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研发能力到创新绩效技术整合与组织整合的不同角色

戴 勇1,王诗卉2

(1.湖北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2.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摘 要:已有研究表明,研发能力对产品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为探讨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分别选取技术整合和组织整合机制作为中间变量,对研发能力转化为创新绩效的过程进行研究,并以广东部分制造业企业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整合能力在研发能力影响产品创新绩效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从组织整合机制子维度看,协调能力和社会化能力调节研发能力对技术整合的影响,同时,社会化能力在技术整合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中也具有调节效应。

关键词:研发能力;创新绩效;技术整合;组织整合

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所处环境中的商业竞争愈演愈烈。伴随竞争环境的加速变化,企业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互动频率更高,产品为响应市场日渐多元化的需求而迅速更新换代,由此带来企业竞争优势持续时间越来越短。因此,产品创新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产品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关键一环,其根本源泉是企业自身研发能力的积累,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那么,具备良好研发能力就能保证给企业带来可观的产品创新绩效吗?尽管Szulanski[1]、Cockburn[2]、韦影等[3]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假设,但实际转化过程并非如此直接和顺畅。具备研发能力优势的企业并不意味着其产品创新绩效同样具有优势。原因在于,首先,产品创新是一个系统化流程,它起始于需求,经过研发开发、原型、中试、产业化生产,最后终止于商业化应用[4]。因此,研发能力只能保证创新流程的前端,能否获得实实在在的创新绩效还有赖于后续的许多努力。其次,研发和制造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异与分歧,研发人员心血结晶的创造常常不被制造部门接受,反过来,制造部门苛刻的成本导向要求和易于批量制造的要求也会导致研发人员的高端技术被束之高阁。最后,研发部门的工作如果不能与市场部门的需求紧密结合,也会导致研发成果脱离实际需要,不能产生创新绩效。

目前学术界有关从研发能力到产品创新绩效过程的研究成果稀少,因此有必要进行细致的探索,打开其中的黑箱。由于该过程与企业研发、制造和市场等部门息息相关,因此本研究对基于技术整合和组织整合机理进行过程剖析。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美国学者Macro Ianstiti于1993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提出技术整合(technology integration)概念,傅家骥在2003年提出要重点关注我国企业技术整合问题。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存在两种技术整合:一种是以Iansiti的研究为代表的面向产品的技术整合,另一种是以傅家骥为代表的面向工业生产的技术整合[4]。关于技术整合,Iansiti认为“为了能够顺利开发出新产品和新工艺,企业能够通过将已有的各类知识与企业所处的不同于竞争对手的发展环境相结合,以此为基础选取适应技术并作出适当决策”,这一目的的实现要求企业 “选取适用于新产品及其工艺的一系列技术评价、选择以及提炼方法”,即面向产品的技术整合。尤为重要的一点,Iansiti表示,有别于一般的技术融合(technology fusion),将企业内部研究与开发整合为一体化才能称作为技术整合。邓艳[5]认为面向工业生产的技术整合是帮助企业达成工业生产目标的重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所处商业环境,从众多技术资源中筛选和提取,并据此规划出具有企业特色的产品和制造方案。面向工业生产的技术整合是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时尤为重要的步骤,它要求企业将研发成果高度融入工业生产,从而有助于在工业生产中实现技术新突破。事实上,这两种定义并不矛盾,根据学者对二者概念的界定和已有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二者分别处于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且是研究开发到工业化生产之间首尾相接的两个必要环节:面向产品的技术整合在先,在企业创新过程中与研究开发相结合;紧随其后的是面向工业生产的技术整合,它处于创新过程的中间阶段,与企业工业化生产相结合,如图1所示。因此,本研究对技术整合的定义是企业整合内部技术资源,用以实现从研发产品原型向大规模工业化量产过渡的技术衔接能力。

图1 技术整合在创新过程中的位置

Iansiti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整合有利于产品创新绩效提升。产品创新绩效与技术整合阶段的试验能力、研究经验和最短实验时间均显著正相关。技术整合是研发成果向工业化生产过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此本研究认为,技术整合是打开这个过程黑箱的一把关键钥匙,从研发能力到产品创新绩效的实现必须借助技术整合这个中介变量。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技术整合是研发能力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中介变量。

但是技术整合并不是打开从研发到产品创新过程黑箱的唯一钥匙,如前所述,这个转化是否顺利还取决于企业内部各职能部门间的信息沟通程度,即组织整合。因此,另一把关键钥匙就是组织整合。J T Mentzer & Kenneth B Kahn[8]在研究中提出组织整合是企业通过互助合作方式,推动内部不同部门间不断融合,最终形成密切联系的组织的过程。Scott & Benito[9]认为组织整合是指企业内部不同部分融合为整体并且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一起行动。以上学者对组织整合的定义均从组织内部着眼,而吴家喜和吴贵生[10]则将组织整合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他们提出,企业与其外部合作伙伴,包括客户、供应商等之间的关系协调、信息共享以及这些外部合作伙伴主动参与企业产品创新和开发称为外部组织整合。外部整合往往能够帮助企业及其合作伙伴互利共赢。同理,企业内部组织整合即为各部门间的互动、协调与配合程度及其在企业产品创新和开发过程中的参与。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内部组织整合,因此采用吴家喜和吴贵生关于内部组织整合的定义,即企业为成功开发新产品,其内部各部门通过互动、协调与配合方式达到协同一致以及在开发新产品项目中各部门的共同参与度。

Spender[11]认为产品创新绩效取决于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程度,而这种知识共享必须建立在良好的组织整合基础上。Jansen et al[12]在其研究中深入分析了组织整合能力,认为组织整合能力可以细化为协调能力、系统化能力和社会化能力3个子维度。吴家喜和吴贵生[6]则将内部整合划分为跨职能信息分享、跨职能关系协调及跨职能共同参与3个子维度。本研究认为这两种划分方式的实质一样,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因此,本研究采用Jansen等对组织整合能力的三维度划分方法,即协调能力、系统化能力和社会化能力。其中,协调能力能促进知识在各职能部门间流动,是组织通过联络人员、特殊工作组或团队,跨职能部门整合不同知识且增强部门间互动的能力。它又分为3种组织行为,即跨职能边界、参与决策和轮换工作。在产品创新过程中,跨职能界面间活跃的信息交换有助于研发人员及时了解最新市场动态和客户需求,制定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目标。此外,研发部门还可以参考制造部门反馈的产品生产信息,对产品设计作出适当调整。职能部门间的有效互动有助于研发人员在企业决策中发挥作用,同时,针对新产品研发与企业战略协同作出及时调整。工作轮换也能协同深化研发、制造和市场三部门间的知识结构及切身体会。由上述分析可见,协调能力有助于提升研发能力与技术整合效率。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协调能力能够调节研发能力对技术整合的影响,即协调能力越强,研发能力对技术整合的影响越大。

系统化能力是指在执行组织事务前企业就已具备利用组织记忆来处理标准化组织工作的能力,主要包括流程化和正式化两种组织行动模式。流程化模式是指企业执行组织事务方式的模块化程度。流程化程度高的工作方式具有低可变、高复制特征,能够保证投入高效地转化为产出。正式化模式是指企业规程及工作流程的规范化程度。正式化程度高的工作流程使得各职能部门在处理组织例行事务时有据可依,从而减少试错率,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如果企业具有高度的流程化和正式化,由此产生的高效工作能够促进企业产品创新过程中各环节的工作效率也随之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的系统化能力能够促进企业研发能力向产品创新绩效转化。但是从产品创新流程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来看,尤其是涉及到不同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密切协作的界面时(例如从研发设计到产业化制造生产),高度的流程化和正式化也会导致行为刻板、部门间壁垒森严、信息与观念流通不畅、绩效评价导向不一致等问题。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H3:系统化能力调节技术整合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即系统化能力越强,技术整合对产品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越大。

社会化能力为组织成员行动创造了广泛、具有默会性的理解规则,是指企业创造交流的共同语言和主导价值观的能力。社会化能力指代了社会关系的两个方面——结构层面和认知层面,即是否具有紧密联结和共享的社会经验,一般通过连接度和社会默会性两种特性来表现。连接度能够促进企业研发部门和其它职能部门进行知识交换,在此基础上,社会默会性帮助企业提高知识传递和共享效率。连接度和社会默会性的共同作用有利于研发成果向产品创新绩效转化。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社会化能力调节研发能力对技术整合的影响;

H5:社会化能力调节技术整合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

根据以上假设推演出本文研究模型,如图2所示。

2 设计选取

2.1 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制造业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GB/T4754-2011)[13],其中,C类代码为制造业,包括13-43共31个大类(即2位代码),涉及范围相当广。由于部分2位代码行业较为特殊,难以获取相关资料,故本研究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企业黄页,在2位代码所涉范围中按照便利抽样原则,最终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行业作为问卷调查对象。问卷发放结合Email、直接邮寄问卷以及派人上门进行调查3种形式,除此之外,还将珠三角地区高校,尤其是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EMBA、MBA以及高级经理培训班学员作为问卷发放对象。本研究发放问卷总计360份,收回117份,其中,11份填答不全的问卷被视作无效,最终得到106份有效问卷。研究样本共计12个行业,包括轻工、电子、机械、化工、建材、医药、冶金、纺织、有色、船舶、石化及电器行业。从企业成立年份看,88.2%的企业成立时间超过或等于3年;从企业规模看,职工总数超过500人的企业数占49%,年销售额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数占75.8%; R&D部门专职研发人员达30人以上的企业数占39.5%。48%以上的受访者为企业中高层员工,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达到87%,另外,在当前企业工作达到两年及以上的受访者占81%。就统计数据来看,本研究问卷具备较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图2 分析框架

2.2 变量测量

由于问卷回答较具主观性,填写质量难以得到保证,且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容易产生共同变异,从而影响结论的真实性,而完全采用统计报表的数据测量方式,则面临难以采集到能够满足研究需要的数据难题。因此,本研究采用客观数据与主观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自变量研发能力、因变量产品创新绩效以及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用客观指标测量。中介变量技术整合,调节变量协调能力、系统化能力和社会化能力则用主观问卷指标测量,具体见表1和表2。

其中,研发能力用企业2013年R&D部门专职研发人员数量测量,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用企业总职工人数测量。考虑到产品创新绩效相对于研发能力的滞后性,本研究中产品创新绩效数据采用推后一年,即2014年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例来测量。技术整合测量参考邓艳、雷家骕、邓善伟等学者[5] [14] [15][16]的研究量表,修订成4个题项;协调能力测量参考Gupta & Govindarajan[10],吴家喜和吴贵生[6] [10]等学者的研究量表,修订成4个题项;系统化能力测量参考Withey,daft,& Cooper[11],song&Motoya[18]等学者的研究量表,修订成5个题项;社会化能力测量则参考Grant & Bush[12],吴家喜和吴贵生[6] [10]等学者的研究量表,修订成7个题项。

表1 客观指标测度

客观指标 测度内容 测度方法 自变量研发能力企业研发部门专职从事研发工作的员工数量控制变量企业规模企业员工总数企业2013年度数据因变量产品创新绩效企业产品创新程度———新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

表2 主观指标测度

主观指标测度内容题项数测度方法技术整合在整合企业内部资源阶段研发部门研发能力、经验以及时间等的投入程度4组织整合协调能力研发部与市场部、制造部之间的信息交换、岗位轮换以及决策参与程度4Likert5点量表系统化能力企业内部及各部门之间工作的流程化和正式化程度5社会化能力企业成员之间沟通交流的密切程度以及员工对企业工作内容和目标的认知度7

3 模型检验与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中的技术整合、协调能力、系统化能力和社会化能力均采用问卷方式测量,因此有必要检验问卷信度和效度。由于本研究量表是对现有国内外成熟量表的整合与修订,因此其测量效度和信度基本能得到保证。此外,在参考相关领域专家意见以及预调查的反馈结果后,对问卷进行了修订。信度和效度的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各变量的KMO检验值均大于0.7,Cronbach′ α值在0.75以上,其中,组织整合3个子维度的Cronbach′ α值分别为:协调能力为0.91、系统化能力为0.88和社会化能力为0.81,均达到理想范围。另外,各题项负载系数均大于0.7,表明本研究样本整体具有较高信度与效度,适合进行后续分析。

3.2 变量相关性分析

利用统计分析工具对各变量间的相关性进行皮尔逊分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相关系数

变量均值方差产品创新绩效研发能力技术整合协调能力系统化能力社会化能力产品创新绩效0.520.621研发能力284.4618.00.56∗∗∗1技术整合3.831.460.51∗∗∗0.36∗∗∗1协调能力4.121.230.39∗∗∗0.09∗1系统化能力4.260.710.25∗∗∗0.0550.14∗∗1社会化能力3.571.550.36∗∗∗0.0610.48∗∗∗0.13∗∗1

注:*代表P值<0.05 ;**代表p值<0.01;***代表p值<0.001

从表3来看,研发能力、技术整合、协调能力、系统化能力、社会化能力与产品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3.3 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侯杰泰、张雷关于实证检验中介效应的建议[21],在所有变量都已经标准化的基础上,首先直接构造因变量Y关于自变量X的一元一次方程Y=cX,如果系数c显著,则继续构造中介变量M关于自变量X的一元一次方程M=aX,以及因变量Y关于自变量X和中介变量M的二元一次方程Y=c′X+bM。相应检验流程如表4所示。

构造相应回归方程如下:

产品创新绩效=c×研发能力

(1)

技术整合=a×研发能力

(2)

产品创新绩效= c′×研发能力+b×技术整合

(3)

结果为c=0.56***,a=0.36***,b=0.24***,c′=0.26***,部分中介检验通过,假设H1得到支持,即技术整合部分中介研发能力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

表4 中介效应检验

系数c系数a系数b系数c′结果显著显著显著显著部分中介显著显著显著不显著完全中介显著显著不显著Sobel检验显著不显著显著Sobel检验不显著停止中介分析

3.4 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1]的研究,分析显变量的调节效应时应根据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测量级别来确定方法。本研究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均为连续显变量,为了检验协调能力和社会化能力对研发能力影响技术整合的调节作用以及系统化能力和社会化能力对技术整合影响产品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建立的回归模型中带有乘积项。

根据L S Aiken & S G West的建议,在分析调节效应时首先对自变量(X)和调节变量(M)减去均值,作中心化变换[22]。随后,对假设模型加以检验,具体步骤如下:①将研发能力和协调能力加入回归方程(公式(3)),构造模型一,作因变量(Y-产品创新绩效)对自变量(X-研发能力)和调节变量(M-协调能力)的回归,得到测定系数;②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将 “研发能力×协调能力”加入回归方程,构造模型二,作因变量(Y-产品创新绩效)对自变量(X-研发能力)、调节变量(M-协调能力)和自变量×调节变量(X×M-研发能力×协调能力)的回归,得到比较模型二和模型一的R2差异,若显著,则可以判断协调能力的调节作用显著;③将“研发能力”和“系统化能力”加入回归方程,构造模型三,在此基础上将“研发能力×系统化能力”加入回归方程,构造模型四,比较模型三和模型四的R2差异来判断系统化能力的调节作用;④将研发能力和社会化能力加入回归方程,构造模型五,在此基础上加入“研发能力×社会化能力”,构造模型六,比较模型五和模型六的R2差异即可判断社会化能力的调节作用。各模型参数分析见表5和表6。

表5为检验假设H2、假设H3的结果。表6为检验假设H4、假设H5的结果。比较模型一和模型二中R2的差异得出,△R2显著(△R2=0.031,p<0.05),故假设H2得到支持,说明协调能力确实调节了研发能力对技术整合的影响。从模型五到模型六的△R2显著(△R2=0.038,p<0.05),假设H4也得到了支持,说明社会化能力调节研发能力对技术整合的影响。从模型七到模型八的△R2显著(△R2=0.041,p=0.05),假设H5得到支持,说明社会化能力调节技术整合对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但是从模型三到模型四的△R2不显著,系统化能力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验证,假设H3没有得到支持。

表5 回归分析结果之一

变量因变量:技术整合模型一模型二因变量:产品创新绩效模型三模型四企业规模(控制变量)0.030.030.080.07研发能力0.273∗∗∗0.136∗∗0.494∗∗∗0.474∗∗∗技术整合协调能力0.348∗∗∗0.143∗∗研发能力×协调能力1.143∗∗∗系统化能力0.245∗∗∗0.229∗∗∗研发能力×系统化能力0.357∗∗∗R20.328∗∗∗0.359∗∗∗0.409∗∗∗0.411∗∗∗△R20.031∗0.002

表6 回归分析结果之二

变量因变量:技术整合模型五模型六因变量:产品创新绩效模型七模型八企业规模(控制变量)0.030.020.090.07研发能力0.268∗∗∗0.112∗∗0.494∗∗∗0.274∗∗∗技术整合社会化能力0.397∗∗∗0.233∗∗∗0.277∗∗∗0.108∗∗研发能力×社会化能力0.872∗∗0.721∗∗R20.228∗∗∗0.266∗∗∗0.369∗∗∗0.410∗∗∗△R20.038∗0.041∗

注:所有变量经过标准化转换,所有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代表P值<0.05;**代表p值<0.01;***代表p值<0.001

4 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对模型中技术整合的中介作用——协调能力、系统化能力和社会化能力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得出本文假设的检验结果,即假设H1、H2、H4、H5均得到支持,假设H3未得到支持。

假设H1得到支持,表明技术整合是研发能力与产品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是打开这个过程黑箱的关键钥匙。为了获得较高的产品创新绩效,企业除了对研发部门进行大力投入外,还必须时刻关注和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整合。假设H2、H4和H5得到支持,表明社会整合机制确实是研发能力向产品创新绩效转化的另一把关键钥匙。一个企业如果没有高效的社会整合机制,即便对研发投入再多资源,也很难转化为产品创新绩效。企业要想强化自身的社会整合机制,需要从协调能力和社会化能力着手,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流程,强化各职能部门,尤其是研发、制造和市场三者之间的信息流通、人员轮岗培训、联合参与决策等行为。同时,建立和谐的企业文化,形成共同的组织认知和共享愿景,提高各部门成员互动频率,促进企业研发能力向产品创新绩效的转化。

假设H3没有得到支持,可能是由于系统化能力一方面可以促使各职能部门运转更有效率,进而促进研发能力转化为产品创新绩效,另一方面高度的流程化和正式化也会导致行为刻板、部门间壁垒森严、信息与观念流通不畅,从而阻碍研发能力转化为产品创新绩效。这两方面导致促进作用和阻碍作用同时存在,由于这两种作用没有哪种存在压倒性优势,因此研究结果表现为不显著。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技术整合与组织整合机制理论视角下,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为对象,对企业研发能力向产品创新绩效的转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技术整合能够在企业研发能力向产品创新绩效转化过程中有效发挥中介作用。无论是面向产品的技术整合,还是面向工业生产的技术整合,都是从研究开发到工业化生产之间两个紧密衔接的必要环节,也是企业从研究开发到最终实现产品创新的技术保障。因此,企业应当重视内部技术资源整合,注重研究与开发一体化,紧握这把打开黑箱的钥匙,通过技术整合,有力提升企业产品创新绩效。

(2)在企业新产品开发中组织整合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企业应当积极促进各部门间的交流合作,各部门之间也应相互支持与配合、协同一致,共同致力于新产品开发,推动企业产品创新绩效提升。知识在组织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交换与传递贯穿于从产品研发到技术整合的全过程,由上述分析可知,组织协调能力越强,研发对技术整合的影响也越大。因此,企业应激励组织内各职能部门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研发能力快速过渡到技术整合能力。社会化能力贯穿于从研发到技术整合,再到产品创新的整个过程,其对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持续性和连贯性。企业除需激励组织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外,还应保障部门内联系渠道的畅通,并通过有意识的培养,增强企业成员及部门间的默会性,一步步推进企业研发能力向产品创新绩效快速转化。

(3)任何企业在处理组织例行事务时均存在流程化和正式化。一方面,系统化能力高,能够帮助企业协作各部门运作,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过高的系统化能力又会在企业各部门间筑起壁垒。从上述分析结果来看,企业系统化能力对产品创新绩效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并存,其调节作用并未显著展现出来。因此,将系统化能力划分为流程化和正式化两个子维度的方法不足以把这两种作用的效应区别开来,后续研究可以尝试对系统化能力进行新的子维度划分,并开展更深入的探索,以准确描述这两种作用效应。

参考文献:

[1] SZULANSKI G.Exploring internal stickness inpedin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1996(17):27-43.

[2] COCKBURN,HENDERSON RM.Absorptive capcacity,co-authoring behavior,and the 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in drug discovery[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Black-well Publishing,1998,46(2):157-182.

[3] 韦影.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D].杭州:浙江大学,2005.

[4] 邓艳,雷家骕.国内外学者对“技术整合”的两种界定——相关文献的综述[J].科学学研究,2007 (S2):205-209.

[5] 邓艳,王雪梅,雷家骕.面向工业生产的技术整合过程中的资源整合[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 (4):54-57.

[6] 吴家喜,吴贵生.内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以产品创新程度为调节变量[J].软科学,2009 (3):45-49.

[7] 吴贵生,王毅.技术创新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6-9.

[8] MENTZER J & KAHN K.State of sales forecasting in corporate America[J].Journal of Business Forecasting Methods and Systems,1997,16(1):6-13.

[9] SCOTT,BENITO NACIF.Legislative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10] 吴家喜,吴贵生.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实证研究:基于吸收能力的视角[J].科学学研究,2009,27(8):1220-1227.

[11] SPENDER.Making Knowledge the basis of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45-62.

[12] JUSTIN J,P JANSEN ,et al.Managing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how do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matt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6):999-1015.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S].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14] 邓艳.我国机械电子制造行业的技术整合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4.

[15] 郑善伟.全体提升石化企业的生产质量——面向石化行业的技术整合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4.

[16] 王铜安.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型企业技术整合的架构与机理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8.

[17] GUPTA A K,GOVINDARAJAN V.Knowledge flows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473-496.

[18] SONG X M,MONTOYA-WEISS MM.Critic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for really new vs incremental products[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1995,15(2):124-135.

[19] WITHEY M,DAFT R L,COOPER W H.Measures of Perrow’s work unit technology:an empirical assessment and a new scal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3(26):45-63.

[20] GRANT E S,BUSH A J.Salesforce socialization tactics:building organizational value congruence[J].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 & Sales Management,1996(3):17-32.

[21]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37(2):268-274.

[22] L S AIKEN ,S G WEST.Multiple regression: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J].Newbury Park,CA:Sage,1991:212.

[23] COHEN W M,LEVINTHAL D A.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28-153.

[24] Zahra S,George G.Absorptive capacity:a review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extens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27(2):185-203.

[25] DAGHFOUS A.Absorptive capaci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est practices[J].S.A.M.Advanced Management Journal,2004,69(2):21-27.

[26] GREGORY N,STOCK,NOEL P,et al.Firm size and dynam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Technovation,William A,2002(22):537-549.

[27] VEUGELERS R.Internal R&D expenditures and external technology sourcing[J].Research Policy,1997,26(3):303-315.

[28] 汪波,宋泽海,阎颐.技术创新战略与企业组织模式的适应性[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10):130-133.

[29] COOPER R G.Product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strategy[J].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0,43(1):38-41.

[30] BROUWER E,KLEINIKNECHT A.Innovative output and a firm's propensity to patents:an exploration of CIS micro data[J].Research Policy,1999(28):615-624.

From R&D Capabilities to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Different Roles of 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Dai Yong1,Wang Shihui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Wuhan 430068,China;2.Th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China)

Abstract:Previous literatures have proved that R&D capabiliti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R&D capabilities to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e analyze this proces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theory, and then use combining data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rom manufacturing firm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medi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R&D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 has three sub-dimensions: coordination capability, systems capability and socialization capability. The coordination capability and socialization capability mode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R&D capa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Meanwhile, socialization capabil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R&D Capabiliti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DOI:10.6049/kjjbydc.2017010335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24-0007-06

收稿日期:2017-03-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233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0306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630008);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2JZD042)

作者简介:戴勇(1975-),男,湖北黄冈人,博士,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学研与协同创新;王诗卉(1992-),女,湖北襄阳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学研与协同创新。

(责任编辑:胡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