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溯源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创新演变脉络

朱云鹃1,2,李颖1,2,李丹1,2
(1.安徽大学商学院;2.安徽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安徽合肥 23060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多年技术创新实践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战略的现实源头。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创新实践的阶段划分，展现其中“技术驱动”发展到“市场驱动”再突破到“创新驱动”的发展轨迹，提炼出我国技术创新发展背后隐藏的规律，为双创战略找到理论与现实支撑，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0 引言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科技体制和创新战略的深刻变化。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从技术引进国逐步到技术输出国的角色转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主体。

早在1985年，我国便开始了科技体制改革；1995年，我国开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开始实施“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2013年起，我国开始建设创新型省份试点工作，江苏、安徽先后成为试点工作省份；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

此后，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各种场合频频阐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这一关键词。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上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新引擎的战略高度，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可以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又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和公平正义”。之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将创新驱动作为发展第一动力。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史同时也是技术创新发展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双创战略)的提出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基于我国多年以来改革创新实践内在演变规律及历史选择的结果。本文通过对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创新发展过程进行阶段划分，并对其演变脉络进行分析，对“双创”战略开展进行溯源研究，有利于加强对“双创”战略的深入理解，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双创”战略实施具有积极、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创新阶段划分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创新的阶段划分，国内已有部分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寇宗来[1]以关键性政府文件作为节点，将我国技术创新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5年)、第二阶段(1985-1996年)、第三阶段(1996-2006年)和第四阶段(2006年至今)。此后，学者李云鹤[2]等以标志性事件为依据，将学者寇宗来的4个阶段注释为：①创新历程起步阶段——成套技术引进与模仿(1978-1985年)； ②技术引进深化阶段——市场换技术与模仿创新(1986-1996年)； ③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过渡阶段——集成创新与二次创新(1997-2005年)； ④自主创新启程阶段——原始创新、集成创新、二次创新并举(2006年至今)。

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创新实践发展演变脉络进行梳理，以国家发展战略提出时间作为节点，以技术创新发展驱动力为内在划分依据，将其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①技术驱动阶段：引进与消化吸收(1978-1995年)； ②市场驱动阶段：模仿基础上的二次创新(1996-2005年)； ③创新驱动启程阶段：自主创新启程(2006-2013年)； ④创新驱动阶段：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4年至今)。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创新脉络分析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创新实践演变脉络进行梳理，结合前文阶段划分，本文构建出如下脉络框架，如图1所示。

2.1 技术驱动阶段：从购买全套技术到以市场换技术

1978-1995年，在“引进与吸收消化阶段”，技术创新实践以技术为主要驱动力。改革开放之初，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很多生产技术领域总体技术水平极为落后，当时技术发展主要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和计划体制下的“休养生息”。自1983-1985年中国引进3 000多项国外先进技术开始，科技体制改革日益趋向于加快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应用于生产，如改革科研经费拨付体制、开放技术市场、对研究所分类调整，改革人事制度、鼓励科技人员兼职、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政策。

在这一“技术驱动”阶段，我国在经历了初期“购买成套技术”后，改变了盲目引进技术的做法，开始采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用技术贸易作为技术引进方式，即为了获取关键技术和设备，允许有条件地开放部分国内市场。通过不断扩大市场开放度，吸引更多外商来华投资，从而引进更多先进技术。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当时国内经济处于相对短缺状态，拉动经济的主要是制造业(尤其是消费品)，因此这一阶段主要是由技术作为技术创新动力。只要某项技术能够迅速实现产业化生产，满足国内消费需求，那么就引进与消化吸收这项技术[3]。

2.2 市场驱动阶段：先模仿再创新

1996-2005年，在“模仿基础上的二次创新”阶段，技术创新实践以市场为主要驱动力。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提出后，我国科技政策逐渐转变为加强国家科技体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为此，我国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促进技术创新，如增加各级政府对科研活动的财政投入、优化科技投入结构、推进科研院所管理制度改革、对科研院所进行重新定位和人员分流、鼓励各类科研机构变为企业、进入企业、与企业结合、支持和扶持技术中介机构等。

在这一“市场驱动”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地区制造业遭遇寒冬，国内制造业出口反而迎来发展契机。入世以后，进出口贸易已成为国内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企业逐渐成为技术创新主体[4]，并通过与高校合作，利用高校科研资源建立联合中心；部分企业与国外企业开展合资合作，在消化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

以格兰仕公司为例，格兰仕公司前身是一家生产羽绒制品的厂家，从1992年开始引进东芝公司生产线和技术，到1996年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微波炉生产设备和技术，随后便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1997年，格兰仕设立研发部门，1998年在美国设立技术开发机构，开始走合作和自主研发道路。20多年以来，格兰仕作为一个国内老牌企业，不仅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顽强存活下来，而且在国内家电行业一直名列前茅，活跃在消费者视线中，成为微波炉著名品牌和领军企业。

2.3 创新驱动阶段:从“创新型国家”战略到“双创”战略

2.3.1 “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

2006年1月9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宣布了中国未来15年科技发展目标：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指标是：到2020年，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贡献率从39%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1.35%提高到2.5%。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高效、公平、可持续发展。

技术引进是一种普遍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技术领域领先，都需要吸纳其它国家的长处以补己短。1978年以来，我国通过技术引进带动了一批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技术引进有效提高了企业科技水平、加速了产品更新换代、促进了高技术产品和技术出口能力，为我国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提升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忽视技术自主创新和消化吸收、过度依赖引进技术、真正核心技术进不来、低水平重复引进等问题。

依靠引进外资和技术，虽然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性增长，但粗放式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在资源、环境等约束面前矛盾日益深化和突出。中国制造业规模常居世界第一，利润却微薄如纸，出口企业不得不面对哭泣的微笑曲线，以8亿件衬衫交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在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后，依靠人口红利获取的竞争力已难以为继，企业缺乏核心技术，直到21世纪初，我国还有很多领域无法走出“引进-停滞-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1)导火索：DVD专利事件。 2002年1月9日，深圳某公司运往英国的3 864台DVD被当地海关扣押，理由是未经授权，未缴纳专利费用。此后数年，以DVD事件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案几经波澜。截至2004年，制造业出口愈发艰难，一台出口DVD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成本13美元，中国企业只能赚取1美元的利润。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要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减去制造成本32.5美元，中国企业获得的纯利润只有1.5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企业虽然出口量巨大，但由于未掌握核心科技，需给国外缴纳巨额专利费，依靠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赚取的利润微乎其微，中国“世界工厂”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血汗工厂”，只能依靠劳动力廉价赚取“超薄利润”。长此以往，随着人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劳动力成本优势一旦丧失，制造业发展之路必将断绝。

(2)诱因：部分核心技术领域陷入“技术黑洞”。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技术创新发展主要通过大规模引进技术和外国投资、以市场换技术等方式来促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这种过度依赖模式随着我国技术实力的不断增强出现了发展新“瓶颈”，即“技术黑洞”。“技术黑洞”是指国家尚未形成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体系，多数行业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于国外，核心硬件、系统软件大量依赖进口。许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产业及主导产品生产往往不是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而是依靠国外技术和装备进行生产。由于产业技术多源于国外，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导致产业发展依赖于重复购买别人技术的老路[5]。例如，2006年以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多年高达50%，而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我国设备投资有60%以上需要依靠进口。由于未掌握核心技术，我国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用于向国外支付专利费。为了跳出“技术黑洞”这一依附陷阱，我国于2006年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并着重对知识产权、产品及行业标准发力，通过整合技术力量，形成精英队伍，调整科研投资方向，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

这一时期，中国虽然仍在强调技术引进，但已经清醒意识到一些关键技术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其中，知识产权和产品及行业标准是这一阶段技术创新的发力点。如中国百年电信史上第一个国际标准——“3G”标准(即TD—SCDMA通信标准)，成为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三大国际主流标准之一，是中国技术创新史上的重大突破。

(3)深层次原因：国内国际形势的迫切要求。从国内来看，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一跃而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总体上依赖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创造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量是它们的4～10倍，33种主要产品的单位资源消耗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46%。牺牲子孙后代利益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发展难以为继；牺牲稀缺而宝贵的资源环境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这样的代价过于高昂。因此，只有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才能实现经济又快又好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是解决我国在2006年前后经济和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这些迫切需求具体表现为：原始性技术创新比较匮乏，创新尖端人才不足，科技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产业发展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高科技含量关键装备基本依赖进口，大部分产业整体处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低端；经济增长发展粗放格局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能源问题和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等。

从全球看，国际社会正表现出新的发展特征：知识经济加速形成，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的共同选择，社会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紧紧依靠技术创新。此外，发达国家为了遏制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冲击国际商品市场，开始全面推行以SA8000为核心的“蓝色壁垒”和以ISO14000为核心的“绿色壁垒”，以劳动者劳动环境、生存权利和环保为借口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业、抑制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的目的。由此，我国外贸出口首当其冲，要达到SA8000和ISO14000系列标准要求，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人力成本优势将逐渐消失。

面对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趋势的迫切需求，我国必须逐步摆脱资源依赖型和对外依附型发展模式，走上一条真正以科技创新为内在动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创新型发展道路。这其中，创新能力是国际竞争中的核心能力，在知识和技术创新方面占据核心优势，往往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权[6]。而且，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是花再多钱也买不来的。例如，“神舟六号”逃逸塔被称为航天员的“生命之塔”。对此，美国进行了全面技术封锁，俄罗斯开价2 500万美元只卖产品，不给技术。要避免依赖于人、受制于人的窘境，就必须将技术创新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2.3.2 从“创新型国家”战略到“双创”战略期间的技术创新发展

自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后，国家“三部委”相继启动了“技术创新引导工程”、“创新型城市”、“创新型企业”等一系列建设性工作。2007年，我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推动科技投入政策的法制化；引导和支持若干重点领域形成产学研战略联盟；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发展；对大中型骨干企业，支持其建立研发中心，增强研究开发实力；对民营科技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着重建设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使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壮大，实现新的发展。

此阶段是我国历史上科研费用增长最快、科技成果增加最多的时期。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006年的1.42% 提高到2014年的2.05%。R&D经费的迅速增长，带来的是科技进步贡献率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如图2所示，2005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43.2%，到2010年突破50%，随后2012年达到52.2%。2016年2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介绍，2015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增加到55.1%。综合国力方面，以GDP为例，如图3所示，2006年我国GDP为21万亿元，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随后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截至2015年，我国GDP已经突破67万亿元，见图2、图3。

2.3.3 “双创”战略提出

(1)复杂国际形势下需要创新驱动的更大突破。从国际上看，近两年来，技术创新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国际竞争正在从资源比较优势竞争走向创新要素优势竞争，国家的繁荣富强和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培育与积累，而不是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国际形势在不断变化，国家创新能力也随着各国创新要素的内生成长与组合能力不同而呈现出此消彼长。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世界各国都在增强自身创新能力与水平。例如，当今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超前谋划部署，将创新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持续竞争力的根本手段。美国出台“创新战略”，明确提出美国未来经济增长与国际竞争力取决于创新实力；欧盟提出“2020战略”，明确将“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作为五大战略目标之一；日本提出“未来开拓战略”；俄罗斯提出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国家政策重点方向”；韩国提出了“绿色发展国家战略”。

由此可见，创新已成为各国竞争的制高点和新赛场，抢占创新先机就是抢占新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因此，我国需在创新上寻求新的更大突破，为发展全局赢得新的发展空间。

(2)国内经济新常态下需要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创新驱动。 2008年以后，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内需一度疲软，进出口贸易也萎靡不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只剩下政府投资独立支撑。因此，经济发展从传统高投入与高能耗模式转变为以创新为驱动的高附加值模式，这也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近两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增长动力持续减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要素成本越来越高，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在中低端产品上形成的竞争优势也在逐渐减弱，因此必须走提质、增效、升级之路。

然而，无论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还是发展新引擎、新动力，都需要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创新驱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如果只有少数市场主体参与创新，显然难以满足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多市场参与者、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创新驱动战略，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国经济增长已进入从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挡期”，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7]，推动经济爬坡过坎，适应新常态，实现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可持续发展。为此，唯有依靠技术创新开辟出一条新路，并调整相应的体制机制，才能使创新真正成为发展的主动力。推进“双创”，既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推动人财物等各种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又可以倒逼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实现改革突破，最终提升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

由此，继2013年我国开展建设创新型省份试点工作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推动“双创战略”不断深入发展，具体如表1所示。这表明，在经济新常态下，“双创”战略可以充分发挥个体创新创业所具有的投入小、回报率高等特征，以创新引导经济良性循环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解决经济社会转型困局、驱动新一轮发展的战略红利[8]，的确是当下可行之策。

3 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创新实践对“双创”战略的启示

3.1 改革开放创造技术创新环境

3.1.1 对内改革制度带动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制度有时会促进技术创新，有时会制约技术创新。因此，要加强技术创新，必须改革制约技术创新的制度，即进行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制度创新史，国家改革拨款制度、实施科技计划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先后实施了“863”、“973”等重大科技计划，并建立技术市场等。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不断解放和激发了创新活力，充分发挥了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大大优化了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并加快了我国自主创新进程。

3.1.2 对外开放创造创新环境

开放是中国现代创新取得显著成就的根本原因。对外开放以后，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我国才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上其它大国存在显著差距，并由此确立了下一阶段发展创新目标。对外开放后，我国才可以获取国际先进技术信息，开展广泛的技术交流[9]。因此，对外开放创造了创新环境，促进了人才吸纳和凝聚。

3.2 “双创”战略的提出是多年创新实践由量变到质变的体现

(1)量变：不断积累，夯实基础。技术驱动阶段初期积累大部分都是全套技术引进，虽然存在学习、模仿创新的意识，但也只停留在引进设备操作、掌控等应用、使用层面上。因此，这一阶段更多体现在创新硬件基础铺设上。到了“以市场换技术”后，随着硬件基础的逐渐完善，中国不甘于长期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通过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方式，引进消化吸收西方经营模式和先进管理经验，为后期模仿创新、二次创新夯实了基础。

在技术驱动后期阶段，中国带着引进技术的目的，发现“以市场换技术”效果并不好，有些市场让出去了，但换来的并非一流技术，有时只是过时技术，或者在产品生命周期中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的产品技术。因此，在市场驱动时期，企业开始成为技术创新主体，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和国外企业合作，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开始形成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业集群[10]，大大加速了我国技术创新进程。

在市场驱动阶段，我国在产品制造方面取得了卓越成绩。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统计，2006年前中国制造品出口总额占世界的10.8%，超过美国的10%，名列第一。这一时期，我国技术创新实力已经得到大幅攀升，但在一些关键领域与国外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此外，由于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模仿创新和二次创新受限于既有技术轨道或范式，我国在技术创新道路上面临着“跟随前人脚步，却总慢人一步”的局面，但尽管如此，前两个阶段还是为我国下一步创新实践打下了坚实的软硬件基础。

(2)质变：新常态下的突破。 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竞争态势将技术创新推到了国家核心竞争力高度。经济发展受资源、能源、环境日趋严重的制约，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贸易等对经济的拉动力日趋下降。因此，“十二五”以来，政府将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引擎。“双创”战略的提出正是切合了这一时期国家战略层面的客观需求。

过去30多年的技术创新实践得益于科研经费的持续增加。我国R&D强度(R&D经费占GDP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只占不到0.5%，2006年已增长到1.42%，2006-2014年持续快速增长，截至2014年已达到2.05%，如图4所示。由此带来了一批重大成果，如研发人员增加到280万人，名列世界第一位，论文产出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快速增长，2014年突破90万件。“双创”战略的提出，是在我国多年技术创新实践积累上应运而生的，其切合了我国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广大民间创新主体的主观需求。

3.3 新兴技术为“双创”战略提供技术支撑

现阶段，各种新兴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深入发展，“互联网+”理念深入人心[11]，4G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让普通人有了更多创业创新机会。近年来，宽带网络速度大幅提升、移动通信终端广泛普及、生产管理自动化程度提高、众筹等新的商业形态让有梦想、有意愿、有能力的人有了新平台施展拳脚。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的创新要素发展新形态，为双创战略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3.4 政府对“双创”战略的保障措施

(1)简政放权，清除障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多地考察调研时强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充分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重要途径；要坚决消除各种束缚和桎梏，让创业创新成为时代潮流，汇聚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新动能。就具体措施来说，一方面，政府应减少对创新资源的直接分配和对创新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强创新资源与市场资源协同；另一方面，政府应统筹协调和加强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资助平台、信息平台和监管平台，在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治理上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定位问题。

(2)政府搭台，创新唱戏。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践中，可采用“政府搭台，创新唱戏”等措施。以“众创空间”为例，其作为一种新型的创业孵化模式正在悄然兴起[12]。“众创空间”即在创客空间、创新车间等基础上，为创业创新者提供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文化和资源共享空间服务的新型创业孵化模式。如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就是著名的“众创空间”之一，里面有个3W咖啡屋，是众多“创客”交流其创业经历和创新想法的场所；联想之星是为全国各地科技人员提供创业创新培训服务的机构。此外，还有创业会客厅，这里有政府相关机构人员为小微企业和创业者提供法律、金融、人力资源、知识产权保护、创业场所等便捷优惠服务。

4 结语

多年以来，改革开放创造了技术创新环境，多年的技术创新实践为“双创”战略提供了深厚基础，新兴技术为“双创”战略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政府为“双创”战略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措施。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技术创新演变轨迹进行分析，对“双创”战略源头进行了研究，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现实意义。但由于时间所限，依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各阶段划分的科学性有待于进一步考量，也未能对改革开放前的技术创新历史进行概括比较等，这些都有待于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改善。

[1] 寇宗来.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三十年[J]. 世界经济文汇,2008(1):77-92.

[2] 李云鹤,李湛.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科技创新的演变与启示[J]. 中国科技论坛,2009(1):7-11.

[3] 金碚.中国工业变革振兴60年[J]. 中国工业经济,2009(6):5-16.

[4] 张杰军,张赤东.中国创新型试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1):52-57.

[5] 孙兆刚. 基于自主创新视角的技术黑洞形成与规避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9):1-3.

[6] 田志康,赵旭杰,童恒庆.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与比较[J]. 中国软科学,2008(7):155-160.

[7] 庞瑞芝,薛宁,丁明磊. 中国创新型试点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6-2010年创新型试点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J]. 产业经济研究,2012(5):1-10，18.

[8]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Z].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5(18):5-10.

[9] 方新.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三十年的变与不变[J]. 科学学研究,2012(10):1441-1443.

[10] 王天骄. 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科技资源配置与创新效率[J]. 经济问题,2014(2):33-39.

[11] 吴志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何以形成?——对北京大学部分青年校友创业情况的观察与初步分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211-218.

[12] 王佑镁,叶爱敏.从创客空间到众创空间:基于创新2.0的功能模型与服务路径[J]. 电化教育研究,2015(11):5-12.

The Source Research of th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trategy——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Yunjuan1,2, Li Ying1, Li Dan1,2
(1.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2.Research Center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The practi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realistic source of th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rough the stage divisions of the practi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s article will show the development from "technology driven" to "market driven" and then to "innovation driven". And this article will extract the hidden rule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our China so that we can fin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of the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At last, some useful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Mass Entrepreneurship; Mass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novation Strategy

作者简介：朱云鹃(1962-)，女，安徽淮南人，安徽大学商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工商管理系主任，创新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知识经济；李颖(1993-)，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创新管理研究中心职员，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知识经济；李丹(1992-)，女，山东淄博人，安徽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创新管理研究中心职员，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知识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