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军民融合发展基金支持体系结构
摘 要：当前，国家和地方各级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政策制度环境持续优化，基础设施、产业、科技等方面蕴含的丰富国防储能亟待释放，金融领域和社会资金不断集聚与资源闲置并存，蕴含着巨大的系统投资体量和潜力。因此，亟需着眼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与其它国家战略综合施策资金需求，以军民融合发展基金创新为抓手，坚持体系化推进，面向军民融合多领域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持。
关键词：军民融合；基金支持；体系创新
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正处于从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推进的关键阶段[1]，军民融合领域金融创新迎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基金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融资方式，最早产生于英国，发展于美国。美国军民融合程度较高，基础设施、军工、科技等产业发展都是由基金等金融工具推动的。
从当前形势看，军民融合领域资金需求巨大，各地各行业设立军民融合基金创新热情也空前高涨，但整体而言时间较短、规模较小、品质不齐，系统性、示范性、辐射性功能不足；以开发式金融、投资银行和军工资产证券化等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主动投资”虽然吸引了部分社会资本参与，但政府、国有企业、银行依然是长期投资的三大支柱，军民融合发展“财政依存度高，社会资本参与率低”的现状尚未改变；军民融合产业依旧存在市场化程度偏低、融资活动过于依赖政府、风险过于集中等诸多问题，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资本市场失灵，导致金融资本从基于创新和创业的瓶颈领域中移走，军民融合长期稳定发展面临资金需求困境。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16年5月1日联合印发的《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领域资源共享体系、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社会化体系、国防动员体系[2]。”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印发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服务和金融产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引导作用及开发性金融优势，拓宽军民融合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融资渠道”[3]，扭转上述军民融合发展基金支持体系发展现状，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提供体系化金融支撑，深入贯彻《意见》和《规划》要求，围绕军民融合发展各方(政府、企业、市场、社会、中介机构等)的不同预期，进行以军民融合统筹基金为重点的金融工具、金融制度、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改革与创新。
基金支持体系与银行融资体系、信用担保体系等构成军民融合融资框架体系(见图1)，基金形式活跃于银行融资模式，是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实体经济的主要手段和平台载体。军民融合发展基金支持体系内部分类主要以招募说明书中基金确定的资产配置比例、业绩比较基准及投资目标为基础。具体而言，按发起性质可分为政府专项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政策性担保基金、国际合作基金等多种类型，按收益目标形式可分为公益性基金和投资基金，按投资方式可分为股权、债权、贷款、基金等多元化投资基金。其中，以国家引导基金为发起人，联合地方政府、社保、保险等其它投资机构共同设立的各行业基金为主流，对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政策工具，军民融合发展基金不仅要重视对接项目，加速军民融合发展，更要对中小企业发展给予足够的金融支撑、科技金融支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撑，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图1 军民融合发展基金支持体系结构
(1)政策支持红利加码。随着相关制度体系的不断健全、投资优惠政策相继出台，军民融合领域政策红利累积释放效应初现。《意见》明确指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机构设立统筹建设投资基金。”随后，相关配套优惠政策不断发布，资质审批不断简化，这些为基金支持体系创新提供了重要政策保障。从投资优惠政策看，《规划》明确强调引导、激励、扶持、补偿等政策导向，加快出台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财政、价格、投融资政策，研究推动军品税收制。在国家持续推动下，《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十三五”规划》、《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十三五”军民融合科技专项规划》等配套优惠政策有望陆续出台，军民融合投资领域政策红利即将释放叠加效应。
(2)市场发育不断健全。中国已经从资本稀缺国向资本大国迈进，不断发育完善的金融资本市场体系，将促进资金迅速、有序、顺畅流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赢拥有了越来越好的资本环境。2013年，我国社会存款突破100万亿元，且仍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2016年，债券市场发行各类债券达36.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2%；2017年，在全球范围内60个主要股票市场市值排名中，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稳居第4位与第5位，仅次于纽约、纳斯达克与日本交易所。运用中国资金与金融市场实力直接支持军民融合战略发展，已具备充分的市场能力和现实基础。
(3)资金规模持续扩大。随着国防建设由军民结合向军民融合发展深化，相关资金投入体量空前巨大，且持续扩大。主要类型包括国防经费、军工企业投入、国家专项投入、地方政府投入及社会投资等。随着国家战略的快速推进，开放领域拓宽、资质审批简化、参与方式多样化，民营企业将进一步深度介入军品开发、生产、维修等武器装备全寿命领域，民参军占比有望提升至50%，我国2020年民参军市场规模或将超过8 000亿元。拥有先进技术和优质销售渠道的民营企业将获取更多军工订单。未来15-20年，中国民参军领域存在体量巨大的系统性投资机会。
(4)资金效能亟待提升。军民融合发展资金需求量大、金融服务需求特殊，各类项目市场化程度偏低、融资活动过于依赖政府信用、风险比较集中，以银行为主体的传统资本市场失灵导致金融资本从基于创新和创业的瓶颈领域移走，军民融合长期稳定发展面临资金需求困境，亟需拓展投融资渠道、开展精准金融服务，既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又保证资金盈利。现代金融手段的引入与创新，为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注入了新活力。资产证券化、发展基金平台、开发式金融手段等的探索与运用，盘活了军工存量资产，吸引了民用技术与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创新和军队后勤保障领域。各种形式的军民融合投融资项目及平台建设发展，在军民品市场和产业战略上承担了部分风险，局部成效初显。军民融合投融资平台建设亟待规范化与转型发展，整体效能有待提升，总体面临融资渠道偏窄、交易成本偏高、运营效率偏低等共性问题，必须依托成熟的基金服务模式和金融产品，从可持续发展创新角度构建广泛化和系统化决策体系，研究军民融合发展重点投资领域，测算总体融资需求，规范融资模式和产品设计，梳理发布投融资项目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投融资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
(1)以国家产业基金为主。我国国家产业基金从2006年开始募集，截至2016年，共有50多家央企开展了股权投资基金工作，牵头发起和参与基金达200多支，募集资金总规模达到6 000多亿元，从而积累了丰富经验，支撑了大量产业转型升级，保障了很多军工企业和其它国企改制与股份改革，促进了企业间合作及资金融通，培育了较为固定的项目池基础，拓宽了项目来源信息渠道，保证了专业化项目筛选机制和人才储备。
(2)以科技类引导基金为辅。科技类引导资金以政府主导为主、资本市场和银行主导为辅，通过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搭建科技与金融结合协作平台，通过设立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和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产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科技金融合作政策体系。主要模式有：①山西“引导基金+担保公司”，主动推荐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从中选取符合条件的企业，为其提供上门服务；②南京“金融超市+银企对接”，让各类创新创业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获取相应金融支持；③广东省“大数据平台+知识产权担保平台”，2008年该省成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中心，积极推广“EMC +供应链+金融”商业模式，引入信用保险机制，通过联合银行、保险公司、担保机构等金融机构，帮助一些企业实现信用数字化、资产化和货币化，从而搭建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平台，试点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等。
2015年，随着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成为金融投资领域密切关注的焦点，各省市、各行业、各类军民融合基金不断涌现(见表1)。
(1)省市基金平台。如贵州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四川天府弘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绵阳军民融合成果转化基金、西安市军民融合投资基金、陕西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军民融合、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大数据、工业技术共5支基金)，主要由各省市通过自己的资源筹集资金，运用金融手段促进创新要素集聚，重点投向先进技术、产业产品、基础设施等军民共用领域，以及军民融合产业园或创新示范区建设，规模都不大，不具有全局辐射性。
(2)产业基金平台。如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中船重工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中信国通军民融合基金、航天紫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等，一般由军工集团发起，通过资产证券化、发展基金平台、开发式金融等现代手段等的引入与创新，盘活军工存量资产，吸引民用技术与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创新和军队后勤保障领域，为军工企业注入新活力。这类基金主要是军工企业为自我开展股份制改造而重组或新设的若干基金，其目的是“自我消化”。
(3)科技阶段性或引导基金。如四川绵阳军民融合成果转化基金、达晨创投军工子基金、国创投资引导基金等，科创型企业投资具有周期长、经费多、资产轻等特点，研制过程中的费用风险、进度风险、技术风险和计划风险都较大，通过设立引导基金、阶段性投资基金等，辅以一定的担保平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平台等，可解决科创企业因可供抵押资产不足而引致的融资难题。这类科技阶段性或引导性军民融合基金的特点是规模较小、投资领域有限，不具备示范效应。
(1)前期基金实践虽然积累了丰富经验和相关基础，但实用效果有限。十几年来，我国产业基金的丰富实践，尤其是军工企业参与的相关基金平台，在金融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引进及培育了一批专业化军民两用基金人才，有效提升了金融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如保利防务股权投资基金在多年运营实践中，利用与全球130多个国家军贸往来交易直接收集数据信息，构建了自己的“防务云”平台，采用“O2O”模式(线上整合数据、线下股权投资)牢牢把握全球军工市场需求。还有成立多年的航天产业投资基金，由于拥有一定的行业背景、较为稳定的项目源，基金运营近10年依旧比较活跃，成为国内少数规模较大、存继期较长的基金，且已成为经验丰富的专业基金运营平台。然而，这些人才、信息、资源平台大都散落在各行各业，未能得到有效整合与利用，效果有限。
(2)各地各行业基金规模参差不齐。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正处于从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推进的关键阶段，相关领域缺乏市场自主融资能力、有效途径和良好的市场预期等，需要系统性金融支持在其成长期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走过初级发展阶段后，最终获得在公开市场上募集资金的竞争力。当前，各地各行业传统和创新军民融合基金与融资平台虽然不断涌现，军民融合领域金融创新热情高涨，但总体而言，军民融合基金规模有限、功能欠缺、品质参差不齐、优惠政策不平等、信息不对称、行政歧视问题依旧存在，相关基金资源有待整合，平台数量需要控制，平台实力和信用等级也亟需增提升。
表1 国内军民融合基金调查统计情况
序号基金名称规模(亿元)时间性质投资方向1国创投资引导基金15002017产业基金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技术经过产业化验证、市场空间巨大、成长迅速的航天、核能等军民融合产业等2中信国通军民融合基金1002017产业基金重大基础设施深度化民用开发、支持军民两用新技术应用领域和大数据应用技术3河南宏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302017政府产业基金洛阳市及河南省范围内军民融合产业核心企业和重要项目，原则上不低于基金规模的60%4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3022016产业基金军工企事业单位改制、军工装备、军工资产证券化、军民融合技术等5贵州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1002016政府产业基金“军转民”、“民参军”及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项目6达晨创投军工子基金12016产业基金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军工电子7四川天府弘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1002016政府产业基金“军转民”、“民参军”及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项目8四川绵阳军民融合成果转化基金202016政府引导基金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中的科技成果企业为主，涵盖电子信息、信息与控制技术、航空航天等9陕西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军民融合子基金)3002016政府产业基金高端装备制造、军民融合、新材料、大数据及工业技改等领域企业、项目和子基金，投资陕西省的比例不低于70%10航天紫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2～32015产业基金围绕科工集团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军民融合主题，重点关注智慧城市、智能制造、信息安全等领域11中船重工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2002015产业基金利用社会资本参与中船重工集团各主业板块资产证券化、所属企事业单位混合所有制改革等12西安市军民融合投资基金42014政府引导基金扶持西安军民融合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产业、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以及提供军民两用技术的民用企业
(3)缺乏综合类系统投资基金平台。军民融合投融资及平台建设缺乏综合类系统投资基金平台，亟待规范化发展、转型化发展，虽发展成效初显，但整体效果有待提升。总体而言，面临产品单一、系统性不足、投资面较为局限等共性问题；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服务模式和金融产品；缺乏广泛化和系统化体系；缺乏从可持续发展创新角度分析复杂决策的系统机构平台，如分析军民融合发展重点投资领域、测算总体融资需求、规范融资模式和产品设计、梳理发布投融资项目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投融资保障措施和政策建议等。
基金作为一种特殊融资方式，在国外已有1 000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全球基金市场总值超过3万亿美元，尤其在欧美国家，基金对经济尤其是产业发展的参与度非常高。
欧美地区金融与军民融合发展经历了长时间合作后，其模式已经比较成熟。美国军民融合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军工、科技等产业发展都是基金等金融工具推动的结果，由于社会资金参与，美国军民融合度相当高[4]。代表性基金有：
(1)美国十大财团与主要军火供应商联姻。如摩根财团利用其在金融业方面的雄厚基础，控制了美国主要军火承包商中的通用电气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格鲁曼飞机公司；花旗银行财团则控制着从事军火生产的波音公司和联合飞机公司，是美国喷气式轰炸机、民兵Ⅲ洲际导弹、阿波罗计划及制造火箭和宇宙空间发射器等军用产品的主要承包商[5]。
(2)欧洲结构基金(ESF)。2009年11月，由欧洲防务局(EDA)发起，总体目标是为了提高欧洲创新能力，防止国防与民用领域重复研究，以节省资源、优化军民协调发展。旨在系统协调EDA研究投资，展开军民及空间相关领域研究，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航天局十分注重国民和军事使用的双重用途。EDA致力于促进产业及学术军民融合研究，其是国防安全研究的创新力量。其2014-2020年计划重点是：①提高成员联防军事能力，加强欧洲公民安全，培育具有竞争力和创新的产业基础；②支持共同研究，共同开发国防装备和技术；③对国防工业中小企业、初创企业、中等企业及其它供应商加强投资。欧洲结构投资基金和欧洲投资银行(EIB)集团为开展相关军民活动提供了一系列财政支持。
(1)以色列Yozma基金设立于1993年，最早由政府发起。母基金由政府全资设立，共分3期，其中有80%的资金用于投资10个私人风险投资基金，份额占40%，每只YOZMA子基金都采取独立有限合伙企业模式；20%资金直接对高科技企业投资。政府资金介入保证了每支子基金专注于高科技企业早期投资，为竞争性活跃的风险投资产业奠定了相关基础。其引入国外成熟的风险投资模式，每只基金由一家知名国外风险投资机构和一家国内金融机构组成。从1998年开始，对运营良好的子基金，政府采用拍卖方式对基金进行私有化。
(2)澳大利亚基础设施产业基金(Australian Infrastructure Fund)成立于1997年，主要业务范围是引入社会资本投向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包括航空、轻轨、海港及收费公路，主要项目有珀斯机场、昆士兰机场、Porterbrook(英国三大铁路租赁巨头之一)、新皇家阿德莱德医院、美国德州中心收费公路、澳大利亚巴拉腊特水处理中心等，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有效降低了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3)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正在建设世界一流的国内和国际投资组合，并将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涉及项目能源、通信与交通、公共事业及基础设施等领域。
(1)金融业与军民融合产业高端集群化。在欧美市场，金融业与军民融合发展合作体现出高端集群化特征。欧美地区军工龙头企业背后都有稳定的资本来源，金融巨头与龙头军工企业高端资源间的联姻，展现出金融机构与企业高端集群化发展趋势，实现了金融资源与实业的有效对接，金融支持为军民融合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保障，而军民融合发展为金融产业壮大创造了巨大发展空间。如美国传统国防供应商通用原子能公司早期专注于核武器和电磁炮[6]，最近十几年转向无线和激光技术，在全球无人机市场迅速崛起，其本身并非上市公司，背后是以摩根财团为首的金融巨头稳定、持久、专业的资金助力。
(2)基金与政策配套使用，落实相关目标。崇尚自由市场、反垄断法措施严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欧美国家，在金融领域集中度却非常高。很多国家政策落地，都有金融业多种形式的配套支撑[7]。以基础设施领域为例，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多为公共部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大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同时伴随着金融资本市场不断发育成熟，私营资本基金通过政府主导基金市场，注资进入相关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有效降低了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如澳大利亚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支出已从原来占预算的14%下降到现在的5%。另外，为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美国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案，为中小企业参与武器装备市场竞争设立了扶持基金，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如美国SBIC政府引导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致力于筹措技术研究开发基金，发放研究开发资金)，DARPA基金(支持航天领域重要承包商SpaceX公司的成长与崛起)。在政策和资金的配套助力下，美国五大国防军工企业占国防部研发合同份额从2009年的57%下降到2015年的33%，而小企业在国防研发合同市场的份额从2009年的10%增加到17%。
(3)综合类基金规模较大、投资面较广、存继期较长。大体量、综合性较强、存继期较长的基金已占据欧美军民融合基金投资领域的龙头。如以色列YOZMA基金成立于1993年，政府在完成引导社会资本的任务后，通过资本回购方式退出，既保证了收益又实现了滚动投资。美国国际航空租赁金融公司(ILFC，1973年)、杜邦(汽车工业)、摩根(汽船业和铁路业)等，在雄厚的资金优势下，通过控股提升企业价值，获取高额回报。澳大利亚发展基础设施产业基金起步较早、规模较大，在全球市场中已占据重要地位，基金总量超过10 400亿澳元(约1 733亿美元)，近15年年度复合增长率超过11%。
军民融合发展资金需求亟待系统把握。《意见》提出的军民融合发展“六大体系”紧密关联、密切互动、相互补充、相互依赖，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军民深度融合发展资金保障和基金工作，必须着眼于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内在逻辑与客观要求，坚持体系化推进，提供体系化金融支持，具体见图2。
图2 军民融合发展资金需求核心内容
军民融合优化产业基础设施布局，提升基础领域资源共享水平，为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硬保障”。基础设施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涉及交通、空间、信息、测绘、气象和标准计量体系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当前，我国基础设施领域军民融合发展正处在由初级融合向深度融合发展过渡阶段，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基础设施军民共建共管共用，要求遵循军民融合规律，构建军民融合资金保障机制，是军民融合发展基金保障重点领域[8]。
产业是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主体，是支撑整个国家发展的根基，涉及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军工技术民用转化等[9]。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必须紧贴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契机，融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础，对接《中国制造2025》，努力提升产业发展军民融合能力，建设军民深度融合工业基础。当前，我国军工产业逐渐打破行业壁垒，通过打造军民深度融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工企业专业化重组、军工企业股份制改造、国防科技知识产权集群式孵化等方式，促进产业融合与升级，并催生出更多项目，创造出更多资本需求，产生更多效益，需通过“系统性项目选择、开发性金融孵化、市场化业绩支撑”融资机制，扩大引入社会资本，为军民融合企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提供系统性产业链融资[10]。
科技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主要动力。信息化时代，科技的两用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军事技术创新体系只有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才能发挥军事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加快军民融合式创新发展[11]。科技项目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项目，普遍面临筹资难、风险大等现实难题。开发性金融政策具有协调优势、融资优势、增信优势、集中大额长期风险制度优势等，其可以先进的项目引资为主导，为军民协同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支撑。
人才是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最灵动的要素，教育则为军民融合发展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高端人才培养不仅需要大师级专家的引领和指导，还需要大型项目实践磨砺。无论是骨干教学队伍、专家大师、学术传统等软件培育，还是高端科研设备、重点实验室、教育培训设施等硬件建设都亟需大量资金投入。因此，应尊重教育产业高投入客观规律，在人才资源共育共用、军地人才培养协作和共享机制建设中发挥军民融合基金政策导向优势，组织和吸引资源投向人才和教育瓶颈领域，实现人才要素与教育资源军地融通和良性互动。
军民融合服务能够拓展军队保障社会化领域范围，是军民深度融合的“软保障”。社会服务军民融合涉及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军地医疗卫生资源开放共享、现役军人和抚恤优待对象住房保障、军人养老保障等领域军民融合存在着大量资金缺口，设立军民融合基金有利于地方政府保障和市场配置相结合，撬动各方资本的积极性，统筹多方资金，将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等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为军地统筹衔接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撑。
动员是连接军民两大体系的“桥梁”与“纽带”，先天具有军民融合特性。因此，应推进国防动员体制与国家应急体制深度融合，促使军地合力建设应急力量和装备设施，按照“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原则拓展国防动员功能，这是提升平战转换能力的根本途径。动员领域涵盖的军地应急力量建设、应急保障装备设施建设、国家战略物资和军队战备物资储备统筹、军地物流资源统筹等，通常一个部门或企业难以统筹所有项目[12]，通过军民融合基金平台整合军地资源，更有利于形成整体、系统性国防动员和应急能力，实现平战转换的跨越式提升。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的提出，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重要契机。未来，随着相关优惠政策的相继出台，各地各行业军民融合规划不断明确细化，以及相关计划项目的发布、审批、落地，军民融合基金将迎来至少10年的扩张发展期。基金提升的不仅仅是军民融合项目、企业或行业等资金充裕度，更重要的是为项目、企业或产业引入了专业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有助于提高资金交易和资产管理能力、不良资产处置能力、投资业务能力[13]。但金融与军民融合发展资金需求对接不可能天然形成，需要依赖专业平台系统，对照《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等规划，基于政策红利进行金融模式与方式创新，积极探索金融体系与军民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科技、国防动员、人才教育、后勤保障社会化等领域合作新路径。
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核是打破军地壁垒与行业隔阂，实现资源融通，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但当前军民融合在金融领域创新方面机构服务质量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少行业龙头机构；资源无法有效整合与配置，资源、信息、人才、政策等融合度普遍较低；资金依旧向时间短、见效快的产业投资领域集聚，而一些急需资金支撑的基础建设、创业培育等领域处于基金投资空地；重复建设与投资、基于局部利益的投资不利于军民融合整体效能发挥。以军民融合项目需求信息为例，大多为散落于军民融合信息平台上的大型采购数据、各军贸企业搜集的行业数据、各省市项目数据、各战区自身需求数据等[14]。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扩张期，各类信息需求较多，可探索建立有偿贡献、实时数据综合网络平台，立足于军民融合信息平台、企业数据平台、“军工搜索引擎”、“爬虫系统”、军工专家库等获取数据，参考英国简氏周刊、万方数据运营模式，实现市场需求与平台获利点统一[15]。
军民融合发展可围绕《意见》要求的“六大领域”多样化综合性需求，充分研究现代金融运行机制和模式，分析区域金融政策的具体做法和运作效果，探索利用现代金融手段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思路和原则，研究社会资本投入国防科技渠道和方式，依托社会财力资源、创业风险投资、贷款、保险、金融环境等，创新创业风险投资、科技贷款、科技保险、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等产品模式，提高代办股份转让、境内外上市、并购重组、集合发债、担保贷款、信用贷款、小额贷款、信用保险和贸易融资等金融服务水平[16]，在金融创新领域形成畅通的军地资源融通“上升通道”与“下降通道”。
随着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转型，随之正催生出大量创新服务需求，如供需对接、战略咨询、综合评估、成果转化等。《规划》明确指出：“要探索构建虚实结合、内外有别的军民融合综合性服务平台。”随后，各领域各系统创新平台研究、论证与实践呈现一股热潮。目前，汇聚各方研究力量、服务军民融合战略决策的全国性军民融合智库联盟正在筹建；以军民融合信息云服务为核心的公共信息平台不断涌现；军民融合综合评估、国防知识产权集群式孵化等第三方服务平台建设也在不断论证与发展[17]。军地多方协同合作、资源共享、需求对接、制度衔接通道逐渐打通，军民融合创新服务平台不断搭建，既能实现跨军地、跨部门、跨层级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也能为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创新提供统计评估、决策咨询、信用评价、智慧对接、交易管控等综合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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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海林.国家军民结合公共服务平台[M].北京:国家军民结合公共服务运行管理办公室,2014.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nvironment of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s continually optimizing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National energy storage, such as infrastructur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are urgently to be opened. Unoccupied sources in financial sector and social capital are accumulated which contains great potential. This fund could provide all around financial support insisted on systematic promotion with emphasis on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measures.
Key Words: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Fund Support; System Innovation
DOI：10.6049/kjjbydc.201708X268
中图分类号：E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23-0126-07
收稿日期：2017-10-24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1批面上项目(2017M613365)；湖南省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十三五规划项目(1500080115001)；武器装备军内科研科学研究项目(EP2016033000B21048)
(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