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采用相对价格法和1 246组城市对数据，对1999-2013年中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运用熵权法构建了复合指标和固定效应模型，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近15年来，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和进程均滞后于长三角城市群；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外向度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共同因素。其中，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外向度是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而交通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信息通达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是影响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差异化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制约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却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信息通达度阻碍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却促进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
关键词：中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法；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
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批复实施，中三角城市群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我国正在实施长江经济带开发开放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中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打破区域合作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构建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联动协同发展轴线，是摆在政府和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于相关论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市场一体化测度的研究；二是对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的研究。针对第一方面，对市场一体化测度方法的讨论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不同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对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其中，Naughton[1]采用贸易流法，通过研究1987年和1992年中国省际工业品贸易流量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省际间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深。Young[2]通过比较1978-1997年中国各省市GDP结构和制造业产出结构及其变动状况，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结构逐渐趋同，且中国国内市场分割程度正在加剧。Poncet[3]在贸易流法的基础上，运用边界效应法对我国国内和国际市场壁垒进行了测度，发现国际市场呈现一体化趋势，而国内市场则表现出非一体化倾向。Fan 和 Wei[4]通过对我国分商品类别的相对价格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验证了国内市场价格存在收敛趋势，从而得出渐进式改革推进了市场一体化的结论。国内学者就此问题也开展了相关研究。李善同等[5]采用问卷调查法，对我国国内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程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国内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黄赜琳等[6]运用边界效应方法对中国贸易壁垒分地区分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在8个行业部门中，农业保护最为严重，商业运输业其次，再次是轻工业、采选业、重工业等。桂琦寒等[7]运用各省商品价格指数数据，对我国相邻省份商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及其变化趋势进行了评估，得出了我国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的结论。陈红霞和李国平[8]通过京津冀三省市主要商品价格面板数据，对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得出京津冀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趋于提高的结论。
关于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刘小勇和李真[9]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通过对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财政分权尤其是收入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刘小勇[10]进一步采用面板分位数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市场分割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尤其是收入分权加剧了市场分割度的结论。白重恩等从地方保护主义视角研究了我国产业地区集中度决定因素及其变动趋势，认为地方政府保护行为加剧了市场分割。刘瑞明[11]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对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地区经济中，国有企业份额比重越高，则市场分割程度越大。陈宇峰和叶志鹏[12]运用1996-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农产品市场一体化进程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行政壁垒是加剧农产品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陈敏等[13]从对外开放视角考察了我国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认为，经济开放与市场分割呈倒U型关系。杨先明和刘岩[14]对1994-2007年中国国内市场分割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对外开放对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显著超过其它因素。
以上研究固然有借鉴意义，但尚存在明显不足：首先，研究对象比较单一。从现有文献看，更多研究集中在全国层面，从城市群层面进行的研究较少，针对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层面的研究更少；其次，从研究方法看，对于市场一体化的测度，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测度方法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在影响因素选择方面，现有文献多采用单一指标，包含的信息量十分有限；最后，缺少不同地区的比较，现有文献更多的是研究某一地区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对不同地区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聚焦在中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与比较，运用熵权法构建复合指标，采用城市对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和差异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2.1 测度方法
若市场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则商品价格会趋同。因此，用价格信息构造指标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故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测度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程度。价格法是对“一价定律”的衍生拓展，其核心思想为：任意两个市场之间对某种商品的价格比应是考虑了诸如运输成本等客观因素后的稳定值，如果这一比值超出一定合理区间，则代表这两个市场间的贸易壁垒比较严重。
本文沿用Parsley 和 Wei[15]使用的相对价格方差分别测度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程度。具体而言，假设有i、j两个地区，pikt表示i地区k商品在t时期的价格，同理pjkt则表示j地区k商品在t时期的价格。计算相对价格方差分为以下几步：首先，计算出相对价格的绝对值大小|ΔQij,k,t|,计算公式为：
由于商品相对价格波动|ΔQij,k,t|除受市场环境影响外，还容易受其它因素固定效应ak的影响，为此本文使用去均值法消除固定效应的影响。假设|ΔQij,k,t|由固定效应ak和随机效应ξij,k,t组成，固定效应仅与商品种类相关，随机效应与两地特殊的市场环境相关，要消除ak项，应对给定年份t、给定商品种类k的|ΔQk,t|求均值
再分别用|ΔQij,k,t|减去该均值得到：
令
最后用于计算方差相对价格变动的部分为qij,k,t，记其方差为var(qij,k,t)，在这里qij,k,t仅与地区分割因素和一些随机因素相关。若var(qij,k,t)随时间变化而减小，则说明两地间商品相对价格波动在减小，即两地市场一体化程度在加深；反之，则表明两地间市场一体化程度在减弱。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中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4省市共计44个城市。需要说明的是，在2016年最新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虽已将安徽省纳入长三角城市群，但鉴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长三角地区存在明显的梯级差异，为了确保分析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本文仍将安徽省纳入中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浙江3省市共计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根据相对价格法内涵，所选择的商品部门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原则，本文最终选取1999-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具体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和居住八大类。本文数据来源于1999-2014年各省、各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对于少量缺损数据，采用均值法进行填补。
由于相对价格法测度的是两地间的相对价格方差，其可以侧面反映两者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因此本文以城市群为对象进行测度需作如下处理：先测算中三角城市群44个城市两两间的相对价格方差，得到
组城市对的相对价格方差，取其均值以侧面反映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同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测度作类似处理，但涉及的城市对数据包含
组。为了便于显示，本文将相对价格方差扩大1 000倍，最终结果见图1。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取均值处理方法是为了更加直观地对比分析两大城市群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关于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均直接采用300组和946组城市对数据。
图1 中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均值散点图
数据来源：经计算整理而得
2.3 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比较
从图1可以看出，在1999-2013年观测期内，中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整体上均呈逐步收敛态势，表明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程度总体上在不断提高。图1虽未能表现出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存在明显的梯级差异，但仍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1)市场一体化水平比较。 在1999-2013年，中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均值为0.463，而长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均值为0.429，长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均值小于中三角城市群，说明在观测期内，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优于中三角城市群。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两大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的最大值均出现在2000年，其中中三角城市群为0.878，长三角城市群为0.905；中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指数最小值出现在2012年(0.151)，长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最小值出现在2013年(0.136)，长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最小值低于中三角城市群，进一步证明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高于中三角城市群。
(2)市场一体化进程比较。 在1999-2013年观测期内，中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由0.82下降到0.209，降幅为74.5%，年均降幅为4.29%；而长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由0.902下降到0.136，降幅为84.9%，年均降幅为7.73%。长三角城市群相对价格方差总体降幅及年均降幅均大于中三角城市群，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快于中三角城市群。
(3)市场一体化水平变化轨迹特征比较。 从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变化轨迹比较中可以看出，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变化规律不明显，波动性较大，2003年和2009年出现了两次较为明显的反弹，其余年份则表现出震荡趋势，轨迹变化近似呈现“M”型曲线。而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除在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现反弹外，其余年份市场一体化水平表现出持续稳定下降趋势，整体变化轨迹近似呈“N”型曲线。这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进程比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进程更为平稳。
3.1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从现有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相关文献可知，影响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地方保护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可从以下6个方面分析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
(1)地方保护主义(LP)。地方保护主义越强的地区，地方政府出于本地企业生存发展、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等目的，通过非市场行为干预市场活动进而提高市场进入壁垒的动机越强。因此，地方保护主义会限制市场一体化发展。与国家间关税壁垒不同，国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是无形的，现实中很难对其进行准确衡量。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最终选用扣除科教文卫支出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和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的比重两个指标反映某市地方保护主义程度。
(2)经济外向度(OP)。经济外向度反映了国家或地区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经济外向度较高地区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也较大。本文具体采用外国直接投资占当年GDP的比重和进出口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两个指标衡量经济外向度，两者均采用当年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进行换算。
(3)交通基础设施(TP)。地区间的交通通达性影响着区域间运输成本的大小以及地区间贸易流量转移速度，交通通达性越高，越有利于市场一体化建设。本文使用人均等级公路里程和人均道路面积两个指标反映交通基础设施。
(4)信息通达度(IM)。科技进步促进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程度上便利了不同地区间的信息交流。信息通达度越高越有利于地区间的技术扩散并降低企业道德风险，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进而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本文使用人均互联网接入户数和人均移动电话户数两个指标反映信息通达度。
(5)经济发展水平(ED)。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越有充足的财政实力保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政府越有行政干预经济活动的动力，则越不利于市场一体化发展。本文采用人均GDP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反映经济发展水平。
(6)城镇化水平(UB)。城镇化水平反映了地区经济集聚能力，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则地区集聚能力越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扩大城镇消费群体，升级消费结构，释放消费潜力，进而带动市场一体化发展。本文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的比重构成。
为了克服单一指标包含信息量不足的缺陷，本文采用熵权法构建复合指标，具体过程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述。数据来源于1999-2013年各省、各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由于少量数据缺失，本文运用OLS趋势预测进行填补。
3.2 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为了研究相关因素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如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lnsegijt=c+β1|lnLPijt-1|+β2|lnOPijt-1|+β3|lnTPijt-1|+β4|lnIMijt-1|+β5|lnEDijt-1|+β6|lnUBijt-1|+εit
其中，因变量segijt为第t年i、j两市的相对价格方差，即上文测度的市场一体化水平评估值，其中中三角城市群共有946组城市对数据，长三角城市群共有300组城市对数据。该指标反映了地区市场分割度，指标越大说明地区分割程度越高，即市场一体化程度越低；反之，则表明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因此，当解释变量系数为负时，表明该因素有利于促进市场一体化发展；当解释变量系数为正时，表明该因素阻碍了市场一体化进程。c为常数项， εit为扰动项，Xijt-1为i、j两市各影响因素的比值，且均滞后一期。这样测度的意义在于使用相对数进行测算，能够减少将不同地区对市场一体化不同影响力的同化，使用滞后一期数据可以减少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相互影响，也可以更好地描述各因素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程度和方向[16]。
按照前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对上述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得出以下4个方程，估计结果见表1。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因此，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描述变量间的关系。
3.3 实证结果
(1)地方保护主义影响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地方保护主义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均具有负向影响，且其已成为阻碍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其中，中三角城市群每提高1%会导致市场一体化水平下降0.232%，长三角城市群地方保护主义每提高1%会带来市场一体化水平下降0.012 6%。这表明，中三角城市群地方保护主义较长三角城市群更加明显。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城市群地方保护主义因素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于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一体化程度较高地区，经过近20年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三级运作”的区域合作机制，地方保护主义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限制。
表1 中三角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解释变量中三角城市群(1)RE(2)FE长三角城市群(3)RE(4)FELP0.37***(0.0283)0.232***(0.0357)0.102***(0.0272)0.0126(0.0562)OP0.071***(0.0116)0.216***(0.0178)0.239***(0.0212)0.429***(0.0358)TP-0.091***(0.0176)-0.363***(0.0321)-0.141***(0.0321)-0.0879*(0.0493)IM-0.276***(0.0176)-0.188***(0.0242)0.0704**(0.0346)0.112**(0.0507)ED0.246***(0.0265)0.53***(0.038)-0.245***(0.0384)-0.252***(0.0471)UB0.178***(0.0188)0.362***(0.0272)-0.0379(0.0335)-0.146***(0.044)c-1.402***(0.0091)-1.498***(0.0115)-1.547***(0.0178)-1.624***(0.0228)R-sq0.04670.08460.03240.0399F值96.38203.8825.8329.04观测值141901419045004500
注: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显著性水平
(2)经济外向度影响结果。 经济外向度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具有负向影响。中三角城市群每提高1%，市场一体化水平降低0.216%；长三角城市群每提高1%，市场一体化水平降低0.429%，这一结论与杨先明和刘岩[14]以及范爱军等[16]的结论一致。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地区，出口导向外贸型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外贸依存度超过50%，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需增长放缓，长三角城市群地方政府为了增强投资吸引力、稳定出口，在基础设施建设、优惠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博弈，无形间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导致市场一体化水平下降。而中三角城市群经济外向度明显偏低、规模较小，外贸依存度仅为10%左右，经济外向度严重制约了中三角城市群发展，不利于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建设。
(3)交通基础设施影响结果。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均有正向影响。中三角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每提高1%，能够带来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0.363%；长三角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每提高1%，能够带来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0.087 9%。长三角城市群拥有现代化江海港口群和机场群，高速公路网建设比较健全，公铁交通干线密度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已基本形成了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主的多层次立体综合交通网络，有利于市场一体化建设。而中三角城市群目前正在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武汉、长沙、合肥为代表的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极大程度上提升了中三角市场一体化水平。因此，现阶段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中三角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长三角城市群。李雪松和孙博文[17]也支持这一结论。
(4)信息通达度影响结果。 信息通达度对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具有正向影响，该指标每提高1%，能够带来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0.188%。信息通达度是地区间信息要素流动的基础，中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都在大力推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群内部建设较为均衡，差距较小，有利于信息共享，并进而推动了市场一体化发展。而信息通达度则限制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发展，原因在于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无论是移动电话数还是互联网接入户数都明显优于苏北、浙西南地区，城市群内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差距，导致城市群内部信息传输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受到影响，因此阻碍了市场一体化发展。
(5)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结果。 对于中三角城市群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发展。2013年，中三角城市群人均GDP约4万元，略低于我国2013年人均GDP4.3万元。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政府受自身财力限制，很难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为了保护当地产业发展，往往倾向于采取地方保护主义措施，从而加剧了市场分割。而经济发展水平对于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具有正向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会带来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0.252%。长三角城市群2013年人均GDP约8万元，几乎是全国人均GDP的两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地方政府有充足的财力、物力保障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有助于市场一体化发展。卜茂亮等[18]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结论。
(6)城镇化水平影响结果。 对于中三角城市群而言，城镇化水平对市场一体化具有负向影响，说明当前城镇化水平限制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发展。中三角城市群除湖北省城镇化水平稍高(为55%左右)外，湖南、江西、安徽3省城镇化水平才刚刚突破50%，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低城镇化水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不利于市场一体化建设。而城镇化水平对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具有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能够带来一体化水平提高0.146%。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城镇体系完备，城镇分布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其整体城镇化水平已高达70%，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带来了有效需求，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进而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发展。
本文通过1999-2013年八大类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对中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了测度与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城市对数据，分别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1999-2013年，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推进速度优于中三角城市群，且两者市场一体化水平变化呈差异化轨迹；②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共同影响因素包括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外向度和交通基础设施。其中，地方保护主义和经济外向度是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的共同阻碍因素，交通基础设施则对两大城市群市场一体化起促进作用；③两大城市群差异化影响因素包括信息通达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虽然制约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却有利于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信息通达度虽然阻碍了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却促进了中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1)加强各市政府之间的合作，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两大城市群应建立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加快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破除城市群内部行政壁垒和垄断，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推动市场体系统一开放、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协调、生态环境联防共治，为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
(2)加大对外、对内开放力度。中三角城市群应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全面深化与其它地区的合作，进一步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合作，吸引沿海地区资金和技术向中三角城市群转移。长三角城市群则应依托上海自贸区，提高外资利用质量和水平，培育本土跨国公司，促进外贸稳定发展和转型升级，参与更高层次国际分工，稳定外贸依存度。同时，注重国内市场培育，扩大内需，提高自身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
(3)进一步完善城际交通、通讯网络。两大城市群应依托国家“两纵三横”城市化战略格局建设，统筹铁路、公路、航空、互联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区域网络布局。中三角城市群应加快推进城市群内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建设武汉城市圈、株潭城市群等城际铁路，加快武汉、长沙、南昌、合肥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强一体化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应构筑以轨道交通为主的综合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城际综合交通网络，同时注重地区间通讯基础设施的均衡发展，缩小城市间差异。
(4)两大城市群应采取差异化举措补齐各自市场一体化的“短板”。具体而言：①中三角城市群应探索跨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新模式，积极发展“飞地经济”，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分工协作，与东部沿海地区共建产业园区，在区域合作中培育新动能，提高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长三角城市群应加快发展新型经济，支撑引领经济转型升级，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发展新引擎，增强发展新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新道路；②中三角城市群应加快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城市组团融合发展，引领带动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协调互动发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长三角城市群应协调处理好上海与其它城市、沿海沿江城市与腹地城市、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关系，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合理布局产业空间，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引导人口向重点开发区集聚，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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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敬敏)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rket Integ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entral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bstract：Based on the relative price method and 1246 groups of cities data, this paper evaluates and compares the degree of market integration of the Central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n 1999-2013.By using the composite index constructed by the entropy method and fixed effect model to study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market integration of the two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 the past 15 years, the level of market integration of the two urban agglomerations showed a rising trend, but the level and the process of market integrat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better than the Central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Local protectionism, economic-oriented degree an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re the commo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arket integration of the two Urban Agglomerations.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economic-oriented degree are the main obstacles to the market integration of the two urban agglomerations, whil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promotes the market integration of two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acce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re differentiation factors affecting the market integration of two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are conductive to the market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but restricted the market integration of the Central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accessibility of information hinders market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but promotes the market integration of the Central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Key Words：the Central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Relative Price Method; Market Integration; Influence Factors
收稿日期：2016-09-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项目(16FJL019)
DOI：10.6049/kjjbydc.2016070682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7)01-00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