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指数、风险倾向与创业——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戚湧1,2，饶卓1
(1.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江苏南京 210094)

摘要：创业不仅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也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源泉。从个人社交指数和风险倾向着手，分析其对个人创业的影响，同时考虑政府干预、市场成熟度和产权保护水平对社交指数和风险倾向与创业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将个人特质和区域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运用CGSS 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社交指数对创业具有正向影响，个人风险倾向对创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农村地区，个人风险倾向对创业活动具有正向影响，即风险倾向越高，创业概率越大；而在城镇，个人风险倾向对创业的影响为负。在制度环境层面，政府干预和市场成熟度对创业具有负向影响，产权保护水平与创业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制度环境对社交指数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较高政府干预力度和较低市场成熟度使社交指数与创业负相关，而产权保护水平的调节作用则较弱；制度环境对风险倾向的调节作用较弱。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经济总量不断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李坤望、蒋为[1]认为，创业是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经济奇迹的助推器。Glaeser等[2]认为，创业增加了就业，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通过创业带动就业,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影响创业的因素有哪些?应通过何种措施促进大众创业成为当前研究重点。创业活动不仅与外部环境有关，还与个人特质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同时，不同区域情况不同，制定创业政策应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本文从个人特质入手，在制度环境背景下，分析社交指数和风险倾向对创业的影响，为区域层面完善创业政策提供参考。

1 文献综述

创业对国家和区域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其有助于促进创新，拉动就业增长。国内外学者主要从3个层面对创业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1)国家制度层面。Stephan等[3]认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供给对创业具有重要影响。张龙鹏等[4]通过对行政审批与创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对创业的抑制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相对于服务业和建筑业而言，工业创业项目的抑制效应最大。陈刚[5]通过研究管制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发现，政府管制对不同类型人群的创业概率具有不同影响。“自我雇佣”人群的创业概率随着政府管制的加强而下降，“自己是老板”人群的创业概率受政府管制的影响较小。

(2)社会与文化层面。阮荣平等通过对宗教信仰与创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有宗教信仰者的创业概率比无宗教信仰者更大。Hurst &Lusardi[6]通过研究美国各地区房价变化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发现，创业概率与房价上涨正相关。吴晓瑜等分析了中国高房价对创业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职业选择模型，将房价上涨对人们创业行为的影响分离成“财富效应”、“信贷效应”和“替代效应”3种，发现房价上涨对无房人群和有房人群创业决策的影响不同。周京奎、黄征学等基于动态创业选择模型，运用城市住户调查数据检验了住房制度改革、流动性约束对创业选择的短期与长期影响。

(3)创业者个人层面。李雪莲等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分析了家庭公务员背景与其创业概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公务员身份或背景能够增加人们的创业概率。周小虎等从创业者激情角度讨论了其对个体创业意向的影响，发现积极情绪能够影响个体创业意向。石智雷等[7]分析了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和意愿的因素，发现返乡农民工家庭创业行为与其经济状况、个人文化程度、信仰和生产态度等相关。

以上研究从单一角度对创业进行了研究，但创业是一项基于人的社会活动。因此，不能简单地抛开人的因素，从社会、政策和制度角度研究创业，也不能抛开社会和制度环境，单纯从人自身属性出发研究创业，而应将外部因素与人的特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Dominic等[8]基于对22个新兴经济体的研究发现，个人家庭收入对于创业活动具有直接影响，但是教育水平的影响却随着经济制度环境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因此，研究创业应将个人层面因素与制度环境结合起来。

2 理论与假设

创业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应具有创业意向，其次是在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从事创业活动。本文重点考察以创业者个人特质为基础的创业意向影响因素和外部制度环境背景下创业行动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具体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2.1 创业者特质与创业

关于创业者特质，本文主要从社交活动和风险倾向着手。创业活动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而创业者自身拥有的资源往往有限，不足以应对相应的创业活动，这就需要家人、亲戚、朋友的帮助，而广泛的社交网络意味着获取资源的渠道更多，从而有助于提高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概率。其次，通过向社交圈中创业成功人士学习也能够提升个人创业经验，提升其创业成功的可能性，因此也能激励人们创业。社交网络往往是通过社交活动建立起来的，社交活动频繁程度与创业存在直接联系。同时，社交活动还可以锻炼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对于创业活动而言，社交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社交活动能够提升创业概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社交活动程度采用社交指数这一变量来衡量)：

H1：社交指数对于创业者创业意向具有正向影响，社交指数越高，创业概率越大。

对于创业者而言，其在追求创业成功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时，还必须承担创业失败风险。Djankov等[9]认为，更偏好风险的个体，其创业概率更大。创业阶段要求创业者投入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创业失败有可能给创业者带来很多机会成本损失。风险承受能力直接影响个人创业行为。风险承担能力分为风险物质承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两种。其中，风险物质承担能力是指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个人物质资产水平所能承受的最大损失；风险心理承受能力是指对于个人而言，其心理所能接受的最大损失。风险物质承受能力越强，其风险心理承受能力也越强。对于个人来说，风险倾向影响其创业意愿。风险厌恶系数较小或风险偏好者，其承受创业失败带来损失的能力越强，因此具有较强的创业意愿；而对于风险厌恶系数较大或风险厌恶者来说，其承受创业失败带来损失的承受能力较弱，因此其创业意向也较弱。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风险倾向对于创业具有正向影响，风险倾向越大，创业概率越高。

2.2 制度环境与创业行为

North[10]将制度环境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其中，正式制度是指国家或社会中明确行文规定的法律、法规等，而非正式制度是指非正式存在但同样约束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如习俗、文化、宗教信仰、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等。Scott[11]将制度环境进一步划分为规制、规范和认知3个维度，其中规制维度就是正式制度，主要包括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等；规范维度和认知维度是非正式制度，规范维度包括国家和社会的价值观、文化等，而认知维度则包括社会信息、公共知识等。本文提出的制度环境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体现，即政府干预、市场成熟度和产权保护程度。

Dreher&Gassebner[1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与制度强度有关，开办企业的程序越繁琐、资本门槛越高，创办的企业数量越少。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行为并非总是使效率更加优化，政府干预有可能导致寻租行为，造成成本上升。因此，政府干预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可能受到在位企业的影响，通过设置严格的管制政策阻止后发企业进入，从而维护在位企业的垄断利润[13]。因此，政府干预可能对创业造成负向影响，同时政府干预对于社交指数与创业之间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政府干预对创业具有负效应；

H3b：政府干预负向调节社交指数与创业的关系；

H3c：政府干预负向调节风险倾向与创业的关系。

市场成熟度可分为产品市场成熟度和要素市场成熟度两种。尽管对于市场成熟度与创业关系的研究较少，但关于市场成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樊纲等对于中国各省份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1. 45个百分点，市场化改革有效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冯宗宪等[14]对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对企业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成熟市场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对于创业者而言获取各类创业资源也更方便。因此，市场成熟度与创业之间应当存在正向关系。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市场成熟度对创业具有正效应；

H4b：市场成熟度正向调节社交指数与创业的关系；

H4c：市场成熟度正向调节风险倾向与创业的关系。

产权保护水平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创业和经济增长。陈刚、陈敬之[15]认为，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会激发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而不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会减少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企业家会将资源和才能分配到非生产性活动中。王华认为，严格的产权制度能够确保发达国家将自身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利益，并在全球高科技领域中长久获得垄断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本国技术条件、知识储备和研发能力相对落后，所以较低的产权保护水平能够帮助其通过国际间的技术交流、扩散和转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快速经济增长。Shapiro[16]研究发现，过强的产权保护使得国家对于专利保护的依赖性增强而缺乏创新，同时也增加了学习成本。因此，过高的产权保护并不利于技术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创业模式往往是追赶式和模仿式，过度的产权保护可能抑制技术和知识传播，从而对创业造成负面影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认为，过度的产权保护对创业具有负向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a：产权保护水平对创业具有负效应；

H5b：产权保护水平正向调节社交指数与创业的关系；

H5c：产权保护水平正向调节风险倾向与创业的关系。

3 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中国市场化指数[17]，以评估创业者个人特质和制度环境对创业的影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始于2003年，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抽样调查项目，目前已进行了8次。CGSS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面的数据，旨在总结社会变迁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科学和现实意义的议题、推动国内科学研究的开放与共享、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因而充当了多学科经济与社会数据采集平台。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个人特质和制度环境对创业概率的影响。个人创业概率模型如下：

下标i和j分别表示第i个地区的第j个人，是衡量个人是否从事创业活动的二维变量，若个人当前正在从事创业活动，则取值为1；反之，则取值为0。在CGSS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下列各种情形，哪一种更符合您目前的工作状况”，其中包含8个选项：①自己是老板(或者是合伙人)；②个体工商户；③受雇于他人；④劳务工/劳务派遣人员；⑤零工、散工；⑥在自己家的生意/企业中工作/帮忙，领工资；⑦在自己家的生意/企业中工作/帮忙，不领工资；⑧自由职业者。本文参照阮荣平、陈刚等的做法，将①、②定义为进行创业活动，其余定义为未进行创业活动。

claraij代表人际交往程度和风险倾向向量，在CGSS中有4个关于个人社交活动的问题，本文对这4个问题选项运用层次分析法打分，从而确定人际交往程度指数。对于风险倾向采用是否有投资活动或投资活动的种类进行度量。尽管投资活动与个人风险倾向有关，但投资于各种证券的人相对于不投资的人来说风险倾向更强，同时不同证券种类代表了不同种类风险。因此，可根据投资不同种类证券对受访者风险倾向进行划分。在CGSS中询问受访者的证券种类主要有7种：基金、债券、权证、股票、期货、权证、炒房、外汇投资，投资种类越多，风险倾向越强。

institutioni表示i地区制度环境向量，根据理论假设，本文选取的制度环境变量主要包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市场成熟度、产权保护水平。根据樊纲、王小鲁等学者开展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研究，政府干预主要用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来反映，本文用“行政审批手续方便简洁情况”表征，在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中对各地区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进行了打分，具体估计时参照陈刚[5]的做法，按照公式(Xi-Xmin)/(Xmax-Xmin)对这一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最终得到一个取值介于0～1 之间的值，值越大表示政府管制程度越高。用类似方法还可以得到市场成熟度和产权保护水平指数值。

在影响个人创业特征变量方面，本文根据现有文献和CGSS数据，主要选取如下特征值：gender表示性别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 age表示年龄变量，同时本文也将其平方项age2纳入考察范畴；communist表示政治身份变量，中共党员赋值为1，非中共党员赋值为0；education表示受教育程度变量，是指受访者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年数，同时本文也将其平方项edu2纳入考察范畴；census register表示户籍变量，城镇户籍赋值为1，非城镇户籍(包括农业户口和城镇蓝印户口)赋值为0；婚姻状况可能有助于缓解个人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其创业决策，因此本文纳入marriage这一衡量受访居民婚姻状况的变量。若受访居民有配偶，则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income是收入变量，表示受访者在接受访谈前一年个人总收入的对数。此外，本文还将是否拥有住房纳入考察范畴。Wang等[18]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房改进行研究发现，居民住房产权的加强增加了创业概率。本文选取house作为衡量房产的变量，其值为受访者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同时，本文也将宗教信仰(religion)纳入考察范围，有宗教信仰则religion赋值为1，否则为0。

在可能影响个人创业概率的区域特征向量方面，本文纳入以下变量：①经济总量GDP。其值为当地生产总值的对数。赵向阳等发现，GDP作为一个重要调节变量影响着地区创业活动；②经济发展速率G-growth。其值代表了当地经济增长速度；③互联网发展水平internet。其值为每百人中互联网用户数量，对其取对数值；④失业率变量unemployment。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只统计了城镇失业人数和城镇失业率，而农村自由职业者和务农者较多，因此本文选取城镇失业率作为失业率变量；⑤外商投资水平foreign-inve。De Clercq等[19]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可能促进当地创业活动，本文选取外资投资企业数代表当地外资投资水平，并对其取对数值。区域层面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

4 实证研究

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剔除缺失和遗漏值，以及部分问题中拒绝回答者和不清楚的样本，共得到3年29 054个样本数据，运用Stata软件进行分析。

4.1 相关性与总体描述

表1和表2是关于各变量的描述，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对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进行检验，VIF越大，表明多重共线性越严重。经验判断方法表明，当0

4.2 社交指数、风险倾向与制度环境对创业的影响

(1)从表3模型1中可以看出，在个人层面变量中，性别(gender)、婚姻状况(marriage)、个人收入(income)、房产数量(house)和宗教信仰(religion)均与创业有正向关系，说明男性创业概率高于女性，同时在有配偶的情况下，家庭较为稳定，因此更容易促进人们创业。收入和房产数量反映了一个人的财富水平，财富积累越多的人创业概率越大。而宗教信仰分析结果与阮荣平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宗教信仰能够通过偏好效应、社会资本效应、歧视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促进人们创业。政治面貌和户口与创业负相关，说明党员的创业概率显著低于非党员，户口在城镇居民的创业概率低于户口在农村的居民。李雪莲等的研究发现，公务员家庭的良好环境和社会地位减少了创业动力。我国党员群体大部分都是公务员，社会地位、工作环境、薪资水平和工作稳定等都优于非党员工薪阶层，从而降低了其创业积极性，这可能也是党员创业概率较低的原因之一。陈刚[5]认为，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找工作时可能存在户籍歧视，拥有城镇户籍可帮助个人获取相对更高收入的工作，导致其从事风险创业活动的动力下降。因此，相对而言，农村户籍人口创业概率更高。年龄(age)和受教育年限(edu)的系数为正，而其平方项系数均为负，说明创业与年龄、受教育程度之间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创业概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对于个人而言，受到的正规教育时间越长，积累的知识和技能越多，越能够促进其创业。但在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后，其获得更高薪水和待遇的工作机会也就相应增大，因此会显著降低人们的创业激情。

(2)从表2可以看出，GDP、GDP增长率(GDPgrowth-rate)、互联网普及率(Internet)和外商投资(Foreign-invest)系数均为正，说明区域经济水平、经济增长速度、互联网普及率和外商投资有助于提高区域创业概率。而失业率(Unemployment)系数为负，说明失业率的增加抑制了区域创业活动。

(3)从表3模型2中可以看出，社交指数的系数为正，说明社会交往能够显著促进人们创业，这与本文假设相一致。社交面较广的人，其在创业时获得各种资源和信息的几率较大，能够提升个人创业成功概率；其次，社交活动越频繁的人，其与别人打交道的能力越强，越能提高商业成功的可能性。因此，社会交往能够显著促进人们创业。风险倾向系数为负，说明风险倾向与创业概率负相关，这与本文假设不一致。对此，本文按照户口所在地，将所有观测值分为两组——农村户籍组和城镇户籍组，然后单独对风险倾向变量进行考察，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户籍为农村的人，创业概率与风险倾向正相关；而户籍为城镇的人，创业概率与风险倾向负相关。对于城镇居民而言，风险倾向高的人一般都乐于进行证券基金等投资，而农村居民接触投资产品的机会较少。因此，城镇居民的风险倾向与创业概率呈微弱负相关，而农村居民的风险倾向则与创业概率正相关。

(4)在表3模型3中加入制度环境变量，结果显示，政府干预力度、市场成熟度和产权保护水平均与创业概率负相关，说明政府对市场的规制力度越大，创业概率越低，这与陈刚[5]的研究一致。市场成熟度与创业也呈负相关，原因在于市场成熟度较低的区域，政府对当地企业的保护制度可能会提升其创业概率。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降低了当地的创业概率。王华研究发现，产权保护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但更严格的产权保护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取决于最初的产权保护力度。根据模型结果可以看出，产权保护水平对创业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即产权保护水平的上升有利于促进创业，但随着产权保护水平的不断上升，创业概率又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产权保护水平很低时，随着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能激发个人企业家精神，从而提高创业概率；而当产权保护水平继续提升时，会阻碍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从而降低个人创业意愿。

4.3 制度环境对社交指数和风险倾向与创业的调节作用

(1)从表5中可以看出，政府干预强度对社交指数、风险倾向和创业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社交指数与创业概率负相关，但结果并不显著(p值为0.294 0)；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地区，社交指数与创业概率之间依然呈现高度正相关，系数值为0.352 7(显著高于模型 2中的0.130 1)，说明政府干预降低能显著促进社交指数较高的人创业。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地区，社交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创业概率就提高0.352 7个标准差。

(2)市场化成熟度较低地区，其社交指数与创业概率之间负相关，结果同样不显著(p值为0.273 0)；而在市场化成熟度较高地区，社交指数与创业概率之间依然呈现高度正相关，系数值为0.345 3(高于模型 2中的0.130 1)，说明社交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创业概率提高0.345 3个标准差。

(3)产权保护水平对社交指数与创业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系数依然为正，与模型 2中的系数0.130 1差别很小，且结果不显著，p值分别为0.351 0和0.123 0)。可以看出，与模型 2相比，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区域相对于较低区域，社交指数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系数更大，说明产权保护水平能够正向调节社交活动对于创业的促进作用。

(4)对于风险倾向而言，其本身存在区域异质性(农村与城镇)，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也较弱。可以看出，6组中风险倾向均与创业概率负相关，且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和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分组中，结果不显著(p值分别为0.795 0和0.439 0)。

5 结论与建议

创业不仅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也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本文从社交指数和风险倾向着手，分析其对个人创业的影响，同时考虑政府干预、市场成熟度和产权保护水平对社交指数和风险倾向与创业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将个人特质和区域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运用CGSS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交指数对创业具有正向影响，风险倾向对创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农村地区，风险倾向对创业活动具有正向影响，即风险倾向越高，创业概率越大。而在城镇，风险倾向对创业的影响呈现为负效应。同时，制度环境对社交指数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较强政府干预力度使社交指数与创业呈现负相关效应，较低市场成熟度也会产生相同效应，而产权保护水平的调节作用则较弱；制度环境对风险倾向的调节作用较弱。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对政府促进创业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意义：①通过制度环境的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对创业具有负向影响，市场成熟度与创业概率之间负相关，产权保护水平与创业呈“倒U型”关系。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逐步放松市场管制，释放市场活力。对区域层面政策制定者来说，可提供适当政策，保护本地产业成长，提升本地创业概率。另外，产权保护程度应根据当地初始产权保护水平确定，保持适度的产权保护水平，从而在保护产权所有人权益的同时促进技术和知识溢出，提高区域创业水平；②制度环境对社交指数与创业的调节效应表明，较低的市场干预和较高的市场成熟度不仅对创业具有正向影响，对创业概率较高的社交指数人群创业行为同样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提高市场成熟度对全民创业和高社交指数人群创业同样具有积极作用。产权保护水平对社交指数与创业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结合前面结论可以看出，适度的产权保护水平仍然是促进创业所必需的；③社交指数对创业具有正向影响，而在农村地区风险倾向对促进创业也有正效应。因此，政府应加快众创空间、创业沙龙建设步伐，鼓励创业者进行相互交流，提升创业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同时，应构建立创业保障机制，帮助创业者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创业风险安全监控和管理，降低创业者的风险损失，从而促进大众创业；④分析控制变量影响结果发现，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与创业概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在促进大众创业、打造创业“新四军”时应重点关注中青年人群和中等学历人群，将其纳入“创业新四军”范围，提供相应政策和培训，促进其创业。在农村地区，人们的创业意愿相比城镇地区更强。因此，应加强对农村人群的创业教育和创业扶持力度，促进农民创业；⑤区域层面控制变量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普及率和外商投资数均对创业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应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鼓励“互联网+”创业。同时，应当加强招商引资，吸引外来资本来华投资，通过外资注入带动本土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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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ocial Index, Risk Propensity and Entrepreneurship——Based on the Adjustment of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Yong1,2,Rao Zhuo1
(1.School of Economic&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2.Jiangsu Academy of Talent Development, Nanjing 210094,China)

Abstract：Entrepreneurship is not only impetusto sustained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the source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new norm. This paper set about from social index and risk propensity, analyzes its influence on entrepreneurship, consider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market maturity and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level for the adjustmentat the same time, also put the personal traits and regional factors as control variables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Using the CGSS data for empirical analysis.Results show that social index and has positive effect onentrepreneurship, the influence of risk propensity for entrepreneurship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rural areas, risk tendency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citythe influence ofrisk propensityto entrepreneurship is negativ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market maturity and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ship, there exist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property protectionand entrepreneurship.At the same tim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social index and entrepreneurship has a adjust effect, high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an make social index related to entrepreneurship the negative effect, lower market maturity canalso produce the same effect, and the adjust effect of property right protection level is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weak adjust effect between risk propens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Social Index;Risk Propensity;Entrepreneurship;Institution Environment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ZDA05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673135)；江苏省应用研究重大项目(16WTA002)；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JGZZ15_021)

作者简介：戚湧(1970-)，男，江苏泰州人，博士，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区域人才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饶卓(1992-)，男，湖北天门人，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