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路径选择研究

张新芝1,2，邱国斌3
(1.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2.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江西南昌 330013；3.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南昌 330063)

摘要：产业转移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在产业转移路径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两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发生行为。将现有两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拓展到两类区域的产业转移，并运用产业转移势差模型，基于经济、产业、成本、交易成本和技术5个方面势差，建立产业转移评价指标体系，对两类区域产业之间的转移路径进行探讨。得出研究结论：①基于势差理论的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是对两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扩展，将产业转移的“一对一”模式扩展至“一对多”模式，能更好地解释区域间产业转移发生路径；②以广东(发达类型区)对江西、湖南和安徽(欠发达类型区)三地的产业转移为例，广东至湖南的转移势差最小，相对于江西和安徽更不具有转移优势，通过对各子指标的调控，可以改变其转移势差，以达到改变其转移路径选择的结果。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推动我国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区域产业转移；产业转移发生机制；产业势差；路径选择

0 引言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问题。东部地区经济保持较稳定发展，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趋于缓慢，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滞后倾向，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疲软。为了协调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弱化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需要充分发挥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下，我国产业从沿海省份至内陆地区的转移呈现加速趋势[1]。而所谓区域产业转移是指以企业作为主导力量的经济行为，它是在外部市场环境发生改变之后，某产业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动态过程，是地区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的主要方法，也是区域之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通过产业转移形成的技术溢出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

关于区域产业转移方面的问题，很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Fleisher等[1]在对我国经济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人力资本因素有利于缩小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Eicher等[4]用东道国每个单位GDP的自然对数与母国和东道国教育水平的差额来度量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产寻求动机与市场寻求动机。付保宗[5]认为，企业区际迁移的根本动力在于最大化自身利益，迁移与否取决于推拉力量、迁移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异大小。陈秀山和张可云[6]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认为，资本、技术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主要原因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这直接导致了各种生产要素向能够带来最大利益的区域流动。陈建军认为，某产业最低费用劳动投入量的提高，将导致该区域此产业企业数量下降，进而促使区域产业加快转移，由此构建了产业转移数学模型。李然和马萌[8]对京津冀产业转移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为了能够有效推动京津冀辐射互联，优化产业布局，需要以产业结构差异和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作为促使市场驱动的主要因素，以政府调控激励作为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引擎。张龙鹏和周立群[9]根据2000-2012年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对产业转移是否能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承接地的产业承接能力与产业转移质量决定了产业转移是否可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郑耀群等[10]以产业转移意愿与能力为基础，构建了产业转移数学模型，计算了上海市制造业产业转移意愿与能力，通过四象限图进行匹配分析，得到了上海市可以实现转出的具体产业。孙威等[11]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了长江经济带125个地级市、州和2个直辖市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发现上游地区吸引能力主要受到地形因素的影响，影响产业吸引力的主要因素为货运量；中游地区主要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体功能定位、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影响；产业支撑能力主要受“金融和信息”以及“投资和结构”的影响；产业发展能力主要受到“创新能力”的影响。张新芝和陈斐[12]针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发生机制进行了理论解析，构建了产业转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方法得到每个指标的权重，并通过加法合成方法对产业转移进行了度量评估。

本文将在综合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突破传统研究思路，从势差视角创新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势差进行实证量化分析，以此研究产业转移的动态过程和路径选择，为促进不同区域产业转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1 研究方法

1.1 主成分分析方法

相较于AHP方法而言，主成分分析法在计算指标权重时更加客观，避免了由于主观意识差异带来的影响。为此，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产业转移发生势差进行综合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以消除数据量纲带来的影响。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xij为各评价指标原始值。为方便起见，将标准化后的数据表仍然记为X。

(2)计算标准化后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Z，zij表示xi与yj之间的相关系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3)计算特征值与特征向量。求解方程

得到特征值λi(i=1,2,…,p)，将特征值从大到小排列，得到λ1≥λ2≥…≥λp≥0。接着利用

确定特征向量矩阵U中对应于特征值λi的特征向量。

(4)计算样本变量的主成分uj，以及

所对应的样本主成分向量Uj。uj可表示为：

其中，uj表示变量j的主成分，且其方差为bj。由

互不相关可得，uj之间从原始数据中得到的信息是没有重复的。根据所选择的uj，计算出主成分向量Uj：

其第i个分量uij为向量Zi(i=1,2,…,n)在λj上的投影。

(5)计算主成分与累计贡献率。主成分贡献率wi为

累计贡献率为

一般取累计贡献率为85%～95%的特征值λ1,λ2,…,λm所对应的前m(m≤p)个主成分。

(6)计算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评价指数：

1.2 产业转移势差

分别构建经济势差EPDi、产业势差IPDi、成本势差CPDi、交易成本势差TCPDi、技术势差TPDi和产业转移发生势差RPDi这6个势差的数学表达式，具体如下：

其中，λi为各势差评价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化数值，n为各势差评价指标个数，Wi为各评价指标权重。

2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2.1 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能够充分反映区域产业转移的发生机制，本文以国内发达区域和国内欠发达区域这两类区域为研究对象。产业转移是指由国内发达区域向国内欠发达区域的劳动密集类产业转移，也是由高势能区域向低势能区域进行转移。两类区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理解，一是从宏观角度，即由国内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转移；二是从微观角度，即企业受到推拉力影响，从一个区域迁往另一个区域。为了对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的动态过程进行更好的描述，借鉴张新芝等[13]的研究，着眼于产业转移的未来发展定位和路径选择，从经济势差、产业势差、成本势差、交易成本势差和技术势差5个方面综合构建了两类区域产业转移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经济势差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人均可支配收入(X2)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X3)3个指标，分别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状况和企业经营效益。产业势差包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X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5)和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X6)3个指标，即分别从企业数量、投资和就业3个方面衡量。成本势差采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X7)、电力消费量(X8)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X9)3个指标衡量，因为企业的工资支付、电力等能源消耗和固定资产购买等开销是企业的主要成本构成。交易成本势差采用人均消费支出(X10)和货物进出口总额(X11)衡量，表示产品消费和货物进价。技术势差评价指标包含R&D人员全时当量(X12)、R&D经费(X13)和有效发明专利数(X14)，因为科技人员与投入以及产出是衡量区域间产业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2.2 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研究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所需要的指标如表1所示，选取的研究对象为广东、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和湖南6省。其中，广东、浙江、福建位于我国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安徽、江西、湖南则位于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较弱的中部地区。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5)》、广东、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和湖南6个省份2015年的统计年鉴，其中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两个指标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5)》。

3 实证分析

运用SPSS软件对表2中原始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初始特征值及其方差贡献率。本文共提取了两个主成分，分别为11.006和1.767，其中主成分1的贡献率为78.617%，主成分2的贡献率为12.622%，两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91.239%>85%。这表明，提取的主成分可以很好地反映总体样本信息，对模型具有很好的解释力。本文得到的主成分载荷因子矩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主成分1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0.237)、有效发明专利数(0.235)、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0.185)、货物进出口总额(0.167)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0.156)上具有较大载荷(>0.15)，这些指标反映了区域生产情况，因而主成分1可以命名为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生产条件驱动效应；主成分2则在人均消费支出(0.27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0.270)、人均可支配收入(0.241)和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0.228)上具有较大载荷(>0.20)，这些指标衡量了区域产业转移的富裕差异，因而主成分2可以解释为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收入差距驱动效应。其中，生产条件驱动效应在驱动区域间产业转移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成为解释区域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成分。依据提取的两个主成分和载荷因子矩阵，可得到2014年各省主成分评价得分和排名，如表3所示。

结合表2和表3可以看出：①主成分1和主成分2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主成分2在发达地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作用，主成分1则在欠发达地区的作用较为明显。广东(0.361)、福建(0.344)、浙江(0.812)和安徽(0.075)4省的第二主成分得分均大于第一主成分得分，这表明收入差距驱动效应成为解释该地区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而湖南(0.085)和江西(0.001)的第一主成分则明显大于第二主成分，即生产条件驱动效应是这两个省份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主要驱动因素；②在综合得分方面，呈现出广东(0.302)>浙江(0.110)>湖南(0.069)>安徽(0.045)>福建(0.034)>江西(0.001)的特征，这表明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具有较为强烈的产业转移需求，而湖南、安徽等省份虽然具有一定的产业转移需求，但自身产业发展条件不能适应产业发展，需要转移产业来提升和改善地区生产条件；③发达地区由于企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亟需将企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则亟需依托发达地区转移的产业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生产条件驱动效应成为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抑制因素，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存在转移需求与转移条件的矛盾。

根据式(5)可知，两类区域产业转移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X14、X9、X6、X11等。将这些指标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可以得到每个指标的权重大小，进而可计算得到各子势差和产业转移发生势差(见表4)。

为了便于对两类区域的产业转移进行客观分析，本文认为，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此案例中则主要考查广东至湖南、广东至江西、广东至安徽3个方向的产业转移。同时，如果产业发生转移，那么必然在两类区域之间存在转移势差，即经济势差EPDij、产业势差IPDij、成本势差CPDij、交易成本势差TCPDij、技术势差TPDij和产业转移发生势差RPDij(其中，i为转出区，j为转入区)，否则，两类区域之间不会发生产业转移现象。基于此，根据表4中相关数据，可以得到广东至湖南、广东至江西、广东至安徽的转移势差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经济势差由高到低排序为：广东至江西(0.93)、广东至湖南(0.88)、广东至安徽(0.88)。产业势差由高到低排序为：广东至江西(0.99)、广东至湖南(0.80)、广东至安徽(0.77)。成本势差由高到低排序为：广东至江西(1.00)、广东至安徽(0.86)、广东至湖南(0.36)。交易成本势差由高到低排序为：广东至江西(0.97)、广东至湖南(0.97)、广东至安徽(0.96)。技术势差由高到低排序为：广东至江西(1.00)、广东至湖南(0.88)、广东至安徽(0.85)。产业转移发生势差由高到低排序为：广东至江西(4.89)、广东至安徽(4.32)、广东至湖南(3.89)。势差越大，表明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的趋势越强；反之，势差越小，则表明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的趋势越弱。

4 两类区域产业转移路径选择分析

由于涉及的影响因素较多，两类区域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研究是非常复杂的，对某一指标进行调控可能对其它指标产生不确定影响。首先，假定在转出区对多个转入区的两类区域间对接环节不存在差异性的情形下，产业转移势差存在差异，探讨调控势差中某些子指标下，转出区对转入区转移的路径选择变化。本文在对路径选择进行分析时，假设转入区对产业发展势能进行调控比转出区更具有积极性，暂不调控转出区，只调控转入区，并假定将转出区封装起来；同时，假定调控转入区对转出区不会产生影响。以广东为转出地，以江西、安徽和湖南为承接地，从两类区域模型的角度，探讨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

由表5可知，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发生势差最低，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势差值最低的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路径选择进行分析，其它产业转移路径选择分析类似。首先，将湖南、江西和安徽3个转入区的原始数据取最小值，将该最小值作为湖南调整后的基础数据；其次，根据式(6)至式(11)，分别计算调整后湖南的经济势差、产业势差、成本势差、交易成本势差、技术势差和产业转移发生势差。最后，由调整后产业转移发生机制评价指标与原有评价指标之间的差值，得到产业转移发生势差。需要指出的是，文中对广东至湖南的势差调控是分别进行的，目的是分析调控哪些影响因素对产业转移更加有效。具体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4.1 经济势差指标调控

广东至湖南的经济势差指标调控可由以下3个指标进行路径选择：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它是衡量该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深入了解和掌握该地区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主要工具。本文将湖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40 271元调整到34 425元。

(2)人均可支配收入。该指标被认为是决定个人消费开支的最重要因素，因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衡量该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趋势。对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进行计算时，需要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扣除。本文将湖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 621.7元调整到16 734.2元。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它反映了该地区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可以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和小型等工业企业。目前，我国将年主营业务收入2 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认定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本文将湖南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由33 489.43亿元调整到31 077.54亿元。

由表6可知，通过以上数据调整，广东至湖南的经济势差由0.88调整到0.93，产业转移发生势差由3.89调整到3.93，产业转移发生势差增值为0.04。这表明，通过对湖南经济势差指标的数据调整，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将出现增大趋势。

4.2 产业势差指标调控

广东至湖南的产业势差指标调控可基于以下3个指标进行路径选择：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它反映了该地区工业经济的整体发展状况。通过对该指标的调控，可以对区域产业转移产生直接影响。本文将湖南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由13 723个调整到8 996个。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该指标综合反映了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规模、比例和目的等内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全社会对固定资产进行再生产的主要途径，通过建设和采购固定资产不断促进技术装备更新，调整部门整体规划，优化地区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实力，为提升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区域产业转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湖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1 242.9亿元调整到15 079.3亿元。

(3)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它反映了该地区城镇制造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水平。通过对该指标进行有效调控，能够为区域产业转移带来联动效应。本文将湖南的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由130.7万人调整到122.6万人。

由表6可知，通过以上数据调整，广东至湖南的产业势差由0.80调整到1.00，产业转移发生势差由3.89调整到4.09，产业转移发生势差增值为0.20。这表明，通过对湖南产业势差指标的数据调整，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也将有所增大。

4.3 成本势差指标调控

广东至湖南的成本势差指标调控可由以下3个指标进行路径选择：

(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它反映了该地区城镇劳动力成本的整体状况。对于欠发达地区，应使其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优势，严格调控其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加幅度，努力维持甚至降低其在全国的排位。考虑到社会性因素和通货膨胀因素的综合影响，通常情况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一般只会提高而很少降低。本文将湖南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由47 117元调整到46 218元。

(2)电力消费量。它反映了该地区用电的整体需求状况以及电力成本总量大小。平均销售电价取决于该地区用电的供应水平和实际需求，这意味着电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适当调整。尽管如此，电力消费量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的电力成本总量。本文将湖南的电力消费量由1 430.88亿kW·h调整到1 018.52亿kW·h。

(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它是一个能够客观反映固定资产投资额价格变动程度和发展趋势的相对指标。一般情形下，固定资产投资额主要由3项内容构成：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完成额、设备工器具采购投资完成额和相关费用投资完成额。因此，对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应从以上3项投资完成额价格指数方面进行综合调控。而相关费用投资完成额可能涉及土地购置价格，该价格由政府全面掌控，因而土地购置价格相对比较容易调控。根据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趋势，通常情况下，土地价格会出现上涨态势，因而需要将其增幅范围控制在合理区间。本文将湖南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由101.5调整到100.1。

由表6可知，通过以上数据调整，广东至湖南的成本势差由0.36调整到1.00，产业转移发生势差由3.89调整到4.53，产业转移发生势差增值为0.64。这表明，通过对湖南成本势差指标的数据调整，将有助于加快推进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

4.4 交易成本势差指标调控

广东至湖南的交易成本势差指标调控可基于以下两个指标进行路径选择：

(1)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消费支出不仅体现了社会消费需求的主流，而且展示了该地区人们生活的实际水平和整体质量，更是推动整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本文将湖南的人均消费支出由13 288.7元调整到11 088.9元。

(2)货物进出口总额。它反映了某个地区实际进出我国国境的货物总金额，主要用于反映该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呈现的总体发展规模，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区域产业转移，减少外部交易产生的相关费用，理论上，欠发达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应趋向较高，但如果欠发达地区的货物进出口总额过高，这也就意味着其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势差不明显，从而导致产业转移的驱动力不足。与江西、安徽相比较，湖南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最小。因此，本文将湖南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保持3 083 160万美元不变。

尽管交易成本势差中涉及的两个指标调控在短时期内不容易实现，但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和政府扶持等方法进行适度调控。由表6知，通过以上数据调整，广东至湖南的交易成本势差由0.97调整到0.98，产业转移发生势差由3.89调整到3.90，产业转移发生势差增值为0.01。这表明通过对湖南交易成本势差指标的数据调整，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将有所增大。

4.5 技术势差指标调控

广东至湖南的技术势差指标调控可由以下3个指标进行路径选择：

(1)R&D人员全时当量。该指标可用于衡量研究人员参与科研项目的投入状况与发展水平，进而可客观反映某地区的科研水平和技术实力。R&D人员全时当量越大，说明该地区的技术支撑能力越强；R&D人员全时当量越小，说明该地区的技术支撑能力越弱。本文将湖南的R&D人员全时当量由77 428人年调整到28 803人年。

(2)R&D经费。它代表一个地区对科研项目的费用投入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对技术发展的重视程度，以及科技水平。R&D经费越多，表明该地区科技研发的驱动力越强劲；R&D经费越少，表明该地区科技研发驱动力越弱。本文将湖南的R&D经费由3 100 446万元调整到1 284 642万元。

(3)有效发明专利数。它反映了该地区的科研成果数量和科技发展前景。通常情况下，有效发明专利应符合以下几个条件，即发明专利已经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批授权、发明专利得到了正常维护、发明专利没有超过法定保护年限、发明专利没有出现被诉无效的情况。本文将湖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由14 415件调整到3 383件。

技术势差指标调控的要求比较苛刻。如果技术势差很高，欠发达地区可能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撑，从而导致技术转移困难，也难以使转移技术得到充分吸收和有效的利用；如果技术势差很小，欠发达区可能拥有扎实的技术支撑，通过自身研发也有可能取得技术突破，那么其对引进发达地区先进技术的积极性就会降低，也就意味着很难实现技术转移价值。因此，技术势差调控只有在适当的势差范围内才能实现良好的应用价值。

由表6知，通过以上数据调整，广东至湖南的技术势差由0.88调整到1.00，产业转移发生势差由3.89调整到4.00，产业转移发生势差增值为0.11。这表明，通过对湖南技术势差指标的数据调整，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也将增大。

总之，基于对上述势差指标的调控分析，并结合产业转移发生势差增值数据可知，对经济势差、产业势差、成本势差、交易成本势差和技术势差指标数据进行调整，均可能有助于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其中，成本势差指标数据调整对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影响最大，而交易成本势差指标数据调整对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影响最小。

5 结语

本文将两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模型扩展至两类区域层面，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产业转移发生势差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可得到如下结论：

(1)将两区域产业转移机制模型扩展至两类区域层面，更好地诠释了产业转移的发生机制。相较于两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模型，两类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模型关注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本文主要考虑一个发达地区对多个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将以往产业转移“一对一”模式扩展至“一对多”模式，可以更好地显示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路径，从而为我国制定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政策提供了参考。

(2)在对两类区域产业转移模型进行扩展的基础上，以广东对湖南、江西和安徽3省的产业转移为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相对于江西和安徽而言，湖南在产业转移势差上不具有转移优势，通过调整经济势差、产业势差、成本势差、交易成本势差和技术势差均有助于广东至湖南的产业转移。因此，在广东对湖南、江西和安徽3省的产业转移过程中，通过已有势差结果，可以初步判断产业由发达地区转移至欠发达地区过程中，转移至哪个区域更具有优势和可行性。同时，通过对各评价指标的调控，可以改变其转移势差，以达到改变其转移路径选择的结果。

本文将两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模型扩展至两类区域层面，对于指导我国区域间产业转移具有现实意义。然而，本文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只对我国部分省份区域产业转移发生机制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没有考虑国内各省份之间产业转移与国内和国外之间产业转移的不同之处和变化规律，以及如何提高我国与国外区域产业转移效率；其二，本文研究的是“一对多”的产业转移，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有待于将产业转移路径扩展至“多对多”模式，这也是笔者接下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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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ath Choice of the Mechanism of Two Types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Xinzhi1,2,Qiu Guobin3
(1.School of Finance,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2,China;2.Institute of Poyang Lake Eco-econom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63,China)

Abstract：Industrial transfer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so on.In the research on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path,th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occurrence between the two regions.This paper based on two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mechanism,expanded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mechanism to two typ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and used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potential difference model from five aspects of economy,industry,cost,transaction cost and technical potential difference to establish industrial transfer evaluation index system,and discussed the path of the transfer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regional industry.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 concluded as follows:(1) Mechanism of two type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tential difference is an extension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two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and expanding the "one-to-one" model of industrial transfer to the "one-to-many" model can better explain the inter-regional industry transfer path;(2) 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Guangdong (developed region) to Jiangxi,Hunan and Anhui (underdeveloped region) as an example,the transfer potential difference from Guangdong to Hunan is minimum which is not superior Anhui.By adjusting the sub indexes,the transfer potential difference can be chang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sult of the changing selection of the transfer path.Finally,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two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Industrial Transfers Mechanism; Industry Potential Difference;Path Choice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790208)；江西省软科学项目(20141BBA1002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5M571984)；江西省博士后科研项目 (2015KY28)

作者简介：张新芝(1979-)，女，江西萍乡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财经大学鄱阳湖生态经济研究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和企业管理；邱国斌(1976-)，男，江西宜春人，博士，南昌航空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运营与供应链管理、博弈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