效主要由技术逻辑产生，此时应采取探索式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技术，提高创新绩效。在生存阶段，制度逻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更明显，通过开展社会关系创新行为获取创新合法性，使新产品获得更可观的销售绩效，同时采取利用式技术创新行为消化探索式技术创新成果。在成长阶段，制度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减弱，新创企业创新绩效主要由技术逻辑产生，此时应采用利用式技术创新行为，提高新产品投入产出率，提高新创企业效率，尽快占领市场。根据以上理论推导与研究命题，形成新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创新行为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
3.1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最终形成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可以作为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的作用是变化的，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23]。在此基础上，结合创业发展阶段探讨其具体变化，得出如下结论：
(1)在新创企业创建阶段，企业创新绩效主要由技术逻辑产生，此时应采取探索性技术创新来开发新技术和产品，提高创新绩效。在这一时期，技术逻辑帮助企业识别新的机会。周怀峰[31]认为技术创新根据部分先驱消费者的偏好和需要进行研发，投入市场后通过社会选择逐渐扩散到普通顾客，并通过一定时间的适应改变市场偏好[31]。技术创新不仅产生市场上没有的新产品，更要预测和满足顾客潜在需求。罗洪云等[32]认为技术创新在创意形成、产品生成、实验顾客偏好、定位市场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此时还没有进行销售活动，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由新产品、技术开发来衡量，技术创新可以实现创新绩效提高。因此，应优先考虑技术逻辑，并采用探索性技术创新，积极开发新产品，使新创企业打破在位企业垄断，进入市场[66]。
(2)在新创企业生存阶段，制度逻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更明显。因此，应该获取制度导向下的合法性，使新产品在更大范围内投入市场，获得更可观的销售业绩，提高创新绩效。正如Aldrich和Fiol[33]指出，新创企业的存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建立合法性的能力。合法性的获取能够使企业获得所需资源，新创企业缺乏资源，需要在制度逻辑导向下开展社会关系创新行为，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如企业建立与供应商的联系并取得其信任，开拓新的市场，培养新的客户，加速成长，获得销售收入。如果开发出的新产品没有合法性，则会遭受创新失败[34]。所以，在新产品大范围投入市场前，只有获得合法性才能获得好的销售业绩。新创企业要快速进入市场并占领市场，提升新创企业产品质量、安全等声誉，赢得社会认可，就需要在制度逻辑指导下采用技术逻辑下的利用式创新行为，提升产品安全可靠性与生产效率。
图2 新创企业发展不同阶段技术逻辑、制度逻辑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3)在新创企业成长阶段，技术逻辑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逐渐变强，而制度逻辑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则相对较弱。张信东等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R&D支出在企业高速成长时期的作用更加明显，在高成长阶段企业更应该增加R&D经费支出，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在成长阶段企业逐渐被市场接受和认可，应积极扩大生产规模，不断进行利用式技术创新，扩展产品线，开发现有市场，提供差异化产品，提高企业竞争力，占据更多市场份额，获得更多盈利。企业开发现有产品市场，宜采取利用式创新，利用企业不断积累的知识，降低开发成本和风险，致力于生产工艺改进，加速企业生产，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实现企业利润提升。当现有市场待开发的份额较小时，企业也应适当进行探索式创新，此时企业具备一定资源以及合法性，开发新的市场能够快速获得消费者认可，取得更高利润。
3.2 理论贡献
本文理论贡献在于：①将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置于一个框架内，提供全面的理论指导，使管理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选择；②从纵向动态角度，结合新创企业发展阶段进行分析。
3.3 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也能够对新创企业创新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1)无论是制度逻辑还是技术逻辑都会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管理者应意识到两种逻辑导向的重要性。不仅仅关注某一导向，例如盲目研发推陈出新却不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接受度，往往会使资金压力增大却难以获得期望的回报，对新创企业造成致命打击。若只考虑合法性而不进行适当创新，则会错失获得优势的机会甚至被市场淘汰。
(2)企业在资源充足的条件下可以二者并重，并达到动态平衡，发挥协同作用。新创企业往往资源较为匮乏，管理者应该了解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导向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有着大小之分，需要有所侧重。分析结论将帮助管理者在新创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作出适当选择，在创建阶段优先发展技术逻辑，并采用探索式技术创新；在生存阶段优先考虑制度逻辑，适当关注技术逻辑；在成长阶段，大力发展技术逻辑，并采用利用式技术创新。
3.4 局限与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以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首先，本文没有对变量测量方式进行研究。纵观文献中相关变量的测量，研究者们很多根据自己的依据进行划分测量，没有统一的划分方式，这不利于后续的实证研究。新创企业发展阶段有定性和定量两种衡量方法，目前国内研究多为定性方法。国外有一些定量研究，但是国内外企业存在一定差异，将国外界定的企业发展阶段直接拿到中国背景下使用是不科学的。 其次，分析结果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新创企业，在某些特殊行业，新创企业会呈现不同发展阶段，比如不完整的发展阶段；在某些特殊行业，可能更加强调对新技术的追求，比如高科技行业，新创企业在任何阶段可能都要优先发展技术。
后续研究可以探讨如何对变量进行科学测量，使用成熟量表或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合适的量表。目前只是在文献回顾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初步的分析框架，该模型还需实证检验和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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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万贤贤)
Technological Logic, Institutional Logic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New Ventures——An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Start-up
Abstract：Technological logic provides an endogenous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art-up, institutional logic enables the legitimacy of start-up. Both of which help start-up to improv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in the start-up'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environment. A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start-up, the effect of two logics is different.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technological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in the start-up'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start-up, an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rings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and construc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mod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start-up's development stag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Technological Logic; Institutional Logic;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tart-up; Innovation Behavior;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Stage
收稿日期：2017-03-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GL044)；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ACYC2016152)
DOI：10.6049/kjjbydc.2017010385
中图分类号：F2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10-008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