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遗忘知识治理与企业突破式创新——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

吕 佳1,2,陈万明1,彭 灿1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6;2.南通大学 商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摘 要:知识是一切创新活动的来源,有效的组织知识管理对于组织实现突破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现有文献多从知识获取和知识使用视角研究知识对于组织创新活动的重要性,对于固有旧知识处理、新旧知识之间内在联系与扬弃的研究较少。基于此,选取233家高端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组织主动遗忘的两个维度:观念遗忘和惯例遗忘对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知识治理的两种方式: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的中介作用及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在组织遗忘两个维度中,惯例遗忘对于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显著高于观念遗忘的影响;相对于非正式治理,正式治理对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为明显;知识治理在组织主动遗忘与企业突破式创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动荡性对于组织主动遗忘和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关键词:组织主动遗忘;知识治理;突破式创新;环境动荡

0 引言

企业创新可分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两大类。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通过提升或改造现有产品和技术,以满足现有消费者或市场需求。而突破式创新则是从根本上突破现有技术或产品,对新市场或商业模式进行变革。渐进式创新虽然具有低成本、收益快等优势,但往往会使企业陷入“追赶-落后-追赶”的恶性循环[1]。相比而言,突破式创新更具有探索性和前瞻性,更有利于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因此,随着全球化和企业竞争的加剧,如何才能实现突破式创新,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2]

对知识进行组合和集成有利于提高突破性连续创新能力[3]。在进行突破式创新过程中,企业需要快速吸收知识,对市场作出敏捷反应。但是,在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时,大部分企业往往会陷入记忆束缚、固守惯例困境之中,缺乏主动遗忘的意识和能力。Francois[4]指出,创新源于新知识及新旧知识融合。组织新知识的积累固然有助于竞争力的提升,但若不善于遗忘,墨守成规,反而会因为记忆太多而陷入更大困境。

以往关于突破式创新与组织知识内在关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外部获取及学习知识,为组织创新所用,对于已获取知识应如何筛选、处理和整合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研究以组织主动遗忘为研究视角,重点探讨组织知识主动扬弃对于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并研究知识治理在其中的作用。由于企业变化发展离不开市场环境动态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也考虑市场环境动荡性的作用机制。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相关核心概念

(1)组织遗忘与组织主动遗忘。 组织遗忘的概念源于组织知识观。组织知识观认为,组织是知识的集合体。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组织有必要推动知识更新,以适应外部环境动态发展[5]。Baker等[6]提出组织遗忘是一个分裂组织中共有、惯例性基础结构的过程。Akgun等[7]认为,组织遗忘是对组织中陈述性记忆(信仰)和程序性记忆(常规)的改变。DeHolan等[8]、韵江、赵永德等[9]均提出,组织遗忘是企业原有知识的丢失。曾俊健[10]提出,组织遗忘是组织在学习过程中对知识的丢失和扬弃。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对于组织遗忘的定义,大部分学者均认同其是对组织中原有知识、理念、行为惯例的丢弃,包括意外遗忘和主动遗忘两种类型。其中,意外遗忘是指组织无意丢失了某些有益知识,导致重新学习,强调其对组织学习的负面影响。而主动遗忘是指组织主动、有目的地放弃过时知识,强调组织遗忘对提升组织竞争力的正面影响。本文以组织主动遗忘为研究对象,并借鉴Akgun、曾俊健等人的研究成果,将组织主动遗忘划分为观念遗忘和惯例遗忘两个维度。其中,观念遗忘维度主要通过组织愿景、使命和思维模式等变化得以体现。惯例遗忘主要表现为组织标准操作流程、管理实践及信息共享机制等行为变化。

(2)知识治理。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组织数量不断增长,知识战略性地位日益凸显。如何系统定位、获取、存储、分享、转移、利用和评估组织内外部知识,对于组织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组织控制层面的知识管理,而知识治理更侧重于制度层面上的激励和引导,超越了知识管理边界,日益引起学者广泛关注。Foss等[11]指出,治理问题与知识过程、知识与组织之间存在间隙,而知识治理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Grandori[12]认为,知识治理通过治理机制和组织结构选择实现知识利用和创造最优化。Choi等[13]提出,知识治理是影响知识转移和流动的治理结构。Strong等[14]认为,知识治理是一项使知识和学习活动效率效益最大化的活动。Rachel等[15]研究了正式和非正式机制对知识识别和使用的影响。国内学者丁魁礼[16]、王雎[17]分别从集群企业知识生产和利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知识治理等视角对知识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归纳国内外学者对于知识治理的认识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均认可知识治理是一种治理机制和组织结构方面的设计,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知识共享、转移和使用最优化。

鉴于此,本研究认为,知识治理是组织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和协调机制,促进知识获取、共享、运用及创造。知识治理包括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两个维度。其中,正式知识治理偏向于对知识进行严格控制和监管,是指通过企业组织结构、赏罚机制、领导权等方式治理知识;非正式知识治理则更多倾向于通过柔性方式引导知识信息自然交流,主要借助企业文化氛围、管理方式、员工公平感和归属感等方式。

(3)突破式创新。 根据March[18]和He等[19]的研究,双元创新包括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两种。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聚焦于改造、调整或延伸现有活动或技术,具有风险低、见效快等特点。而突破式创新是较高层次的创新,是对现有产品和技术的一种颠覆,具有变革性、破坏性和复杂性等特征。突破式创新主要是为了满足潜在需求或创造出新需求[20],所以,其往往会创造出新行业、新产品或新市场[21]。Laursen和Salter[22]的研究证实,不同类型创新对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渐进式创新意味着 “低风险低收益”,而突破式创新则代表着“高风险高收益”。

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组织主动遗忘与知识治理。 Holan等[23]指出,组织遗忘是一个组织学习过程,组织不仅要学习新知识,也要忘记旧知识。Weick[24]认为,组织更多的是因为记忆太多或过于坚持以前惯例而走入困境。知识经济时代,组织更需要进行主动遗忘,以便对知识进行更有效的利用与管理。在新旧知识整合过程中,组织可能会有目的地遗忘或过滤某些不适合的知识,避免将其整合到组织记忆系统中[25]。当存储在组织中的知识再次使用时,组织会根据企业所处环境变化决定旧知识使用价值,将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防止旧知识、旧观念成为影响组织发展的障碍。吴欣和郭蕊[26]认为,如果组织不能甄别无价值的知识,不善于遗忘固有知识,有可能形成竞争刚性。倪文斌等[27]的研究表明,受组织控制的遗忘有利于组织学习,采取适当的遗忘策略有利于提升组织创造力。

当组织有意识、有目的地对知识主动遗忘时,知识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判断尤为重要。哪些知识适合存储在组织内部、哪些知识需要被转移离开组织、哪些知识需要正式的严格监管和控制、哪些知识需要通过非正式柔性方式加以疏导,这些均依赖于组织对于知识如何进行有效治理。Foss[28]认为,知识治理源于知识与组织间存在空隙。组织为了在竞争环境中保持持续优势地位,应对组织内外知识进行系统获取、存储、分享、转移和利用。如果组织固守原有观念和惯例,对旧知识不抛弃不放弃,那么知识就无法在企业内部进行有效、合理流动和使用,知识流将会阻碍企业发展。

综上所述,组织通过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形成有利于组织内部知识创新的组织机制和组织结构设计,促使对组织发展有利的知识通过合理方式形成知识流,对组织主动遗忘的内容产生积极、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组织主动遗忘对知识治理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a:观念遗忘对正式知识治理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b:观念遗忘对非正式知识治理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c:惯例遗忘对正式知识治理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1d:惯例遗忘对非正式知识治理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2)知识治理与突破式创新。 创新是一项高风险、高成本活动,要实现创新,尤其是突破式创新,知识是核心要素。有效的知识流动和使用是创新的基础。然而,创新所需的大量知识往往属于隐性知识,具有缄默性。如何有效获取、传递、分享、处理、使用并评估这些知识,决定着创新活动的成败。由于组织内部不同员工之间、员工与组织之间往往存在着必然的知识势差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驱使组织对知识活动进行有效治理,以促进知识高效流动。因此,知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知识治理与创新活动密切相关,有效的知识治理有利于推动创新行为的发生。He和Wang[29]实证研究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非正式知识治理比正式知识治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朱学春和陈万明[30]的研究表明,知识治理对于低成本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曹勇和向阳[31]的研究显示,知识治理有利于促进新兴产业员工创新行为。郭永辉[32]通过对航空武器装备创新知识治理模式进行研究,验证了不同知识治理模式对于创新存在的影响差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知识治理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正式知识治理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非正式知识治理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知识治理在组织主动遗忘和突破式创新间起中介作用。

(3)组织主动遗忘与突破式创新。 Becker[33]指出,鼓励组织主动遗忘是因为组织需要新信息和表现,以促进变化和创新。突破式创新作为一种颠覆式创新,对组织产品和技术创新要求更高,因此对于组织中相关知识的需求也更严格。Hamel & Prahalad提出,在创新过程中,识别过时的知识、信念和惯例,并丢弃它们相当重要。Assink认为,“习惯”抑制突破性创新。Akgun[34]提出,组织信仰和惯例改变程度影响企业渐进式和突破式变革选择。Buchen认为,没有组织遗忘,创新不会发生。陈春花等(2006)指出,组织主动遗忘能够促进组织绩效提升。曾俊健也提出,组织主动遗忘能够促进组织创新,而被动遗忘对于组织创新有阻碍作用。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发现,组织观念和惯例主动遗忘对于组织突破式创新具有深远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组织主动遗忘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a:观念主动遗忘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b:惯例主动遗忘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4)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 复杂理论认为,企业组织只有适应外部市场环境变化才能不被淘汰[35]。稳定的外部环境往往使组织保持现有知识框架和经营模式,因此更倾向于采取低成本渐进式创新模式。但是,面临外部环境动荡时,组织需要主动对未来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因此,组织需要不断审视和评价现有知识,主动进行新知识搜寻,对知识治理进行深刻思考,这更有利于突破式创新的发生。Koberg等[36]认为,高度动荡的环境迫使企业追求新技术和利润来源,环境动荡性与突破式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Moorman & Miner(1997)指出,新知识使先前知识变陈旧,迫使人们修改陈旧的知识,以适应新环境。高度的环境动荡性可作为组织主动遗忘的一个触发器。综合上述学者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环境动荡性在组织主动遗忘与突破式创新间存在调节效应。

至此,本文构建如下概念模型,见图1。

图1 研究概念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调查范围涉及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和陕西15家高端制造企业,主要分布在数控机床、轨道交通、船舶、新能源、石油钻采、航天设备制造等领域。本文选取这些企业作为样本的原因在于:首先,高端制造企业员工知识密集性较强,适合本文研究目的;其次,高端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转型的排头兵,突破式创新程度相对较高,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导力量,具有重要示范作用;最后,本研究一直关注我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积累了相应研究资源,从而能够确保样本质量。本文通过现场发放、电子问卷、亲朋好友发放及MBA学员发放等多种方式,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问卷280份,剔除填写不完整和反应倾向过于明显的无效问卷47份,回收有效问卷233份,有效回收率为66.57%。由于每份问卷均由一人填写,可能存在同源偏差问题。因此,本研究使用Harman单因子测试对所有题项进行因子分析,未发现单个因子方差比率偏高,确定数据不存在同源偏差问题。

2.2 变量测量

本研究共涉及组织主动遗忘、知识治理、突破式创新和外部市场动荡4个变量测量,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与本研究相关变量测量量表,并结合具体研究内容进行调整改造。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5点量表进行测量,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

(1)组织主动遗忘(ZDYW):基于Akgun等[7]和赵永德等[9]的量表,从组织观念(GNYW)和组织惯例(GLYW)两个方面共6个题项进行测量。如“随着企业不断发展,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有所改变,企业所倡导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等。

(2)知识治理(ZSZL):基于Lawson等[37]、曹勇和向阳等[31]的研究,并根据知识治理相关文献综述,将知识治理分为正式知识治理(ZSZL)和非正式知识治理两个维度(FZSZL),每个维度各包含4个题项,共8个题项。如:“我有较多机会跟其它部门成员合作完成任务”、“工作中我的付出能够得到所属组织认可”、“我所在组织对待员工是公平的”等。

(3)突破式创新(TP):量表借鉴 March[18]、He[19]等的研究,根据本文内容进行改进,最终得到4个题项,如:“我们比竞争对手创造了更多新产品”、“我们是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创造者”等。

(4)外部市场动荡(MT):基于Jaworski和Kohli的研究,并进行了适当调整,设计了3个题项测量外部市场动荡,分别为:①在企业业务领域,顾客偏好变化很快;②在企业业务领域,已有顾客总是趋向于寻找新产品和服务;③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新产品快速进入市场。

(5)控制变量:为有效控制其它因素对上述各变量的影响,结合以往研究结果,选取企业成立年限、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3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在进行统计分析前,首先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和信度检验,测量所得结果内部一致性程度,结果见表1。从中可见,组织主动遗忘、知识治理、突破式创新、外部市场动荡的KMO值分别为0.885、0.789、0.835和0.810,均大于0.7,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此外,各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23、0.725、0.814和0.801,均在0.7以上,说明各变量信度较好。各变量或指标因子载荷值大于0.5,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2 直接效应检验

该部分主要使用SPSS软件,对组织主动遗忘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直接效应检验。在表1的4个模型中,步骤1表示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步骤2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表1 组织主动遗忘知识治理和突破式创新

变量模型1组织主动遗忘与突破式创新步骤1步骤2模型2组织主动遗忘与正式知识治理步骤1步骤2模型3组织主动遗忘与非正式知识治理步骤1步骤2模型4知识治理与突破式创新步骤1步骤2常数项3.177∗∗0.4893.410∗∗1.241∗∗3.588∗∗0.963∗∗3.177∗∗0.352企业成立年限0.0710.088∗∗0.074∗∗0.075∗∗0.0630.0610.0710.015企业规模0.176∗∗0.0760.1310.0610.067-0.0160.176∗∗0.093企业性质0.147∗∗0.080∗∗0.115∗∗0.071∗∗0.094∗∗0.0440.147∗∗0.062GNYW0.355∗∗0.1670.184∗∗GLYW0.397∗∗0.418∗∗0.522∗∗ZSZL0.447∗∗FZSZL0.362∗∗R20.0890.3480.0890.3520.0410.3640.0890.451△R20.0770.3340.0770.3380.0280.3500.0770.439F7.46924.228∗∗7.45724.661∗∗3.24425.944∗∗7.46937.291D-W1.7461.8551.4641.5981.6821.7081.7462.167

注:N=233,显著性水平:*P<0.1;**P<0.05;***P<0.01,下同

模型1检验了组织主动遗忘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其中VIF值和D-W值均在合理范围内,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现象。控制变量中,企业性质对2个步骤均具有显著影响,说明企业性质差别对组织主动遗忘和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影响。组织主动遗忘的两个维度,即观念遗忘(β=0.355,P<0.01)和惯例遗忘(β=0.397,P<0.01)对突破式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假设H4a和H4b得到支持,表明组织观念和惯例主动遗忘有助于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其中,惯例遗忘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比观念遗忘更为明显。

模型2检验了组织主动遗忘与正式知识治理的关系。其中,VIF和D-W值均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问题。在控制变量中,企业成立年限和企业性质对于正式知识治理存在显著影响。组织主动遗忘中的惯例遗忘对于正式知识治理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18,P<0.01),假设H1c得到支持。观念遗忘显著性未通过检验,假设H1a未得到证实。以上结果说明,在组织主动遗忘过程中,惯例遗忘有利于正式知识治理,而观念遗忘对于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模型3考察了组织主动遗忘与非正式知识治理间的内在联系。VIF和D-W值同样未超过合理范围。控制变量基本不显著,说明行业因素基本不影响该模型的作用。组织主动遗忘两个维度对于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均呈显著状态(观念遗忘(β=0.184,P<0.01)、惯例遗忘(β=0.522,P<0.01)),假设H1b和H1d得到支持。但是,惯例遗忘对于非正式知识治理的影响显著高于观念遗忘,说明有效利用组织惯例主动遗忘、促使组织信息机制共享、推动组织管理流程优化,有利于组织知识的有效流动和合理使用。

模型4中,VIF和D-W值均在可控范围内。该模型探讨了知识治理对于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控制变量均不显著,说明对模型不存在影响。正式知识治理(β=0.447,P<0.01)和非正式知识治理(β=0.362,P<0.01)对突破式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假设H2a和H2b均得到支持。这说明,知识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形成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所需知识流的形成,有利于知识分享、流动、使用和评估,为组织高水平创新提供了必要知识储备和知识来源。

3.3 中介作用检验

根据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首先对各变量去中心化,然后以知识治理为中介效应回归,按如下3步操作:第一步,对自变量组织主动遗忘和因变量突破式创新间的关系进行测量;若结果显著则进行第二步,对自变量组织主动遗忘和中介变量知识治理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若结果显著则完成最后一步,将上述组织主动遗忘和知识治理两个变量同时带入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检验,若回归系数显著,则表示部分中介。若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值比第一步小,且回归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变量呈完全中介效应。由于自变量组织主动遗忘分为观念遗忘和惯例遗忘两个维度,中介变量也分为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两个维度。因此,本文对于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检验分为4部分,逐一进行中介效应检验:①观念遗忘、正式知识治理和突破式创新;②惯例遗忘、正式知识治理和突破式创新;③观念遗忘、非正式知识治理和突破式创新;④惯例遗忘、非正式知识治理和突破式创新。

表2检验结果显示,自变量与因变量、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在中介效应1、2、3和4检验中,自变量观念遗忘、惯例遗忘和因变量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关系;自变量观念遗忘和惯例遗忘与中介变量正式治理也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将中介变量和自变量同时置于回归方程后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因中介变量的加入而减弱。由表3可知,未加入中介变量之前,4种中介效应自变量系数分别为:(β=0.429,P<0.01)、(β=0.501,P<0.01)、(β=0.429,P<0.01)、(β=0.501,P<0.01)。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系数则变为:(β=0.262,P<0.01)、(β=0.211,P<0.01)、(β=0.274,P<0.01)、(β=0.209,P<0.01),影响显著,但程度均呈现下降。因此,中介变量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在组织主动遗忘和突破式创新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假设H3成立。各变量的VIF值在1~2之间,DW值约为2,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和自相关问题。

3.4 调节效应检验

本部分主要采用层次回归法对外部市场环境动荡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回归分为4步:首先,将控制变量企业年限、规模和性质放入回归方程;其次,将自变量组织主动遗忘置于回归方程中;再次,将调节变量外部市场动荡加入回归方程;最后,将自变量、调节变量及自变量和调节变量交互项共同引入方程,见表3。模型1显示,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和性质对于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影响。模型2表明,组织主动遗忘对于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731,P<0.01)。模型3加入了调节变量外部市场动荡后,自变量组织主动遗忘(β=0.644,P<0.01)、调节变量外部市场动荡(β=0.131,P<0.01)对于因变量的作用依然显著。最后,将交互项代入方程,交互项依然显著(β=0.158,P<0.01),△R2由原来的0.343上升为0.350,调节效应显著,说明外部市场动荡在组织主动遗忘和企业突破式创新间起调节作用。此外,模型4中的调节变量显著,但为负数,说明外部市场动荡负向调节组织主动遗忘和突破式创新。管理者在进行突破式创新过程中,应充分关注外部市场环境动荡性,积极引导知识有效分析和整合,促进创新活动顺利进行。

表2 知识治理在组织主动遗忘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步骤第一步步骤第二步步骤第三部自变量GNYW自变量GNYW自变量中介变量GNYW ZSZL因变量TP中介变量ZSZL因变量TP β0.429∗∗∗β0.263∗∗∗β0.262∗∗∗ 0.633∗∗∗△R20.161∗∗∗△R20.105∗∗∗△R20.412∗∗∗自变量GLYW自变量GLYW自变量中介变量GLYW ZSZL因变量TP中介变量ZSZL因变量TP β0.501∗∗∗β0.481∗∗∗β0.211∗∗∗ 0.604∗∗∗△R20.199∗∗∗△R20.265∗∗∗△R20.382∗∗∗自变量GNYW自变量GNYW自变量中介变量GNYW FZSZL因变量TP中介变量FZSZL因变量TP β0.429∗∗∗β0.287∗∗∗β0.274∗∗∗ 0.539∗∗∗△R20.161∗∗∗△R20.083∗∗∗△R20.383∗∗∗自变量GLYW自变量GLYW自变量中介变量GLYW FZSZL因变量TP中介变量FZSZL因变量TP β0.501∗∗∗β0.575∗∗∗β0.209∗∗∗ 0.508∗∗∗△R20.199∗∗∗△R20.312∗∗∗△R20.346∗∗∗

表3 市场环境动荡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突破式创新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控制变量年限0.0710.092∗∗∗0.086∗∗∗0.076∗∗∗规模0.176∗∗0.0740.0630.055性质0.147∗∗0.078∗∗∗0.0740.080∗∗∗自变量组织主动遗忘ZDYW0.731∗∗∗0.644∗∗∗0.067调节变量外部市场动荡MT0.131∗∗-0.460∗∗∗交互项ZDYW∗MT0.158∗∗∗R20.0890.347∗∗∗0.357∗∗∗0.367∗∗△R20.0770.335∗∗∗0.343∗∗∗0.350∗∗F7.46930.25125.24126.833

注:**表示 p<0.01,***表示 p<0.001(双尾检验)

4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高端制造业员工为样本,探讨组织主动遗忘、知识治理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知识治理的中介作用和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在现有理论和研究基础上提出5个假设,通过回归分析法对其进行验证,并得出如下结论:

(1)组织主动遗忘两个维度,即观念遗忘和惯例遗忘对于企业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既验证了曾俊健[10]、陈春花[33]和昀江[9]等人的观点,证实了组织主动遗忘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又拓展了前人研究成果,将组织主动遗忘细化为两个维度,分别探究了其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证实,惯例遗忘对于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更显著,说明在组织主动遗忘过程中,对于组织内部作业流程、管理流程、组织研发投入力度及组织共享机制等过时知识的丢弃和遗忘更有利于满足突破式创新中的知识要求。组织观念遗忘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对于复杂、高度变革的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相对滞后,需要更长时间和过程进行消化。企业在进行突破式创新时应根据这两种遗忘特质,有目的、有意识地加以引导,以促进突破式创新的实现。

(2)组织主动遗忘对于两种类型知识治理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惯例遗忘有利于正式知识治理,观念遗忘对于正式治理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非正式治理的影响,组织主动遗忘两个维度均显著正相关,且惯例遗忘显著高于观念遗忘。这说明,在组织决策、技能、操作程序、管理实践、政策方面对知识的主动扬弃,有利于组织对知识进行整合和全面、有效利用,对于知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企业在知识治理实践中,应善于打破既有管理惯例和固有模型,与时俱进,促进知识有效治理和知识流顺畅流动。对于组织观念遗忘,由于组织思维模式、组织愿景和组织使命的形成与改变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流动、知识传递和知识使用需要长时间进行消化、吸收。因此,在组织主动遗忘过程中,观念遗忘比惯例遗忘的难度更大,对于知识治理影响的显著性也相对较低,而观念遗忘对于知识治理的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3)知识治理的两个维度,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均对企业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正式治理的影响更为加显著。员工知识分享意愿可通过有效的知识治理实现,从而推动企业整体实现知识流动[38]。企业实施突破式创新时,有效的知识流动已成为促进企业价值增值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27,39]。突破式创新在强调对原有技术路线的变革和颠覆时,对于知识治理的需求更为迫切,也更为深入。有效的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为突破式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和知识资源。

(4)知识治理在组织主动遗忘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主动遗忘和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除存在直接作用路径外,还存在间接作用路径。知识治理为组织主动遗忘和突破式创新搭建了知识流动平台。企业在进行突破式创新过程中,对知识进行存储、保持、丢弃、转移或有效使用应重视知识的有效治理,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知识治理方式,促进组织内部知识有效流动和分享使用,推动组织创新活动的发生,为组织实现高水平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知识来源。

(5)环境动荡性在组织主动遗忘和企业突破式创新间起调节作用。组织创新活动和组织知识主动遗忘均受外部市场环境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选取环境动荡性作为调节变量,主要针对大部分类似于样本的企业组织,如我国高端制造业近年来发展面临的严峻外部环境,并不意味着突破式创新一定伴随着环境动荡性而发生。现实中也存在一些企业组织创新行为产生于平和、常态的发展环境之中。面对动荡的外部环境,我国高端制造类企业尤其应当注意对知识进行有效整合,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遗忘内容和遗忘顺序,做到有的放矢,以推动创新活动的有序进行。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企业突破式创新离不开知识的有效作用。组织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主动引进知识、吸收知识、学习知识,更有必要适时学会对知识进行主动遗忘。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惯例和组织管理观念,对于组织发展具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因此,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应实施主动遗忘,促进固有老化知识的丢弃,推动新知识吸收利用。在组织主动遗忘过程中综合使用正式知识治理和非正式知识治理机制,有利于组织知识流形成、组织知识分享,推动组织为创新活动积累必备知识和资源储备。我国高端制造业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对于突破式创新的需求不断加大。因此,加强组织学习、提升组织内部知识有效治理,通过组织主动遗忘促进知识有效循环利用,对于企业发展及突破式创新的实现具有意义重大。

本研究还存在如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选择高端制造业作为调研对象,研究组织主动遗忘、知识治理和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上结论。但是,这一样本行业选择和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它行业,其普适性如何,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例如,以黄杜鹃、陈松(2016)的研究作为对比,选取228家分布更为广泛的行业,涉及制造业、服务业、IT业和其它行业,探讨主动组织遗忘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结论表明,组织主动遗忘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多元化样本使得对于组织主动遗忘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有了精准探析。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本文观点。当然,本研究更多是从知识汲取、知识治理角度探寻主动遗忘和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更加凸显了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其次,组织主动遗忘维度划分方式存在差异,不同维度划分是否产生不同的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再次,除知识治理外,组织主动遗忘和企业突破式创新是否还受其它因素和变量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及影响路径如何,也值得深入探究;最后,当前大部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不仅存在突破式创新,还存在渐进式创新,组织主动遗忘、知识治理与渐进式创新的内在关系如何,与突破式创新存在哪些差异,也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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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Intentional Forgetting,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Corporate Radical Innovations

Lv Jia1,2,Chen Wanming1,Pen Can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The source of all innovative activities comes from knowledg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knowledg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organizational radical innovation. Most present literatures make research on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knowledge on innovation from the angle of the acquirement and absorption of knowledge. Few researches mention how to deal with old knowledge and how to treat the relation between new and old knowledge. An empirical study is made to test the effect of the two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al intentional forgetting on enterprises' radical innovation through making an investigation of 233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governance (both formal governance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rket turbulence have also been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deas and formalities forgetting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adical innovation. Both formal knowledge governance and informal knowledge governance have great positive effect on radical innovation. Knowledge governa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organizational intentional forgetting and enterprises' radical innovation. Market turbulence shows a moderating role.

Key Words:Organizational Intentional Forgetting; Knowledge Governance; Radical Innovation; Market Turbulence

收稿日期:2017-03-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7207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GL064)

作者简介:吕佳(1980-),女,江苏南通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知识管理;陈万明(1956-),男,四川泸县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彭灿(1962-),男,湖南长沙人,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

DOI:10.6049/kjjbydc.2017010374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21-0103-08

(责任编辑:王敬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