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 —

(1.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89；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44)

摘要：在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互联网+”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驱动力量，识别其演化特点及内在机理，关系到制造业发展驱动方式的转变和国家战略的实现。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参与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条件下，“互联网+”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向高度化和合理化进行转型升级；分区域比较结果显示，“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的高度化和合理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0 引言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中国制造企业仍处在“微笑曲线”底端，以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发展，这对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极为不利。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后提出“再工业化”、“重返制造业”、“工业4.0”等战略，而这些战略部署正是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尤其表现在新能源开发、智能制造、物联网等产业领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2015年3月，李克强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指出要推动中国高技术含量的重大装备等先进制造领域在全球市场中占据领导地位。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文件要求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智能制造。2016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将制造业互联网“双创”平台打造成为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动力源。一系列政府文件的出台表明，“互联网+”在经济发展中已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和集成方式，中国制造企业在中央大政方针指引下积极“触网”以推动发展转型升级。鉴于此，本文全面、系统地探讨“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旨在揭示其规律与内在机理。

1 文献综述

1.1 互联网+

发达国家鼓励信息技术创新与变革，如德国主导的“工业4.0”战略，美国提出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在此背景下，中国“互联网+”应运而生。“互联网+”由易观国际CEO于扬在2012年11月的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首次提出，并于2015年在李克强总理倡导下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计划。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已渗透到各行业中，催生了众创、众包等新型商业模式。由于互联网拥有巨大影响力，因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1]。“互联网+”重点在于推进两化融合，但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警惕核心技术安全威胁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其带来的机遇，促进中国制造业升级[2]。“互联网+”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在于互联网本身具有强大的破坏力、生命力与包容性[3]。互联网打破了原来封闭的产业环境，并且作为一种新型竞争手段实现了跨界经营，实现了互联网价值链与实体产业价值链的融合、重组，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全新的方式创造价值。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互联网+”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生产和组织变革等方面显现出天然优势。信息互联与价值开发是“互联网+”的本质所在，深刻融入供应链各环节，构建起新的产业生态体系和新型制造模式，进而实现智能制造和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加速协同创新，助力中国制造企业向高端技术产业升级。正是由于互联网对各行业形成了强大支撑、带来了发展动力，产生了诸如互联网金融[4]、互联网+可再生能源技术[5]、互联网+农业[6]等众多互联网与行业融合实例，并引发相关具体应用研究。“互联网+”已经在经济发展中落地生根，促进了各行业发展，给全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

已有研究关注“互联网+”的基本表现及其衍生影响，较少对“互联网+”的内涵进行界定。为此，本文将“互联网+”定义为，基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利用，对经济各方面进行信息化改造、联网与深度融合，进而提升产品价值、改造商业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变化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互联网+”的实现过程就是互联网发展过程，即通过技术积累与用户开发利用，不断推动互联网与各个行业融合。

1.2 “互联网+”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很多学者认为“互联网+”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从企业层面看，制造企业转型必须借助互联网，通过发展智能制造提升自身开发能力和探索能力，进而推动生产和管理流程智能化、研发设计协调网络化、制造企业服务化；从产业层面看，产业集群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自身构成要素的性能提升、系统结构优化，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生态化转型[7-8]；从产业战略发展角度看，未来制造企业必然会紧紧依靠互联网，使生产具有自组织特征，能够自行反应、决策与判断。这一发展趋势有利于国家竞争力提升，有助于抢占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价值链高端位置[9]。

尽管很多学者认为“互联网+”能够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疑问。首先，传感设备、智能设备以及数据服务等“互联网+”核心要素不足。这些核心器件与技术需要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核心要素不足极大地约束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2]；其次，思维惯性的阻碍。以装备制造业为例，装备制造业是高端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装备制造企业是国有性质、具有行业垄断性，长期处于稳定的环境中， “互联网+”难以转变其体制思维惯性；从整体形势看，在利用“互联网+”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制度不适应、无序竞争严重、小微企业活力不足、人才匮乏等问题，并且面临着产业信息安全风险[11]。

通过对文献梳理与总结，发现目前关于“互联网+”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包括内涵特点、存在的问题、产业融合、发展策略、对不同领域带来的影响等，而就“互联网+”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定量研究较少。

本文相较于已有文献的创新之处在于：①将“互联网+”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细化到制造业领域，研究的问题更加具体；②以高度化和合理化表征制造业转型升级，深入分析“互联网+”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③针对“互联网+”对制造业向高度化与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化研究。

2 理论分析及假设

2.1 “互联网+”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

传统制造企业发展理念强调管理标准化与生产规模化，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交易场所，拓展了交易时间，丰富了产品种类，加快了交易速度，减少了中间环节，改变了消费者信息获取能力，使其由过去分散、消极、被动的互动模式转变为相互连接、积极参与。市场供给过剩激发了众多个性化互联网产品需求，互联网带来的冲击迫使制造企业改变以自我和技术为中心的思维定式，使传统制造业形成互联网思维方式，直面消费者需求，专注用户体验、跨界融合、粉丝经济等，追求产品极致化与个性化，利用自媒体等新型传播手段和交叉补贴方式开展产品营销，突破资源驱动型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价值驱动转型升级[10]。

从产品需求看，互联网改变了人与产品间的时空距离，通过网络将人与产品连接在一起，激发了众多与互联网相关的产品需求，并将需求快速、准确地传递给制造企业[12]。从产品设计看，距离的缩短、人与产品互动的加强让产品设计更加完善，更多地考虑感官、交互以及文化方面的要素，提升了产品体验和人文关怀[12]。产品设计决定了消费者对产品的接纳程度，同时也是互联网思维的具体体现。基于长尾理论的个性化产品价值得以体现，用户参与产品创新改变了过去消费者被动接受的惰性行为特征，转为主动参与。这种改变不仅使消费者关注到产品的使用价值、功能价值，并且通过参与设计赋予产品更多观念价值与情感价值。从产品销售看，以互联网为工具构建起消费者社区，聚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群体，通过自组织与社区逻辑传播产品价值观念，为成员提供共同的知识碰撞与思想交流平台，创造“粉丝经济”。

“互联网+”对制造业生产流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率提升和流程创新两个方面，直接反映为“中国制造2025”，具体表现为与工业4.0的对接。工业4.0强调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以CPS(Cyber-Physical Systems，信息物理系统)为核心，通过将网络、计算与物理环境深度融合，构建多维复杂工业系统，实现从原材料物流到生产运作等各环节端对端的集成，从本质上提升了工业制造的运作效率。通过整合制造资源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搭建柔性生产系统以适应大规模定制生产，呈现出个性化用户驱动、无边界开放管理、云端制实时协调和大数据智能决策等特点[13]。

Humphrey等[14]认为，产业转型升级是生产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不可否认，互联网已成为经济社会中新的资源配置工具，其对制造业剩余产能的利用，极大地节约了社会资源。同时，制造业服务化使得制造企业将更多资本投入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促进传统封闭式生产转向开放式生产，制造资源按需使用、随时获取，从而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互联网引发产业地位交替和产业结构变化。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众多新兴高端技术产业发展。根据产业关联理论，由于产业之间存在前后向关联，激发了上下游产业中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产生，通过放大和扩散效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产业聚集效应[15]，推动全社会新兴产业部门的形成和发展。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由于中国具备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利用互联网提升产品价值，有利于在国际竞争中形成比较优势。制造业“互联网+”能通过众创、众包等创新模式，发现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产品、迭代研发新产品，从而激发社会购买意愿(如小米等智能手机领域)，促进一些产业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有利于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主导产业替代原主导产业，进而引起产业结构变化。

2.2 “互联网+”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分类分析

一般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包括高度化转型升级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高度化是指，产业部门基于技术进步，由低效益向高效益方向逐渐转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过程[16]，实现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演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直接体现为技术进步[17]。因此，制造业向高度化转型升级，意味着制造业中的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高端技术产业占比会不断增大，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代替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占据主导地位，高端技术产业将引领制造业技术进步。

“互联网+”如何促进制造业高度化(技术进步)呢？“互联网+”表征了IT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而互联网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投入要素，相较于其它要素更为复杂，互联网不仅能对组织结构产生影响，还会改变资本投入与劳动技能。借鉴林毅夫[18]与Carlota Perez[19]的观点，本文将“互联网+”促进制造业高度化概括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互联网+”促进创新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在这一阶段，互联网及相关信息产品普及率不断提高，计算与网络能力不断拓展，制造业以互联网为依托产生新产品与新技术。该阶段特点主要表现为信息处理与沟通效率提升，尤其对于财务与订单系统，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在金融资本支持下，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对传统产业落后的产品设计与思维方式产生强烈冲击。

第二阶段，大力开展互联网设施建设，全面促进技术进步。政府开始意识到互联网对技术进步的革命性影响，投入大量经费加快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极大降低了互联网产品与设备成本，使制造业对管理、生产等信息系统的投入成本下降，极大改善了企业生产运作系统，进而制造业企业拥有更多资金投入产品与技术创新。由于不同的制造业产业具有不同的产品和技术特征，导致互联网扩散效应对产业技术进步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由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对于信息资源依赖程度高，而信息资源的产生、传输依托互联网，因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扩散效应最为显著。

第三阶段，在互联网推动下，制造业各产业部门业务流程重组，以更加匹配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扩大知识溢出效应并提高生产效率。在这一阶段，互联网产品和设备不再是制造业企业发展的限制，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提升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必须依靠组织及制度创新。围绕封闭体制与制度建立的信息系统是推进“互联网+”的最大障碍，通过业务流程重组打破封闭的组织形态，有利于形成开放的创新“社区”，从而扩大知识溢出效应，最终达到技术进步的目的。

合理化是指产业结构从相对不合理向相对合理调整的动态过程，改变长期存在的扭曲发展态势，通过对部门进行调整获取结构效益。在一定技术水平下，制造业产业结构总是处于相对不合理的状态，促成了制造业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要素流动，直至达到投入产出相对均衡；当技术水平变化时，产业结构状态又向新的相对均衡状态调整，整体呈现出波浪式发展[20]。

根据传统产业结构理论，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之间存在关联性。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基础性要求，产业结构高度化必须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基础上才能实现。当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均衡状态将被破坏，需要更高水平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因此，“互联网+”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还需结合“互联网+”促进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机制进行说明。

第一阶段，“互联网+”促进了制造业各产业合理化。“互联网+”产生影响前，制造业中高端技术产业处于稳定发展状态，各产业间保持稳定、协调的增长关系。随着高技术产业技术、知识等的积累，其制造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进而打破产业间的平衡关系；“互联网+”初步产生影响后，既提升了制造业各产业部门内部的信息流动效率，也加快了制造业各产业间的信息与资源交换。

第二阶段，制造业各产业间均衡状态被打破。“互联网+”改善了制造业各产业合理化程度，并将合理化推到新的高度。由于互联网对技术密集型企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其它企业更为显著，调整之后，高端技术产业在更高合理化水平上的发展速度快于其它产业，各产业间的均衡状态被打破。

第三阶段，“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各产业合理化再次形成。在制造业发展的同时，互联网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更高技的术水平下，制造业企业现行组织结构与制度形式不再适应当下的互联网环境，必须通过业务流程重构进行调整，使制造业整体向更高合理化水平推进。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互联网+”对制造业向高度化转型升级存在正向影响；

H2：“互联网+”对制造业向合理化转型升级存在正向影响。

此外，由于中国各地区的“互联网+”水平存在差异，这样的差异有可能导致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由此提出假设：

H3：“互联网+”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地区差异。

3 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3.1 计量模型设定

本研究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MT

=α+β0lnIPit+β1lnFDIit+β2lnGPit+β3lnFDit+εit

模型中，j=1,2，分别表示高度化和合理化，i表示各省份地区，t表示年份，ε表示残差。

3.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转型升级MTU。借鉴傅元海等(2014)的研究成果，将制造业转型升级分为高度化和合理化。对于高度化水平的衡量，借鉴傅元海、干春晖[21]等人的做法，将其定义为高端技术产业产值与中端技术产业产值之比，用以反映制造业企业向高端技术产业发展的程度，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对于合理化水平的衡量，一般采用泰尔指数，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其中，TL代表泰尔指数，Y代表产值，L代表就业人数，i代表制造业的第i个行业，n代表产业部门数。泰尔指数越接近0，表示产业结构越合理；当变量值与泰尔指数成正比，表明产业结构不合理。

(2)解释变量为互联网+IP。目前，大多数“互联网+”研究停留在定性层面，定量研究不多。有学者提出用企业在信息处理设备方面的投资额或互联网普及率表示“互联网+”。为了更准确地说明互联网建设情况和利用程度，根据本文对“互联网+”的界定，即互联网的建设、利用与融合，用互联网普及率与电信固定资产投资的乘积表示。这种表示方法的好处在于：①反映出社会对互联网的利用程度；②反映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③乘积交互反映了互联网给社会和制造业发展产生的乘数效应。

(3)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表示；政府参与程度GP，以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衡量；金融发展水平FD，用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表示。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国研网和《中国金融年鉴》，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将数据的时间跨度设定为2003-2014年。由于西藏地区多指标缺失，最终得到全国30个省市的数据。对数据进行处理时，将部分计量单位为美元的指标根据当年平均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考虑到异方差问题，对各变量指标取对数，所得各变量指标的数据特征如表1所示。

4 实证研究

面板数据估计的每种模型都有相应的假设前提，如果前提不符合就有可能得到错误的结论。为了得到稳健的计量结果，参考国内外学者常用的面板数据处理方法，分别采用固定效应(Fixed Effect，FE)、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RE)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进行估计，处理软件为Stata12.0。

为了探究“互联网+”是否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影响，将实证研究分为两部分：就“互联网+”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就“互联网+”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地区差异进行比较。

4.1 “互联网+”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影响的回归分析

4.1.1 “互联网+”影响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总体面板数据回归

根据以上设计的估计方法，利用2003-2014年面板数据对各解释变量系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高度化水平检验：Hausman检验P值为0.476 9，大于0.05，通过比较方程1和方程2的系数可知，随机效应更稳健，因而选择方程2；通过比较方程2和方程3的系数估计结果发现，其变量系数一致。由于FGLS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从而其表现更加稳健。

注：***、**、*分别表示变量系数在0.01、0.05、0.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OBS表示观测样本数，下同

在控制FDI、政府参与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等变量后，“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向高度化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检验)。从总体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看，“互联网+”程度每提升1%，中国制造业向高度化转型升级的程度就会提升0.145 2%，H1得到验证。研究发现FDI和金融发展水平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高度化，政府参与对高度化转型升级存在负向影响，表明通过扩大FDI和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可以促进我国高技术制造产业发展。同时，需要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借助市场手段推进我国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显然，“互联网+”水平的不断提高，提升了各行业的生产和信息效率，促进了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而电子信息产业产生的关联效应(前向效应、后向效应与旁侧效应)带动了与其相近的其它高端制造业发展，并对中低端产业产生了一定抑制作用，导致产业增长出现不均衡，制造业产业结构表现出高度化转型趋势。

4.1.2 “互联网+”影响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分地区面板数据回归

“互联网+”水平存在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否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不同效果呢？为此，设置地区控制变量east和central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令east为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当研究样本为东部地区时，east取值为1，其它地区取值为0；令central为中部地区虚拟变量，当研究样本为中部地区时，central取值为1，其它地区取值为0，结果如表3所示。

高度化水平估计参考上述总体面板数据分析过程。地区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西部地区作为参照样本，“互联网+”对制造业向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265 1%，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东部地区的“互联网+”对制造业向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78 9%(该系数为西部地区影响系数与东部地区影响系数之和，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中部地区“互联网+”对制造业向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277 7%(该系数为西部地区影响系数与中部地区影响系数之和)，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向高度化转型升级存在区域差异，对中部影响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

一般可能的预估结果为，“互联网+”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地区向高度化转型升级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表3的估计结果与设想的并不一致，其可能的解释是，尽管东部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高端技术产业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好，但目前其所承接的制造业中低端产业份额也较高，而中部地区凭借稍弱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支撑其高端产业快速增长。因此，中部地区相较于其它地区利用“互联网+”进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效果更明显。

4.2 “互联网+”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影响的回归分析

4.2.1 “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总体面板数据回归

参照4.1估计方法与过程，“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对于合理化水平的检验，参照上述估计方法，最终选择具备较好稳健性的方程9。“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向合理化转型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在0.01水平上显著。总体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程度每增加1%，中国制造业向合理化转型升级的程度就增加0.104 1%。另外，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政府参与正向影响中国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而金融发展水平对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显著。

“互联网+”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向合理化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在产业间表现出较强的和谐互补与转换关系，有利于产业间凝聚度提升。就我国目前整体市场情况而言，正处于供过于求的阶段，因而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关系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信息分隔使得制造业产业之间无法相互协调，而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机制将有助于合理化升级的推进。“互联网+”的本质在于其强大的融合能力，具体表现为，以互联网为媒介，建立制造业各产业间的高效沟通机制，同时专业化分工提升了各环节运作效率，促使产业间产生强烈的耦合关系与补偿效应。

4.2.2 “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分地区面板数据回归

参照前文的估计方法与过程，“互联网+”影响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对于合理化水平的估计，相较于方程10、11，方程12具有更好的稳健性。分地区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西部地区为参照，“互联网+”对制造业向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162 1%，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东部地区“互联网+”对制造业向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078 9%，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检验；中部地区“互联网+”对制造业向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252 6%，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向合理化转型升级存在区域差异，对中部影响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

对于地区差异而言，东部地区长期处于制造业快速增长阶段，更容易形成与积累结构扭曲的不合理状态，而西部地区增长速度较慢，各产业间结构松散、不紧密，中部地区处于二者之间。中部地区制造业各细分产业在互联网作用下，不仅克服了由快速增长导致的不均衡，还避免了产业低速发展而形成的产业间不协调，因而相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出更合理的发展态势。

此外，估计结果中存在一个现象，即无论整体还是分区域，FDI与政府参与均对转型升级产生显著影响，而金融发展对高度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统计上并未对合理化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现象说明，尽管金融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主要表现在“量”的增长上，而“质”的变化不大。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由于各产业之间的耦合性需要不断增强，以分化出有助于产业间协调性提升的更专业的细分产业，而这些产业主要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制造业主导产业由大型企业引领，金融资本主要集中在这些大型企业中，而中小型企业因缺乏资金支持而导致发展动力不足。因此，金融行业对于制造业向合理化转型升级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5 结语

本文基于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就“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向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分地区比较，研究结果显示：①在控制FDI、政府参与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前提下，“互联网+”有利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②FDI和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向高度化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而政府参与程度不利于中国制造业高度化发展；③FDI和政府参与均对中国制造业向合理化转型升级具有抑制作用，金融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分区域回归结果表明：“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中部地区影响强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影响最弱。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全方位提升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能力，努力实现智能制造。①建设简单易用的网络。制造业产品创新与信息交流建立在稳定可靠的互联网设施基础上，依托互联网络构建产品生态体系及“网+云+端”的新基础设施服务体系；②建立更加开放、柔性的网络系统。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企业需从“以用户为中心”转向“用户参与创新”，将用户角色深度融入企业产品设计流程中，以更加快速、精确地抓住需求。同时，对供应链进行整合，使其更具柔性；③培养新型应用型人才。智能制造离不开人才支撑，并对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熟练掌握分析和应用互联网系统的能力，还应具备工业工程知识背景，以更好适应“互联网+制造”发展。

(2)适当引进外商投资，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①我国拥有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完备的工业制造体系，相对其它国家而言，更能够发挥出制造优势。充分利用跨国公司优势，实现从产品组装和出口→中间产品生产和出口→自创品牌生产和出口→自主开发技术的演进过程；②政府过多干预会使一些产能落后的企业和“僵尸企业”得以延续，导致市场体制下淘汰机制难以发挥作用，挤占了优势企业的市场份额，降低了制造业企业对新技术和未来市场的主动性，不利于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③金融发展水平需要与制造业发展相匹配，企业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本支持。就目前而言，房地产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金融资本，虽然并没有对制造业造成实质性影响，但依然要保持警惕，尽量降低制造业金融风险，保证制造业转型升级。

(3)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互联网基础设施相较于西部地区更发达，但东部地区拥有众多中小型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而“互联网+” 更易应用于大型企业，在中小型企业的应用则阻碍较大。因此，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广泛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有助于中小型企业享受“互联网+”发展的便利，进而提升其产品价值和竞争力。对于中部地区来说，主要问题为互联网企业数量较少、创新创业文化亟需培育等。因此，建立互联网企业培育机制，扩大资金来源渠道与规模，为创新创业提供快捷、便利、成本低廉的综合服务环境，利用优惠政策吸引投资以支持制造业发展。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虽然在基础设施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差距，但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相比之下，东部地区高昂的土地和人力资本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并不存在与东中部地区直接竞争的优势，因而应该“避实就虚”，专注于利用“互联网+”带来的知识生产、扩散和获取效应，弥补制造业分工失衡，分享延长制造价值链条带来的效益，加强对制造业细分产业进行培育，逐渐脱离依靠资源与廉价劳动力驱动的发展方式，形成制造业专业分工集聚效应，打造西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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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Internet+"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based on the National 2003-2014 Provincial Panel Data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Abstract：Under the dual constraint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et +" promoted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identifying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related to transformation of driving way of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y.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2003-2014),this paper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net+" 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ts regional comparison.The result shows that "Internet+" can promot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upgrade to more advanced and reasonable degree under the control of FDI,the level of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The comparison result after dividing the area show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that impact of "Internet+" on Chine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the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region is the largest,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second,and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smallest.

Key Words:Internet+;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Panel Data; Regional Compariso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3145)；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院开放项目(SK20160090-1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6ZDIXM018)

作者简介：石喜爱(1991-)，男，江西鄱阳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制造业发展；季良玉(1988-)，女，河南信阳人，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制造业发展与创新管理；程中华(1983-)，男，山东泰安人，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

“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国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