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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业企业迁徙是创业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决策。基于文献研究并结合创业企业家特征，构建创业企业迁徙意愿影响因素模型，重点探讨在不确定性容忍度影响下创业企业迁徙意愿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环境、生活质量、政府服务质量是影响创业企业迁徙的三大外部因素，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则是重要的内部因素，随着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提高，生活质量对迁徙意愿的影响减弱，而政策环境对迁徙意愿的影响增强，表明当前创业企业孵化与迁徙受政策环境主导。研究结论进一步解释了迁徙情景中创业企业对区域经济环境不敏感以及云集于北上广深等生活成本畸高的城市等现象。

0 引言

企业迁徙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区位调整形式，是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及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企业迁徙活动日益频繁，尤其对于在孵创业企业孵化期满时，是继续留在孵化器所在地或迁往其它地区，已成为创业企业发展的重要决策。企业迁徙有利于创业企业获得更好的区位条件以实现自身快速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配置及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因此，探讨创业企业迁徙决策影响因素及内在作用机制，有助于正确认识现阶段存在的创业企业迁徙现象，对引导创业企业科学迁徙，实现创业企业与区域发展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迁徙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迁徙动因[2-3]、影响因素[4-5]、决策行为及过程[6]、迁徙绩效[7]等方面，且多以劳动密集型、污染型或资源型等发展相对成熟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如纺织制衣企业、家电企业、化工企业等，而针对创业企业迁徙行为的研究较为匮乏，并且创业企业与成熟企业在内部组织管理特征及外部发展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以往成熟企业迁徙影响因素研究及结论对创业企业迁徙现象的解释力及指导意义有限。譬如，相关研究表明，产业梯次转移、追求低成本是成熟企业迁徙的主要动力，然而创业企业却聚集于生活成本及土地、劳动力等经济要素成本畸高的北上广深等城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需要进一步探索分析。

本文针对现阶段创业企业迁徙影响因素研究局限，借鉴以往研究成果，以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创业企业自身发展特征，构建创业企业迁徙影响因素模型，重点考察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对创业企业迁徙决策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将为区域政府引导创业企业合理迁徙提供政策指导。

1 创业企业迁徙决策影响因素选择

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是影响创业企业迁徙决策的重要内部因素。不确定性容忍度是指个体面对不确定性情景时，在认知、情绪或行为反应倾向上的个体差异[8]。对于创业企业来说，在其内部组织结构简单、决策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创业企业家对企业发展决策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但是信息不对称、制度缺位等问题使创业企业发展面临比成熟企业更高程度的环境不确定性[9]，进而影响创业企业家决策。因此，创业企业家必须具有独特的个体特质，如不确定性容忍度，以适应创业压力。当前企业迁徙影响因素研究并未将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纳入研究框架，鉴于此，本研究将重点探讨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对创业企业迁徙决策的影响机制。

区位环境因素是影响创业企业迁徙的关键要素[10-11]。现阶段区位环境因素研究主要从企业视角出发，考察区位经济环境对企业迁徙决策的影响，如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市场集中度、产业规模等，而从企业家等“人”的视角出发，探究区位生活质量对企业迁徙决策影响的研究较少。相关研究表明，创业人员尤其是创业企业家对企业机会识别[9]、绩效产出[13]等具有重要影响，因而有必要将区位生活环境及经济环境共同纳入创业企业迁徙决策研究框架中。

区域政府对创业企业的管理与扶持是影响创业企业迁徙决策的重要因素。该视角下的既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政府政策对企业迁徙的影响[2,12]，政策因素同时包含了政府服务质量与政府政策两个维度。政府服务质量是对政府通过综合或专业组织为创业企业提供的公益性、扶持性或中介性服务质量的评价[14]，而政府政策是政府为促进企业发展而出台的政策文本，二者有着本质区别，将二者视为同一个因素进行研究过于笼统，并且当前单纯对创业政策文本内容的研究已不能适应创业企业迁徙实践。由此，本研究将政策因素分为政府服务及政策环境两个维度，并分别就两个维度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创业企业特征，从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区位环境层、政府管理层因素入手，初步构建创业企业迁徙决策影响因素模型。

2 研究假设

2.1 区位环境层因素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

2.1.1 生活质量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

生活质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条件的优劣程度。良好的生活质量有利于创业企业家安心创业，努力追求自我价值实现。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只有在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得到满足时，才会追求自我价值这种高层次需求。创业企业家可能面临资金缺乏、城市外来人口身份等现实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降低了创业企业家及其家属的生活水平。当医疗、住房、子女入学等得不到较好保障时，生活需求成为创业企业家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生活诉求得到满足后，自我价值、事业成功等需求将成为创业企业家继续努力的主要内在动力，客观上，良好的生活质量允许创业企业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创业活动中，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时间及精力保障为提高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能够较好满足创业企业家生活诉求的区位将对其产生较大吸引力[15]。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1：目标区位生活质量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正向影响。

2.1.2 经济环境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

经济环境是创业企业获取发展要素、维持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发展离不开各种资源支撑，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资源的异质性及不可模仿性。区域经济环境是创业企业的资源库，可为创业企业提供异质性资源，使得不同区域的创业企业在发展速度、发展模式及竞争优势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创业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主动迁徙以获取目标区位丰富、独特的资源，培养企业不可模仿的持续性竞争优势。然而区域经济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新古典区位理论指出，原区位要素价格提高导致企业盈利无法抵消成本是企业迁徙的主要原因。实际上，除了区位要素价格外，区位人才数量及素质、消费者偏好、企业间竞争程度等经济要素也在不断变化，并且创业企业自身无法主导或改变区域经济环境变化的方向和趋势。因此，创业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只能通过迁徙来适应区位经济环境中各要素的变化并谋求自身发展[16]。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目标区位经济环境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正向影响。

2.2 区位政府管理层因素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

2.2.1 政府服务质量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

政府服务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为深刻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政府服务通过拉动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进步，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及优化[17]。同时，政府服务质量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一个值得公众信任的政府能够促进社会各方合作、提高相关制度执行效率[18]。创业企业作为我国新常态下促进区域经济转型、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经济实体，是区域政府服务重点支持的对象之一。当前政府服务已逐渐渗透到创业企业发展初期、中期、后期每一阶段[19]，且通过创客空间、孵化器等创新型平台对在孵创业企业提供工商代办、管理咨询、产品宣传、供需对接等服务，是政府实现其服务创业企业职能的主要途径。高质量的政府服务不仅为创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而且降低了创业企业的交易成本[10]，缓解了创业企业发展压力。相关研究表明[14]政府服务和支持已成为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国门、迈向海外的重要支撑力量。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目标区位政府服务质量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正向影响。

2.2.2 政策环境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

我国创业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生存发展压力。据统计，创业企业成立5年后的成活率仅为45%，40%左右的创业企业甚至维持不到一年。然而创业企业新创弱性等问题的存在，使其难以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取生存空间，必须凭借政府营造的创业政策环境，获取相应的支持及保护，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发展。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创业政策文本[20]及创业扶持手段[21]，本文中的创业政策环境是指创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制定、执行及发生效用过程中一切外部政策条件的总和，是各方面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动态有机整体。创业政策环境对创业企业发展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在直接作用上，创业政策环境中相关创业扶持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如税收优惠政策、项目研发经费等对创业企业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推动作用[6，22]；在间接作用上，创业政策环境可以促进市场相关资源整合，推动市场资源配置向创业企业流动和倾斜，进而加快创业企业孵化和发展进程[23]。因此，创业政策环境优劣对创业企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基于以上分析作出假设：

H4：目标区位政策环境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正向影响。

2.3 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

高层管理者是组织决策的主体，其个性特征对组织战略决策、资源集聚、组织绩效产出等有重要影响，且高层管理者在组织中拥有的自主权越高，这种影响作用越明显[24]。创业企业家作为创业企业的创始人及高层管理者，掌握着创业企业重大事项的绝对决策权，而创业企业的新创弱性及外界环境等变化的未知性使创业企业的发展，尤其是迁徙行为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因此，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是影响创业企业迁徙决策的重要内部因素。

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将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产生影响。首先，创业企业家作为创业企业重大发展决策的制定者，其不确定性容忍度会直接影响创业企业的迁移意愿。其次，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通过影响外部因素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关系，间接影响创业企业迁徙意愿，即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具有调节作用。

2.3.1 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直接影响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影响着个体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同时也影响着个体的情绪反应，通常与担忧、焦虑、抑郁[25]等情绪呈负相关关系，而担忧、焦虑等情绪促使个体作出风险规避型决策[26]。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通过引起决策者的情绪变动影响其风险偏好，进而对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对于创业企业家来说，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创业企业家在决策时较容易产生担忧、焦虑等情绪，从而规避迁徙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因此低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创业企业家更倾向于留在原区位；反之，高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创业企业家更倾向于选择迁徙。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5：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正向影响

2.3.2 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调节作用

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在不同外部因素与迁徙意愿的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的调节作用。目标区位生活质量越好，创业企业迁入意愿越强，但是高不确定容忍度的创业企业家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26]，使其勇于承担当前区位生活不确定性，在逆境中谋求生存；加之在利益驱动下，高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创业企业家更加愿意容忍现区位的生活不确定性以换取企业的更好发展。因此，随着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提高，目标区位生活质量对创业企业家的吸引力逐渐降低。目标区位经济环境、政府服务及政策环境越好，创业企业迁徙意愿越强，并且高不确定性容忍度使创业企业家具有较高的风险倾向，同时在利益驱动之下，高不确定性容忍的创业企业家更愿意并且能够容忍企业迁徙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而增强其迁徙意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a：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在目标区位生活质量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H6b：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在目标区位经济环境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6c：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在目标区位政府服务质量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H6d：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在目标区位政策环境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得到本文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3 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

3.1 样本基本情况

本研究选取山东省内创客空间、大学科技园等孵化平台内的创业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问卷260份，回收率为100%。剔除无效问卷(题项未回答、所有题项选择统一答案及答案自身矛盾等问卷)30份后，共得到有效问卷23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8.46%。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3.2 变量

由于部分变量没有成熟问卷可供参考，本研究在借鉴以往企业迁徙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问卷编制，然后请相关专家对问卷进行修改，形成最终问卷。

生活质量采用以下5个题项进行测度：①物价；②交通便利程度；③生活娱乐设施建设；④医疗保障；⑤教育资源。

经济环境[2,11]采用以下5个题项进行测度：①市场竞争公平性；②相关人才获得难易程度；③资金获得难易程度；④技术标准健全程度；⑤创新性平台建设情况。

政府服务[14]采用以下5个题项测度：①政府形象(可靠性)；②服务场所整洁度(有形性)；③行政效率(反应性)；④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及可信赖程度(保证性)；⑤政府服务个性化程度(移情性)。

政策环境[27]采用以下5个维度进行测度：①相关法律法规、创业扶持政策的完善性；②创业扶持政策的衔接性；③相关法律法规、创业扶持政策透明化建设；④相关法律法规、创业扶持政策落实情况；⑤相关法律法规、创业扶持政策的有效性。

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借鉴Lumpkin[28],Timmous[29]的定义，采用以下3个题项进行测度：①当决策存在不确定性时，您会朝好的方向去想，积极对待；②您喜欢创业不确定性带来的刺激；③当创业活动实际情况与原计划存在较大偏差时，您会适时采取措施而不是等等看。

创业企业迁徙意愿采用正向与反向题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测度，包括以下4个题项：①您希望您的企业继续留在当地发展；②当符合毕业出园条件时，您有可能将企业迁徙到当前孵化器所在地；③当地对创业企业发展来说存在很多缺陷，因此您希望将企业迁出本地；④您已决定在企业毕业出园时将企业迁出当前孵化器所在地。

控制变量参考李彦军等[30]的研究，将企业成立时间、企业所属行业以及情感因素中当地是否为父母工作生活所在地(乡土情结)、当地是否为毕业院校所在地(对特殊区位的偏好)作为控制变量。

除客观值外，其它题项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

3.3 信度与效度检验

分析数据前，先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然后利用SPSS20.0统计软件中方差最大旋转时的主成分分析法对问卷潜变量进行分析，检验问卷的有效性。整体问卷及各变量的KMO均大于0.6，且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显示样本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6的题项，除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外各潜变量的Cronbach′s系数均大于0.7，组合信度(CR)均大于0.8，达到信度要求。各潜变量的观测变量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在0.650～0.852之间，各潜变量的聚合效度良好，具体内容见表3。

区分效度可以反映变量之间的差异性。如表4所示，各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大于各潜变量与其它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注：+p<0.1,*p<0.05,**p<0.01,***p<0.001；对角线上为AVE的平方根，下同

4 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阶层回归方法探究生活质量、经济环境、服务质量、政策环境以及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影响，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模型M1、M2、M3、M4的F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以上3个模型整体上达到显著性水平；模型M1、M2、M3、M4各变量的最大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5，表明以上3个模型均可忽略各变量间的共线性影响问题。

4.1 控制变量的直接影响作用检验

将控制变量引入模型M1。模型M1显示，企业成立时间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20，p<0.001)，说明成立时间较长的创业企业迁徙意愿较强。这与成熟企业迁徙的研究中“企业成立时间越长，迁徙意愿越弱”的结论不符[12]。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创业企业对原区位认知程度不断加深，区位劣势逐渐暴露。当区位劣势成为创业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时，创业企业将前往其它区位，因此创业企业成立时间越长，迁徙意愿越强。然而多数成熟企业对原区位有较强的文化根植性和较深的社会网络嵌入度，因而其迁徙意愿较弱。

4.2 生活质量、经济环境、服务质量、政策环境的直接影响作用检验

在模型M1的基础上，加入生活质量、经济环境、政府服务质量及政策环境，构成模型M2。模型M2结果显示。

生活质量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70，p<0.05)，H1成立；经济环境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正向影响作用，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β=0.017，p>0.1),H2不成立。

政府服务质量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27，p<0.05)，H3成立；政策环境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26，p<0.001)，H4成立;创业企业迁徙意愿受到生活质量、政府服务质量及政策环境的影响，其中政策环境的回归系数值最大(β=0.226，p<0.001)，说明政策环境是影响创业企业迁徙决策的关键外部因素。经济环境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论与以成熟企业为对象的研究结论不同[2,11]，可能原因有二：首先，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创业企业的目光依然聚焦于如何生存，对获取并利用经济环境中各要素实现发展无暇顾及[2]，加之创业企业规模小、团队成员构成稳定、资金获取主要渠道为自身资本积累等特征，使得创业企业对于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需求较小；其次在中央政府积极倡导双创的背景下，各区域政府为了鼓励创业并扶持创业企业发展，对创业企业采取力度大、范围广的创业补贴政策，且创业补贴弥补甚至超过了由于当前区位不利经济环境给创业企业带来的利润损失，导致创业企业在迁徙时并不十分在意区域经济环境现状，这也反映了当前我国多数创业企业的生存状态。因此，当前多数创业企业的迁徙决策以政策环境为主导，而经济环境的影响作用有限。

4.3 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直接影响作用检验

在模型M2的基础上，加入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构建回归模型M3。结果显示，创业企业家的不确定性容忍度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31，p<0.001)，H5成立；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回归系数(β=0.231)仅次于政策环境的回归系数(β=0.274)，说明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是影响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重要内部因素。

4.4 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调节作用检验

在模型M3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项，构成回归模型M4。模型M4的结果如下。

生活质量与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交互作用项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β=-0.138，p<0.05)，H6a成立;经济环境与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交互项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正向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β=0.033，p>0.1)，H6b不成立;政府服务质量与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交互作用项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正向影响，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β=0.069，p>0.1)，H6c不成立;政策环境与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交互作用项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27，p<0.1)，H6d成立。

为了更好地解释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在生活质量及政策环境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按照Aiken和West[31]的方法，对H6a、H6d中环境不确定性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得到调节效应如图2、图3。由图可知，随着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提高，生活质量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影响减弱，而政策环境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影响作用增强。比较两种调节结果可知，高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创业企业家对生活方面不确定因素的敏感程度较低，或即使感知到较高程度的生活不确定性，但其选择容忍现区位生活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困难而非选择迁徙；但如果目标区位政策环境优于当前区位的政策环境时，创业企业家则选择容忍迁徙过程所产生的不确定因素而迁入目标区位。这对解释多数创业者为何选择在生活压力较大但创业政策环境优越的城市创业，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却不愿迁往更容易实现较好生活质量区位的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根据各模型的实证结果，将各影响因素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作用机制总结如表6，进一步就区位环境层及政府管理层因素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作用效果进行对比分析。从各因素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直接作用机制看，除区位环境层下的经济环境因素外，其它各变量均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在考虑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作用时，区位环境层下经济环境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同时随着不确定性容忍度提高，生活质量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作用逐渐减小；政府管理层下政府服务质量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虽然不显著，但随着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提高，政策环境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因此，在考虑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调节作用机制下，相比于区位环境层因素，创业企业家在迁徙时更注重区位政府管理层因素，尤其是政策环境因素。

5 结果讨论与管理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创业企业迁徙意愿影响因素模型，重点考察了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影响下创业企业迁徙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如下：

(1)创业企业成立时间对创业企业迁徙决策有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在一定期限内，创业企业成立时间越长，迁徙意愿越强。

(2)区位生活质量、政府服务质量及政策环境是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而经济环境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影响有限。

(3)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是影响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关键内部因素。首先，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有直接促进作用；其次，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在生活质量、政策环境等外部因素与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随着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提高，生活质量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促进作用减弱，而创业政策对创业企业迁徙意愿的促进作用增强。

(4)从整体上看，在考虑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前提下，相比于区位环境层因素，创业企业在迁徙时更注重政府管理层因素。

5.2 管理启示

本文基于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如下区域政府引导创业企业合理迁徙的政策建议：

(1)强化企业家精神培育，提高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的提高可以降低本区域创业企业家的外迁意愿。区域政府可以组织针对本地创业企业家的专题培训，培育创业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提高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进而留住本地创业企业家及优质创业企业。

(2)营造良好的创业政策环境。良好的创业政策环境可促进当地创业企业发展并吸引创业企业入迁。政府应通过实地调研、深入访谈等多种途径了解本地创业企业的政策环境需求，从需求出发优化创业政策环境；与创新创业发展较好的城市进行对标，剖析本区域政策环境与标杆城市的差距，在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政策环境现状及特点，营造适合本地创业企业发展的创业政策环境。

(3)打造安心舒适的生活环境。良好生活环境可促进创业企业家安心创业，助力创业企业发展。区域政府可创建创业人才生活服务平台，通过平台收集创业人才的生活需求并及时提供信息反馈，实现政府与创业企业间信息的双向流动；创建区域创业人才研修基地，推进创业企业、创业培训机构“企智”对接，开展管理技能培训、疗养保健等项目，增强创业人才对本区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4)客观评价并提高政府服务质量。政府服务是促进区域创业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区域政府应在吸收相关专家及本地创业企业意见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创业企业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包括创业企业在内的多主体综合评价程序，定期对政府服务质量进行测评。一方面，政府可将评价结果作为改善服务质量的依据，另一方面，该过程有助于增强创业企业对政府的信任，促进了创业企业与政府的交流合作。

5.3 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如下：本文用于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山东省创业企业，因而今后研究中可扩大样本的地区选取范围，对不同地域创业企业迁徙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的差异性进行对比研究；本文的研究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在以后的研究中，可选取几个典型城市的创业企业进行追踪研究，对创业企业迁徙影响因素随创业企业发展而变化的特征及规律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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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Entrepreneurs' Uncertainty Tolerance on the Migration Decisio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590,China)

Abstract：The migr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s a very important decision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growth.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this study develops a model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migration intention, and primarily research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ir mechanism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nten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ncertainty tolerance of entrepreneurial entrepreneurs.The study found that policy environment, quality of life and quality of government service is the main extern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igration inten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and the uncertainty tolerance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s an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With the strengthen of uncertainty tolerance of entrepreneurial entrepreneurs, the impact of quality of life on the intention to migrate is weakened, while policy environment on migration intention is enhanced, reflecting the policy environment-oriented features of the current entrepreneurial business incubation and migration.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further explains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n the migration scenario are insensitive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gathered in the cities such as Beijing,Shanghai,Guangzhou,Shenzhen and other cities with an extremely high cost of living.

Key Words: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Migration Decision; Influencing Factors; Policy Suggestions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0315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6YJC630020)；山东科技大学科研创新团队项目(2015TDJH103)

作者简介：刘新民(1965-)，男，山东莒南人，博士，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家理论、区域经济；张亚男(1993-)，女，山东滨州人，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范柳(1984-)，女，湖南长沙人，博士、博士后，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创业企业管理、技术创新管理。本文通讯作者：范柳。

创业企业家不确定性容忍度对企业迁徙决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